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变”与“应变”
徐维晨 张林华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而档案信息传播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在社会治理观的引领下，档案信息传播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在阐释我国社会治理理念核心思想和档案信息传播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分析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受众所发生的变化，进而提出创新理念、融合技术、挖掘知识、完善平台的策略，以期应对档案信息传播带来的变化和提升传播效果。
关键词：社会治理 档案信息传播 变 应变
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impor？ tant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t is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public affair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ocial public affai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cept， archival information dis？ semination will inevitably change. Based on the inter？ pretation of the core idea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dissemina？ 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audience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 nanc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inno？ vating idea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mining knowl？ edge and improving the platform.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dissemination of ar？ chival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 fect.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Archival informa？ tion dissemination； Changes； Countermeasures
一、理論引导：社会治理与档案信息传播
（一）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理念来源于西方。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 hood）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西方立足在其自身的政治环境下，在治理理念中强调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社会治理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树立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治理理念”[3]。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理念，全会提到：“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的理念内涵，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5]。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社会共享和双向互动。
（二）档案信息传播
档案信息传播是从传播学和档案学融合的视角研究档案信息的传递方式与服务效果，档案信息传播是实现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对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案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主要包括档案信息传播的5W模式[6-7]、大众传播场模式[8]；二是档案信息传播策略研究，包括参与式的档案信息传播策略[9]、档案信息分众传播策略[10-11]、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策略[12-13]等；三是档案信息传播的障碍研究，包括“信息茧房”现象[14]、互联网时代档案信息传播的障碍[15-16]等。
社会治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而档案信息传播作为档案工作的一部分，属于社会公共事务的范畴。在社会治理“共建共享共治”理论核心的影响下，档案信息传播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方式也由之前的单向直线型传播模式转向了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由之前基本遵循的拉斯维尔传播模式转向了施拉姆的反馈模型[17]。
二、与时俱进：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变”
（一）共建：传播主体“一元主体”到“多元参与”
以往档案信息传播的主体比较单一，多是以档案部门主导的信息传播，档案馆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社会组织、公众等社会力量流于边缘，档案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特征。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参与，即活动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档案信息传播主体由一元扩展成多元，强调社会多方的共同参与，政府、社会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会公民都可以成为新的档案信息传播主体，改变档案部门“一家独大”的局面。“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档案部门就变成了“甩手掌柜”，档案部门应该在传播主体多元参与的变化中做好“把关人”的角色，这样既可以保证档案信息传播的专业性，又扩展了其丰富性。
（二）共享：传播内容“资源导向”到“公众导向”
档案部门在进行档案信息传播时，往往是以“馆藏资源为中心”，传播的是不经雕琢的“粗粒度”档案信息，这样的传播内容很难吸引受众的关注。以档案馆的微信公众号为例，其传播的档案信息多数是会议通知、政务信息、档案文化、档案技术、档案宣传活动等，形式以文本和图片为主，阅读量较少，很难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社会治理观强调全社会的共享，要求“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回归，强调“以人文本”，使得档案信息传播内容必须以“公众”为导向，这样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传播的档案信息內容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公众的整体性需求。所传播的档案信息贴近民生，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之中，才能够切实解决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效发挥档案是社会生活原始记录的本质作用。“民生所想，就是档案工作之所向；民生所需，就是档案工作之所趋”[19]，档案信息关注民生，才能真正为民所用，进而切实提高档案信息的传播效果。二是传播内容要关注公众的个性化需要，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公众的选择性心理会驱使公众主动了解并记忆其感兴趣的信息，对不感兴趣的信息其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就会将其摒弃[20]。社会治理蕴含着“人本”精神，关注公众的个性化需要就是在充分了解和预测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公众的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档案信息服务，使公众的差异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传播的档案信息一定要种类丰富，只有传播多元化的档案信息，提供精细化的传播信息内容，才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三）共治：传播受众“单向接收”到“双向反馈”
传统的档案信息传播模式是单向线型的，强调传播者的主导作用，受众置于消极被动地位，缺乏与受众的有效互动。社会治理强调协同共治，协同共治必须要有互动。在社会治理观的影响下，档案信息的传播会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和交流，档案信息传播不再是独立于受众的客观存在，也不再是传者的单向独立活动，而是传受双方的互动过程[21]。在施拉姆的反馈模型中，受众所发挥的作用更适合描述在社会治理观下档案信息传播受众所处的地位。受众接收到信息，在群体的影响和个人的理解下对信息进行“再解释”，之后将反馈信息传递给传播者[22]，以此达到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双向反馈是充分激发档案信息价值的内在推力。尊重受众的主体性，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进而充分发挥受众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创造力，进一步拓宽档案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三、乘势而行：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信息传播之“应变”
（一）创新理念，优化传播环境
“治理”是大势所趋，“国家治理时代，建设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是推进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23]，档案信息传播工作应该抓住机遇，改变以往单主体、单向传播的传统理念，进而改进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档案领域应在充分理解社会治理理念的基础上，与信息传播工作相融合，使档案信息传播工作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社会治理观强调的是双向互动，这为档案信息传播注入了协商传播的新理念，其要求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互动”要贯穿始终，形成与受众的对话和讨论关系，进而使得档案主管部门能够站在受众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24]。鉴于此，档案部门应该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关注受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建立健全利用者评价、反馈机制，全面收集利用者的建议，通过利用者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例如，中国台北故宫积极采纳公众的建议将档案展览的名称由“君臣对话：朱批奏折特展”改为了“知道了：朱批奏折特展”[25]；再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助微信公众号“皇史宬”面向社会征集档案馆标志和宣传语，并让公众进行投票。在社会治理观的引领下，新的档案信息传播理念将会使档案信息传播工作不断得到改进并发展。
（二）融合技术，改进传播形式
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技术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技术是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促进了传统档案信息传播形式的改进。5G技术、云存储技术、数字人文技术、新媒介技术、移动交互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档案信息传播的形式，使受众突破了单一感官的参与及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实现了多感官的参与和联动。
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档案部门要善于运用新技术，使利用者能够深度参与到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如可以运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档案展览。湖北省档案馆在2019年举办的“丰碑——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湖北解放70周年档案史料展”，利用VR技术建立了档案虚拟展厅，展厅内特设了沉浸式情景体验区，再现了当时的战争情景，使利用者能够真切地以“现场亲历者”的身份感受历史事件[26]。除此之外，档案部门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造网上展厅。面对技术融合方面的融合难度大、人才缺失等问题，档案部门可以通过产学研联合来解决，形成新技术融合团队、研发团队，进一步推进档案信息传播形式的优化和升级。
（三）挖掘知识，丰富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灵魂，优质的档案信息可以吸引利用者的关注，提升传播效果，充分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以往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往往是档案部门自行开发的产物，在传播内容的设计上具有一定主观性，档案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创新性比较缺乏”[27]。“内容为王”的时代，在社会治理观的引领下，档案部门更要创新档案信息传播内容，以优质的内容服务广大群众。
为了应对社会治理观带来的传播内容上的变化，档案部门必须进一步确立人文关怀的理念，本着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需求的最初目标，提供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首先，档案部门要充实馆藏资源，激活存量，扩充增量。对于原有的馆藏资源，在充分挖掘其特色资源同时，要关注公众的切实需求，加强对民生档案的收集，可在其传播平台上主动推送民生档案信息，丰富民生档案种类，如除了婚姻档案还可以关注家庭档案、社群档案等方面的收集。此外，传播内容的选题要着眼于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言语表达要通俗易懂。其次，档案部门可以运用新兴技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语义分析和挖掘，打造知识图谱，丰富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层次，并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分析利用者的兴趣点，在此基础上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档案信息，满足社会公众的个性化需要。档案信息传播工作要传播符合利用者兴趣、层次深入、多元化的“细粒度”档案信息内容。
（四）完善平台，拓宽传播渠道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门户网站到论坛，从博客到微博微信，档案信息传播平台从单一走向多元”[28]。传播平台是连接传播主体与受众的纽带，一个好的传播平台对传播效果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档案部门广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档案信息内容，虽然在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本身的特性模糊了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界限，档案部门应该借助现有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优势，给予受众更多的自主性。这就要求不仅仅是要通过平台与受众进行交流，更应该使受众以更加主动地形式参与到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例如，通过平台，由利用者自主打造档案信息传播内容。上海图书馆打造平台运行盛宣怀档案众包项目、美国在其国家档案馆网站上发布的“Citizen Archivist”项目等，都使利用者可以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由利用者贡献传播内容，以更为主动的形式参与到档案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档案部门还可以通过微博发布话题、微信小程序等形式构建虚拟社区，方便利用者进行讨论交流，提高利用者的活跃度。此外，要进一步完善传播平台，在平台上可采取以个体或话题为中心的方式进行互动与交流，利用者还可以通过评论、打分和标记等操作即时将感受和需求反馈给档案部门；档案部门也可依据利用者的反馈及时调整档案信息传播的思路和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进一步提升档案信息传播质量[29]。
四、结语
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核心给档案信息传播工作带来变化的同时，也为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更为档案信息传播工作注入了新的灵魂。因此，档案信息传播工作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充分结合社会治理强调的多元参与、社会共享、双向互动等理念，从传播主体、内容、环境、渠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改进自身，才能紧跟时代潮流，提升传播效果，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与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为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区域性远程服务实践的档案资源共享研究”（项目编号：15BTQ073）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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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