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剧史学考索与主体表征
蔡东亮
新世纪初的“非典”及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引发人们对医疗系统的种种思考，其中有对白衣天使的感性思考与赞美，也有对现实医疗环境的理性思考，但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众更多是通过医疗剧的接触，思考这些带有现实棱角的医疗问题。因此，医疗剧的意识形态表达与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对医疗现实的思考与行为方式。需要承认的是，大部分医疗剧审视命悬一线的极端场景、直面当代医学伦理困境的态度、触碰社会敏感部位的勇气，都使观众产生情绪的波动，达到其应有的传播效果，在社会层面缓解医患关系，帮助社会恢复和谐状态。但其中也有小部分的医疗剧，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失去现实粗粝本色的同时，也未达成其传播应有的效果。文章以中国医疗剧的发展脉络作为主体，结合时代语境，讨论医疗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承载，以及在现实中的作用与困境。
一、新世纪前中国医疗剧的三种形态与话语
中国电影存在一种传统的“三分法”，即把电影分为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娱乐电影或大众电影，它们分别指向三种话语——精英文化话语、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文化话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三种话语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文艺的创作局面，当然，电视剧也不例外。然而，颇为吊诡的是，以上三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指向，竟然不约而同地在新世纪前仅有的4部医疗题材电视剧中分别得到充分展示，这不得不让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医疗剧的本质属性，以及它为何会遭到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统的强烈偏好。
桑塔格在其书《疾病的隐喻》中讨论结核病、癌症、梅毒、艾滋病等疾病作为一种社会隐喻来反映文化、道德、政治意义的某种趋势、倾向或者“不正确”。譬如“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1]她认为“四人帮”除隐喻其他东西外，还是一种政治修辞学的隐喻——“中国的癌瘤”或“毒瘤”。事实上，《疾病的隐喻》是延续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贯思维路线，反对将“疾病”赋予其本质所指以外的含义，应该警惕这种在文化上不正确，并且带有意识形态欺骗性、鼓动性、暗示性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但换句话说，这同时也承认与揭示“疾病”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承载某种意识形态，如何迅速替地换其原所指化身新含义，如何持久地影响社会关系。这大抵就是医疗题材影视剧备受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青睐的原因。
1986年拍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误打误撞”成为中国第一部医疗题材电视剧，它的实验性质与精英式的反思，使其成为8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意识形态作品。影片以三位眼科医生的价值矛盾作为全剧主线，讲述盲人母亲带着仅有一只健康眼睛的儿子在医疗过程中遇见三位医生——极具符號意味的好人王医生、坏人玉医生以及中庸的丁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母子俩仅存的一只健康的眼睛也被敷衍了事的玉医生弄瞎。影片巧妙地借用现代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神圣誓言作为道德准绳，审视当今社会的医学与人性。编导借医生的道德行径反思幽暗的人性，剧中不断提起的“医生也是人”，似乎预示着医生自古存在的道德困境，一方面他也有七情六欲，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救死扶伤，当幽幽人性战胜职业道德，医生也就成为“病人”，而且是比病人更加可怖的病人，一个害人的病人。剧中对医学道德的哲理性反思、对患者凄凉境遇的关照、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奠定中国医疗剧的现实底色。然而，“也许是主题太庄重的缘故，该剧在艺术处理上顺理成章地作了风格化的大胆尝试”[2]。
受当时现代性思潮的影响，对《希波克拉底誓言》自觉探索、追求荧屏表现力的肯定不绝如缕，“他们很重视表现性的空间造型，运用象征、夸张、浓缩、变形等手法联结现实，把造型当作一种剧作因素”[3];“充分调动形、光、声、色、线、景等造型元素的表现力和精心设计的形式美去宣示哲理美”[4];“线形的抽象化组合，使画面具有哲理的境界”[5]。
通过评论者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评述，编导试图在影像造型上甩掉现实包袱，期盼画面的感染力超越现实的戏剧张力。这种影像化的表意手法，与当时“新启蒙”的精神潮流相符合，希望在形式、内容上反思历史，响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号召，重新开启对人性与美感的启蒙。值得一提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也是中国医疗题材电视剧中唯一一部用写意方式来表现医疗题材的作品，而行业剧对专业性、科学性书写的要求，使得写意成为医疗剧的大忌。作为特定政治环境、精英话语框架下生产的医疗剧，《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出现是唯一的，尤其在宏大叙事与神圣意义被纷纷瓦解的如今，今后绝不可能再有。
1993年拍摄的《一个医生的故事》，则是新世纪前中国医疗剧中仅有的主旋律导向作品。本剧改编自赵雪芳医生的真实故事。赵医生出生于旧社会，目睹人们缺药少药的悲惨境遇后，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她在1963年被分配到长治市人民医院后，把自己的满腔热血、知识与技术毫不保留地奉献给太行老区人民。“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就以过人医术和高尚品格成为全市极负盛名的医生之一。”[6]1994年，赵雪芳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医疗卫生系统个人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她题词：“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很显然，这是一部在主导意识形态把控下生产的医疗电视剧，在短短的100分钟内，将典型人物与真人真事相融合，塑造了一个白求恩式的女战士形象，令人振奋、鼓舞。本剧在形式上是写实的，细致地刻画人民医生赵雪芳在身患多种疾病的境况下仍然投入工作的感人事迹，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电视剧首次自觉运用医疗题材电视剧服务主流价值观，而赵雪芳的荧屏形象，更是成为中国医疗剧中医生形象的一个典型性模板——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医生。就像本剧导演所阐述的：“她的无私奉献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我们的社会需要精神支柱。人生的价值需要正确尺度，善良的人民需要赵雪芬这样的医生，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赵雪芬这样的精神。多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党就多一分光彩，多一分人民的信任，我们的国家就多一分光明，我们的民族就多一分希望，我们的人民就多一分温暖，党和人民之间就多一分水乳交融，同心同德。”[7]
1995年拍摄的《妇产医院》以及1999年摄制的《儿科医生》，是中国医疗剧从两种极端话语转向大众文化话语的过渡性作品。从某种层度上看，《妇产医院》《儿科医生》的叙事模式、类型范式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医疗剧更为相似，它们首次尝试从“医患现实关系”的角度切入，并且希望以写实的手法营造真实的医疗环境，将医疗现状与医疗改革作为主要问题予以展现;医患关系恶化、保人或保胎的道德问题以及其他触及医疗现实的敏感话题第一次被纳入中国医疗剧的讨论范围。《儿科医生》作为与新世纪医疗剧接轨的作品，更是大膽地呈现医疗外的情感生活、权力争夺与腐败问题。
主导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是，改革开放下文化、经济、政治的巨大变动，造成以往崇高、悲壮的精英式自言自语与特定“自上而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被大众文化期盼已久的世俗生活、世俗景观的细致描绘所取代，“人们关注的核心从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到个人生活领域，从社会政治的宏大话语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细节观照，从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有机叙事转移到零碎的现实瞬间的固定”[8]。于是，“医疗”作为与民生福祉、世俗景象联系最为密切的题材，自然成为日常生活叙事的一部分，而医疗剧也就自然从原先的自问自答、赞美歌颂转向对世俗景象、医疗现实问题的关注。
可以说，在新世纪前的中国医疗剧，基于“医疗”元素的特殊性，纷纷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展示自身优势性、适应性的舞台。而在新世纪后，精英文化话语因为过度追求形式主义的哲理性寓意以及曲高和寡的自我表达，在新世纪电视剧追赶多元文化与务本的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完全失去其存在的时代土壤，逐渐退出荧屏，只剩下两股强势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统相互暗自较劲。对于新世纪医疗剧而言，这两股力量时而统一，时而盘根错节扭作一团。
二、新世纪中国医疗剧的意识形态表达：疾病与治疗
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时间节点，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医疗剧20年发展状况以及主体表现时，需注意两个特殊的事件，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2年暴发的“非典”。二者表面看似无明显联系，但在暗处涌动的是社会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纷争与公信力的贬损。
“入世”标志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迎来经济便捷、蓬勃发展新阶段的同时，国内主导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冲击，西方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合法地渗透并削弱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度、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而“入世”不久后在中国全面发的非典型性肺炎，使得原本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局面更加难以统一。接连官员失职被罢免的消息令人胆寒，一时间人们担忧、焦虑，甚至愤怒，有学者感慨道：“肆虐中国达半年之久的‘非典，是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摸底测验，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官本位思想在抗击‘非典中被撞得头破血流。”[9]
于是，社会、市场与政府都需要一个大众媒介的内容样式，它既能巩固主导意识形态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从而在一场隐蔽、潜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中获取胜利，也能消释民众对医疗体系的过分担忧，恢复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心。
新世纪中国医疗电视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时代要求，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把控下扬帆起航。
严格来说，中国医疗剧属于主旋律电视剧的分支，是迎合政府宣传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与同为主旋律剧的“反腐剧”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但不同的是，医疗剧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完全来自“根正苗红”的传统意识形态表达，它还有来自普世价值、民间话语的部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对应医疗剧叙事模式的两条线——医疗内与医疗外。医疗内所展示的是医生过硬的医疗技术、高尚的道德修养、坚定的职业操守，强调特定区域内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而医疗外则展示更多元化的价值观，表现医生的人际交往、事业发展、情感生活，以及种种躲在暗处的社会痼疾。
这种双线叙事的类型来自美国医疗剧。最初，美国医疗剧也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剧种，它更多表现的是美国影视作品中惯有的英雄主义，“那时的医疗剧的核心内容就是让疑难危重病人奇迹般地恢复”[10]，展现医生的妙手回春之术。在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美国医疗剧迎来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它不再着重展示医疗系统的科学性、专业性或医生高超的医疗技术，而是通过医院这一极具“文明”象征意义的城市空间展示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叙事线索多，往往是双线或多线叙事，不只表现单一医生，而是围绕医生群像，交叉处理来自医疗或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具有一定的戏剧冲突，进而通过密集的戏剧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来营造医疗剧的紧张氛围。此举不仅获得良好的收视效果，更是拓宽医疗剧的整体格局，大胆揭示美国社会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譬如精神空虚、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不正当性行为、吸毒酗酒、流浪老人、艾滋病等等，使医疗剧成为一种拥有现实主义品格的“社会问题剧”[11]。
美国医疗剧提倡为主导意识形态服务，新世纪中国医疗剧也不例外，只不过表现的并不是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美式主流价值观，而是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为集体服务、个人超然的道德品质以及医生职业的崇高本质。而其中最为浅显易懂的表达模式就是《爱在生死边缘》《生死一线》《急救生活》等医疗剧在“非典”时期所塑造的一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职业理想、家国情怀的白衣天使形象，“如果问这些白衣天使有何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她们都是共产党员。在‘非典的非常时期，这些作品起到了一些安定民心的作用，并且多少挽救了一点政府形象”[12]。
“国家意识形态依然推动着电视剧的发展，但已经从简单的舆论宣传工具转变为鼓励主旋律和多样化并举。”[13]“她们都是共产党”，作为一种医疗剧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其效果显然是粗糙、刻板的。因为医疗剧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来自单一系统，仅仅表达一种强势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吸收效果必然差强人意，这一点已经得到大多数主旋律电视剧的验证。新世纪中国医疗剧更多是将主导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观、民间话语融合，尽可能在公民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路线，以期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认同与回应。因此，除了讴歌、赞美、称扬医护工作人员坚定不移的职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外，医疗剧更多是通过暴露医疗体系漏洞、社会现实问题、医疗道德困境、现代医疗的有限性，来引导观众认同、恢复、巩固社会主义医疗价值观与公信力。观众在欣赏医疗剧的过程中跟随医生紧张的步伐，领略人生百态，感受身体的脆弱性与生命的偶然性，在“疾病”与“治疗”的二元对立中了解“生命”和“医疗”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观众也在一次次具有神圣仪式感的手术与急救中获得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象征着共同面临的、等同概率的轮回与无常，以及在经历想象性苦难后所获得的精神分析式治愈。新世纪国产医疗剧“自曝短处”的叙事策略，不仅是希望融合更多普世性价值与民间情感，在保持现实题材尖锐性的同时，抒怀观众在现实中所累积的情绪，“更是对主流价值进行多元化拓展和民主化协商后的社会性治愈。在复杂的大众文化权力场中再造成长性的主体和公共性的秩序，在微观政治领域建议性地重构了我们与世界的话语关系”[14]。
美国学者罗伯特将社会文化对疾病与治疗的关系归纳为三种方式：“‘建构（construction）、‘调节（mediation）和‘生产（production）。”[15]具体来说，社会文化构建社会成员如何思考、接收、感受疾病与治疗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某一具体社会文化所拥有的概念、观点与价值也必然引导该社会成员对疾病与治疗的行为;社会文化所衍生的关系与观点本身就是疾病与疗法。而医疗剧作为传播媒介的特定样式，它所承担的更多是“建构”与“调解”功能。
新世纪以来，国产医疗劇建构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医疗价值观。它涵盖传统“红色”意识形态，强调医院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弘扬“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这些集中在一起则具化为一个“神性”的医生形象。这些传统的“红色”意识形态负责建构医疗体系作为国家力量必不可少的部分，呈现的是当下主导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很显然，这种优越性的展示，虽然带有刻板、生硬的教化性质，却很容易提高民众对我国医疗体系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医疗价值观还融入普世性价值观、民间伦理与现代医学的道德伦理，实现了国家、个人、政党利益的统一。譬如医疗剧中经常出现的戏码，穷凶恶极的通缉犯、嫌疑犯或者杀父仇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依然凭借对生命的敬畏，一丝不苟地完成手术，体现“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或者，释然地展示现代医学的有限性与道德困境。
21世纪以来，国产医疗剧调解的是个体生命利益与政府公信力相互抵牾的关系，即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它们一般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呈现社会问题“症候”以及医疗漏洞，通过社会转型期间人性的叵测、命运的纠葛，以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种种转折，使观众浸入历史语境中，利用现实的残酷性、复杂性与粗糙质感化解社会积郁，引导观众对现存医疗体系与社会问题的看法与行为，修复个体生命利益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医闹”作为现存医疗矛盾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它几乎在新世纪以来所有的医疗剧中都得到表现，其实质涉及日趋增长的个体对生命利益的追求与现存医疗资源、政府（医院）公信力无法得到平衡的矛盾，而大部分医疗剧都像《医者仁心》一样选择开诚布公地展示“医闹”双方甚至多方的立场与难处，一方面表现医生尽力救治却基于现代医学的有限性而无法取得患者或患者家属理解的尴尬境遇，以及扯上医疗官司而导致身败名裂的职业困境，另一方面呈现患者或患者家属因为现实残酷性与复杂性而被迫走上“医闹”的无奈，当事情的真相被“毫不掩饰”地呈现，医疗剧也就成为少数在个体生命利益与医疗资源、政府信誉三者关系日趋紧张环境下的沟通平台。多数医疗剧一方面开诚布公地讨论医生滥用私权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树立起无数像赵雪芳或钟立行一样的完美医生，在现实的残酷性与崇高性的博弈中，真实的粗粝景象消解了怨气与怒气，医患关系得到缓和;个体与集体得以沟通;民众与政府能够相互体谅，重新恢复对现存医疗体系的信心，这大抵就是医疗剧调解功用的意义所在。
当我们重新审视医疗剧中两个重要元素——“疾病”与“治疗”时，会发现它与灾难片“灾难”与“救助”的同质性。“疾病乃是一种自我不想要的状况，或某种会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实质性威胁。”[16]而灾难也是一种“自我不想要的状态”，也会出现“实质性的威胁”，而在灾难片中“灾难”最大的作用是设置一个假想敌，在这个假想敌面前，人们“说着也听着一些令人振奋同时也充满寓意的话语——他们该如何重建文化的世界”[17]。当人们“救助”达成时，便会发现以往的关系已经修复，甚至更加牢固，因此，“灾难被看作是推进政治团结、实践主义、新的思潮和发展新的权力关系的场域”[18]。同样，对于医疗剧而言，“疾病”也有着类似的功能，它同时成为病患（个人）与医生（集体）共同的敌人，击溃病魔需要二者和衷共济，抛开歧义与偏见，当“治疗”完成，观众也想象性地经历了治疗过程，通过病痛的考验，在压抑感性的过程中;在“绝望变成升华，痛苦化为美丽”[19]的过程中，政府、医疗系统、民众之间形成一条比以往都更为坚固的纽带。这条纽带由社会主义医疗价值观组成，建构了传统“红色”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医学伦理、普世性价值观等对“治疗”的想象与经验，调解了个人与集体、政府与民众的过往关系。它似乎传递出这样的讯号：在任何时候，都请相信与理解这个在体制优越性保证下与时俱进的医疗系统。
三、主导意识形态与商业逻辑下的现实书写困境
《柳叶刀》将医疗与反腐共同处理，并将反腐作为主要叙事动力，也是主导意识形态与商业逻辑结合的结果。先是回归现实传统将血淋淋的医院现实图景毫无隐藏地展现给观众，再通过一个相当类型化的结尾——幕后凶手服罪，结束全剧的“阴谋论”，实现意识形态的调和，让所有观众认识到，黑暗无处不在，但总有缝隙洒进阳光。从某种层度上看，的确有助于巩固观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稳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但这已经形成一种案情大于病情的直观感受，对案情与反腐的执着消弭医疗剧对生命大爱的表达。
这是绝大多数医疗剧的缺陷，这种缺陷甚至是先天性的。医疗剧“作为行业题材剧的优势是对象的专注和行业的揭示性，但先天毛病可能是单一化等。因医疗题材的狭隘空间和科学表现的局限，再如何创作也较难进行宏大的表现”[20]。因此，在展示专业的医疗过程外，往往会增添其他的故事线，除上述侦探、反腐、悬疑线外，还会涉及家庭、爱情、友情的情感线。譬如电视剧《心术》，将故事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曲折的爱情线，由男医生、女护士情感萌发、高潮、低潮构成，另一部分则是医疗线，为了使剧情更加符合商业语境，爱情线展示的部分力压医疗线，甚至在剧集的后半段充斥着打情骂俏的戏码与你侬我侬的情节。
对于未来医疗剧的发展而言，这是令人苦恼的现象。苦恼的原因不在于从业人员没有发现问题，而是即使发现医疗剧无法“独立行走”也无计可施。有从业人员透露道：“拍医疗剧的另一个难点是如何把握度——‘一味歌颂白衣天使，观众不愿意看;过渡描写医患关系或者抨击医疗制度，又担心审查时不太容易通过。”[21]其内在的逻辑困境在于，“医疗”题材的现实主义路线无法与两种强势话语——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主导的当下商业语境，达成一种和解与共赢。从意识形态上看，医疗剧并没有反腐剧那样“政治优先”的地位，它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也属于普世价值观的一部分，在强势的政治话语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而无法更多地传递悬壶济世的“仁爱”精神。从市场运作的角度看，医疗剧的专业性、科学性、密闭性是其不二看点，但同时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与拓展，无法吸引更多身强力壮、正值盛年的青年观众，于是，引入年轻演员或带有流量、话题性的明星上演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便成为医疗剧制作人争取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筹码。更有甚者，为了争取年轻观众，不顾医疗剧作为行业剧的严谨性、专业性，让年轻男医生开着豪车敞开白大褂露出靓丽西服;让年轻女医生披头散发、涂指甲油，将医生行业描绘成又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阶层，使这些新近的医疗剧本身成为“具有‘城市气质与趣味的目标人群采取消费行为的文本”[22]。“那些站在资本和行业顶端的人群只需要负责衣着光鲜、容颜美丽和谈情说爱就能收获引领行业潮流、主宰行业格局、赚取亿万财富的成功人生”[23]的玛丽苏式想象与策略，在磨去现实棱角的同时，也消释了医生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济世情怀。
尖锐的医疗现实问题，是医疗剧所希望着重展示的，但总在医疗剧中被重重拿起，却轻轻置于一旁。《心术》中身患骨癌的流浪汉，难以忍受骨癌带来的疼痛，用钢筋刺穿头部，希望借此减轻痛楚。医院面对如此“特殊”的患者，有着两个道德难题，一是流浪汉没有足够经济支撑头部手术，二是即使手术成功也无法挽救身患绝症的他，其是否还有救治的必要。可以說，难题一如实反映当下医疗体系不完善的弊端，而难题二则可以作为普世性的医疗道德伦理困境的代表，若对两道难题展开详实、深刻的回答，不仅可以成为观众在日后面对医患关系时的道德指引，更可以在民众心中建立一套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医疗价值观。但影片给出的实际答案却是令人遗憾的，甚至是草率的。难怪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作为“伪现实电视剧”其中的一种，“医疗剧就是讲医生们的爱情故事”[24]。
这种走马观花式的现实关照，导致大批医疗剧对尖锐的社会问题一笔盖过，甚至避而不答，仅仅是对医院、医生、护士的社会价值不断增添讴歌、赞美与人道主义的注释，“使得我们的医疗剧如同隔靴搔痒，始终缺少这类题材应该具备的深度和力量。”[25]这难免令人心起疑心，难道这些尖锐且深入历史语境的现实问题仅是一种引流的“噱头”？但愿这只是粗鄙的揣测。但这也暴露出绝大多数医疗剧从业者深处泥潭而不自知，或者自知而无力改变，将审查制度作为“铠甲”，刀枪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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