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中我国对外文学翻译话语研究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何时在何条件下，都以不断推进对外文化传播、提高对外影响力为己任，以着力增加国际话语权、助力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国是处于全面复兴伟大历史关头、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中国家，要把对外文化传播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努力做细做实。文学翻译是文化输出的主要方式，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向世界展现全面、立体而真实的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文学话语是文化交流的有效形式之一，对外文学话语建设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密不可分，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文学翻译异常重要，利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变化，能够实现国家形象建设由自我视野向他者视野过渡。自清末民初以来，文学翻译都是我国对外翻译出版的先行军，利用文学作品翻译建构文学话语体系是塑造中国形象和建构中国话语权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正是我国对外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该书的内容概要及特点

    马士奎所著《塑造自我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通过大量挖掘史料，从晚清、民国时期我国文学翻译现象入手，在复杂、零散的史料中去了解我国对外文学翻译历程，研究我国对外文学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文学翻译的方式及特征进行总结。该书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把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英语、法语等外国语言，尝试将中华文化输送出国，弘扬于世界，这种早期的对外文学翻译活动多为自觉的文学、文化和学术行为，这些行为是参与者文化责任感及兴趣的体现，而此时的翻译行为虽然缺乏全面的规划性，重复翻译和片面翻译的现象比较多，但以优秀的译作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译作影响效果显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我国对外文学翻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变为由国家主导对外传播，强化了对外宣传的政治功能，致力于向世界宣传新中国，承担展示新生民主国家身份的政治使命，并将中国文化传送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文学翻译的话语权意识显著增强。其翻译模式为国家翻译，较为高效、集中和统一，外译的规模快速扩大，对外翻译很少考虑目的语读者，意识形态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作的接受度。再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前，在特殊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文学对外翻译进入低谷。综观全书，作者以多视角研究和阐述三个时期我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重点探讨各历史阶段的翻译环境、文本选择原则、翻译策略、译作接受情况及其对塑造中国文化形象所起的作用等，数据翔实准确，学术价值较高。

    二、启示之一：翻译题材的选择

    纵览三个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译作的题材虽然囊括我国绝大多数文学类型，但多是当时认定的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文学作品，多数为严肃文学。这类作品限定对外受众范围，受众人群定位于目标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忽视普通受众，受众群体明显收窄。受两种文化和语言不平衡、文化理念不对等及不同文化价值相冲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对外译作不一定被目的语国家受众所接受，甚至会遭遇排斥，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效果，影响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学者胡安江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挑选重于翻译”。学者谢天振提出：还不如同时扩大受众范围，通过对通俗文学形式的译介和传播，在普通大众当中培育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接受环境。近年来，我国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国际上屡屡斩获大奖，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曹文轩折桂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此外，贾平凹获得过美国“孚飞马文学奖”和法国“费米娜女评委奖”;张炜获得了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杰出成就奖”;余华获得了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他还和莫言获得了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等。这些作品风格多样，体裁不一，但都对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借鉴意义之二：做好对外翻译的角色分配

    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受各种因素共同影响，决非单一因素可以胜任和完成的。在当前的对外翻译系统中，国家机构担任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主体，政府、中外译者和中外出版机构这三类群体，角色不同，各有侧重，三者密切协作，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其一，政府作为对外翻译的主要发起人，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强化对外翻译目的的同时，政府还应继续加大对外汉语教学的投入，如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开设孔子学院，开办类似的中文学校，广纳当地学员接受中文教育，为中国文学培育更多的潜在读者。其二，在对外翻译的具体实施群体中，译者队伍中应包含以下人群：第一类，中国本土翻译家;第二类，汉学家;第三类，久居海外对中国文学与文化情有独钟的华裔学者、华侨和华人;第四类，外国留学生、旅华学者、国际友人等。中国本土翻译家在对外翻译活动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类汉学家，也就是以我国为目标国的汉语学家，这类汉语学家精通两国语言和文化，我们的文学作品由他们翻译为本国语言时，他们的母语文化优势便体现在字句篇章上，他们的翻译会结合本国的语言特点和习惯，还会从文学、历史、联想、习惯意义上去译词译句，译出的文字契合他们本国的认知语境和审美情趣，也更能获得他们本国读者的认可和共鸣，进而获得更多译作的审美快感，享受译作的阅读乐趣。因此，这类人群在传播中国文化和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类人群，他们既有中华文化背景，又熟悉居住国语言文化，在将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为居住国文字时有着先人一步的优势，可以发挥他们双语的特长，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作贡献。第四类人群，可以组织和引导他们以在华生活经历为蓝本，以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如撰写旅华游记、在华生活随笔等。由于是外国人士所著，他们的作品在母语国家或国际上更易得到认可，也便于在国际上得以传播，这对塑造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国文化有着积极作用。其三，中国文学“走出去”必须注重出版和发行机构的传播作用。出版公司和发行机构是使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作品进入国际市场，面向外国受众的重要媒介和平台。外国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要获得其应有的声誉和地位，就必须“选择有竞争力的商务出版社出版译本”。在当前以国家为主导的文学外译环境下，应实施积极的合作战略，采取国内出版社与国外出版机构深度合作的方式，广泛学习、合理借鉴国外出版机构的出版策略、版权贸易模式，由引入国外出版物版权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转让中国出版物版权为主，不断减少其逆差，达到或接近文化交流的相对平衡状态，甚至是超出，逆袭为顺差，在异文化中塑造大中华文化的自信形象。

    四、借鉴意义之三：对外翻译的人才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非常重视对外翻译工作，许多翻译家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如许渊冲、杨宪益等，這些著名的翻译大家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杰出的跨文化能力以及顶级的外语水平翻译了许多文化、文学典籍。我国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非常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典籍翻译不仅有戏剧，还有哲学、诗歌等领域。不管哪一代的翻译者，都需要其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意识和外语能力，还需要不断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增加学术底蕴，以超群的语言技能游走于两国或多国文化交流之中，积极推动中国对外文学话语权的构建。中国对外文学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懈追求，以对外文学译介去增强文化传播的功效和时效，从而形成文化记忆的机体。

    加强对外传播机构和队伍的外语培训工作，应着力培养和不断提高外文水平和专业技能。要借助互联网数字传媒技术的革新潮流，不断总结对外文化传播的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范式。在外语教学中，不仅把学生作为翻译人才来培养，更要培养他们传播中华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和鼓励学生多读外国作家和双语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书籍，督促学生熟读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英语表述，内容包括新时期历届党代表大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从本质上看，当前社会的迁徙正是翻译过程的映射，翻译就是文化间、文本间的谈判过程，而翻译者正是此谈判的协调者。因此，对外文学翻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塑造自我形象——中国对外文学翻译研究》一书重点研究和叙述晚清、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文学翻译活动以及对外文学翻译的历史，对中国对外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考察，通过追史溯源，在历史中探寻答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个体译者的自觉翻译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翻译模式进行了详细对比，从二者的翻译利弊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对外文学译介提供宝贵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

    [本文为2019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跨专业复合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FBJG20190179）]

    （高远/硕士，福州工商学院文法学院英语、商务英语专业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