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出版业的历史贡献
于兆军
【摘要】宋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版印图书不仅数量规模大，而且出版机构众多，内容也十分广泛。宋版书摹写之精，雕印之佳，贯古绝今，因此宋版书的形制成为后世版印图书的典范。宋代刻书业在我国出版史上承前启后，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宋代五大刻书中心的形成，还促进了雕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宋代出版管理水平的提升。宋代的版印传媒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传播媒介，为宋代文化的登峰造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宋代出版业;刻书;繁荣;文化;贡献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运用为出版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北宋国子监刻书一枝独秀，到南宋书坊刻书的全面兴盛，宋代的印刷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壮大，雕印出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无论是刻本书的数量、刻书地域的分布、书籍刻印的种类、刻书的规模，还是刻印的技术和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版书摹写之精，雕印之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元明清三代。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记载，仅南宋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就刊印了221种图书，另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南北两宋版印图书多达万余部。宋代书籍雕印遍布全国各地，仅北宋可考的出版地区就有30多处，到了南宋，版印更是全面开花，刻书地点超过了200处。宋代繁荣的刻书业为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一、宋版书的形制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宋版书用纸坚润，墨色如漆，书法精妙，镌工一流，版式装帧美观大方。明人高濂在评论宋刻时说：“宋人之書，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1]孙从添《藏书纪要》云：“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2]
宋版书的版式大气端庄。宋版书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发展至后期，出现了黑口，但亦多白口，多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少数四周双边。如咸淳元年（1265年）吴革建宁府刻本《周易本义》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五字。这样的版式给人以疏朗大气的美感。宋版书一般来说书之首行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序文、目录和正文互相连属。由于版印书籍受书版的制约，同时考虑到装订形式和使用的方便，于是在一版中间的书口上多饰以鱼尾。宋版书的字体也最能反映版刻的时代和地域风格。宋代雕版印刷多用颜、柳、欧这三种字体。谢肇淛说：“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3]好的宋版书的雕印字体不仅要求有高水平的写手来书写版样，还需要技艺高超的刻工亲自捉刀。
宋版书的用纸用墨考究。保存至今的宋版书，仍然纸质洁白柔韧，墨色如新，与其所用纸、墨质量高有密切关系。明代董其昌在宋本《文选》后跋云：“纸质如玉，墨光如漆，无不各臻其妙，在北宋刊印中亦为上品。”[4]宋代印书的纸张，多为皮纸和竹纸，麻纸过于昂贵，并且产量有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当时使用较少。宋版书中的皮纸有的厚实坚韧，有的薄如蝉翼，但是都很柔软细密，结实耐久。宋版书中的竹纸颜色茶黄，抖之有清脆声响，虽不如皮纸的坚韧，却也经济实惠。一般来说，浙刻与蜀刻多用皮纸。福建刻本则多用竹纸。宋代刻书用墨比较讲究，质量较高，所谓“墨香纸润”“墨色如漆”，是前人对宋版书用墨的评价。特别是宋版书中的初刻初印之本，纸洁墨莹，开卷生香，完全是一种艺术品。今藏国家图书馆廖氏世彩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如今依然纸墨莹洁，精美绝伦。
宋版书的装帧形式也很有特点。书籍的装帧形式和书籍的制作材料及制作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以前流行的书籍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和经折装，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蓬勃发展，书籍装帧形式逐渐被蝴蝶装与包背装所代替。蝴蝶装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南宋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包背装。其特点是将印好的书页，沿中缝向外对折，中缝折处为书口，书脊以纸捻装订，并以一张厚纸粘于书脊。将书脊包裹起来，装订成册，即包背装。书页翻开时，版心向外。这种装帧形式，避免了蝴蝶装一半为空白页的不便。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宋版书，许多是经过后人改装的线装形式。能够保留宋代装帧原貌的宋版书，数量甚少。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文苑英华》历来藏于宫廷秘府，未经改装破坏，保存了宋代蝴蝶装的原貌，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宋版书无论版式、字体、纸张和装帧都极为考究，对元明清三代的出版业和藏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版书的美是匠心独运的结晶，后世的线装书亦是对宋版书的继承和发展，但似乎并没有超越宋版书，以至于到了清代很多人得到宋版书如获至宝，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校勘家黄丕烈，以“佞宋主人”自号;清代的陆心源收藏宋本二百部，乃名其藏书之室为“皕宋楼”：宋版书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宋代出版业的繁荣与五大刻书中心的形成
宋代出版事业的繁荣直接促进了汴京、杭州、福建、四川、江西五大刻书中心的形成。过去人们谈到宋代出版时总说宋代有三大刻书中心，其实从叶梦得对宋代刻书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汴京、杭州、福建、四川四大刻书中心。南渡后汴京沦陷，刻书业也随之衰败，其他三大刻书中心刻书不仅在南宋逐步走向了全面兴盛，而且带动了周边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江西刻书就是在南宋中后期迅猛发展成为后起之秀的，如果南宋也列出四大刻书中心的话，江西定在其列。魏隐儒先生就曾指出宋代“刻书主要中心地区有五处，即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5]。
四川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其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是我国雕版印刷最早的发祥地。尤其北宋初期《大藏经》的成功雕造更为四川成都的雕版印刷培养了一大批刻书方面的专业人才。北宋时成都刻书最盛，南宋初刻书中心由成都转移到眉山，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大字本《眉山七史》是蜀刻的代表作。蜀刻校勘精当、雕印精良，版式疏朗悦目，为宋代刻本中的精品。
汴京是北宋的首都，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汴京是北宋最先兴起的刻书中心，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刻书中心，北宋一代汴京的刻书事业从未间断。汴京刻书内容之广，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尤其是汴京当时国子监的刻书，无论是其雕印的方法，还是其书籍装帧制度都成为后代刻书业的典范。更重要的是版印技术在汴京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版画艺术也因此发扬光大，享誉海内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就产生在北宋汴京。版印图文在汴京从神圣的殿堂走进了普通士人的生活，官刻、坊刻、私刻在汴京逐步发展壮大，古代社会的版权意识在这里萌芽，版画作为插图在这里被运用到印刷的书籍中，图书管理制度在这里初步形成。汴京刻书还对其他地方的刻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宿白先生谈到北宋汴京刻书时就指出：“北宋是我国雕版印刷急剧发展的时代。都城汴京国子监、印经院等官府刊印书籍盛极一时;民间雕造文字迅速兴起，尤为引人注目。汴京作为当时雕印的代表地点，应是无可置疑之事。”[6]然而靖康之乱，给汴京的刻书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国子监的书板全部被劫，就连汴京书籍铺里的图书也未能幸免。由于以上原因以及年代的久远，汴京书籍传至今日者可谓吉光片羽。然而汴京刻书曾经的辉煌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让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宋代的出版中心之一。
浙江杭州早在北宋时已是著名的刻书中心，国子监许多重要书籍都下杭州雕版。南宋的杭州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这里的雕版印刷可谓既得地利，又孚人望，所以官私刻书空前兴盛。整个杭州城内书肆林立，陈起父子经营的陈宅书籍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是南宋最重要的版印中心，并且带动了周边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使两浙成为南宋时期印刷业的翘楚。浙刻本纸墨上乘，刻印精美，是宋版书中的佳品。
福建的刻书主要集中在福州和建阳，福州以寺院刻书闻名，建阳以坊刻著称。建阳坊刻又以麻沙和崇化为最盛。南宋时，福建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建本无远不至，几遍天下。
宋代江西的文化也很发达。据统计，宋代江西共有书院149所，其中白鹿洞书院、豫章书院等闻名全国。宋代江西的刻书地也不少，《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宋代江西的刻书地就有隆兴府、江州、赣州、吉州、抚州、袁州、南安军、建昌军、临江军九处，除此之外还有宜春、萍乡、饶州等地。宋代江西抚州公使库刻书是较为有名的，宋孝宗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招募两浙及本地的刻字工人，集中刊印了六经三传，至咸淳黄震知抚州时，不仅对旧有的版片进行了修补，还增刊了《论语》《孟子》《孝经》，这就是有名的抚州九经，今天仍有数种传世。南宋时周必大还在吉州刊刻《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等一系列书籍，都很著名。江西印书一般用坚韧的白纸，版式舒朗，校勘质量也较高。《四部丛刊》中的《方言》《清波杂志》就是分别以宋代九江的刻本和吉安刻本影印的。
三、宋代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雕印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宋代出版不仅官刻、私刻、坊刻并举，而且校勘审慎、雕印精美、种类齐全，堪称后代刻书之典范。在推动社会文化事业持续发展进步的同时，版印技术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
宋代在广泛使用木版雕刻的同时，还发明了用蜡版来印刷。其具体方法是将松蜡与松香混合加热化开，均匀涂在木板之上，等到冷却变硬之后在上面雕字。蜡版质地适合刻字，雕印起来比较方便快捷。绍圣元年，京城为了快速传报新科状元的名单，等不及雕刻木版印刷就用蜡版来代替。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毕渐为状元，赵谂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而后谂以谋逆被诛，则是“毕斩赵谂也”。[7]另外宋代还出现了铜版雕刻，并将其使用在纸币的印刷上。隆兴元年（1163年），“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8]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陈良祐奏称会子之弊，请求宋孝宗“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宋孝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军民翕然”。[9]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在还藏有“大壹贯文省”的行在会子库铜版实物。可見宋代铜版至少已运用在纸币印刷方面。这不但是纸币印刷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雕版印刷的一个不小进步。
当然宋代版印最大的进步莫过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运用不知要比之前的手写传抄节省多少人力和时间，对于书籍的出版和传播已经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然而雕版印刷也有自身难以逾越的弊端，譬如雕版印刷是一页一版，发现错字后很难更正。再如刻一部大书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木材，并且只能用它来印刷同一部书，不仅成本高，而且版片的储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管理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大科学家沈括把这一事件详细地记载于他的《梦溪笔谈》里：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10]
这是一篇详实可考的记载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文献，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今长沙）给好友程元诚的信中写道：“某素号浅拙，老益谬悠，兼之心气时作，久置斯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恳台览。”[11]这里提到的沈存中法，实则是指毕昇活字印书法，文中的“胶泥铜板”是指把胶泥活字排置在铜板上，“移换摹印”则表明须把活字移动调换，排成版面，才能印刷。周必大采用泥活字排版印成了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宋代泥活字印刷不是仅停留在试验阶段，至迟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已得到了实际应用。北宋末、南宋初文人邓肃的文集《栟榈集》卷六中的《和谢吏部铁字韵》之九云：“一得新诗即传借，许久夸谈今见真。车马争看纷不绝，新诗那简茅檐拙。脱腕供人嗟未能，安得毕昇二板铁？”[12]新诗的传播仅靠手写已不能满足需求，作者感叹“安得毕昇二板铁”，从而能使之大量流布。这里的“二板铁”就是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常作二铁板”，用来代指毕昇的活字印刷。由此可知，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其功能广泛地被文人所熟知。这又是活字印刷术从北宋流传到南宋的又一有力证据。
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与近现代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原理基本相同，它与雕版印刷术相比，无须一块接一块地写字刻板，不仅节省了劳力费用，还提高了印书的速度，尤其适合大批量的印刷。毕昇的活字印刷比西方活字印刷要早400多年。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宋代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未在宋代以及其后的元、明、清得到广泛的普及应用。钱存训先生就曾指出：“雕版印刷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主流，活字印刷仅是偶然的插曲。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字的字汇数目庞大，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经济并更容易处理。当所需用数量的书籍印就后，书版可以很方便地储存起来，到了需要重印时，再拿出来使用，如此不必积压存书。只有在大量印刷卷帙繁重的书籍时，活字印刷的优点才较多。”[13]可见，由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相对有限，又加上中国汉字的数量惊人，活字印刷的优越性并没有在宋代得以充分发挥。
四、宋代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宋代的出版管理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是以手抄的方式流传，一般来说当时也谈不上书籍出版，更没有所谓的侵权行为。书史专家刘国钧就曾指出：“有了印刷术，然后图书才可以说得上‘出版，才开始有出版业。”[14]随着宋代版印业的日益发达，地方官府刻书和民间刻书日渐兴起，宋代的图书贸易也就越发兴盛，书籍的传播流通也越来越广泛。这引起了宋代朝廷的高度重视，为了更好地让刻书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宋朝廷就对民间刻书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从而促进了宋代出版传播管理控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首先，宋朝廷通过颁布诏敕、制定条例，确立出版传播禁令。宋代官方雕印的邸报是士人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邸报上就禁止刊登议论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文章以及未经批准发布的臣僚章疏。“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15]其次，宋朝廷还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加强出版物预先审查和事后查验。对出版物事先进行审阅，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国子监及各军州还经常对书坊已刻好的版片进行“访闻”“缴审”“查验”，从而加强对印刷出版业的跟踪管理。再次，宋朝廷借助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强化出版控制。统治者就是通过频繁颁布的诏敕，对图书在刊刻出版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缴惩处，从而规范刻书从业者的行为。另外宋代版印传媒的繁荣促进了版权保护意识的形成。宋代的出版管理采取了行政与法律并用，预先审验与反馈控制兼行，集中查处与层层控制相结合，对于稳定社会、巩固政权、规范出版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为后世乃至今天的出版传播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这些制度的形成皆与宋代版印业的兴盛有着莫大的关系。
宋代出版业对宋代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巩固了科举制度，促进了宋代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当然，宋代版印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出版业的全面兴盛，促进了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凝聚、传播和创新，从而也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大繁荣。
[本文为201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會科学规划项目“版印传媒与宋代文学的发展嬗变”（2017BWX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长沙：岳麓书社，2010：144.
[2]叶德辉.书林清话[M].长沙：岳麓书社，2010：144.
[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34.
[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34.
[5]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71.
[6]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2.
[7]何薳.春渚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8]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0.
[9]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901.
[10]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2003：153.
[11]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539.
[12]邓肃.栟榈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286-287.
[13]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09.
[14]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64.
[15]李四明.“邸报制度”与宋代新闻管制[J].新闻爱好者，2009（16）：68-6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大学文学院）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