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与唐西州宁戎窟寺

    

    

    

    内容摘要：本文以吐鲁番博物馆藏《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为中心，首先重新拟定碑名、录文并分别不同时期的题刻次第;其次，结合碑记与现存石窟寺遗址情况，探讨高昌地面佛寺与石窟寺在功能层面的关联。最后，将柏孜克里克前回鹘时代的洞窟遗迹与相关碑记、文书提供的窟院线索整合分析，尝试探讨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的寺院营造与布局情况。

    关键词：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石窟寺功能;寺院营造;寺院布局

    中图分类号：K879.29;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018-08

    The Zhenyuan Sixth-Year Cave Construction Inscriptions and the Ningrong Cave Temple of Xizhou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XIA Lidong

    （Archaeolog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Zhenyuan Sixth-Year Cave Construction Inscriptions preserved in the Turpan Museum， this paper first presents a re-designation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carved in the Ningrong Monastery during its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Following a clarification of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the various inscriptions， an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ave monastery and the monastery proper is conducted by combining the inscriptions with map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overall monastery site. The conclusion introduc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layou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astery based on an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inscriptional， and documental sources from the pre-Uighur period in Bezeklik.

    Keywords： Xizhou period in the Tang dynasty; Ningrong Cave Temple; function of the cave temple;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nastery.

    《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于1989年维修加固柏孜克里克石窟时发现，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原碑上半部和左、右两侧已残毁，碑体裂為6块。残碑宽90、高64、厚25cm。碑面题铭有汉文、粟特文、突厥文，至少五次阴刻（图1）。此碑发现后，柳洪亮曾简要介绍残碑情况，拟定碑名，并发表汉文题刻录文[1];陈国灿、荣新江等先生在论及唐西州宁戎窟寺、引用碑文时也曾拟定碑名[2][3]。关于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的营建情况，贾应逸、柳洪亮、王玉冬等在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遗址整体分期时，都曾有所涉及[4-6]。但限于材料，对此问题学人皆未进行专题讨论。该碑关涉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的营造与布局、石窟寺与地面佛寺的关系等诸多关键问题，但录文讹误较多。故笔者重新校定碑文，将碑文所记与遗址现存洞窟结合分析，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 碑名、录文与题刻次第

    1. 碑记题名

    此碑原题名残毁，碑名内容与字数皆不可知，柳洪亮、荣新江、陈国灿分别拟名为《唐西州造寺功德碑》、《麹氏修功德记》和《西州宁戎窟寺创营窟堂施功德记碑》[1-3]。根据残存碑文，碑记主体内容为贞元六年（790）六月宁戎窟寺举行斋会、创营窟龛精舍、彩画尊像及创造什物诸事，主旨在于记述龛窟营造与所施功德。功德主尚难知晓，故笔者依碑文意旨，暂拟碑名为《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

    2. 碑记录文

    根据碑记题刻内容、空间布局与字体差异，可知现存碑面题铭并非一次刻写，而是先后经历了至少五次题刻。下文对不同时期的题刻以不同字体标识于相应位置。其中，第一、二次所刻汉文碑文直接关涉石窟寺院的营造与施入功德，其余题刻皆为后期所刻。为便于行文，现只对第一、二次汉文碑记逐行编号，其余题刻皆不编号。

    3. 题刻次第

    如前所述，此碑先后经历了至少五次题刻。第一次为汉文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第二次为贞元六年以后唐西州时期补刻的僧宝藏施功德记;其余至少三次题刻皆为后期零散刻划的汉文、粟特文、突厥文题记，下文依次详述。

    初刻为“时贞元敦牂岁，律中林钟之月”（贞元六年六月）所镌的第1至第22行原初碑记，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至第3行，包括碑记撰写者与宁戎窟寺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为第4至第10行，简要追述贞元四年，西州本地出身的某位高僧行迹及其在宁戎窟寺开窟诸事;第三部分为第11至第22行，是碑文主体所在，记述贞元六年六月，“贤道人上座命令赍主”设斋会、石窟寺创营窟龛精舍、彩画尊像、创造什物及宴坐主谈论佛法的事迹。

    第二次题刻为贞元六年以后唐西州时期补刻的僧宝藏施功德记，为碑文第23至第28行。该题铭利用原碑碑记之后的剩余碑面空间刻写，与原初碑记之间有意空出一行，字体小于原碑刻字，各行文字布局紧凑，每行字数与原碑刻文不同，显系二次刻写。题刻内容称僧宝藏于州城施、买常田，“于州城妙德寺造僧院壹所，并建立法华道场”，此处所言“州城”，当指唐西州州治高昌城;所言“妙德寺”，为唐西州时期，尤其是贞元年间高昌城中重要的佛寺。贞元八年（792），西州曾短暂陷于吐蕃之手，其后恢复西州统治，并于贞元十九年（803）最终被漠北回鹘汗国控制。故而第二次题刻的时间应在贞元六年六月以后至贞元十九年之间。

    其余题刻至少三次刻划，分别为碑文第1、2行之间与第22、23行之间的汉文题刻;第1行下部与第22、23行之间的突厥文题刻;第17至第19行之间的粟特文题刻。其中，两处汉文题刻、两处突厥文题刻是否同时刻写，尚难确定。这几处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题刻的先后次第亦难确定。

    二 石窟寺与“结夏”“设斋”

    碑记总述宁戎窟寺的重要地位时，即言“高饯硕德，每结夏於此”;贞元六年六月，又记“今朝夕夏满，贤道人上座命令賫主 ?□七月设斋”。“结夏”是佛教用语，且僧人结夏结束恰好是七月，这可能就是此次斋会举办的直接原因。此时前后，宁戎窟寺只有“僧七人常居於此”，平时常住僧众很少，但此窟寺却是西州高僧大德每岁结夏的重要固定地点，成为城内佛寺僧人夏居的临时性住所。吐峪沟东区僧坊窟第42窟主室右壁前起第一小室右壁绘有正在修不净观的禅观僧，其下为一行朱笔题记“开觉寺僧智空”。同样题材的禅观僧也残存于第42窟其余禅室中。开觉寺为唐西州高昌城内的佛寺，其名数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因此，上述吐峪沟禅观僧图像或可理解为高昌城内佛寺僧人在石窟寺中结夏修禅场景的写真。同样类型的僧坊窟多见于唐西州时期北部赤石山（即火焰山）河谷中的多座石窟寺院，如丁谷寺（即吐峪沟石窟寺）、宁戎寺（即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西谷寺（即雅尔湖石窟寺）及胜金口石窟，这些洞窟可能同样被平日居住于城内佛寺的僧人用来定期夏坐和禅修。另外，《西州图经》称西州有“山窟二院”，即丁谷寺与宁戎窟寺，两座寺院皆“久着名额”，是西州境内官方承认并颁赐名额的官寺，并将其归入山寺序列。除山寺外，作为州城的高昌城及其他县城中曾营建大量地面佛教寺院，山寺窟院与城中寺院存在深刻的内在功能关联。高昌地区的僧团组织或与石窟寺院、城中寺院的分配、使用联系网络具有对应关系。

    如前所引，贞元六年前后，宁戎窟寺常住僧只七人，但石窟寺院于高僧夏坐之际会举行盛大的斋会法事活动，此时窟院中聚集大量僧徒、宴坐主与其他世俗信众，成为一处重要的集会场所。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转诵之次，时闻异香。土（？）人弥增启请”;贞元六年六月，夏坐将满之际，“贤道人上座命令賫主 ?□七月设斋，又于南菓园中，僧人□□人身例□□□ ?飀□闲，非人间之有也”、“置（？）百僧，金绳界中，玉馔余于香积”，“□钦承诱进，负荷无任，陈□□须弥徽音也”，高僧大德设斋说法，僧徒人数众多且供给月例，法会场面盛大，亲赴斋会的宴坐主包括“坤之仪范”的女性施主杨氏，节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朱公判，开悟上坐，来自长安或洛阳的□兴寺肜（？）法师，戒律师及末吏亦参与其中。

    三 唐西州宁戎窟寺的营造工程

    柏孜克里克石窟始建于麹氏高昌国时期，唐西州宁戎窟寺继续利用前期石窟寺院，并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至回鹘信奉摩尼教时期，部分佛教洞窟又被改造为摩尼教洞窟。其后，西州回鹘改奉佛教时期，又重新营建和改造了许多前期洞窟。因此，柏孜克里克石窟现存洞窟可分为麹氏高昌国、唐西州、摩尼教寺院和西州回鹘四个时期。西州回鹘时期洞窟内因残存大量回鹘文原始题记、回鹘供养人像、特征突出的回鹘风造像、大量使用土坯营建洞窟及券顶、穹窿顶转角处建筑技法而易于辨识。摩尼教洞窟也因窟内壁面绘写有特征鲜明的摩尼教壁画、摩尼文题记而被不断辨识出来。现在根据壁画题材、造像样式可以确定为唐西州时期洞窟的只有第69窟，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只有第18窟。

    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可以看到在现今大批回鹘时期洞窟之后尚残存大量前回鹘时代的早期洞窟，具体情况罗列如下。

    第17、22、23、25窟回鹘期洞窟之后残存早期洞窟后半段，开凿于山体中，前半部已全部崩塌，断裂线极不规整，至回鹘时代，则以土坯封堵早期洞窟后半段，并在原窟前以土坯重新垒砌新窟。

    第1、2窟为龟兹僧房窟的形制，由甬道、小室和主室组成，早于回鹘时代。

    第4窟为未完工的佛殿窟，壁面残存“西州行官赵怀光至此寺礼拜”的刻划题记，表明其年代下限为唐西州时期。

    第8、10窟与吐峪沟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僧房窟、僧坊窟形制相同，属于前回鹘时代的僧房窟。

    第9、45窟为塔庙窟，中心塔柱和甬道在回鹘时代被大规模改建。

    第18窟原整体于山体中开凿，之后洞窟前半部崩塌，只残存主室和中心塔柱后半部，主室左、右甬道及中心塔柱前部山体裂隙遗迹明显，尚存左、右甬道后半部及后甬道早期壁画。回鹘时代则以土坯接续垒砌早期崩塌洞窟的左、右甬道和中心塔柱前部，并绘制壁画。

    第27窟早期为僧房窟，凿于山体中，规模较大;其后回鹘时代于洞窟正壁及左、右壁后部题写摩尼文题记，改造为摩尼教洞窟;最后以土坯包砌洞窟壁面和窟顶，改造为西州回鹘的佛殿窟。

    第38窟早期为僧房窟，凿于山体中;至回鹘时期，凿去原窟正壁，沿两侧窟壁、窟顶向山体内推进开凿，极大地拓展原窟进深，壁面绘制摩尼教壁画，书写粟特文摩尼教题记;最后，在西州回鹘时期，于摩尼教洞窟前部垒砌土坯墙，并以土坯包砌洞窟各壁及窟顶，又将其改造为西州回鹘的佛殿窟。

    第47、48窟原來分别为同一座龟兹式僧房窟的甬道和主室。西州回鹘时期扩凿原窟甬道部分，以土坯封堵甬道后半部和门道，将原僧房窟甬道改建为佛殿窟。并在第48窟前壁中部新开一门道，以土坯在原覆斗顶下重砌券顶，将原僧房窟主室改建为佛殿窟。

    第49窟早期亦为龟兹式僧房窟，由甬道、主室组成。西州回鹘时期以土坯封堵原窟甬道，并于原主室前壁中部新开门道，以土坯在原覆斗顶下重砌券顶，改建为西州回鹘时代的佛殿窟。

    上述遗迹现象表明，柏孜克里克石窟寺院现在第17窟至第27窟之间的中部崖面曾发生过大面积崩塌，致使许多前回鹘时代的洞窟严重损毁。西州回鹘时期，一方面重修改建这批前部崩塌的早期洞窟，另一方面则将早期大量僧房窟封堵、改建为佛殿窟。现以洞窟编号后加[1]的方式表示早期洞窟，未被改建的早期洞窟使用原编号。这批洞窟自北向南依次为第1+2、3、4、6、7、8、9[1]、10[1]、17[1]、18[1]、69[1]、22[1]、23[1]、25[1]、71、26[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45[1]、47[1]、48[1]、49[1]、51[1]窟（图2）。为从这批前回鹘时代的洞窟中区分出唐西州时期营建开凿的洞窟，有必要从洞窟类型、组合关系和留存的少量题记着手，讨论这批早期洞窟的营造时代。

    1. 唐西州时期营建的洞窟

    回鹘期之前的洞窟数量较多，类型复杂，部分洞窟组合特征明显，呈现出同期高昌石窟共有的主流特征，少量洞窟中发现具有年代意义的游人题记。考虑到这些遗址特点，下文首先对洞窟群进行类型划分，再通过洞窟组合使不同种类的洞窟发生共时性联系，然后对洞窟组合中的部分洞窟和未纳入组合的少量洞窟进行年代研究，最终区分出唐西州时期所建洞窟。

    （1）洞窟类型：回鹘期之前的洞窟类型有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禅窟、储藏窟。其中，塔庙窟形制相近，佛殿窟和僧房窟洞窟类型较为复杂，禅窟、储藏窟形制单一。

    塔庙窟：洞窟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中心塔柱呈方形，正面设坛，其余三面不开龛，甬道高大，基本与窟顶平齐，纵券顶，有第9[1]、18[1]、45[1]窟。

    佛殿窟：根据洞窟形制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平面呈纵长方形、中心设置低矮方坛，平顶，有第4窟。

    B型：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有第69[1]窟。

    僧房窟：根据洞窟形制的不同，分为三型。

    A型：龟兹式僧房窟，由甬道、（小室）、主室组成，有第1+2、47[1]+48[1]、49[1]窟。

    B型：由前、后室组成，平面皆呈纵长方形，纵券顶，中部隔墙上方开设明窗，下方为门道，有第8窟。

    C型：平面呈纵长方形，纵券顶，有第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

    禅窟：由主室、正壁及左、右壁禅室组成，主室与各禅室平面皆呈纵长方形，纵券顶，有第10[1]窟。另外，第26[1]窟规模较大，凿出纵长方形主室，正壁及右壁中部凿出小室，或是与第10[1]窟形制相同、未完工的禅窟。

    储藏窟：洞窟规模较小，平面不甚规整，纵券顶，地坪凿出储物坑，壁面凿出小龛，有第1、7窟。

    （2）洞窟组合：根据现存遗迹可以辨识出三处。

    A组合：佛殿窟第4窟、僧房窟第1+2、3、6窟、储藏窟第7窟。第3、4两座洞窟位置毗邻，共用一段斩山崖面和前室，崖面及前室两侧斩切边界明显。僧房窟第1+2、6窟、储藏窟第7窟处于上述两窟两侧。

    B组合：塔庙窟第9窟、僧房窟第8窟、禅窟第10窟。三座洞窟位置毗邻，功能相互联属，是高昌石窟的典型组合形式。

    C组合：塔庙窟第45[1]、僧房窟47[1]+48[1]、49[1]窟。塔庙窟和两座僧房窟位置毗邻，功能相互联属，属于同一洞窟组合。

    （3）洞窟年代：结合上文洞窟类型和组合的研究，以及洞窟组合和少数单体洞窟的时代，可以系统地探讨柏孜克里克回鹘期之前洞窟的年代。

    洞窟组合年代

    A组合：第4窟左壁后方草拌泥壁面上刻划“西州行官赵怀光至此寺礼拜”的游人题记，表明此组洞窟营建年代下限为唐西州时期，即不晚于803年。

    B组合：第8窟形制与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第20窟等僧房窟完全相同，时代为麹氏高昌国时期;第9[1]窟与吐峪沟东区北部第38窟相似，皆开凿于5世纪末至7世纪前期;第10[1]窟与吐峪沟东区北部第42、46窟及西区南部第1窟、北部第22窟僧坊窟形制相同，时代为6世纪至7世纪前期[7-9]。因此，B组合开凿年代当为麹氏高昌国时期。

    C组合：第45[1]窟形制与B组合塔庙窟第9[1]窟相同，第47[1]+48[1]、49[1]窟属于龟兹式僧房窟，故C组合时代亦当为麹氏高昌国时期。

    单体洞窟年代

    对于部分洞窟组合关系不明显的洞窟，可就其中留存的壁画和题记进行营建年代的推测。

    塔庙窟第18[1]窟，后甬道顶部平棋斗四藻井纹样与吐峪沟东区北部第36[1]窟相似，壁面禅定千佛的题材布局及样式均与吐峪沟西区南部第2窟相同。吐峪沟第20[1]窟、第2窟皆开凿于5世纪末至7世纪前半叶，因此，第18[1]窟也当营建于此时。

    佛殿窟第69[1]窟，左、右侧壁绘制附带汉文墨书题记的千佛，造像样式与敦煌唐代千佛相同，应该为唐西州时期的洞窟。

    佛殿窟第28[1]窟，正壁中部新发现三行汉文墨书题记，其中有“都水监”官职。都水监始设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唐代沿革，故此窟年代下限當为803年以前的唐西州时期。

    僧房窟第38[1]、27[1]、35[1]窟皆曾被改造为摩尼教洞窟。因此，这批洞窟或当开凿于803年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控制高昌地区之前，亦即唐西州之前。

    综上所述，可以将前回鹘时代的洞窟归属于麹氏高昌国、唐西州、麹氏高昌国或唐西州三个群组（表1）。

    由表1可知，营建于唐西州时期的洞窟有佛殿窟第69[1]窟，可能开凿于唐西州时期的洞窟有佛殿窟第4窟和僧房窟第1+2、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禅窟第26[1]窟，储藏窟第7窟。

    2. 碑记与唐西州宁戎窟院

    将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杨公重修寺院碑》、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与上述前回鹘期时代的洞窟遗迹结合分析，可以看出唐西州时期宁戎窟寺窟龛营造情况和石窟寺院的大致布局。

    （1）窟院连通建筑。《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载贞元四年前后，寺院“□□□石梯临山，何辝践苔斜、履滑 ?扉右山楹，栏楯纵而复横”，表明此石窟寺曾依山开凿石梯踏道，用以从崖下登临洞窟群。窟群前沿窟前平台或廊道原曾安设纵横分布的栏楯，不同类型的洞窟藉此公共平台或廊道相互连通。现唐代石梯踏道已不可见，但在崖下东侧与南侧崖面转角处残存三段不同时期的踏道遗迹，皆以土坯垒砌，连通崖下地面寺院与崖上洞窟群，其做法可与唐西州时期临山石梯相仿佛。

    （2）窟前木构建筑。《西州图经》载石窟“峭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层）蛮（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偎之以清濑”，表明石窟前倚临山体曾修筑高大显眼的窟前建筑，作为洞窟的前室。唐代窟前建筑早已湮灭，但现存第9窟、第16与17窟组合、第18与18A、19窟组合，第31与33窟组合，第35、36、37、38窟组合，其前皆有宽敞高大的前室，室内发现许多安设木柱、梁架的槽孔遗迹，窟前曾出土斗拱、梁椽等木质建筑构件，表明回鹘时期许多洞窟或洞窟组合前都有高大的窟前木构建筑，可以作为唐西州时期洞窟建筑形制的参考。

    （3）龛窟堂殿。据《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唐西州宁戎窟寺第一次开窟活动为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开一窟，以为法华精舍”。从碑文来看，此西州高僧似乎事迹炳然，奉持释典，是贞元时期颇具影响的一位僧人，他新开凿的法华精舍也应颇具规模。现在柏孜克里克可以确定的唐西州时期新凿且已完工的礼拜性洞窟为第69[1]窟。该窟位于宁戎窟寺中部崖面，处于石窟寺院中的显赫位置，规模宏大，宽3.4、高4、残深4.2m。现存左、右侧壁绘成排千佛，窟顶中央绘缠枝花卉纹，与两壁相接处绘卷云纹、花卉纹，壁画精美细致，该窟有可能是贞元四年西州高僧所造的法华精舍。

    贞元六年六月，宁戎窟寺进行了两项大型法事活动：一是规模极大、规格颇高的斋会，由贤道人上座安排主持，宴坐主包括“坤之仪范”的女性施主杨氏、节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朱公判、开悟上坐和来自都城长安或洛阳的□兴寺肜（？）法师、戒律师及鼓舌而谈的末吏。又于七月设斋，僧人可能由官家发给月例。二是营造洞窟、妆銮尊像。主要工程是“凿悬崖，创营龛窟。持莲华，复立精舍”、“禅堂增损”、“诸窟堂殿，彩画尊像”。除去前文所论第69[1]窟，有可能开凿于唐西州时期的洞窟还包括佛殿窟第4窟，僧房窟第1+2、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禅窟第26[1]窟，储藏窟第7窟。第4窟平面呈方形，平顶，地坪中央有方形矮坛，壁面涂抹一层草拌泥，未发现壁画。高昌及龟兹地区同类洞窟一般为平面方形、穹窿顶、中心设坛的形制，因知第4窟为一座未完工的佛殿窟。第26[1]窟规模较大，凿出纵长方形主室，正壁及右壁中部各凿出小室，壁面无涂层，原计划可能开凿与麹氏高昌国时期第10[1]窟形制相同的僧坊窟，但未完工。

    结合贞元六年六月的时间节点和当时的历史情境，便可看出此次斋会、施造功德活动的重要意义。自贞元五年冬开始，吐蕃大规模进军唐西域。至贞元六年四月左右，吐蕃联合三姓葛逻禄、白服突厥等攻陷北庭，伊西庭节度使杨袭古奔据西州。是年秋，杨袭古与回鹘大相颉于迦斯谋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回鹘大相诓杀袭古。贞元八年，西州陷落。因此，贞元六年六月举行的法事活动处北庭沦陷之后、西州危急存亡之时，可能是官方举办的，意在祈求神佛禳灾除噩、护佑国土的大型斋会。创营龛窟、彩画尊像等活动是配合斋会所做的功德。佛殿窟第4窟和规模宏大的僧坊窟第26[1]窟皆未完工，第4窟两侧又同时开凿数座僧房窟，第4窟以南崖面上另残存一个未完工的大龛，这些或许正是此次创营开凿的龛窟、精舍、禅堂遗迹，洞窟营建开工不足三四个月，杨袭古被杀。贞元八年，西州陷落，吐蕃将西州官吏及一批高僧大德迁往河西，工程被迫停止。

    （4）崖下地面建筑。敦煌文书P.2009《西州图经》记宁戎窟寺“峭三成”，可以理解为整个寺院布局分为山体顶部佛塔群、中层洞窟群和崖下地面建筑群三部分。据《杨公重修寺院碑》，杨袭古重修宁戎窟寺时，于窟前崖下“栽葡萄”、造“厅肆所”、“廊”、“冬厨壹所”，这些地面建筑群是日常生活起居所需，与崖上用以礼忏供养的龛窟堂殿明显不同，表现出石窟寺院功能区分化的特点。从德国探险队所摄照片上可以看到，在正对第16、17、18窟崖下、正对第49、50、51窟崖下原各有一处地面寺院，后来在崖下区也发掘清理出一批建筑遗址[10][11]。这些地面建筑虽然未必建于唐西州时期，但可以此比对唐代宁戎窟寺的寺院格局。

    四 结 语

    本文以吐鲁番博物馆藏《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为中心，重拟碑名，重录并校定碑文，认为现存碑文至少分为五次题刻。其中，第一次为贞元六年（790）六月所刻原初造窟功德记;第二次为803年之前唐西州时期补刻的僧宝藏施入功德记;其余至少三次题刻分别为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题刻，年代不详。结合碑铭，可以看出唐西州时期作为山寺的宁戎窟寺是高昌州城佛寺高僧大德结夏和举行大型斋会的重要地点。吐峪沟等其他石窟寺中相关类型洞窟可能也具备同样功能。柏孜克里克石窟是古代高昌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寺，回鹘时期摩尼教寺院和王家供养大寺的地位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于前回鹘时代尤其是唐西州时期该石窟寺院的情状所论较少。《贞元六年造窟功德记》中所言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所开法华精舍可能与第69[1]窟有关;贞元六年六月，“凿悬崖，创营龛窟。持莲华，复立精舍”、“禅堂增损”等营造工程可能与第1+2、3、4、6、7、26[1]窟有关。

    附记：碑记录文经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先生、复旦大學中文系夏婧先生反复核校，在此谨表衷心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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