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民间票贴看晚清北京的货币、金融与信用
王治胜
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消费中心城市，巨大的货币周转需求促进了银钱业金融机构组织的兴盛，钱铺（庄）、账局、炉房、票号等金融机构先后出现。北京也吸引了“行商天下”“汇通天下”的山西商人、票号组织，成为晋商的主要经营城市，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辐射北方地区的商品经销网络与资金流通网络。新泰厚是山西著名票号之一，财东介休侯家于道光六年（1826）由绸缎庄改营，民国十年（1921）歇业，历经95年，与蔚泰厚、蔚盛长、蔚丰厚、天成亨并称“蔚字五联号”（这也是著名的票号集团），总号设于平遥城内，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西安、福州、厦门、桂林等地设有分号，在晚清北京的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光绪十六年（1891）新泰厚京师分号的一张票贴为例，通过解读票贴内容探讨晚清北京的货币金融情况。
票号存银票贴的发现与解读
有关票号的票据极为罕见，汇票也只存世二十余件，带有存款性质的票贴更为稀少。该票贴全名为《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崇文门外木厂胡同西口内路北新泰厚记松江银贰拾两票贴》，由太原收藏家刘建民先生所藏，现已收录于《晋商史料集成》。[1]与金融机构开具的信用票贴不同，此票贴是在客户存款基础上进行市面流通，可以作为票号经营存款业务的直接佐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西票号在北京的金融信用以及资金流通，对相关研究而言，是一次重要史料发现。
该票贴印刷精美，除立票信息外，还有背书并钤盖商号印章。现将其内容转录如下：
新泰厚
凭票来取
原存到厚京松江银贰拾两正（勾销符号）
光绪十六年二月廿六日
新泰厚记寓崇文门外木厂胡同西口内路北开
旁批：五月初九日增盛持来，复巨卜孙家鼐
三月初十日收徐宅；312[2]鸿寿厂；314（图章）；314元巨成；317辰□；429晋□煤；429收利；502义巨；504桂亭公；五月初四日收钟宅；507收福粮。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票帖最初有两种形式，一种为“经营存款业务的机构，给银钱存款人开具的存款收据”，另外一种为“经营钱币兑换业务的机构开具给钱币兑换人的代金收据。”[3]前者为存款性质，后者为信用性质。该张票贴性质比较特殊，票面内容中“原存”二字极为关键，“存”字表示此张票贴与“存银”相对应，具有存款性质，客户随时可以兑现支用，而“原”字则表示该票本身的存款属性，但之后可以周转流通。
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票贴应不只一张，清代小说《雅观楼》中有相关记载。有一次因雅观楼卷进官司，需要花钱贿赂官吏，只得“破出银票几张，当天了事。”[4]在这里，应该是客户存银之后，银号开出银票，即整存零取，是一种带有存款性质的银票。此张票贴同理，客户孙家鼐[5]在新泰厚票号存银后，票号在其需要时开出一定金额的票贴，以代替现银在市面流通，并在票贴正面右上方以编号编之成序，予以记录，当票号开出票贴的面额与客户存银数额相等时，便不再开出票贴，也标志着客户在金融机构的存银提取完毕。
这张票贴所涉及的关系主要集中于孙家鼐、新泰厚、增盛号[6]、复巨号四者，理清逻辑关系，才能了解票贴的实际操作过程以及背后反映的清代商业金融制度。孙家鼐为“存款”客户，新泰厚票号针对存银开出票贴，这张票应该最先从孙氏流转出来，经过几次市面周转，五月初九日由最后一家增盛号持票来新泰厚取银兑现，此时票号没有给予现银，而是直接由复巨号拨账，这张票的周转过程结束，由新泰厚票号收回，勾销作废。
这一套程序中主要有三个环节：首先是存款环节，存款人将实体货币存于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开具票贴给存款人，票贴由存款人持有，可以随时取现或者进行票贴流通；其次是流通环节，如果持票人没有将票贴用于取现，而是使票贴于市面周转，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或者债务清算，则票贴充当信用货币的角色，经过多次周转，落到最后持票人手中；最后是取现环节，由最终持票人到金融机构兑现，金融机构或付现，或指定第三方付款，完成了票貼的使命。
票贴背后的北京金融缩影
清代中期以后，松江银已经成为北京商用白银的主流，清末“北京还在使用的银两主要为十足银和松江银。十足银系公估局估定十两重之银锭，市上最为通用，作为十足行使，如实际化验，尚不足纯银九九；松江银在当地通用作为九七六成色，实则九七二。”[7]
这张票贴所标明的面额为“松江银二十两”，意即孙家鼐存入北京新泰厚票号的货币为松江银（实体货币），票号收入此笔款项后记录于账，以“标平·真银”（记账货币）[8]为统一标准进行会计核算。这里存在一个白银货币的“色平兑”问题，白银作为称量货币，有不同的成色、平砝，最终体现在如何进行白银之间的兑换问题上，即实际处理技术。在兑现时，依据客户要求或市面通行惯例予以支付现银。
正因为白银货币使用的复杂性，现银交易成本普遍较高且风险也大，随之传统商业金融领域中自我演进出更高级的信用交易方式，在北方建立了以晋商为主导的过账体系，即埠际“标期”与当地“拨账”的方式，以票贴作为信用工具进行商业交易中的业务结算。该张票贴中新泰厚、增盛号、复巨号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清算和背书中票贴的流转过程正是这一拨账制度的生动体现，此票贴在市面流通过程中最后由增盛号持有，存款人孙家鼐与新泰厚票号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为最终持票人增盛号与新泰厚票号之间，而复巨号与新泰厚之间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两相冲抵，最后的结算在增盛号与复巨号之间展开。
长达十多次的票贴流转，也意味着十多次的市场交易，如没有票贴这一信用工具，需要二百多两的现银储备作为交易支撑，而一张票贴承担了发生在北京前门外的市面资金流通职能。不仅大大减少了金融机构之间、机构与客户之间繁琐的现银交易手续，使安全系数大为提高，也在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商业效率、加快资金流通以及促进市场繁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张简单的票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晚清北京的货币、金融情况的微观细节。尽管不能以一张票贴做出全面判断，但管中窥豹，商业金融逻辑也必然隐藏于这一张张在晚清北京市面流通的民间票贴中。资金从哪来？到哪去？这是金融最基本的内涵，反映在票贴的流通过程中，不同主体对票贴的使用目的也不尽相同，民间票贴正是这一生动历史的真实体现。
*本文系2021年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清代华北的白银货币与金融市场研究”（项目编号：CXZZ？ BS2021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G]8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295-296.
[2]此处的阿拉伯数字为票面苏州码的转化，实际上为日期的简写，即“312”表示三月十二日，下同。
[3]王雪农，刘建民：中国山西民间票帖[G]，北京：中华书局，2001：10.
[4]（清）檀园主人：雅观楼[M]第十二回尤进缝遇盗身亡雅观楼捐官财散，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55-58.
[5]极有可能为光绪帝师孙家鼐，生卒年1827—1909，光绪时期一直在京任职。虽然时间、地点都吻合，但缺乏直接史料证明，仅为笔者推测。
[6]应该为北京炉房“增盛合记”。
[7]张家骧：中华币制史（一）[M]，北京：学海出版社， 1971：38.
[8]“标平·真银”是新泰厚的记账形式，“标平”是新泰厚票号的本平，“真银”是新泰厚票号的记账货币，这在新泰厚票号账册中多有体现。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