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突围与人性症候：医疗类影视题材的“罪与罚”
包峰
医疗类作品作为类型片的一种，从出现至今，话题热度不减。“医疗”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影视剧作品自然是以生活为出发点，尽量满足观众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观众的兴趣。长此以往，医疗影视剧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故事框架和制作模式，对于人性症候的把握缺乏深入的探讨。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也有大量作品不仅紧扣“医疗”主题，把人物与文本完美结合，还突破了传统的固定叙事框架，把人性的真实更为多面地加以展现。在“罪与罚”的背后了解到的是人性的复杂、世界的不完美和人类的局限性。文章首先对国内外的医疗剧存在的“观众中心主义”进行分析，找到他们存在的共同弊端，同时引出突破单一类型的“文本中心论”作品。逐步探寻医疗影视作品中对于人性的关照，通过对“罪与罚”的深度解析，聚焦医疗行业，融合视域，在理解中引发反思。
一、突破“观众中心论”的藩篱
医疗影视类作品通常是将医生作为叙事主体，围绕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者、医生与疾病等关系展开故事。医疗影视剧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美国就已经开启了医疗剧的拍摄，出现了如《城市医院》《急诊室的故事》这样的作品。进入千禧年，医疗剧在世界各地都有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日本的《白色巨塔》、中国的《医者仁心》等。纵观医疗剧的发展，可以发现，大多数作品都是遵循着“观众中心论”的原则进行创作。以我国的医疗剧为例，由于大众偏爱道德伦理剧，即使是医疗剧同样离不开情感伦理的主线。我国电视剧有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针对妇女这一收视群体，她们更喜闻乐见的影视形式也是她们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情感讨论自然是作品中少不了的。最近几年的《外科风云》《急诊科医生》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其叙事都离不开的一条线索就是两代人的恩怨情仇，主角都背负了父辈留下的秘密，都在找寻真相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纠葛。虽然打着医疗剧的旗号，但中国医疗剧总体上还是言情剧的叙事形态，甚至有把职业剧偶像化的趋势。《青年医生》几乎就是打着医疗剧的幌子在贩卖青春和爱情。美国的医疗剧虽然和中国的医疗剧从背景、制作、播出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是在迎合观众上是一致的。《实习医生格蕾》是美国医疗剧的典范，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故事紧凑、节奏流畅，在其叙事中还扣民众生活，关注时下热点。其收视率较高的单集故事都是提前预知了观众对社会事件的期待，契合观众的兴趣。不可否认，美国医疗剧的制作无论在声音、灯光还是服装上，硬件设施都较为精良，但在叙事中也难免缺乏具有信服力的文本，甚至过于商业化地设置人物关系，某种程度上使人物“鸠占鹊巢”，故事文本、医疗事件成了摆设。以观众为中心，观众自然愿意为这样的媒介消费。然而在利益驱使下，影视剧就难免缺乏对文本的精心打磨。尤其是医疗影视这样较为特殊的作品类型，在过度依赖感情恩怨中，“医疗”二字的专业性和真实性不断被消解。
要想在既定模式中找到医疗影视剧发展的新动能，观众的意志不能忽略，但同时也要从“观众中心论”逐渐向“文本中心论”过渡。“文本中心论”并不是说只关注影视剧本身，而是要从现实主义出发，在遵循创作模式建构的同时，注重对现实的再现和更深层次的矛盾解读，从而达到被观众接受的意图。从利科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文本创作的意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经过创作的想象，达到作品的开放性和观众的参与性。“强调文本的符号建构和创作者潜意识状态的深刻统一;吸收结构主义观点，认为文本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自律性，解释就是遵循文本的内在结构并予以揭示的过程;强调文本的整体性，认为文本不只是句子整体，更是复杂的意义整体。”[1]医疗影视剧要从类型化的剧情片突围，无疑需要重视影视作品的文本，也就是对医疗事件、医疗人物的把握。在创作中尽可能展示医疗过程中的真实，同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观众的接受甚至共鸣。电影《传染病》可以说就做到了忠于文本，同时又有医疗的科普性和故事性。《传染病》故事涉及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其中的亲情、爱情、友情等感情均是服务于故事主题，并且被层层解析。它没有传统医疗剧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没有刻意勾画某种矛盾，而是以相对纪实的拍摄手法聚焦面对医疗件时人们的情绪反应。电视剧《良医》超越了美剧错乱的感情线，即使还是从个人成长入手，但作品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融合性。文本中的医疗事件的偶然性常常和正常进行的救助并行发生，在不确定中制造悬念，在离奇中聚焦患者身后的现实。在这部剧中，医生肖恩和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主角，在医疗临床经验的累积中，故事文本更着重展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渴望，社交的繁复。一心一意想要“救死扶伤”的医生，却是给周边人带来困扰的自闭患者，出发点的美好不代表过程的理想。医生和患者同为一人，医患矛盾就不是双箭头，而是网状的缠绕。文本推动剧情，故事有了眉目，纷乱缠绕后都是对人生命的尊重。彼此关怀、复归美好、相信生活，是文本意义的最终目标。
二、二元对立之外的“罪与罚”
当“文本中心论”得以确定，传统的权威受到挑战。在二元对立的等级制中，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男性与女性、所指与能指、语音与书写、在场与不在场，都是前者好于后者，优先的前者是受逻各斯庇护的中心，而后者则成了一种边缘的书写。这些概念被联系在一起，其自身的意义也是具有独立性的，而相反的两面同样也存在交叉的关系。在医疗影视剧中，这种意义的延异不在于解构医生的职业性，也不是要违背社会生产关系的固有规律，而是拓展原本视域。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延异的空间会有变化，也会扩大或交叉甚至超越。所以，“大”的意义也有可能通过与“小”“中”等意义的不同来区别以至确定。但涉及医疗的道德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善恶对立那么简单的区分。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角度说，大多数影视剧对于人物的设置非善即恶。妙手回春的“神医”，倒卖器官的黑心“禽兽”平行出现。电视剧《白色巨塔》展现了医疗系统的复杂，也把伦理的讨论从二元对立中延溢。作为医生的财钱五郎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很不错，救过大约3000个病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在救治佐佐木的手术中犯了错时，他不仅不承认，还给自己找了替罪羊，造成小人物的悲剧。善恶同时在财钱五郎身上体现，打破了对人物的扁平化叙事。财钱五郎最終被告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审判，并离开了医院。从医生救人的角度看，财钱五郎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从患者的角度看，医生也需要和病人的交流。财钱五郎最大的“罪”在于私欲过重、过于自信，所以他要接受社会的惩罚。然而在因果报应之外，现在的医疗剧更多地放在了个人的挣扎和求索中，社会的惩罚、法律的惩罚往往难以抵过人对自己的惩罚，在对错之外，“惩罚”也是一种无奈的救赎。《医者仁心》中的护士长刘敏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在医疗纠纷中被病人家属殴打、丈夫的不理解导致离婚、因误收医药费受到医院的惩处，最终刘敏以自杀结束闹剧。医生、护士服务于患者，但生死并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出了医疗事故，他们固然脱不了干系。但患者及其家人的胡搅蛮缠，对于医疗人员的殴打辱骂何尝不是在行恶。人群在唏嘘中逐渐散场，然而谁又会想到自己也曾是罪恶的参与者。
人物性格、行为模式的变化，在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中不仅可以加大故事冲突，也能在对比的差异中引发解释和理解的多种可能性。“语词、事件、任何能被理解的事物，无疑都是符号。它包含在其所是和所指之间、存在和解释之间的差异。”[2]突破二元对立，人性批判就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面对“罪与罚”这个命题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性症候中，自私是每一个人的通病，只不过遭遇事件、接触人物、环境等的不同，自私会有隐形、显性之分，罪恶的深浅自然会对应不同的惩罚力度。从教会观点来看，人不仅是必死的，也是有罪的。在人的内心居住着一大群恶魔，使人永远不能洁净。基督教徒认为，心地洁净的人才能见到上帝，只有上帝能拯救堕落的人。然而，基督的意志只属于神的范畴，人性的罪恶总在蠢蠢欲动，人也需要承担为此受到的惩罚，只是要警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悲剧。当影视剧对医生的解释反映出和历史印象不同的差异，尤其是主体本身的自我差异，观众也就获得了理解“罪与罚”的广阔视域。电影《三人行》集医疗题材、警匪题材为一体，通过医生、罪犯、警察三种职业的冲突把人性的复杂多维度串接。透过慢镜头和特写镜头把每个人物的挣扎放大。这部电影中匪徒不管生死，以自己的邪恶对抗法律尊严，在其自私背后也有对兄弟的义气;警察为了队友设计罪犯、威胁医生，在开枪时也幡然醒悟;医生有证明自己能力的决心，却成为警匪角逐的牺牲品。挽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除暴安良是警察的职责，职业被区分，善恶有定论，而对生命的尊重是任何人都不能丧失的信仰。影片镜头真实宛若置身其中，罪罚天秤的倾斜不一定总有公正在场。这个世界不会轻判罪恶，也不会允许罪恶滋生。当我们义愤填膺地呼喊真相时，也应该审视自身，也许在不经意间我们也成了罪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
三、视域融合的深度反思
观众的身份更容易带入患者的视角，也就更在意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需求。医疗剧以医生、护士为叙事第一主角。当生活中第一视角的观众和影视剧中其他的视角发生视域融合身份不断转换时，也就能从对自我的单一关注延伸到对其他人的注视，在疑惑、对抗的角力中更加全面地看待围绕医疗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最终能更加客观地审视人性。在观看影视剧的过程中，观众和影视文本超越原本的视域向对方开放，观众的视域和影视对象的差异使两者实现了视域融合。这种融合使屏幕空间和观众所在的空间发生联系，过去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的界限被打破而形成统一的整体。“当我们自己的种种历史意义和假定的‘视域与作品置身于其中的‘视域相‘融合时，理解这一事件就产生了。我们就在这样的时刻进入艺术作品的生疏世界，但同时也将其带进我们自己的领域，从而达到对于我们自己的更加全面的理解。”[3]《非自然死亡》在这方面可以说就做到了相对客观，即使是以医生的视角展开文本，但医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融合了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视域。这部以法医解剖寻找案件真相的医疗剧，每集设置一个故事，看似无关的小细节串联起最终的答案。这部剧中法医虽不是直接的救人者，但透过他们对尸体的解剖，却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疾病。这其中有无名之毒、过劳死、校园欺凌等社会事件，主角就像一个记者在现场报道，在法医之外他们也带入了关于普通人的视域和情感。比如三澄美琴在调查集体烧炭自杀案件时，画面闪回她幼年时家人死于煤气中毒的场景，过去和现在的融合、伤痛与冷静的循环是美琴法医的认知波动，也唤起观者的思索。这部剧视域融合在触发同理心时并不做道德判断，解剖死人尸体，其实是在揭露活着的现实，其中的善恶都由观者自己感知。在校园欺凌的案件中，无论是直接施暴者还是冷漠的旁观者，都在直接和间接中造成了悲剧的产生。谁也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谁也无法通过有限的话语、完善的技术设备就能救人于水火。医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失语的状态时有发生。中堂系法医说过：“人这种生物，切开皮以后都是一团肉而已，死了就明白了。”对活着的人来说，了解生死 ，不过也就是为了好好地活着。而如何活着才是医疗剧留给观众的问题，也是这类作品的价值所在。“从上帝死了”论争开始，理性主义更具科学性，在罪恶之外有人无法控制的自然规律，生死更难以预料。然而在规律、意外之外，人们其实也有掌握自己生命的权力，所以在现在的医疗剧中也会提到饱受争议的“安乐死”，借助医疗手段结束被病痛折磨的生命。电影《死亡医生》就讲述了美国密西根州一名帮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受到法律和大众谴责的故事。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杰克竭尽所能去救治病人，看到很多患者难以治愈的痛苦后，他尽力满足患者的需求，这其中就包括患者对死亡的选择。当救人的医生成了死亡的摆渡者，这其中的冲突可想而知。生命总是鲜活的，可是如果它成了酷刑和累赘，对于深受其害的人或许就是一种惩罚。杰克深知生命的意义是自由，他更懂得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医生救人是想让他们活着，但绝不是痛苦地活着。所以医生仅仅只是人类健康的守卫者，而不是决定者，个体对生死的选择只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抛开社会阶层，在理性主义之上，人类还有无法预知的未来和意外。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时，连自己都难以顾及，何以庇护他人，对于生死往往只能是“听天由命”。在《流感》这样的电影中可以看到无论普通人还是医生，在面对群体性乃至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人人都在“受罚”，医生也不是救世主。罪恶与惩罚有其不可避免性，也在警戒着每一个人，医生不是“上帝”、患者也不是弱者，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在没有选择的生死面前，依然有金仁海医生和消防队员江智久这样敢于冲破生死防线的勇敢者。一开始他们的奋起是为了拯救患病的女儿，当他们顶着无数枪眼逆行时为的是千万受困的百姓。有了超越私心的良心，才能從危机中看到希望。同样在医疗影视剧中展现的自然灾害、洪水地震，在特效加持的震撼中也带着环境恶化的真实性。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都是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人们很难预料未来会否发生《2012》《后天》等电影中的灾难场景。亚马逊的蝴蝶震动翅膀可能引起遥远国度的飓风，失去家园的蝙蝠也可能会带来一场瘟疫。对于生命的尊重，不仅是让其获得自由，也是让其个体意志的完全实现。在自我之上，更要懂得去关照他人，关注赐予人类生命延续的大自然。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多一些善良和宽容，才是人类存在应该葆有的健康理念。
结语
从以“观众需求为主”到以“文本为主”，医疗影视剧在探索中愈显专业和真实。透过影视剧这一窗口，观众了解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职业，同时也通过视域融合理解“罪与罚”的深层意义。医疗剧把人性症候无限放大，通过医患矛盾的升级，把观众带入思考。人性的伟大与自私、善良与邪恶同时出现，借助镜头得以聚焦。二元对立有其存在的客观性，罪恶总要受到惩罚，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当医疗影视类作品突破固有的叙事框架，就不仅仅是在做道德的灌输、伦理的批判，而是在二元对立之外寻求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对人类自身的审视，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反思。理解医生，不是绝对赞扬;理解善恶，不是一争高下;理解生死，不是冷漠悲观;理解自然，不是肆意虐夺。人在生存世界的不完满、厄运、灾难性的际遇中总会和“罪与罚”的残酷现实相遇，这是因为存在本身就有缺陷。生命的有限性使得人们更加懂得做出选择，也警醒人们在病痛之外、在宇宙之中个体性的微不足道。生命仰仗于自然，人类只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与美好生活理想的关系，医疗是补充，人道主义是核心，尊重自然、保护地球才是永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5.
[2][美]约埃尔·魏因斯海默.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M].郑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0.
[3][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