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媒体融合要坚持“问题意识”
【摘要】近年来媒体融合作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经历了全面推进之后,正在走向深入。但是当前一些媒体融合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意识”不够强,主要表现在抓不住主要矛盾、解决不了主要问题。破解难题、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应回到媒体融合的重要文本——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多次讲话。讲话不仅阐释了媒体融合在中央顶层设计中的角色和任务,也回答了“要解决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问题”两方面的问题。以文本中的论述为参照,也可以发现媒体融合实践中由于问题意识不强而出现的几个误区。
【关键词】习近平系列讲话;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媒体融合;问题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经多次重要会议,媒体融合不仅成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词,也是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面,已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1]政策出台的同时,以融媒体编辑部(如各类“中央厨房”)、“背包客”记者(如各类重大活动的视频直播)、县级融媒体中心等为代表的媒体融合实践探索,和以媒体融合的政策结构描述、政治经济学分析、评价体系探索、产业影响评估等为代表的媒体融合理论研究,也在多点推进、亮点频现。与此同时,学界、业界对于媒体融合的讨论也一直在继续。有不少研究者担心媒体融合可能会出现“为了融合而融合”的现象。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此有过论断:“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整体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2]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是媒体融合具体工作中思路和方法问题意识不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时代问题,才能把社会向前推进。”[3]所谓问题意识,即思路与行动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这些环节。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意识,既是说研究要解决特定的问题,也是说要带着问题分析材料。
媒体融合传入中国已有15年左右的时间,学界和业界关于媒体融合的讨论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之前已经有了一些探索。[4]本轮媒体融合,与先前媒体融合分散探索、各显神通的模式不同,它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行为。它的行动指南,不是学术理论,而是政治文本。许多文献把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讲话称为“根本遵循”[5],就是看中了其政治文本价值。有文献认为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体现。[6]这也就是说,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常用的视角与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述。故而,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常用的文本视角,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若干论述出发,回溯政治文本来回答当前媒体融合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文本视角的研究,关键在于带着问题进入文本,也即“问题意识”。
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述,主要收录在以下文本之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参与的重要会议的文本,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宣传思想工作相关会议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媒体融合的批示与贺信。笔者认为,媒体融合是中央从当前传媒生态现状和信息技术革命现实出发做出的顶层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应以新时代为语境加以研究。
一、媒体融合要解决什么问题
媒体融合在宏观层面应解决“如何凝心聚力”的问题。媒体融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若干战略下的一项举措。也就是说,习近平关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论述以及中央的意见,是理解媒体融合的“母本”。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即“两个巩固”。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专门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8]在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9]从“两个巩固”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是沿着逻辑的链条从目的上溯到方法,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
媒体融合在中观层面应解决“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问题。媒体融合中的“媒体”,都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习近平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是研究媒体融合问题的又一渊源。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使命与任务概括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等12个短语共计48个字。为了实现这48个字的目标,他提出了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6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第4方面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开展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9方面的创新,目的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媒体融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4种路径之一。
媒体融合在微观层面应解决“创新应变”的问题。具体到媒体融合的业务层面,需要回溯的文本主要有两个:《关于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学习时的讲话。前者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审议通过的文件,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媒体融合。他把媒体融合的目标概括为“媒体—媒体集团—传播体系”三个层次:“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10]这段论述的核心突出了一个“新”字。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再一次深化了上述论断,是目前关于本轮媒体融合最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献在阐述媒体融合的宏观意义时,强调要以创新的姿态应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两篇文献分别回答了“什么是创新”和“为什么要创新”的问题,归结一点就是“以新形态、新方法、新架构应对传媒之变”。
推进媒体融合,还应厘清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凝心聚力”。新概念、新方法以及新架构如果没有服务于这个目标,就是没有解决媒体融合的“初心之问”和加强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当下之困”。如何实现“凝心聚力”,中央的要求是围绕目标开展创新。各个层面的创新都可以尝试,但是总的目的是“凝心聚力”,关键在于“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具体的要求是“创新应变”。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之前,媒体融合已经推进了快15年,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也超过了5年。实践中,媒体融合的做法多种多样。笔者在会议上听到、在实践中见到、在文献中读到一些做法与发挥媒体融合的整体优势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第一,脱离原始问题,愿景与方法“两张皮”。媒体融合的初衷是“凝心聚力”,不是新技术新概念的堆砌。4K、8K、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鲜技术名词,乃至与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并不能直接解决“凝心聚力”的问题。融媒体演播室、融媒体指挥平台、融媒体舆情平台等的建设也不是媒体融合的全部。新技术和新设备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实现媒体融合的充分条件,甚至可能连必要条件都算不上。技术和设备,必须用来解决“凝心聚力”的问题,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
第二,问题分析不到位,“眉毛胡子一把抓”。关于媒体融合的政治文本,阐释了媒体融合的意义与方向。在具体的实践中,每个单位应吃透中央精神、选择合适工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媒体融合。讲话文本中提到的媒体集团,面向的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例如省会和特大型城市)。这是新世纪初传媒集团化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逻辑。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如果也上马“媒体集团”,很可能是选了一件不合适的工具。还有一种思维是,媒体融合的发令枪一响,一些单位立刻申请大量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推出各类App,以为传播平台的数量就约等于媒体融合的质量。殊不知,传播矩阵如果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精准,那么就会分散原本就稀缺的网络流量,更难以捕捉目标用户。
第三,忽视问题针对性,陷入“模式依赖”。在关于媒体融合的政治文本中,“针对性”是反复提及的高频词。“针对性”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一种问题意识。不过,目前“媒体融合模式论”很是抢手,不仅怎么建要有“模式”,评估也要有“标准”。在“凝心聚力”这个大问题面前,传媒业作为文化产品的供给方与传播方,创新一直有赖于不拘一格,不应被“模式”和“标准”羁绊。如果说媒体融合一定要有个“模式”和“标准”,那么没有比频出“爆款”更有说服力的了。
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决策部署,是历经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的结果,既给出了宏观指导,又留下了具体操作的空间。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文本,已经详细阐述了媒体融合的关键问题。最为重要的是,问题意识贯穿文本始终。这种问题意识,提供了举一反三、觸类旁通的方法论。有学者评论,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发展。笔者认为,这种最新发展的关键一点就是,坚持辩证法的视角,分析了时代问题,指明了实践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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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新闻学博士)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