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引种史话
董建盛
摘 要:甘薯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起源于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约在16世纪末叶,被引入我国。甘薯的引进,至少有三种途径:一是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菲律宾传入福建;二是广东东莞人陈益从越南传入广东;三是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这三种途径各自引种、互不关联,而且,所带种类(薯藤、薯块)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在这三种途径中,第一种途径传播最广,影响最大。
关键词:甘薯;引种;历史;途径
DOI:10.12249/j.issn.1005-4669.2020.26.340
甘薯,又称地瓜、红薯、番薯、白薯、甜薯、紫薯等,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甘薯起源于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秘鲁一带的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约在16世纪末叶,被引入我国。甘薯的引进,至少有以下三种途径:
1 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从菲律宾传入福建
明时,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陈振龙(约1543~1619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经书,年未20中秀才,后乡试不第,迁居福州南台(现福州市台江区)达道铺,遂弃儒从商,前往菲律宾吕宋岛经商做生意。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到处都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块根“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若把甘薯引种乡土,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他潜心学会了甘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视甘薯为奇货、不准带出境的禁令,经过精心谋划,花巨资购得几尺薯藤,“取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并在绳面涂抹污泥,藏匿于船中,于1593年5月,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经七昼夜航行,于农历5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终于将薯藤带回故乡福州。对此,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所著《金薯传习录》(1982年10月农业出版社影印本)有详细记载:“(陈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日见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后来,陈振龙“目击朱薯可济民食,捐资阴买,并得岛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
这年大旱,五谷歉收,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金学曾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并说明吕宋种植甘薯之利,建议试种甘薯以解粮荒。
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进士出身。他开始并不盲目相信甘薯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但是,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开始时,陈振龙及子陈经纶也担心在本土栽种不活:“诚恐性不合。”就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福州南台(现福州市台江区)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甘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甘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而且,金学曾为了“筹备荒策”,聘请陈经纶为“门下士”,协助自己推广甘薯种植,以解百姓饥饿。金学曾雷厉风行颁布了“海外新传七则”:“饬所属如法授种,复取其法:刊为海外新传,遍给农民。”结果当年大获丰收,甘薯“大获,远主食裕”,八闽百姓度过了灾荒。闽人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甘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世元在其《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陈氏父子引进甘薯之事,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徐光启)、《枣林杂俎》及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书均有相关记载。
1963年,郭沫若先生特为甘薯写了一首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
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
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
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2 广东东莞人陈益从越南传入广东
《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萬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陈益古墓号称“中国第一块番薯地”。
另据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先生(1936年12月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考证,东莞北栅人陈益在明万历十年(1582年)就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甘薯种,比陈振龙早了11年。陈益于万历八年(1580年)随友人去安南,当地酋长每次宴请他,都有甜美的甘薯。陈益很想将甘薯引回家乡种植,便贿赂酋奴,获得薯种,于万历十年(1582年)偷带回乡,先植于花坞,之后置地35亩雇工种植,“嗣是种播天南”。陈益临终时遗言子孙,祭祀必用甘薯。杨宝霖先生在写论文《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载1982年第2期《农业考古》)时,特地到陈益家乡考察,证实其后裔至今每年祭祀或扫墓都以红皮甘薯为祭品,并写上“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个字,陈益无疑为我国引进甘薯第一人,东莞北栅无疑是我国引进甘薯种植第一地。
3 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
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编印的《辞源》释“番薯”一词的注解:“其本出于交趾(今越南),广东吴川人林怀兰尝得其种以归,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旱。电白县有怀兰祠,题曰番薯林公庙。”广东电白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即是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
中国引种甘薯第一人,福建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广东东莞虎门人陈益和广东湛江吴川人林怀兰均可享此美誉,他们各自引种,互不关联,而且,所带种类也不尽相同(陈振龙带回来的是甘薯藤;陈益和林怀兰带回来的均是甘薯块),但是,他们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上述三种途径中,第一种途径传播最广,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