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演进及挑战探究

    李玮炜 王雪莹

    摘要：职业教育国际化历史演变的动因是全球化张力，全球化进程在职业教育国際化中演绎出不同特征。进入新时期，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逆全球化”和疫情大流行的双重挑战，人类流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职业教育国际化需要破除成见，深化互信，依托技术手段，开拓新的合作路径，创新构建国际合作模式，建立国际合作平台。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化，职业教育，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可以划分为殖民时期、冷战时期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三个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国际化呈现出自身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在“逆全球化”和疫情大流行的双重挑战下，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世界各地共同应对解决。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分工、合作、服务与竞争，职业教育要素聚集、流动和对外扩散的历史进程。”[1]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主要包括学历教育、学分互认、研学计划、实习实训、证书考取、专业认证、师资培训、校区建设等内容。

    全球化时代，职业教育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产业之一，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商业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放宽发放签证和其他移民政策，积极开发升学项目，建设海外分校，承接师资培训项目等，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的吸引力。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区建立海外分校，推广“专升本”项目，大量吸收亚洲发展中国家高职高专院校生源，使得职业教育国际化向生源地前移，加快了地区职教生源的国际流动。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演进

    （一）作为殖民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关于国际化和流动性的历史观点表明，在殖民主义时代，为争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殖民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将职业教育殖民化，通过教育及国际交流的方式传播殖民者的文明样式和文化范式。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殖民国家丧失独立主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渗透、知识技术与权力策略，使殖民国家地区沦为西方话语体系的“注脚”。广义上，职业教育国际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改造和话语符码化。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指出，“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的范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外语，很多老师曾在外国受训。”[2]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的种植业、采矿、香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广泛采用西方社会的标准，推行具有等级意识、殖民意识的职业规范，大量培养劳动者，使欧裔人口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1835年2月，时任英国公共教育总会会长的英国政治家麦考利为印度制订了一套教育方针，提出在印度创立西方式的全部教育制度，目的是形成“一个阶层，他们虽然有印度人的血液和肤色，但有英国人的情趣、信念、道德和智慧。”[3]这一思想主导了当时乃至今天的印度教育。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被殖民者以教育培训、技能训练等方式融入到被殖民国家的知识体系中。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通过教育援助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职业训练中心，提升人员的劳动技能，这种援助手段被许多学者质疑为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愿望[4]。被殖民化和边缘化的落后国家，它们的教育国际化是在殖民者中心意识下被遮蔽的结果，不会因为殖民统治结束而马上中止，仍有可能受到持续的殖民化影响。

    （二）作为工业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无不伴随着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过程。冷战时期，世界分为东西方两个阵营，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各自的阵营中迅速发展，职业教育理念、标准、模式在各自阵营中流通，同一阵营内的国家之间实现师生互派、项目共建、互助合作等高度融合，为稳定当时的世界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支撑，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实现了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20世纪60年代，实用主义价值理念在北美盛行，美国和加拿大在以社区学院为主要形式的职业教育领域保持高度合作。加拿大的社区学院借鉴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模式与理念，在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开发出系列实用课程，反向吸引了美国教育机构及企业前往学习，构成了互学互鉴的良好合作关系。比如加拿大的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开设的电子通讯网络课程吸引了来自美国200多家大型企业（如克莱斯勒公司、通用汽车、波音公司等）管理者注册学习，该学院还与美国俄亥俄州的霍金学院（Hocking College）、加利福尼亚州的米拉科斯达学院（MiraCosta College）、罗德岛的强生威尔士大学（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5]。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我国建国初期，在“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背景下，苏联大量吸收我国学生前往留学，比如今天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理工大学（前苏联列宁工学院）还保存着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学习记录。苏联还选派工程师、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帮助我国调整和建设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我国发展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教育和工业基础。

    20世纪中叶，西方成熟的工业体系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世界步入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时期，全球分工日趋细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同时，受到本土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材料需求以及产业转型需求等影响，西方国家许多跨国企业纷纷将附加值低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公司、联合利华、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地区设厂，或者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客观带动了第三世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20世纪60-90年代，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及台湾四个新兴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 Economies）的崛起，可以视为对西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良性反应。该阶段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代起点。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熟悉掌握国际规则、通晓跨国语种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响应国家工业化发展需求，西方社会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职业教育国际化改革力度：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协调全球教育事务的国际组织、设立留学生奖学金、扩大国际学生招生规模、援助第三世界发展教育、开设外国语言课程、设立外国研究项目等，目的是为服务跨国企业“走出去”，提升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力。因此，西方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职业教育国际化因为承担着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色，被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

    （三）作为市场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长期以来，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事业，由于效率低下和資源浪费，被西方学者广为诟病。20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鼓励开展竞争，在政府传统主导领域（如公共服务、教育等）中发挥市场作用，以改变公共事业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的弊端。该观点得到包括哈耶克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的倡导[6]。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都被以市场化的方式为各国竞相角逐、支配和争夺话语权，促使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阶段，它表现为世界各国在统一的市场上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关系。由于政府对教育减少投入、知识经济需求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等原因，迫使职业教育国际化依附于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导向对职业教育开展了系列改革，以更灵活的方式将本国职业教育推向全球，扩大本国职业教育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份额，采取的手段包括：扩充海外留学生招生规模，选派老师到国外开展教育与培训，与国外院校合作举办海外分校等，体现了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化从援助形式向贸易形式的彻底转变[7]。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将职业教育作为与高等教育沟通的手段，因此过去十多年里，两国社区学院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的重要选项。2014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学生注册数量仅次于高等教育，较2013年增长10.1%;美国社区大学国际学生入学率占国际学生总数的40%[5]。据美国《2016门户开放》（Open Doors 2016）数据显示，2016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60亿美元，其中有四成以上来自职业教育领域。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在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竞争力方面得到全球公认。德国联邦政府设立“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鼓励联邦教研部（BMBF）积极参与全球教育市场竞争，推动参与项目的德国教育机构与国外伙伴开展全球职业教育商业模式。2017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已经与全球19个国家签署职教合作协议，包括美国、墨西哥、印度、哥斯达黎加、突尼斯和中国等，合作项目主要围绕“双元制”开展师资培训、共建实训基地、开发教材等，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全世界的影响力[8]，使“双元制”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招牌。与德国“双元制”类似的，还有英国的学徒制、美国的OBE模式等，它们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竞争，在国际会议中发声，加大教育模式与理念的输出，吸纳国际机构组织和院校前来学习，赢得了国际声誉。

    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和突破路径

    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逆全球化”和疫情大流行的双重挑战。进入21世纪，新经济体崛起影响了传统分工和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经济体系、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受到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建群”或“退群”方式，对抗或左右全球化发展方向，形成了“逆全球化”浪潮。美国近年来退出的国际组织（协议）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等等成为各个经济体“逆全球化”的重要手段。受到“逆全球化”浪潮影响，职业教育的国际资源分配方式、分配策略和分配份额发生了变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以技术保护、贸易壁垒等为由，限制留学生的签证和居留。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开放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赴美求学人数高达36.3万，从2010至2018年，每年赴美留学人数增长3倍，但从2014-2015年开始，年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8年赴美留学人员增速仅为3.5%。

    如果说“逆全球化”限制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那么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则为职业教育国际化雪上加霜。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Student and exchage vistors program）2020年度统计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我国赴美留学人数明显下降，相比2019年减少了27.22万人，下降了17.86%。在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双重挑战下，职业教育国际化何去何从？这已经成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议题。新挑战呼唤新方式，重塑新格局。双重挑战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应加强对话互信，拓宽国际合作路径，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构建国际网络教育资历证书互认体系，健全具有国际标准课程体系建设，推进国际课程本土化;深化数字教学模式，加强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打造“互联网学院”“智慧课堂”等平台;建设海外分校，引入境外合作办学项目，扩大国际合作受益面。

    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我国职业教育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质量、发展内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特色发展之路。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外开放更加深入，“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日益推进，沿线国家对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广阔的前景，值得我国职教同仁深入实践，加大探索力度，凝练更多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侯兴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形势及推进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46-50.

    [2]Philip Altbach，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hird World： A Case Study in Neocolonialism， 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Philip G. Altbach Gail P. Kelly （eds）， Transaction Books Inc. new Brunswick， 1984：237.

    [3]樊惠英.印度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回顾[C].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0），2009：1-5.

    [4]Ly Thi Tran， Kate Dempse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VET：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17/01/13.

    [5]吉莉莉.加拿大社区学院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以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 of Applied Art and Technology）为个案[D].中央民族大学.2007：28.

    [6]黄日强，王小军.面向市场：澳大利亚TAFE学院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教通讯），2009，24（01）：76-80.

    [7]周兴国.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与教育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2006（03）：7-11.

    [8]修春民.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输出到19国[J].世界教育信息，2017，30（2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