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
姚锡长
[摘要]社会心理是对经济、政治的直接反映，是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因此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利于深化对普列汉诺夫“五项因素公式”的理论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视域，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研究的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社会心理内涵与定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成因分析、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与启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等基本内容；其次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研究的主要观点：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二元性、多样化特征，采取相应对策，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五项因素公式；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B036；C91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01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取得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从而形成和凝聚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前理论界多从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上使之化为大众化的话语，在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的交流、交锋和碰撞中，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真理性和实践性，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关注的较少。社会心理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直接反映，是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是思想理论体系同现实世界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桥梁与中介，因此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出发。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述评
心理学以个人的心理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则主要关注个体心理形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两者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其侧重点仍是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始于19世纪中叶，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则是随着经验的和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于19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形成。社会心理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其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是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直接反映，具体表现为人们的情感、情绪、风俗、习惯、传统、社会风气等。与各种理论化、系统化的高级社会意识形式如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相比，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历史上有不少哲学家曾研究和描述过传统、情绪、习惯、风俗等社会心理现象。德国学者A.E.F.谢富勒（1831—1903）在1875年所著的《社会的构造与生命》一书中首先使用“社会心理”一词。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和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虽都是以人们的社会心理为研究对象，但它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其主要研究社会共同体、社会集团、个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范围内的作用等具体问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社会心理范畴是研究社会存在产生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是研究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中介。
对社会心理现象作出科学分析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精神生活与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社会心理”这个概念，却深入地探讨过全部社会意识现象，其中包括人们的情感、幻想、习俗等社会心理现象。马克思首开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心理的先河，他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作为研究社会意识一部分的社会心理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但社会心理在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是表述为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把社会心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形式区别开来。社会心理在列宁的话语中表述为革命情绪，并提出要时刻关注革命情绪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开展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这里的“共同心理素质”实际上是从民族特征的角度对社会心理的高度概括。
俄国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在列宁之前就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2]（P272）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心理，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与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2]（P195）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展开的社会心理研究，肇始于苏联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类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解读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归纳为：一是以俄国哲学家米丁、福米娜等为代表批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为孟什维克主义的生产力论；二是以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为代表认为“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捍卫宣传并在运用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三是以阿·马斯林、约夫楚克、恰金为代表整体上肯定“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的同时，也对普列汉诺夫独特的社会心理层次提出了批评和质疑。20世纪，西方社会出现了把社会心理学运用到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如认知不协调理论、归因理论和角色理论，这些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但他们更多的是对社会心理与社会制度的互动，以及在构建学习机制中社会心理作用的实证研究，对社会心理哲学意义的关注则不足。在对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中，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传播产生的影响，而从宏观上关注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其影响却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
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宏观上勾勒出五层社会形态模型，强调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为进一步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认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因素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范例。近年来，国内学界以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指向，展开了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深入研究，如王荫庭[3]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贡献和当代价值，特别是其社会心理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和借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白树震[4]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探讨；林之达[5]对中国当代社会心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梅荣政等[6]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途径作了考察；章剑锋[7]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行了研究，这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都具有非常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但已有的研究也存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社会心理的中介功能及其在现实中的实际运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作为社会结构层次的社会心理不是被忽视就是局限于社会心理学的调查分析，缺乏唯物史观的宏观视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缺乏。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理论界提出了从唯物史观视角对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8]，把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要把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纳入思想政治工作，既需要有问题意识，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找到新时期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会心态培育的最佳途径。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可深化对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使唯物史观具体化，特别是他关于社会心理在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中介环节的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五项因素公式”把社会心理作为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必经环节，避免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深化了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因素与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揭示了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社会心理根源于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成为思想体系赖以产生的根源，从而揭示了思想体系产生的心理根源。忽视社会心理的作用，会导致理论与物质存在之间缺乏思想和心理中介环节，使理论抽象化、空洞化、简单化。哲学意义上对社会心理把握的缺失，既使理论创新丢失了本该属于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又使理论的大众化变成只是将理论与现实的比对而庸俗化、碎片化、短视化。因此，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对普列汉诺夫相关哲学思想文本的解读为依托，重点探索社会心理在经济政治生活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心理与它们构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和运行机制，从中延伸出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意义。
其次，可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业已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和真理，要想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实践主体的角度讲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内含着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富有时代色彩，这汇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滚滚潮流。从李大钊在北大首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进”到热点问题面对面，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甚至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工作者应当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场域，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着重探讨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切实把握社会心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从社会心理基础的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增添时代色彩和中国元素。
再次，可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制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武装全国人民，重新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思路。中国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紧贴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最佳途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中虽然也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甚至提出了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社会心理的现象和倾向，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我们应当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心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预测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从社会心理与理论体系的契合点上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途径。
最后，可促进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活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从中学习和感悟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是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需要，更是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代发出的呼唤和要求。如果忽略了这种创新精神的发掘，就教育主体而言，则很难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和精髓；就教育客体而言，则难以培养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兴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9]宣传思想工作的理念创新，就是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探索宣传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宣传思想工作的手段创新，就是要实现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的有机配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使宣传思想教育内容的传播能够有恰如其分的方式和方法；宣传思想工作的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动态和新需求、新期待、新渴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及时地总结、丰富实践经验并使其上升为理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是唯物史观在俄国的具体化，它的提出和阐发不仅充满了理论创新精神，而且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把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之中，可以促进中国理论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思路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以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的文本解读为依托，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对普遍存在的忽视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剖为突破口，可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如下基本思路。
首先，要明确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内涵：五层次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心理的内涵与定位。主要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含义、要素构成、功能定位、基本特征、理论创新等。二是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缺位与成因分析。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实践困境、负面影响等。三是实践经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与启示。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及经验，海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做法及启示。四是调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调查和分析。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文化渊源、基本内涵、具体特点、形成机制、表现形式、未来走向、现实意义。五是基本原则：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的理论分析和逻辑结论。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形成的经济政治因素和传统文化影响、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及其反作用、社会心理上升为思想体系与思想体系内化为社会心理的机理机制。六是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主要包括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目标认知度，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认同度，培育社会成员的政治理想践行度。
其次，要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心理基础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心理来源，思想体系反作用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二是社会心理是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中介，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的决定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通过社会心理表现出来，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性，以及与思想体系的直接关联性，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由社会心理上升到理论体系、由理论体系再内化为社会心理的过程，需要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四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社会心理的状态和发展变化最终取决于社会存在，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础，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五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二元性、多样化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是复杂的，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把握，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结语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0]。把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体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社会心理作为基础展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既可破解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又能提供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望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律的探索上实现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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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1（0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