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韩国电影创作观察
张燕 李楚芃
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产业连续跃升，努力行进在奔向“世界第五大电影强国”之路上。2017年，面对朴槿惠政府“文化界黑名单”、釜山电影节运营受阻等多种政治性干扰因素，韩国电影逆流而上、求新求变，推出《出租车司机》《与神同行》等一系列精良制作、票房口碑俱佳的商业人文影片。2018年，面对人口老龄化严重、本土市场空间接近饱和而增速放缓、韩式大片亏损严重、影界女性受侵害的事件曝光等危机因素，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积极调整海外拓展政策、众多电影公司适时调整投资方向，促使韩国电影在不乐观的现实困境中砥砺前行。
2019年，韩国电影隆重迎来百年历史的高光时刻，一路奋发向前冲刺，以可圈可点的亮眼成绩创造了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年度观影总人次超过2.2亿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涌现2部超级卖座大片超过千万观影人次，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斩获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第92届美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影片4项大奖等52个奖项①，为百年庆典完美献礼。
一、2019年韩国电影创作概况
2019年，韩国本土电影继续是韩国市场的主导力量，创作态势良好，表现可圈可点，全年涌现出多部市场竞争力强劲的影片，除了《极限职业》（1626万观影人次）、《寄生虫》（1008万观影人次）两部影片超级卖座之外，《极限出口》（942万观影人次）、《白头山》（2019年629万观影人次、2020年196万观影人次，累计825万）、《凤梧洞战斗》（478万观影人次）、《坏家伙们》（457万观影人次）、《82年生的金智英》（367万观影人次）、《钱》（338万观影人次）、《恶人传》（336万观影人次）等。整体而言，韩国多元类型电影格局继续良性推进，尤以动作片、喜剧片、犯罪片、战争片等为引领，同时艺术电影和女性电影风格化样貌呈现。
（一）类型电影多样化，动作、剧情、犯罪、喜剧相对突出
动作类型呈现出多元探索的“跨类型”趋势，常常与战争片、犯罪片、灾难片融合，形成视听新颖、意涵丰富的创作特点。《凤梧洞战斗》（2019，元新渊）、《长沙里：被遗忘的英雄们》（2019，郭景泽）这两部战争片，均根据真实战事改编而成，前者讲述日据时代韩国以少胜多的传奇性战役——凤梧洞战斗，后者描述朝鲜半岛战争期间，南韩为应对北方突袭，军方派遣七百余名毫无作战经验的学生兵前往长沙里完成登陆计划的故事。影片战争描摹强调真实感和现场感，尽显枪林弹雨中的真实凛冽、血腥暴力，并不刻意回避战争带来的失去家庭、伙伴、战友之痛苦，让观众在惊心动魄的惨烈故事中，感受到战争残暴以及人性磨灭。2019年正是韩国独立运动100周年，《凤梧洞战斗》显得更为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不仅有超过470万的观影人次，在韩国本土网站Naver上的评分更是高达7.91①。尽管两部影片故事建构于真实事件之上，主体故事遵循客观史实，但或多或少显现主旋律色彩，在细节处理上有神化我方、丑化敌方的刻画，对人物以及群像的描画仍囿于男性角色和脸谱化塑造。《长沙里：被遗忘的英雄们》对南北韩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并非一味拒绝、贬低对方，流露出电影主创团队对南北韩关系早日修复以及呼唤和平、和谐共处的愿景。
两部灾难动作片《极限逃生》（2019，李相槿）、《白头山》（2019，李海准/金丙書），先后在2019年和2020年初收获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收入。虽然《极限逃生》的故事比较套路，讲述碌碌无为的小人物逆袭成为拯救众人并抱得美人归的英雄故事，但影片不乏新意，为观众建构了一个“脑洞大开”的非传统灾难故事，并加入喜剧、爱情元素，再加之男女主人公的人物设定具有攀岩特长，使得二人在高楼大厦间飞檐走壁具有视觉奇观，同时快节奏的配乐配合快剪辑，兼具观赏性和娱乐性。尽管片中设定有多处不足，但由于片中微观设置贴近生活，许多细节能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从而以此拿下2019年韩国电影史上市场票房第三的市场好成绩。
随着韩式商业大片的类型探索与发展转变，以及现实题材创作偏好，韩国犯罪动作片的创作趋势凸显，兼具现实意义和美学内蕴。与《极限职业》（2019，李炳宪）同类题材的影片，还有《逃组》（2019，韩俊熙）、《女警》（2019，郑多元）2部。三部影片都是聚焦于警察群体中的小人物，他们虽有警察身份，但不论是在单位或是在家庭，都是不被重视甚至受欺压和贬低的那一个。他们实则个个身怀绝技，比如《极限职业》里差点要被解散的缉毒小队，尽管之前办案屡屡受挫，看似窝囊无能，但每位刑警都有着过硬的本领，如泰拳、跆拳道、跟踪技术都是一流，甚至连炸鸡技术也意外地让濒临倒闭的小店名扬四海;《逃组》里女刑警则是触动上层利益被降职到肇事逃逸专案组后，仍不放弃追捕嫌疑犯;《女警》则更加明显带有女性主义色彩，两位有着亲缘关系的前重案组女警先后被迫调职到警察署信访室，最后联手破获性侵犯案件。综上可知，这些作为主角的警察都有高于职位的能力，却因为坚守正义而被迫因年龄、或性别为借口，受到轻视、调离原岗。描述小人物的故事总能引起观众共鸣，这也正是当下社会职场中常发生的现象。而创作团队更是赋予这些人物警察职位以及实现正义的追求，使影片更具热血、正能量的观感，也贴合当下韩国诸多社会新闻事件频发的舆论趋势。
揭露政府腐败问题和黑帮犯罪问题一直都是韩国影人创作源泉之一，促成了犯罪片在韩影创作数量占比高的现象。2019年至2020年初，这两类题材的电影不断涌现，数量较多。如《钱》（2019，朴世上）、《恶霸警察》（2019，李桢凡）、《量子物理学》（2019，李成泰）、《野兽》（2019，李正浩）、《黑钱》（2019，郑智泳）、《南山的部长们》（2020，禹民镐），不论是虚构还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进行艺术化处理，不论是批判警察系统还是讽刺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扭曲黑白的不作为，都试图揭露国家政治体系、国家权力机关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人性中阴暗一面。相较而言，黑帮犯罪题材的指向性和针对性要弱一些，主要影片有《愤怒的黄牛》（2018，金旻昊）、《姐姐》（2019，林京泽）、《恶人传》（2019，李元泰）、《请寻找我》（2019，金承宇）、《坏家伙们》（2019，孙容镐）、《神之一手：鬼手篇》（2019，李凎）。《愤怒的黄牛》《姐姐》《请寻找我》围绕一个恶性案件，受害者亲人/自己走上复仇之路，暗讽了警察的缺位和不可信、无所作为。也有如《恶人传》组成不常见的警匪搭档合作破案缉拿凶手，强调亦正亦邪的黑帮头目和有正义追求的警察之间的互相制衡及互相信任，在抓捕连环杀人凶手后，警察感化了黑帮头目劝其自首，最终达到了理想化的完满结局。暴力美学作为韩国犯罪片、动作片的一大视觉标签，在以上影片中均有体现，血腥场景也依靠镜头语言变得浪漫诗化。
喜剧片中浪漫喜剧《最普通的恋爱》（2019，金涵潔）作为小成本电影票房收入在2019年韩国电影市场票房排名第19名，与话题度和好评度双高的《柳烈的音乐专辑》（2019，郑址宇）成为2019年里的新式爱情片代表，一改韩式小清新爱情片风格。前者突出都市熟男熟女的相知相爱相守，具有当代爱情故事的真实性;后者则主打复古牌，追溯上个世纪90年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两部影片中的男女尽管几经分离，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加之选角为韩国本土国民度较高的俊男靓女搭档，使得影片口碑、票房均有不俗表现。对爱情故事去童话化或成为曾擅长拍清新梦幻爱情片的韩国电影新趋势，以贴合观众当下的情感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的韩国电影超过半数为剧情片，且类型多为“混搭”的杂糅风格，比如《极限职业》和《女警》的类型元素甚至涵盖了喜剧、动作、悬疑、犯罪四类，对观众而言新鲜的台词风格和剧情框架，使得影片备具娱乐性和商业价值，韩国影片也借此完成市场回温。
（二）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备的类型电影，兼收口碑与票房
2019年备受瞩目的《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金度英）改编自赵南柱同名畅销女性主义小说，这部电影的出现正是顺应了韩国当下愈演愈烈的平权运动思潮，并以3，678，156观影人次排于2019年韩国电影市场票房第14位①。此片作为女性导演金度英首次执导的长片，即使在韩国本土引发两极化争议，也仍火遍东亚。金度英在这个代表韩国最普通的30岁家庭主妇女性形象中融入自身体验和感悟，故事的日常生活感通过剧情设定和主演表演出来，强调金智英实为我们身边常见的女性缩影。尽管片中金智英面对着种种生活问题和心理疾病，影片却拥有类艺术片般平淡温馨的质感并不阴暗，叙事节奏不疾不徐，没有过于夸张或刻意煽情的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结尾处理较理想化，但正是借此抒发了韩国女性乃至全球女性的美好愿景——拒绝职场性骚扰、呼吁产假和实现性别平等。
两部犯罪片《证人》（2019，李翰）和《小委托人》（2019，张圭声），以及关注家庭的《天衣无缝的她》（2019，许仁茂）艺术性和商业性兼备的类型影片，市场口碑与票房反馈都可圈可点。以上四部影片视点均聚焦于儿童，主角设定皆为“一大一小”（一个大人和一个/一对小孩），并且剧情走向也都是放下各自偏见、互相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其中，《证人》和《小委托人》同为律师题材，《证人》里的儿童是一名高智商的自闭症患者，《小委托人》里的小姐弟俩则因生父和后母的虐待导致身心不健康，弟弟甚至因此丧命。两部影片中的律师都是因为坚持自己内心的正义以及职业道德，不愿妥协和臣服于律所追求的金钱利益，《小委托人》里律师甚至不惜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高级律师事务所职位。这两部影片也从侧面讽刺了代表韩国上层社会中精英阶层趋炎附势的“精致利己主义”。《天衣无缝的她》关注的是突然重逢彼此相认的祖孙，同居生活使得曾经孤独的外婆和受家暴的孙女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影片在呼吁观众保有正义和良知的同时，也传达了对自闭症患儿、被家暴儿童的社会关注并试图树立两位律師为学习榜样。虽有着商业类型片的外壳，但内里富有人文关怀精神。三部作品的运镜、构图、色调以及配乐都柔和舒适、协调统一，尤其是小演员们自然流畅的演技为影片增色不少。
（三）独立艺术电影的女性风景
原本艺术电影大势发展的韩国在近两年来电影市场萎缩、走势低迷，但即使处在在国内外商业大片的“夹缝”中韩国独立影人依然保持创作积极性，尤其是以《蜂鸟》（2019，金宝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电影，创造出了一道独立艺术电影的女性风景。
新人导演金宝拉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蜂鸟》，聚焦一名初中女生的日常生活和烦恼，在世界各大国际电影节包揽25个奖项。同样关注青少年儿童的电影，还有女性导演尹佳恩继《我们的世界》（2016）后的新作《我们的家园》（2019），关注三个小女孩的无助和互助，她们有与年龄不符的早熟以及童真，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中学会独自成长，代际间的隔阂同时产生。与《蜂鸟》清冽的影像风格相比，《我们的家园》更为浓烈丰富，两部影片场景和故事都非常生活化，而正在迷惑中成长的孩子们不仅有导演的个人体悟，也正指征着韩国有着类似经历的女性孩童。
女性叙述不仅源自韩国女性电影创作人的自觉性和自发性，以两位独立艺术片导演张律和洪尚秀为代表的男性导演也在关注女性、书写女性。张律导演和洪尚秀导演都保持着以往平均一年一部的输出频率和自编自导的创作方式，保有实验精神，专注描绘女性故事，叙写女性内心世界，两人分别在2019年创制《福冈》和《逃走的女人》。洪尚秀作品虽被柏林国际电影节第四次提名主竞赛单元，但仍然陪跑，不过《逃走的女人》最终助洪尚秀斩获第70届银熊奖最佳导演奖。新锐导演朴齐凡的处女作《房子的故事》（2019）在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展映。这3部电影风格较为类似，故事均关注于一位女性的情感（并非局限于爱情）生活，所有的行为都基本发生在日常的生活场域中，如咖啡馆、旅馆、公寓居所等。而相较于洪尚秀每部影片中较为固定单一的故事场景，张律的影片中主人公总在结伴寻找某物/某人，故事在“不断行动”中渐次推进。《季节与季节之间》（2019，金準植）、《致允熙》（2019，林大迥）两部影片同为关注女性同性题材的电影，唯美克制的影调将有“难言之隐”的情愫刻画得细腻入微。在小樽的雪地赏满月忆年少情事，或在咖啡馆里以陪伴作为无声告白，两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凸显了这份感情的朦胧和清澈，既没有刻意浪漫化也没有妖魔化，这份出于平等视角描绘出的平淡感更显珍贵。同时，每一位女性角色在故事中所获取的自我认同正代表着当下韩国社会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和主动反抗。
当下韩国乃至全球的女性平权运动以及性骚扰/性侵犯事件等社会问题争论不断，韩国女性们纷纷团结一致甚至发起大型游行，这些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独立艺术电影应运而生。《蜂鸟》《季节与季节之间》《致允熙》均涉及同性题材，间接表达韩国女性的平权理想。还有结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历史题材电影《抗拒：柳宽顺的故事》（2019，赵民镐），关注慰安妇问题，纪录片《金福童》（2019，宋元根）也同样关注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彰显电影的人文关怀精神。
二、2019年韩国重要影片与现象
在2019年韩国电影创作格局中，涌现出多部重要的影片和突出的美学现象，尤以创造韩国电影史空前奇迹的《寄生虫》、创下韩国电影史上超千万观影人次的超级卖座影片第一位的《极限职业》、在艺术电影与独立电影领域票房第一的《蜂鸟》等影片最为突出。
（一）《寄生虫》创造韩国电影奇迹
奉俊昊导演曾说“想拍一部自己想看，但至今没人拍出来的电影”①，或许2019年获奖无数、被国际广泛赞誉为“奉俊昊最好的作品”的影片《寄生虫》，就是奉俊昊理想中最具强烈个人风格、至今无人拍摄出来的电影。
正如美国电影媒体曾评论的那样，“奉俊昊本身就是一种电影类型”，奉俊昊的电影始终尝试“用每天的日常生活作为元素，拍摄比类型电影还有趣、更加娱乐化的电影”②。影片《寄生虫》与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有緊密的延续性，都用好莱坞的叙事方法，但巧妙融入了韩国本土类型片的呈现方式。影片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悬疑、犯罪、惊悚、家庭伦理等类型元素，用黑色喜剧的轻松方式，聚焦两个贫富阶层、三个家庭（主要是两个家庭）的生活日常状态，讲述穷人寄生于富人家、又因鸠占鹊巢与同是穷人的保姆夫妇产生对抗，最终将故事引向贫富阶层的极致矛盾与惨烈结局的故事。在精心构思情节编排与戏剧冲突的过程中，导演将社会写实与文化表达镶嵌其中，精妙地描绘出寄生社会的现实生态与阶级差异、权力对抗等主题意涵，具有跨国界、普泛性的现实意义。影片最后是贫穷阶层奋起厮杀的惨烈结尾，但突破了缝合类型叙事的俗套模式，促使结尾具有强烈的开放性、思考性，深深地左右着故事悲剧走向以及人物的现实和幻想。
“寄生虫”这个词，在韩国常用来讽刺那些不断占别人便宜的穷人，还可以意指那些只关心自己孩子而不尊重他人的母亲。借用来做片名，《寄生虫》实际上有深刻的主题意涵在里边。片中穷人一家好吃懒做、不脚踏实地干活、自私自利，穷生奸计、耍小聪明与欺骗谋得了一家的工作，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还有可怜又可悲的自尊，这导致了最后被杀与杀人的危机。富人看似善良、和蔼、大方，但是却非常伪善，一旦离开了低阶层群体的服务，他们缺乏日常生存能力，只能与穷人之间寄生共存、难以改变。银幕上贫富阶层的戏剧性碰撞与生动的故事，实际上是导演手中的显微镜，巧妙地展现当今韩国社会与韩国人的“精神疾病”。影片探讨了“到底谁才是社会寄生虫”的深刻主题，思辨性地反映了复杂的韩国社会现实，揭示了韩国社会难以改变的阶级矛盾。
全片在类型叙事的过程中，在两个阶层日常化生活的不经意间，导演巧妙地铺垫推升叙事转机的关键——气味。片中气味的变化与多次调侃，犹如一条内在有机的叙事线索，牵引着整个剧情进展。导演多次描写气味，铺垫酝酿比较巧妙、不刻意、很真实的氛围，包括男主人对妻子的讲述、女主人在车上打开车窗、男主人最终捏着鼻子捡钥匙等。底层人和上流社会存在巨大差别，不是仅仅换上光鲜亮丽的服装就可以对接的，常年居住地下室所无法遮掩的特有气味，如同一道隐形的墙，标示着贫富阶级/阶层的时刻存在，代表着穷人对自我身份的自卑，也代表富裕阶层对穷人的厌恶与反感，呈现出贫富阶级之间难以逾越、无法改变的鸿沟。
相对于奉俊昊之前的电影，影片《寄生虫》更为深刻和更具隐喻性，黑色喜剧、悬疑惊悚、反传统创意的创作特点更为突出，整体上是一部将想像性故事与现实性思考进行镜像对照、冲突碰撞，并富有互文本内涵的作者式类型电影。
影片影像上采用了典型的下沉式垂直空间美学，富人住别墅、穷人住地下室的差异性对比，还有穷人要从家里地下室走上台阶、走过长巷、经过山上坡道、最终才能到达富人家，垂直角度的影像空间布局非常典型，直指贫富阶层的分野与博弈，对接了社会问题与现实困境的深度思考。这一特点，奉俊昊吸收了韩国电影史的精粹，致敬金绮泳导演的影史经典《下女》（1960），又独具创新地结合窗框式美学构图，呈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注、社会批判与文化反思。
（二）喜剧犯罪动作片《极限职业》超级畅销
2019年年初上映的《极限职业》（2019，李炳宪），以近11504万韩元的本土票房收入创韩国票房历史新高，观影人次累计高达16，265，618①。影片糅合了喜剧、动作、犯罪三种热门商业类型创作方法，以犯罪片为底色，参杂动作片的酣畅淋漓和喜剧片的轻松幽默，获得2019年韩国本土市场观影人次、票房双料冠军。如今已被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买下版权，有望在2021年上映美版《极限职业》，足以证明这部“黑马”低成本影片的商业价值不可估量。
《极限职业》这部现象级电影讲述了一组缉毒刑警的故事，因为多次办案不力，不仅工作上受限于人，还险些被上司解散。为了探得贩毒组织的情报，组长不惜提前取出用养老金将计就计盘下其对面的炸鸡店。一组人假扮成一家人掩饰开店动机，还用炸排骨的方法做出了风靡全城的炸鸡，随着店铺客流量的增大，几人化身为专业的餐饮业服务人员，甚至本末倒置通过卖炸鸡找到职业满足感，笑话百出。最终，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毒贩借用加盟店运送毒品，并在人数悬殊的情况下一举将其一窝端。这部影片，对职场升职门道、夫妻关系矛盾、中产家庭困境、电视台媒体乱象、学生思想早熟甚至韩国人对国民小吃炸鸡的热爱等社会现实都进行了展现和探讨;且五名刑警同中有异、各有特色，人物性格刻画饱满。故事在办案的“被动延宕”中不断推进，紧凑的故事情节使人物处境和人物命运再三反转，同时加入许多动漫的元素使得人物有动漫作品的“中二感”和热血感，拳拳到肉的精彩打戏以及夸张的肢体动作充满后现代主义游戏感，从而观众得到丰富的视听体验和情绪宣泄。可谓闹剧中不失真情，无厘头搞笑中不缺批判。
相比于“一本两拍”的中版《龙虾刑警》（2018，李昕芸），两片虽“本是同根生”，故事框架相差无几，在本土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却相差甚远。“一本两拍”的创作策略目的为克服市场差异契合在地观众接受视阈、切近观众价值取向。中韩影界自2014年7月3日《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以来，已有过多次“一本两拍”的尝试，比如《奇怪的她》（2014，黄东赫）和《重返20岁》（2015，陈正道）、《迷失：消失的女人》（2016，李彦禧）和《找到你》（2018，于乐）、《妻子小姐》（2015，姜孝镇）与《美好的意外》（2017，何蔚庭）等。“一本两拍”作为合拍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整合两国创作资源和调动市场资本，突出在地化定制内容，跨越异质文化传播中产生的隔阂。韩版《极限职业》故事更具戏剧张力，所有的角色人物形象因去脸谱化更有信服力，叙事逻辑也更贴合现实生活，笑点也更密集和高级，很多梗还有上下呼应，虽也有明显缺点，但给新式喜剧片做了一个可参考的范式。
（三）《蜂鸟》最佳“年度处女作”
《蜂鸟》故事发生在首尔圣水大桥坍塌的1994年，讲述了一个初二女生恩熙在家庭、学校遇到的问题，她除了需要面对和家人、师生、朋友、恋人之间的矛盾，还要接受自己新确证的疾病，少女心事的崩溃宛若大桥的崩塌。被压抑的恩熙宛若一只小蜂鸟，拼命挥动翅膀，渴望被爱以及获取顽强生命力从而自力更生。并不富裕的家庭需要供三個孩子上学，所以当卖年糕的父母接到一笔大单时，孩子们也要帮忙在店里干活。哥哥最受父亲宠爱，即使在家里打骂恩熙也不会被父母指责，父母甚至和恩熙说只是“打闹”;姐姐乖张叛逆，不仅晚归还会让恩熙打掩护带男友回家留宿。恩熙看上去是一个文静听话的孩子，但她心里也不断产生着对这个世界的迷惘和疑惑，于是偷偷叛逆成为她宣泄情感和寻找自我存在价值的方式，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试探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与坏孩子的边界。
通过致敬《一一》①的真实记录感摄影风格和还原年代感的美术设计，这部制作周期长达6年的作品可以说是给观众交了一份好答卷。在电影发行放映市场日趋垄断的环境下，仍收获了145块银幕数量、146，398观影人次的成绩②，处在韩国本土独立电影中票房市场第一的位置。影片虽从女性视角出发，但也未一味批评、指责代表父权主义的家庭男性成员，而恩熙也不仅仅是一名单纯善良的中学生，导演更强调每一位角色的多面性。对于少女青春期成长的迷惘和阵痛，以及对经济地位普通的家庭关系的描摹，包括对于时代记忆在普通民众心里留下的烙印的展现，导演拿捏得隐秘克制、恰到好处。正如影片中季节无声地转换，恩熙的成长也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她一方面试图敏锐感知生活的每一种可能，一方面又后知后觉自己身心的变化。
可以说，《蜂鸟》通过对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女儿的聚焦，观照90年代初韩国经济腾飞、政治环境并不自由的时代景象，以小见大，隐晦平淡又饱满丰富，入木三分。
结语
1919年10月27日，由金陶山导演的结合舞台表演和银幕影像形式的连锁剧影片《义理的仇讨》在韩国最早的常设电影院“团成社”上映，韩国本土创作的第一部电影诞生，标志着韩国电影的开端。
2019年韩国电影史迎来百年庆典，整个韩国电影业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致敬百年。2018年10月25日，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专门成立了一个“韩国电影百年纪念项目促进委员会”，旨在关注韩国电影“过去的尝试，现在的成长，未来的希望”，希望策划推出一系列项目、电影作品、学术出版物和展览等活动。同时，多个机构都以特定的角度切入，推出了多项经典佳片的评选活动。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于2019年9月推出了由37位专业影人推选的“韩国电影百年历史：十大杰作”③。2019年10月，《韩民族日报》与CJ集团联合主持评选了“韩国电影百年百部佳片”，38位专业评审委员共同选出最能代表韩国社会百年（1919-2018年）发展与时代变迁的100部佳片。通过致敬影史影片影人，韩国电影以更昂扬的姿态畅想未来新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