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叙事： 经典重大题材电影之国家形象研究
苏静 许明
一、国家形象和电影国家形象议题
国家形象问题是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的中国必须予以面对和建构的时代命题。纵观历史，关于中国的“形象”议题，海外的描述总是在几种描述和设定间调换和跳转，呈现出“变色龙”特征：古代中国是神秘、文明、令人向往的国度;近代以来，急剧转变为愚昧、封闭、落后的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又被意识形态原因抹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身份和定位依然摇摆不定，弱小时被视为贫弱、可怜;强大后，又被“中国威胁论”污化。总之，为中国建构和塑造一个真实、客观、可信的国家形象，扭转国家形象以“他塑”为主的局面，既是历史、文化命题，也是势在必行的国家战略议题。2013年，国家适时提出国家形象建设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关于国家及國家形象的取向和定位必将贯穿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反映着主导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和大众审美三个向度的价值观共识的一种互动与共谋，势必逐步达成一种主流共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提供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层面的有力支撑。
“形象”源于“像”，而又不止于像，涉及意义、价值、认知和理念等范畴，作为兼具内容表现和大众文化传播属性的电影，自然成为建构和塑造国家形象的有力形式和途径。而重大题材电影以其真实的历史再现、宏阔的历史视角、历史事件和伟人的电影化重现，成为表现国家形象的集中代表和重要载体。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的《决胜时刻》，以“建国”视角为历史切入点，对新中国的前史和家国传承进行了新的艺术化再现与电影化叙述，继承和发扬了《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影片开创的“建国”历史叙事和美学精神。
从这些影片中，可以看出新时代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新思路、新气象及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对于前者，我们应继续为之鼓与呼，对于后者，我们更应持有客观、谨慎、积极进取的态度正视之、解决之。因为国家形象问题，从对外传播、国际视角来说，关乎国家、民族的软实力及综合国力;从对内传播、国内角度来说，关乎国家、民族的自我认同、确证和凝聚力、生命力。
二、“建国”系列重大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与现状
1989年的《开国大典》开创了以宏观、新闻纪录式叙事结合纪录片影像资料插入组接为特征的重大题材影片历史、逻辑、美学叙事风格，立足于对“建国”历史进程、历史时刻做宏观式、纪录式、重现式再现，力求如实描摹与刻画，影片整体风格中规中矩、平和中正。这部影片对后续同类影片产生很大的影响，它营造出的历史真实感、在场感和再现感，让国人通过银幕故事影像第一次看到了“新中国”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外延，让观众获得一种镜像式确证和认同，认同电影中的领袖人物和国家形象，从而获得了对历史、国家、民族的自我确认和确证。
影片这种创作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存在的“官修历史”“主导价值”思想可谓相通约，但与此同时，由于采用了过于宏阔和片段式结构，影片对很多深处、细处的历史真实和历史人物的行为连贯性、个人风采特点还无法做到细致入微的刻画和再现，这也是影片的憾处，当然这与彼时的时代环境和条件有关。
2009年，时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产业化大潮风起云涌之时，在试图兼顾“献礼”功能和市场效益的双重要求下，《建国大业》将“建国”叙事的视角和侧重点选在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叙事中心，突出体现民主、协商建国思想，将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情义作为历史叙事的底色和基调，以此表现团结、民主、和而不同的国家形象，同时以创新式的全明星阵容策略和营销策略作为支撑点和看点谋求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之间的价值最大化。这部影片行走于电影艺术、历史叙事与商业策略之间，表现了世纪初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取向。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时刻，《决胜时刻》这样的延续“建国”叙事的重大题材影片适时出现。巧合的是，该片上映前夕，适逢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并对香山革命岁月的重要意义和当代价值做了重要指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指挥全国解放战局、筹划建立新中国等事迹的伟大意义做了深刻阐释，与当下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呼应，产生了历史的共时性效应。该片在内容上延续了《开国大典》《建国伟业》开启的“建国”叙事模式，将历史切入点回移，定点于香山时期，从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京赶考进驻香山住地开始，到开国大典举行，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轶事进行了真实再现和描摹。
在国家、民族意识强烈崛起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重大题材片已经不再局限于为传统、经典的理念和美学精神做注解，而是将视角和叙事深入到历史真实的深处、细节处展开叙事和表意，实现对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揭示，这与之前该类影片奉为创作经验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有相通之处，但又超越后者，显示出更加完备、自觉的主体意识。
同为“建国”叙事，可以看出这三部影片的主体意识愈发增强，叙事视角越来越体现“平等”特征，表意手法越发注意从微观处、细节处展开历史叙述。可以说，经过三十余年的接续发展与不断创新，重大题材电影的历史观、国家观是不断扬弃继承的。
三、重大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面临的问题
（一）历史叙事的真实感与电影化再现之间的矛盾
一直存在于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与电影如何融合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历史观、电影美学观念的问题，会影响到出现于电影中的历史，以及历史如何被再现于电影中并显示出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如果是历史的电影化，那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电影化观念和手法去表现历史，特别是接近历史的在场和真实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应如何将电影的意义融入对历史的叙述与揭示中去，并让其与其他文本中的历史保持应有的关联？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对历史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思考，还要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当下发展的最新态势。
人类都寄望于在历史中找到关于规律、价值、真理这样的“实体”，那么我们应该勇敢、坦然面对历史中的真相与真实，坚守一种原则和标准作为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法”，避免因为各种外在原因对历史进行任意的“诗意化”“语文化”叙写和再现。
我们应自觉摒弃那种过度渲染、煽情的手法，将历史人物尽可能还原到本真的状态，让历史人物自身来完成历史意义的揭示，虽然这样也有可能会让一部电影的主题和美学色彩与之前我们习惯中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差别和分野，但也不应该因此放弃。只有这样，本真之下的真理才会被揭示出来，对于历史的信任和信仰才会得到建立和巩固，历史电影的美学品质才会真正得到彰显。电影有其独特的符号和规则体系，任意的嫁接和改变都会严重影响电影的性质。
重大题材电影是真实历史的电影化、電影化的真实历史，这两者有机统一，是两种文本和精神的融合、相协，形式上是电影，本质上体现着历史的本质和精神。只有这样，我们从重大题材电影中看到的历史和形象才会真实可信、才值得信任，影片中的国家形象才有力度。
（二）诗性历史手法与国家形象表现之间的平衡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对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进行了批判，认为前者将系列年份数字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编排，并不能算作历史，“历史脱离文献并变为编年史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物，是声音和其他符号的复合物。”[1]对于后者，作者指出“语文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把历史关在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里……它引起了一种用物、传说和文献（空洞的传说和死文献）构成历史的想法，这就产生了语文性历史。”作者还论及诗性历史：“由于诗性历史，即由于历史坠入观念上居先的领域——诗歌的领域，历史的错误形式都穷尽了。”[2]克罗齐认为，历史应该“是寓于思想并为了思想的想象，是思想的具体化，它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总是关系与判断。不是非确定性而是确定性。然而应根本区分这种想象和某些历史学家珍视的自由诗性想象”。[3]
很多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误将历史按照一种文艺的、诗性的手法进行创作，尽管有历史的外在和形式以及背景、人物，但对历史的本质和真理性认识不足，这样的影片在形式上和影像上看上去很有观赏性和“意味”，也在宣扬和表现着一种精神和价值，但却容易失之于真。比如，在《建国大业》中，为了营造所谓喜感，让解放军指战员面对宛平城时，向上级报告说：前面遇到一地主大院。这样的修辞手法和创意手段尽管在观影效果上可以造成一定的效应，但若接受历史和真实原则的判断和检验就会在顷刻间崩塌，意义尽失。又如在《决胜时刻》中，毛泽东和战士并行走入香山别墅时，战士抢先一步，看到双清别墅的“墅”字，因不会念，读成“野”，然后毛泽东纠正他说，“读‘墅”，并对字意进行了解释，告诉战士以后有时间给他详细解释。这样的情节设计，容易造成一种刻意表现、拔高的观影体验，反而会削减编导原本想达到的审美效果。
重大题材电影不同于一般题材、类型电影，必须严格依照真实历史来完成电影化再现，如果按照一种诗性的、渲染式的、歌颂式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法来完成，就会严重影响历史的严肃性和真理性、价值性，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国家形象就会站不稳、不可信，就不会具有生命力、穿透力，也不会产生历史与当下的有效关联与共振。
四、重大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的未来
今后一段时期，通过电影展现中国形象的使命任务将愈发凸显，其中，重大题材电影在实现国家形象的“我像”与“自塑”方面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必将更加显著，即使出于经济效益考虑，重大题材电影的数量也不会增加，将保持量产平稳状态，但其意义和价值将获得不断提升。故此，根据重大题材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试从以下方面探寻应对、解决策略和方法。
（一）历史观方面：实现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有机衔接与联通
可以说，历史观决定着重大题材影片的美学观，决定着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精神。而历史观通过电影的叙事、形象和主旨内蕴得以体现，国家形象的要义也基于此得以表现，而不再仅仅停留于影片的“影像”之上。
因此，重大题材影片更应注意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出来，也就是要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深层的规律、必然律和一定的可然律，让其更加体现出公平、正义、和合的国家精神理念。
对历史的认知和掌握不应仅停留于历史文本中，更不能是主观臆想的历史，而应本着一种历史精神和信仰对待动态中的历史和历史思想，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再现。只有将活的、真实的历史中的思想和价值提炼出来并在电影化再现中表现出来，重大题材电影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才有可能与当代价值产生密切的关联与互动，才会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落地生根见效。
“如果我强调概念预测未来（未来的存在是现在本性中的必然性）的作用，则这个过程便是目的论上对于未来的某种理想的目的……对于未来的目的乃是现在的一种享受。因此它有效地决定了新的创造物的直接的自我创造。”[4]为了实现国家形象建设的愿景目标，在进行重大题材电影创作时，不能刻意设计、编排情节，必须严肃、严谨地秉持对历史真实、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的尊重与敬畏，在对历史本体的思考与真实再现中实现其与当代价值的有效衔接与联通。
（二）意义方面：实现中国价值与世界共通性价值的会通与共鸣
重大题材电影肩负有效联通主导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并将其有效融通为主流意识的任务，这从每部影片的创作背景、叙事、主旨中就可看出。那么，重大题材电影必然需要将中国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世”性表现出来，并与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实现通约和共鸣，从而将国家形象及其意旨更好地表达出来。根据历史上中西之间各自的历史进程及当下现实需要，可以说，达成这样的共识是必然的（需要时间和过程），否则人类世界将不可预知。
通过电影的叙事和手法，理念和价值可以有效地借助电影语言和符号获得编码、传播，并为异域文化所解码和认知，产生同情、共鸣。一部《林肯》让人感知到了公平、正义原则和牺牲、奉献精神;一部《至暗时刻》让人看到了英国首相的担当和自信力;从而让受众对电影中的国家形象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这些影片普遍采用低历史視点、平民主义风格、辩证视角，着力把历史人物还原成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人，使其在特定历史环境、条件的制约中去完成历史使命，体现出一定的超越性和悲剧感，使影片的意义通过自然、流畅的叙事得以体现，“形象”的力量和穿透力脱然而出。
（三）传播方面：淡化宣传观念，树立传播意识
以往的重大题材电影多以宣传为使命，发挥“询唤”功能，但随着市场和时代环境的改变，重大题材电影应树立传播意识而非保守宣传意识。
因为宣传是从国家、政府部门发出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不利于电影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打造，这在世界上是有广泛共识的。“宣传”一词在英语中是propaganda，含贬义。所以，作为电影如果过多体现宣传意图，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这点，中西观众概莫能外。所以，重大题材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电影的本体属性是首要的，不应把电影作为宣传工具、宣传品来对待，让电影的意义和美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反而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妙效。
树立传播意识，首先，需要在内容制作上适度减弱重大题材电影以往常用的那种诗性、歌颂式表现手法，不再去仰视伟人，而应多采用平民主义风格、正反相合的手法再现真实环境中的真实人物、事件，让电影中的历史、人物自己“发声”“表达”，不再按照一种程式去表现、渲染。其次，应适度减弱官方机构、增加民营机构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力度。民营机构以其非官方、独立的视角和态度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表现和传播，增强可信度和信任感。从而与官方机构形成有效协同、共赢的传播格局。
结语
“存在是一种不断融入未来的活动”[5]，重大题材电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类型电影。未来，重大题材电影只有在历史与当下、传统与未来、历史叙事与国家形象塑造、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方面实现有效会通，才能更好地发挥慎终追远、培根铸魂的价值和功能，成为表现国家形象的鲜亮名片。
参考文献：
[1][2][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22，34.
[4][5][英]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2-153，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