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与雅典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
提 要：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国葬典礼制度始于何时，古典作家各有不同记载，一说在梭伦时代，一说在希波战争时期。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梭伦时代，一是它符合梭伦的政治倾向，一是于史有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载均指向此时。相关的铭文记载，大约也可追溯到梭伦时代。修昔底德对国葬典礼制度的记载相对详尽：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并由将军发表赞颂性演说，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很可能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掌握了海上霸权，才逐渐完善起来。
关键词：国葬典礼；梭伦；历史演变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5
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31/430年冬，“雅典人按照他们父辈的习俗，以公费为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人举行葬礼。”葬礼之时，遗骨被安置在幕中，人们可以在此祭祀死者。葬礼中最重要的仪式，一是举行盛装阵亡者遗骨的棺材游行，每个部落一副，外加空棺。游行过后，遗骨会被埋葬在狄皮农城门到阿卡德米间的郊区克拉麦伊科斯。二是在完成祭祀后，雅典人选举最优秀的演说家发表赞美阵亡将士的演说。修昔底德随后提到，“他们一直在那里埋葬战争中阵亡的人，只有那些阵亡于马拉松的人例外，因为他们的勇气被认为是杰出的，被埋葬在他们阵亡的地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只要需要这样做，他们就遵守这种习俗。”1但修昔底德并未明确始于何时，其他古代作家的记载也不一致，致使现代学者莫衷一是，岐见迭出。
一、古代作家的记载与现代学者的争论
关于雅典国葬典礼的发端，古代作家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起源点，一个是梭伦改革，另一个是希波战争。归于梭伦的记载相对权威，分别来自希罗多德、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阿那克西麦奈斯和公元3世纪的作家拉尔修的狄奥根尼。在有关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与梭伦会面的故事中，希罗多德称，梭伦认为世界上第一幸福的人是为雅典国家阵亡的泰罗斯，因为泰罗斯的国家繁荣，他本人也有出色的孩子，而且“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琉西斯与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为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1虽然在这个故事里，梭伦并未明确提及谁是该制度的发明人，也未提及这个泰罗斯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然而梭伦之前和僭主政治时代，雅典与邻国的主要冲突发生在她与麦加拉之间。希羅多德本人可能见到过泰罗斯的铭文，或者他从某个文献史料如梭伦的诗歌中读到了关于泰罗斯的故事。同时，在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僭主政治建立不久，梭伦本人应当已经故去。据此推算，这个制度的发明人似乎只能是梭伦或者更早的立法家。2
虽然希罗多德是雅典举行国葬典礼最早的记载者，且把该制度归于梭伦时代或他之前的某个立法家，但这个说法的问题是，克罗伊索斯不可能见到梭伦，前者约公元前560年才登上吕底亚王位，梭伦在公元前594年担任执政官时可能已50岁或以上，即使按照雅典官职最低要求30岁，到克罗伊索斯登基时，梭伦也已接近65岁。然而希罗多德的行文暗示，当梭伦到达吕底亚时，克罗伊索斯已征服了亚洲的全部希腊人，他本人的势力正如日中天，那应当是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梭伦此时年事已高，不可能前往吕底亚等地长途旅行。希罗多德另宣称，梭伦出国之时，他似乎刚刚完成改革，以“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律”。3如果其说属实，则梭伦理当在完成改革就离国远行，如果他真如传统所说到了吕底亚，则他见到的应当是克罗伊索斯的父亲阿吕亚泰斯。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古代已经遭到质疑，4现代学者基于年代学的理由，基本不予采信。5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附着在这个故事中的泰罗斯的故事，也难脱虚构之嫌。
不过，将国葬典礼制度归到梭伦名下或梭伦时代的并非希罗多德一人。在《普布利科拉传》第九章第七节，普鲁塔克记述普布利科拉为罗马人创立葬礼演说的制度时，曾提到阿提卡演说家阿那克西麦奈斯所言，是梭伦为雅典创立葬礼演说。不过普鲁塔克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未在《梭伦传》提到国葬典礼，在讨论阿那克西麦奈斯的说法时，明显带着怀疑的口吻。3世纪的作家拉尔修的狄奥根尼在谈到梭伦反对国家对运动员奖励过头时，也特意提到梭伦主张由国家褒扬阵亡将士并抚养他们的遗孤，从而激发了雅典人为国战斗的勇气，暗示梭伦是这个制度的发明者。6
然而，古代作家的另外一种传统是将国葬典礼制度归到希波战争之时。狄奥多鲁斯称，“雅典人以类似的方式对那些在希波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墓葬进行装饰，首次举行了葬礼表演，并通过法律，由精选的演说家为那些公葬的将士们发表演讲。”哈利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说法大体类似，“在某个后来的时候，雅典人把葬礼演说添加到他们的法律之中，以尊崇那些在阿尔特米西翁、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为他们的国家阵亡的人，或者是尊崇在马拉松的那些人的功勋。但即使是马拉松战役，如果葬礼真的起源于那时，也比布鲁图斯的葬礼晚了16年。”7可是，两位作家的记载也不无疑点。将希波战争作为雅典创立国葬典礼制度的契机虽然恰如其分，但两位作家的记录都颇有让人诟病之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以不可靠著称，他是在叙述了普拉提亚战役后提到此事的，但众所周知，那次战役中的阵亡将士由参战的全体希腊人埋葬和纪念，遗体也就近埋葬，雅典人似乎不用另外纪念。他把西门尼戴斯为温泉关战役阵亡将士所写的诗歌移植到普拉提亚战役，不过是再次证实了他的粗心大意。1此外，狄奥多鲁斯并未宣称整个国葬典礼制度为那时创立，而是说第一次举行了葬礼赛会，并立法规定以后都需要选举演说家，为阵亡将士发表赞颂演说。因此，他的意思或许只是说某些新的东西如葬礼演说和赛会等被添加到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国葬典礼之中。
狄奥尼修斯写作于奥古斯都时代，他的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罗马人作为希腊人对待，而且认为罗马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罗马的所有制度，也优于希腊人。2而他所提到的那几次事件的阵亡者，也都是就地埋葬，大多数情况下，是和阵亡的盟友埋葬在一起。3与修昔底德记载的国葬典礼在雅典广场和克拉麦伊科斯举行相当不同。所以，他们的记载，现代学者几乎均不认可。
现代学者的研究，不仅未能确定国葬典礼制度起源的具体年代，反而加剧了古代作家那里已经存在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克里斯提尼在为雅典确立民主政治的同时，创立了国葬典礼制度。部分学者将其归于西门时代。4有关克里斯提尼创立国葬典礼制度最大的支持，来自铭文资料。现存雅典最早的陣亡者名单，似乎就来自公元前507年前后，即传统归于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年代。但在现存的古代作品中，从无克里斯提尼首次创立该制度的记载。西门时代的证据更为充分，但保萨尼亚斯只是提到，“那些与西门一起完成了伟大业绩的人，在同一天里赢得了在海上和陆上胜利的人，埋葬在这里。”保萨尼亚斯所说显然是公元前468年左右的优吕麦冬战役，但他并未宣称那是雅典人第一次那样做，也未提到西门是该制度的创立者。他随后提到的，是科农和提摩泰乌斯父子也埋葬在那里。5因此，它只能证明克拉麦伊科斯是雅典埋葬阵亡将士之所，与国葬典礼创立的年代没有关系。雅科比根据保萨尼亚斯的记载推断，公元前465/464年德拉贝斯科斯的灾难，是国葬典礼的发端。6然而德拉贝斯科斯的殖民以失败告终，如果国葬制度真是那时才创立，则修昔底德不太可能说葬礼是祖传的习惯，毕竟那时与修昔底德的出生日期相近，历史学家应当清楚那是晚近的时代。另外，狄奥多鲁斯明确宣布，在葬礼上发表演说的制度在希波战争时期已经确立。那么，国葬典礼制度到底起源于何时？
二、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与演变
从目前的资料看，笔者更倾向于把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的制度归于梭伦。理由有两个。第一，从梭伦个人的取向来说，他一向把雅典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和其他利益之上。无论是他的诗歌《致城邦》，还是他的改革，抑或希罗多德所记载的道德故事中有关泰罗斯得到国葬典礼的说法，以及他出于国家稳定目的，拒绝实行僭主政治，都表明在他的心目中，雅典城邦的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从理论上说，他会赞同用国葬的方式向那些为国捐躯者致敬。狄奥根尼—拉尔修的记载，直接提到梭伦主张为雅典阵亡将士举行典礼，并由国家出资供养阵亡者遗孤的做法，虽然记载者距离梭伦时代已近千年，但恰好符合梭伦的基本政治取向。从历史背景来说，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与麦加拉发生战争。梭伦本人率兵击败了麦加拉。这是雅典在经历长期失败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战果。2对于那些因这场战争阵亡的人，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予以纪念。作为拥有全权的执政官，梭伦有权进行类似的立法。而目前所见有关雅典第一个享有国葬典礼的例证，也正来自在埃琉西斯进行的与邻国的战争，那似乎只能是与麦加拉的冲突。
第二，现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证据。希罗多德明确提到，梭伦时代为泰罗斯举行过国葬，虽然那次国葬典礼和马拉松战役阵亡者一样，是就地而非在克拉美伊科斯举行，但说明其仪式在梭伦时代业已存在。修昔底德也提到，雅典那种制度是祖传的习惯。如戈麦指出的，如果该制度真的晚至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则那时修昔底德已经出生或者在他出生前不久发生，以修昔底德本人的研究能力，他没有理由认为它是祖传的制度。因此，戈麦正确地认定，在修昔底德看来，这样的制度至少像梭伦一样古老。3
普里切特搜集的资料，可追溯雅典国葬典礼发展的过程，且是从最近最确定的时间开始。约公元前500—前495年的某个时候，雅典人攻占莱姆诺斯，阵亡者被就地埋葬。有关此事的相关铭文已被发现，因此可以肯定，那时雅典人已有按部落公布阵亡者名录的习惯。约公元前507/506年，雅典人进攻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考古学家发现了刻有名录的纪念碑，尽管在学界不无争议，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它记录的是雅典阵亡者名录，当属雅典国家的行为，可视为国葬。第三份铭文发现于雅典屠宰场附近，年代可能属于公元前6世纪，刻辞的可能是3位阵亡者的名录。因铭文残破严重，无法确定是否为雅典国家行为。如果是，它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雅典阵亡者名录。4再往上追溯，就是希罗多德笔下的泰罗斯。普里切特认为，此人很可能阵亡于梭伦改革后的某个时候，但梭伦应当看到了。在此之前，似乎再无雅典人实行国葬的事例，因此在现有文献中，泰罗斯是第一个享有这种殊荣的人。5
虽然现有的证据把国葬典礼制度的创立指向梭伦，但必须承认，国葬典礼的仪式有一个发展过程。修昔底德所记述的典型的国葬典礼制度，包括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每个部落一副棺材，死者亲属致祭，并有人发表赞颂雅典和死者演说的制度，很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少要等到克里斯提尼改革后才逐步完善起来。每个部落一副棺材，共10副的制度，肯定是克里斯提尼部落改革后的产物。将阵亡者遗骨运回雅典集体埋葬，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才成为传统。如前所述，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雅典对阵亡者尸体的处理是就地掩埋。普里切特搜集了从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埋葬阵亡者的例证，其中绝大部分是就地埋葬，但少部分可能在自己城邦的广场上树立纪念碑，上刻阵亡者名录。6雅典人第一次把骨灰运回雅典埋葬，可能始自公元前468年的优吕麦冬战役。那次战役后，西门获得大量战利品，并把阵亡者骨灰运回雅典，此后成为惯例。7所以，将骨灰运回雅典的做法，应当始自此时。尽管如此，雅典人能够运回的，仍是火化后的骨灰而非尸体。修昔底德明确提到，一个部落一副棺材中所装的只是阵亡者的遗骨。1
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根据雅典人的惯例和实际的需要，埋葬地点一般在战场上或附近。即使后来骨灰被运到雅典，是否马上就把克拉麦伊科斯作为公共墓地，亦难确定。在克拉美伊科斯发现的铭文中，似乎并无早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的，说明直到中期，雅典人才统一把阵亡者埋葬在那里。在这个问题上，考古证据与文献基本吻合。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阵亡者遗骨都被运回雅典。公元前413年，雅典惨败于西西里，除少数人得以逃回，大部分阵亡或被俘，其中阵亡者肯定被就地埋葬；公元前409年的以弗所战役中，雅典阵亡者也未能被运回雅典，而被葬在诺提翁。2某些时候，特别是雅典人战败时，如从西西里撤退途中丧生的那些人，以及羊河战役后被处死的雅典人，尸体很可能被遗弃留当地。
发表演说的制度，特别是由将军和知名演说家发表演说的制度，肯定是后增加的，至少不可能早于克里斯提尼设立将军委员会。狄奥多鲁斯将发表演说的做法归于希波战争之时。虽然希腊人早已有演说的传统，荷马笔下的英雄们的基本素质，就是“会做事情的行动者”和“会发议论的演说家”，但那时的演说，肯定相对原始。当军事执政官为战场上的统帅时，如果确有人发表葬礼演说，那很可能由他负责。即使到希波战争之时，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国事已成为常规，但能够发表长篇演说的人，尤其是修昔底德笔下那些能够长篇大论的人，在智者教育于雅典充分发展起来之前，恐怕为数不多。除科林斯人索克勒斯那样少数的例外，伟大如地米斯托克利，在讨论德尔菲神谕有关木墙和萨拉米斯的含义时，好像也主要是就事论事。3因此，类似伯里克利葬礼演说那样精心的作品创作，应主要是伯里克利时代的产物。柏拉图提到，在发表葬礼演说时，演讲人需要做长期的精心准备，并且要在演说中赞扬城邦，赞扬在战争中牺牲的人，还要赞扬雅典人的祖先和先辈，以及那些仍旧在世的人。演讲的基本目标，是让听众感到自己比过去更加伟大、高尚和英俊，城邦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神奇。柏拉图非常明确地把类似伯里克利、吕西亚斯和阿斯帕西亚那样的演说者归于修辞学家教育的结果。4在此之前，雅典人的演说能力要有限得多。阿那克西麦奈斯把演说制度归于梭伦的说法，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雅典人将一切制度归于梭伦名下的习惯使然。5
综合上述，似可认为，举行国葬的基本制度，即由国家出面为阵亡者举行葬礼，并出资抚养阵亡者遗孤等，很可能是梭伦的规定。把梭伦作为国葬典礼制度的发明人，至少在目前来看，是合适的。只是梭伦时代的国葬，可能像他对雅典民主政治所做的贡献一样，仅仅是一个基本框架：由国家出面举行葬礼，并由国家出资供养阵亡者遗孤。其余之举，如把阵亡者运回雅典，葬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游行，并由专人发表演说等，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的葬仪。
[作者晏绍祥（1962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48]
[收稿日期：2017年6月9日]
（责任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