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外与中国话语
李治安
国际视野或国际化，原本是包括历史学的现代学术与生俱来的属性。从事历史学研究，不仅要“通古今之变”，也必须“览中外之情”。只是由于明清“闭关锁国”陋俗及上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等因素，才使我们对国外研究及理论方法所知无多，才使中国古代史等学问一度带有了不该有的半封闭性。尽管如此，上个世纪仍然有个别留学及涉外的名家如陈寅恪、雷海宗、杨联陞、林志纯等，能够做到学兼中西或中外兼通而开风气之先，因为是鹤立鸡群或凤毛鳞爪，故而备受学人的青睐与尊崇。
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国崛起，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和国际威望，也相应提升了全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度和兴趣，凸显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性及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正在成为一种多数人得以参与的普遍性趋势，而不再是个别精英能过问的“奢侈品”。随着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更新，不断遭遇多种挑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理论环境也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增强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理性与自觉，如何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水平及实力，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笔者吁请同仁学者努力践行“会通中外”，以跟上21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时代步伐。
所谓“会通中外”，简而言之，就是融会贯通国内外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信息，通达其要旨，领悟其精华。笔者拙见，要践行“会通中外”，加速和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似乎至少要做如下3件事：
其一，亟待建立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机制。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始终相应具有多样性与开放性，即提倡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向所有学科敞开门扉，主动吸纳，综合运用，以适应研究客体层出不穷和复杂多样的需要。所谓“史无定法”是也。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现代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较为成熟，其理论和方法丰富多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无一不是从西方传入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变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古代文明为对象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例外。
例如，法国“年鉴学派”倡行的“长时段”与“综合史”，主张历史是一组体系或结构的综合体，各体系或结构有其自身的内聚力。历史必须从结构和体系上加以阐述，不仅要致力于确定这些体系，而且要系统地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这种追求“长时段”的新史学，其目标就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结构。该学派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重社会结构、系列及多元的理论解释，被后人较多运用和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又是其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笔者曾经提议采取两种方案引入年鉴学派的“新综合史”，以改造旧式“拼盘”地方史。一是在国内原有区域史基础上把年鉴学派的东西嫁接过来，搞成一个中体西用或中西合璧；二是全面仿效年鉴学派区域史研究模式。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先进的研究方法不应该讲究中西界限。况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最终也不可能全盘西化。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年鉴学派的总体、综合区域史的理论方法先学过来。
再如“社会科学方法”。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不仅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而还提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他率先对文化科学做了界定。认为文化科学，即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能，首要任务便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和方法诸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价值和意义。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由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手段的讨论构成的。
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在出入于经济史和以“训诂治史”的同时，又以博杂多端著称，自诩“开杂货铺”的汉学家，据说他也提倡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诸方法来研究历史学。
笔者赞成积极吸收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行之有效诸方法来研究历史学。这又是我们“会通中外”的一个关键途径。曾经在哈佛颇得柯立夫和杨联陞二教授真传的已故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蒙元史学者萧启庆教授，之所以成为上个世纪末海外蒙元史研究第一人，就是因为他在继承柯立夫历史语言考据学的同时，又学到了杨联陞倡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二者水乳交融。
25年前，中国社科院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专门介绍和探讨国内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希望刊物越办越好，也希望古代史的同仁多运用、多参与，在此基础上建立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良好机制。据说，近年在经济史领域，计量史学已然大行其道，单纯进行所谓定性分析，越来越没有市场。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
在这方面笔者也偶有尝试。2016年笔者撰写《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一文时，就曾接受许檀教授的指点，增加了两段元明江南商税计量对比，即使用了计量数据，从而使文章的论证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诚然，笔者只是偶有尝试，还未能做到自觉和常态，有待日后继续努力。
其二，积极开展和国外相关国家的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比较研究法就是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或相异进行研究与判断的方法。通常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与特殊的方法。比较研究，也是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地处东亚大陆，地理环境上基本是自为较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文明或中国古代史与西欧等域外主要文明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在文明特质上具有自成体系的特殊性。探讨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或中国特色，固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倘若一味地关起门来探讨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或中国特色，反而会坠入五里雾中，难得真谛和要领。所以，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时段及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开展与国外相关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提升国际視野和“会通中外”，也是至关重要的。
譬如，上个世纪50、60年代史坛“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制度的讨论，有的主张土地国有制，有的主张土地私有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倘若把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罗马帝国作比较，特别是对照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有关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泾渭分明的表述，我们就会容易从本质上理解把握战国以降以土地自由买卖为特征的地主租佃制复杂形态及本质：地主拥有占有权，佃农拥有使用权，帝制国家则拥有最高所有权或褫夺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不只是理论观念上的信条，而是能够见之于土地最高所有权或褫夺权的通行法则。这恰恰又是我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规定的深刻历史根源。
再如，关于商鞅变法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且与西周大宗、小宗俗相配合，造就的持续2000年的诸子继承制度。因为至今仍在人们身旁，很可能被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但是，当我们将它和西歐领主制下的长子继承法相比较，就会蓦然发现这种诸子继承和长子继承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经济结构。西欧领主制下的长子继承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中世纪大庄园延续数百年不变。而在古代中国，诸子分产继承制度构成了2000年来制约社会经济结构的五口之家基本秩序。该秩序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土地占有者越分越小、越分越多及其对土地等有限资源的剧烈角逐，容易助长周期性土地兼并。
又如，马克思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然而，我们将古代中国和埃及、波斯、印度作一番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古代中国虽然有大禹治水的悠久传说和都江堰、河套等水利灌溉工程，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所描述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常见职能，并不主要是埃及、波斯、印度式的兴办灌溉排水等“公共工程”，而表现为战国以降的授田、均田。授田、均田等在占有权和使用权层面实现了土地与劳动者的结合，客观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又是中国帝制国家最主要的公共的“经济职能”和最大的历史合理性所在。
其三，严格学术规范，努力造就令国外同行折服的高质量论著，赢得无愧于21世纪的中国话语权。
我们呼吁和倡行“会通中外”，不单是为“会通”而“会通”。“会通中外”主要是手段和途径，借助“会通中外”造就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高质量论著，才是我们崇高和最终的目标。
在追求高质量方面，我们应当弄清何为第一，何为领先？严格地说，在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是不分国界的。中国第一，未见得领先，只有世界第一才算领先和真正的第一。我们应当追求世界第一与中国第一的同一，而不应搞唯“国字号”尊大。应防止学术研究上“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的两种极端偏向。应当清醒地看到，就国际视野的高标准而言，目前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总的情况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喜忧参半，亦喜亦忧。30多年来，随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我国每年大约毕业150—200名古代史领域的博士生，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每年估计也能达到180篇以上。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模之大，还是研究课题涉及的宽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学术质量并不令人满意。粗略估计，只有一半左右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罔顾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炒冷饭”式的重复劳动依然较多，依然在人为制造一堆堆“废纸垃圾”。这方面虽已有所改进，但仍需要警钟长鸣，继续努力的空间仍然颇大。
综观国际汉学界，过去一二百年有两类卓有成效的研究流派：一是历史语言考据学派，二是立足于实证的融会贯通派。就目前的情势看，海外历史语言考据学派（除日本外）似趋于衰落，而国内改革开放40年来在历史语言考据学方面却建树显赫，涌现出一批运用甲骨文金文治商周史，运用突厥文、西夏文、蒙文、藏文、满文等治北方民族史的中青年隽秀及优秀作品。而在立足于实证的融会贯通方面，海外汉学家继续兴盛领先，国内却存在不小差距，迄今尚未拿出若干杰出论著。近20年，中国大陆讨论“唐宋变革”的论文著作有数百种之多，看似相当热烈，但多数成果是在重复90年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基本结论，或是努力发掘新史料为该论点做注脚，或是印证或深化该论点。这种近乎拾人牙慧的现象，让人颇不满意，甚至汗颜。目下，越来越多的古代史学人正在努力践行“国际视野”和“中国话语”的互动，努力践行断代实证与宏观贯通的融汇，以引领学术潮流，用实际行动交上一份建构“本土中国”历史议题的合格答卷。很大程度上，会通中外与赢得中国话语权，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质量论著也是我们与国外同行进行平等交流的基本倚仗。只有造就若干令人折服的高质量论著，我们才会获取与国外同行展开高水平对话的资格或平台，才会赢得他们的认可与尊重，我们在国际史坛上的话语权也会随之增多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