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遗保护的理论思考

    

    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俨然是一句常用语了，但细究起来，其间似有不通之处。说保护物质形态的遗产，如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自然毫无问题;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正在其非物质性、无形性、精神性，如何能保护？当然，非遗是以种种物质媒介为载体的，如果这些载体不存，非遗确实无所依附。但若将非遗等同于这些载体，将保护非遗等同于这些物质载体的存续，难免让人发出孔子的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云”。所以，保护非遗这句流行语，还是值得再细究一番。

    非遗的绝大部分属于艺术范畴，这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国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类，分别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杂技与竞技、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其中前面六类都属于艺术，最后一类民俗也与艺术息息相关。剩下的三类大约可以归于技术的范畴。无疑，技术是可以保护的，只要相关的知识能得以传递，所需的条件能得以保存，技术类非遗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但是艺术类呢，艺术能够保护吗？

    二

    艺术是人类价值的彰显，这是艺术的本质，并规定了艺术与人的关系，人回应艺术的方式。而且，我们不是说艺术是有价值的，或者有用的;我们说，艺术是价值的彰显。这两种说法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类是以价值维系其本质的，价值是一个高于人的范畴，就像古人说的“道”。那么道就不是一个我可以把玩的东西，而是规定我、成就我的“天命”。这就是《中庸》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只有遵从这些规定，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即使不同的民族、时代对这些道的体认会有具体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人离不开价值，“道，不可须臾离也”。

    作为艺术的非遗，同样是人类价值的彰显，在其中蕴涵着人的规定、理想、尺度。其中有些是过往时代的价值，有些是今天还适宜的价值，有些甚至是永恒的价值。正是由于其价值性，它们作为遗产被传递、甚至遗留至今。比如国风楚辞传承了两千年，唐诗宋词流传千年，水磨昆腔也传唱了六百年。正由于其价值性，作为一种对人性的启蒙，一种呼唤，遗产才与不同时代的人们相对，这无论对古人还是今人，情形都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懵懂的遗产传递者，也不能是自觉的遗产保护者。不如说，首先正是（偶然地）通过遗产，一代代人才发现了自己。正如林黛玉从《牡丹亭》中听到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生命之急迫，我们也能在《桃花扇》中听出故国兴亡。遗产、传统、经典的意义，正在于其对于人之生命的启悟。而正是首先由于遗产的启蒙价值，遗产才在这个过程中被偶然地或自觉地传承——因为一代代人被唐诗宋词打动，唐诗宋词才一代代地流传。换句话说，首先是“道能弘人”，然后人才能弘道。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说法不一定对。因为真正地接受遗产，接受真正的遗产，首先是种内在的实现，而不是外在的使命。所以，我们不是遗产的保护者，而是受赠者。因为人不是价值的保护者，而是价值的体认者，实现者。人甚至只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根本不是价值的外在保护者。

    所以，非遗作为艺术，作为价值的彰显，是无从保护的。而且，号召保护非遗的理由，也应该是个价值层面的理由，而且是种比非遗本身的价值更高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应出于价值之外的理由来号召保护。可是在今天的流俗话语中，保护传统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拥有更高的价值呢？比如，能不能出于“传统”、“民族”、“认同”的理由来号召非遗的保护呢？仅仅因为是“国粹”，所以人人都要保护京剧吗？因为是“传统文化”，所以要保护种种地方性、小众性的文化技艺吗？

    三

    但反过来，人一旦感知到了遗产中价值的召唤，自然会走近非遗，体味非遗，以至被此一文化所化，而最终成为遗产的传承者。当然，时移世易，世事无常，并非所有的遗产都能幸运地被传递。比如，无论好之者多么惋惜，像秦腔、花儿、贤孝、小曲、说书等这些西北的古老民间音乐，恐怕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号召他们保护这些传统是需要理由的，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另外的理由。苏阳，一个60后的时尚摇滚歌手，却在人到中年，开始了与西北大山里的说书艺人、秦腔班主、花儿歌手们的厮混。张尕怂，一个90后的民谣歌手，开始在都市的弹起三弦，唱起西北的小调;甚至拜访了100多位民间艺人，采录民歌，学习表演。但是，不是他们发现了遗产，而是遗产发现了他们。我们也无需庆幸非遗因为他们而得到了保护，而应庆幸他们以及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些非遗而变得更为深沉。在这个意义上，外在的保护其实是多余的。

    所以，遗产复兴的含义和意义，并不是遗产本身的外在延续，而是为传统所化之人的内在生成。这也意味着，遗产的复兴从根本上依赖于人被遗产所感动这样一个内在的过程。一种艺术的兴衰，从来都与艺术家的涌现与消失息息相关。人存，则艺兴，人亡，则艺息。被视为项目的非遗，其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位位的艺术家甚至大师，或如日本所谓的“人间国宝”。大师故去，新秀不起，即使非遗项目能够以影像等形式被记录，艺术本身的复兴仍然是未知数。

    所以，遗产的复兴从根本上依赖于艺术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依赖于某种艺术家的“气质”。所谓艺术家气质者，就是对遗产中的价值最为敏感的人;而所谓艺术家者，是不仅对这种价值敏感，而且能激活价值、在新的情境中有所创造，从而延续了价值者。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遗产的再生依赖于被价值所感的人，至少是好之者和乐之者，而不是站在价值之外的无动于衷者，比如管理者和研究者。因为这两种姿态，都设定了与遗产中所涵价值的距离。当然，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亦能感受、尊重种种遗产中的价值，一个社会中渴慕价值者日众，塑造出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的艺术氛围，则确有助于艺术家的诞生和遗产的复兴。

    四

    当然，这样说也不是将遗产的复兴寄托于渺茫的天才的降生。因为天才也不是渺茫地降生出来的。不如说，天才不过是将价值的召唤、内在的召唤贯彻到底的那些人。所谓不疯魔，不成活，艺术家异于常人者，正是由于他们将这些价值贯彻到了甚至不合常情、不正常的境界。但这种坚守也不应是出于外在的理由和责任。艺人常说“艺大于天”，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中发现了自己值得坚守的内在的天命，这样他们才愿意克服“台上一分钟，臺下十年功”的艰辛。所以，对于非遗而言，首先是艺术家在拯救自己，传统才随之甦生。而且，这种投入，根本不是一般所谓的匠心——没有缘由的匠心。因为匠心不是外在的功夫，而是内在的救赎。匠心不等于苦心，奴隶再辛劳也不会有匠心。因为艺术的本质应是成就生命，成己以及成人。

    而且，艺术的成就不单单需要外在的锻炼，更需要内在的磨炼。这种磨炼也不只是痛苦，而是真正的喜悦。但是，生活的痛苦往往是成就艺术和艺术家的必要的催化剂。真正的艺术诞生于困顿，古人早就知晓了这其中的悲怆的玄机。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人里尔克则说，“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因为只有当生命沉沦到命悬一线，艺术——作为拯救才能迸发出异常的力量。所以，让大师成为大师的，往往是那些意外的、无人愿意遭受的艰难悲苦。

    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大师，其命运轨迹往往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比如天赋异禀，少年成名，中年遭遇波折，经年困顿，而到暮年往往艺术更上层楼，以至炉火纯青，正如杜甫所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秦腔界被誉为“小生泰斗”的任哲中先生，就是如此。因为中年演出频繁，任先生的嗓子变得沙哑，又经社会动乱，精神更遭到了很大的伤害。然而复出后的他，却以谁也学不了的苍苍之声，使得《周仁回府》终成绝唱。1995年先生在西安去世后，据说吊唁队伍致使交通堵塞，甚至喜欢他的观众从咸阳组成百人的乐队，前往表达哀思。正如当时有媒体以“梨园至情”称颂的，任先生正是以深情投入艺术，进而感动万千大众，并成就了秦腔艺术的高峰。

    非遗作为艺术，就是如此悖论、悖情、悖理，它是无法在安稳、安全的位置去保护的。在韩国导演林权泽描写朝鲜传统说唱“板索里”的电影《悲歌一曲》（1993）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师父为了让女歌手成为最优秀的“板索里”演唱者，而不惜弄瞎了她的眼睛。导演在2005年重拍了同题材的作品《千年鹤》时，又保留了这一情节。这自然是一个寓言，一位资深的电影艺术家也深谙的寓言，但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寓言。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它要求人放弃某些现世的安稳才能实现——必须首先失明，然后才能看见。林导的这两部作品所涉及的都是韩国传统艺术在当时（1950年代）的困境与艺术家的悲情坚守，其话题一如中国当下的流行舆论，比如电影《百鸟朝凤》。但内里的逻辑值得深究。从表面看，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困境是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再往深里看，是吃饭与艺术之间的两难;但在根本上，是人性在流浪与回归、凡俗与神圣之间的永恒跌宕。若不敢临危涉险，就无从得见山高水长。没有现世安稳的位置，让人可以轻言艺术，轻言非遗，轻言保护。而能轻易保护的，一定不是最伟大的艺术。

    五

    非遗所谓无形者，正在其为道，而不是器。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所以，不可以为器之法来“为道”。当然，“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朱熹），但能保护的，始终是器，而不是道。因为如上所论，为道之途，其艰辛如是，悖论如是。

    而如果没有这种悖论的自觉，没有投身于非遗之内在价值的勇气而昌言保护，注定是一种装点门面、捕风捉影。今天的非遗，多出现在旅游的场合。这不啻是一种寓言。游客式的非遗爱好者，不过浮光掠影，惊叹一番而后转瞬即忘。这还无关紧要，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以保护心态从事非遗事业，其结果注定是南辕北辙的。可能资料增加、活动频繁、研究繁荣，非遗之精神却不见得有所弘扬。当然，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至少能识得遗产之价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心保护非遗之物质载体，虚己以待来者，也堪成就一桩谦逊而平实的事业。最可怕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又指点江山，无畏大人，只能为真正的事业徒增障碍而已。

    总之，如果遗产是个小于我的概念，那么遗产确实可以保护，但需要一个价值上的理由;如果遗产是个大于我的概念，那么它就是价值本身，我则无法置身其外予以保护。价值层面上的遗产，如同孔子所讲的礼，对我而言是“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它要求我们的内在转变，而容不得我们旁观取舍。更進言之，得道者，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常理上是人所唯恐避之不及的。如此焉能轻言保护？不知其中险峻，而试图不动声色地实施外在保护，要不就是买椟还珠，宝山空回，要不就是附庸风雅，叶公好龙，终与遗产之精神相隔膜。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