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武汉，我们和你在一起！
郭静
逆行……
武汉对我，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这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第一份工作……
电影导演贾樟柯有句话——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这句话，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意思。
这次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抗疫报道团队到武汉去，是我主动要求的。
2004年调人央广后，尽管主持过很多次突发灾难事件的直播节自，但我一次都没去过前方一线。我心里很清楚，随着年龄增长，这次轮到我头上的概率怕是又非常渺茫。
1月21日晚上九点钟，看到报道团队记者名单，第一梯队16个人，以中国之声特报部记者为主，还有几位采访部的年轻记者。名单下，是年轻人简短的回答：“收到，随时听指令。”
我没有吭声。
1月22日我轮休。上午，我一个人坐沙发上刷新闻，越看越觉得武汉形势危急。想起当年武汉的那些朋友，想着现在要奔赴武汉的这些同事，他们去了那里会遇到什么困难？我如果在，可以怎样帮助他们……
越看，越按捺不住，拿起手机，给中国之声领导发去了一条微信：“如果武汉那边需要，我可以去。那里我很熟，包括医院、卫健委和防疫站……”很快有了回复：“马上准备出发。”
同行的有中国之声采访部的黎明、特报部的常亚飞，我们和央视社会新闻部副主任任永蔚一起出发。
行李收拾好了，但行程安排一波三折——去武汉的事暂缓！
继续值班工作。
大年初一一大早，又去上班。接到指示：下午出发！
我其实有点懵。1月23日武汉采取“封城”措施，这史无前例的举动透露出强烈信号，所有人都知道“大战”在即。24日春晚，临时加的诗朗诵，是唯一没彩排过的节目，这是一种决心的明示：武汉！武汉！
已经顾不上想这么多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进入武汉！进出武汉的通道已经封闭，怎么进去？
查航班，取消……
查高铁，无票……
好在很快消息传来：可以买短乘长。特殊时期，特殊手段！
由于同行的同事现在分散在各处，我们只好商定各自乘车，在列车上汇合。
发车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分，留给我回家拿行李的时间不多了，我风一样地赶回去。
我先生送我到了北京西站。中国之声的领导也来送行，并送来一些防护物资。这时，我真有了一种要上战场的感觉了。
车很空，我走了几节车厢。数了数，每节车厢不到20人，上座率不到三分之一。车厢里非常安静，所有人都戴着口罩，默默的，甚至有些蔫蔫的，无精打采，满腹心事，似乎都很疲惫。
我似乎还没从上午值班、下午出发的状况下缓过来。武汉，此刻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路上有个小插曲：我正在车厢连接处和列车长闲聊，一位男士走过来，问车长是否可以补票。仔细了解，这位姚先生是武汉人，两个月前全家制定了春节出行计划，因为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想去天安门看升国旗。1月21日全家到了北京，原定计划1月28日返程，没想到此时事情起了变化。在这趟原以为可以回家的列车上，他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全家人买的是北京西到驻马店的票，想在武汉站下车，本以为可以像以往那样补票就行，但列车长为难地说，去武汉站的票全部停售，包括列车上也不能补到武汉站的票。能否买长乘短，比如补票到本趟列车终点站长沙南，但在武汉站下车？列车长回答，票可以补到长沙南，但能否在武汉站下车尤其是出站，不好说。
我能明显感觉到姚先生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我们是作为应急报道的记者，经过和有关部门协调，才能在武汉站下车的。这位普通乘客是否也能下车，大家心里都明白，希望十分渺茫。
不久，记者黎明从石家庄、亚飞从郑州南上了车。每增加一人，我的心情就好一分。
黎明告诉我，他的妈妈身体不好，他没敢告诉他们是去武汉，怕他们担心，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黎明”，在我们整个的公开报道中，他一直沒有用真名，担心他的父母知道他在武汉。
由于出发时间仓促，我们仁明显准备不足。只有最后上车的亚飞在郑州站等车时买了瓶洗手液和酒精喷雾。
黎明上车时，我注意到他带了一个塑料饭盒，他说装的是家里包的饺子。那盒饺子一直放在那里，他显然没心情吃，一直被拎到了武汉。
晚上八点五十三分，火车到了武汉。
车只停靠3分钟。
大家七手八脚搬运行李和物资。很多防护物资在武汉已买不到，我们随车带的这十几箱东西就是大家未来几天健康安全的保障。
天下着雨，但雨不大。出了武汉火车站，我的衣服和背包就被淋湿了。整个城市像睡过去了一样，静得可怕。车站前还有灯光闪烁，但街上空无一人，所有店铺紧闭大门。
车驶上长江大桥，走了半天，长长的大桥上只有我们。我在武汉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住在酒店的20层。窗外是一栋栋高楼。一个个小区看过去，虽也是万家灯火，但你不知道那一盏盏灯光后面一个个家庭正经历着什么。
参战……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亚飞准备去中部战区总医院采访。医院对面，是亚贸广场。我依稀记得，这里是街道口，曾经是武汉最繁华的商圈之一。
天有点阴冷，还刮着风。在医院门口等宣传干事出来接我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两年前看过的一个日本电影——《生存家族》，对，就是那种近乎悲壮的感觉，风卷起落叶、纸片，一片萧瑟。
又出现一个小插曲。我们和小干事一起往行政楼走，一位大姐喜不自禁地冲我们喊：“我儿媳妇要生了。”我们说：“好啊好啊，祝贺您！”等她走远了，我问小干事：“你熟人啊？”她说：“啊，我以为她认识你们呢！”大家相视而笑。这样的误会多来几个无妨，陌生人跟你分享她的喜悦，这种感觉，挺好。
这事倒是提醒了我们。我对亚飞说，可以关注一下孕产妇。现在医院都住满了新冠肺炎病人，像孕产妇还有透析病人，怎么办？……
1月27日，我们到武汉的第二个工作日。亚飞和黎明去了社区、超市、药店。亚飞自拍的视频《总台央广记者带你看武汉最真实的状态》，出手就是10万十的阅读量，并在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战疫情》中播出。这让大家很是振奋。
这晚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大约是晚七点多，我中学同学群里突然有人转帖，号召大家晚上八点打开窗户齐唱国歌，还有《我和我的祖国》。唱完再大喊三声“武汉加油”，曲谱、歌词也同时转发出来。
晚八点，各居民小区喊歌的视频刷屏。但马上又有署名“协和医院内科医生”的帖子告诫人们：“请立即叫停小区开窗唱歌，极度危险，有传播肺炎的可能。”
很多人可能會有些扫兴，但医生的紧急呼吁也让大家清醒认识到本来就存在的危险，大家默默地接受了。
半夜时，我策划了一个特别行动，拉着湖北台和武汉台记者记录零点的武汉，录下这个城市特别时期深夜里特别的声音：昼夜施工的雷神山医院工地、日接上万个电话的120调度大厅、深夜紧急运送防控物资的武汉西收费站、时刻待命的社区应急保障车……
此时，有一件事困扰我们：越来越多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可以想像这里面会生发出多少感人的故事！而我们只有三个人，怎么采访得过来？低调的黎明出了个“金点子”，他说，要不由他们自述，我们推出个“武汉日记”的节目形式。我说好啊，不妨叫“天使日记”，不仅援汉医疗队，本地医护人员也可以加人！个人自述、后方编辑，这样，我们仁就能腾出手多跑现场。
向后方中国之声编辑部汇报后，特报部的同事承接了这项工作。1月29日，第一期《天使日记》出炉，成了中国之声抗疫报道的亮点。节目中医护人员南腔北调的口音、饱含情感的讲述、来自一线的鲜活故事，汇成了一幅幅声音画像，平实，生动，催人泪下。
29日，增援力量赶到，李行健和肖源来了。但两个人把我托他们带的包丢在了路上，那里面有一个手机云台——灵眸，那可是录制视频的好东西啊。
这俩人也不愧是调查记者，很快发现包丢在北京西站进站处的安检皮带上了，由一位保洁阿姨帮着收了。
大费周章找回的小灵眸，取回的第二天就派上了大用场。
武汉协和医院医疗物资“快没有了”的求助帖刷屏，网络上无数人在问我们捐的东西哪儿去了，群情沸腾，许多人质疑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去看看。
31日一大早，我和肖源赶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办公地点，一群志愿者正在搬运物资，工作人员很警觉，拒绝接受采访。好在几位热心的志愿者愿意聊几句，但志愿者了解的情况毕竟只是局部。我决定，到武汉市红十字会的仓库去看看。
仓库设在汉阳国博，这里本是个展馆。人不多，我们在门口张望。此时恰好看到三五个人走出来，从神色上看，应该是领导。我走过去，想攀谈几句。没想到遇上的竟是武汉市副市长胡亚波。
我和胡副市长不是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月前，我还在武汉电视台的演播厅和他一起做过节目。看着戴着眼镜和口罩的我，胡副市长瞪大眼睛：“啊，是你！”
胡亚波给了很重要的信息：库里现在大量捐赠物资为民用而非医用，医院需要的物资进不来，不需要的东西堆积如山。他正在指挥调度腾转仓库，要把这些民用物资分发给街道社区，好给即将到来的医用物资留出空间。
为抢发新媒体平台消息，肖源现场给后方中国之声编辑部发送刚刚录制的视频素材，而我拿着小灵眸进库边拍边解说。
这期内容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和“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均获10万+的阅读量，微博话题“总台记者探访武汉红十字会”阅读量达到8.5亿人次。
接下来的日子非常忙，简直可以用昏天黑地来形容了。我能记得的事，就是我去了盘龙城那家24小时为医护人员送餐的小餐馆，见到了美丽的武汉姑娘邱贝文——
其实，1月25日，在来武汉的高铁上，就有朋友给我转发了邱姑娘当天凌晨四点发的朋友圈。她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朋友圈看到有医院的朋友说点餐不送，她就想出点力，让医护人员能吃上饭：“无论哪个点，提前半小时打电话，24小时在线。”
到武汉的第二天，我就给她打过电话，她当时正在送餐的路上，对我一口回绝：“我们是小人物，要采访，你就采访别人。”
2月7日，我和常亚飞根据好不容易打听来的地址，硬是自己摸上门找到她。
好心的姑娘不忍再拒绝，我们不仅完成了采访，还被留下吃了顿饭，两荤一素，非常美味。
那是元宵节的前一天，临走，我们请她全家合了一张影，身后，是餐馆墙壁上姑娘自己写的一行字：人总要仰望点什么，向着高远支撑起生命和灵魂。
坚守……
武汉正经历着最艰难的时刻，感染病毒的人数越来越多，医疗救护却跟不上，大家的心情极其压抑。一位退休小学老师，前一天还在为感染的丈夫求助床位，第二天电话打过去，病人已去世，求助目的改为尽快请殡仪馆上门处理遗体。第三天，老人自己也出现症状，去社区医院开了五天药后写下遗嘱，准备五天后病还不好就随丈夫而去。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孩，奶奶送进医院十小时后去世，到死也没排上核酸检测。她发疯似的四处求助，一定要让患多种基础疾病、已有明显症状的爸爸赶快排上核酸检测。她说：“我已经失去了奶奶，不能再没有爸爸。”在最感无力的那天夜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从来没有觉得有这样难的时候。”
有一天，我去那个因万家宴而备受关注的百步亭小区。
相比大马路，通常小区还是相对容易找到些人气的。药店、超市开着门，偶尔还能看到送外卖的小哥和戴着口罩遛狗的居民。
我在这里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但现在大家都不能出来见面，只能在微信群里聊天。而作为记者，我需要瞬间建立起和这个城市千丝万缕的人际联系！
那些天，我见证了很多的生离死别。死亡，其实很近、很近。
2月14日，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见到疼痛科主任蔡毅，他对我非常“治愈”。他乐观，豁达，向我讲述了他在疫情中亲手送走第一位逝者的过程，讲述他救治患者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他怎样从最初的慌乱到逐渐摸索治疗方案，再从药物治疗到心理上的“对症下药”。
专访《“送别小卖部老板刷屏，才发现这位武汉医生的“树洞”更戳心》，微信阅读量达到10万+，“武汉医生的树洞戳心了”这一话题微博阅读量2026万人次，与此相关的广播剧《凡人小林》以“武汉凡人小林”登上热搜，阅读量达到2.9亿人次，讨论条数6.2万。
很多人问，这些天你们在武汉的生活如何？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很安全。随着积极信号越来越多，我们的心情也比之前轻松很多。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从睡不着到睡不醒。刚来的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人老是处于极度亢奋中。有做不完的事、打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微信。加了无数人的微信，进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群，经常要绞尽脑汁找到有用的信息、要采访的人。
除了找到采访信息，还有的就是捐赠信息。我尽力帮忙牵线，浙江的药，湖南的护目镜，全国广播电台捐赠给方舱的收音机……这样的事，早一天办成，就早一天帮到人。
后来，渐渐地，我每天能睡四个小时了;再后来，到了夜里十二点，我开始犯困了！
2月12日，第三批援兵到了！中国之声特报部周益帆、任梦岩加人，我们终于有了7个人。周益帆采写的《90后音乐老师在方舱医院当起了播音员》被广泛转载;任梦岩追踪的《武汉新增8家医保门诊重症慢病定点药店，买药是否还难》得到武汉市医保局回应，现在武汉市医保门诊重症慢病定点药店增至50家。
大家天天有条不紊地采制新闻报道，常常互相问着今天几号、星期几？这几天，我才意识到，我们来这里一个月了，因为我发现我带的药快没了。因为甲状腺全切，每天我要服用3片“优甲乐”。
在武汉我有个姨妈，一直没有时间联系。有天晚上，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点点星光，我突然发现我的心好像和刚来时很不一样了，好像慢慢地那个熟悉的城市回来啦，每扇亮着灯的窗后，都是我熟悉的那些人。
2020年2月26日
于武汉
（本文编辑：刘浩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