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国际上，沿海湾区集中了发展条件最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引领全球技术变革，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湾区经济是各大经济体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以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为代表的湾区，承载国家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是其所在国的重要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多年合作发展，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升，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建成世界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研究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经验，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有益經验。

    一、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经验

    （一）东京湾区

    东京湾位于日本中部太平洋海岸，是日本最重要的港口集聚区。东京湾区总产值约占日本全国产值的三分之一，是日本最大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地带，同时也是日本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商贸和消费中心。

    港口经济发达，产业高度协同。东京湾的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六大港口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形成协同发展港口集群。东京港是综合性港口，以商品进出口和集装箱业务为主。横滨港是国际贸易港，以重化工业、机械工业为主，为国内大型制造业企业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物资进出口服务。千叶港以出口汽车、钢铁和化工产品为主。

    

    合理规划，实现港城和谐发展。日本政府制定和不断完善详细区域发展规划方案，先后颁布实施了《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首都圈整备法》《面向21世纪的港湾》等，提出“建立富饶魅力滨水区”发展目标，在人工岛内部区域规划建设居住和商业空间。对旧有港口空间进行再利用，推动港城一体，增强城市居民对港口区域的亲近感，营造宜居的港湾环境。

    重视公共交通建设，实施竖向土地开发模式。东京都市圈通过城市干线、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途径提升要素流动效率，并倡导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模式。城市土地空间开发和交通网络建设高度协调，在交通枢纽周边开发综合商贸体，集聚工业、商业、居住和文化功能。交通网络串联居住和工作空间，人口膨胀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得以逐渐缓解，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土地等要素利用效率极大提升。

    （二）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地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西岸，主要城市有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华盛顿等。纽约湾区是全球发展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区域之一，金融业和制造业非常发达，科研能力雄厚，是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商业中心。

    功能互补的产业格局形成强大发展动力。纽约湾区在长期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功能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纽约凭借科技、资本和产业优势，通过产业的集聚和扩散，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湾区经历了产业转移过程，纽约制造业迁移至费城和巴尔的摩，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转移至波士顿。分城市看，纽约承担金融和商贸中心功能，波士顿以纺织、造船等传统工业为主导，并集聚高等教育功能。费城是港口和交通枢纽，是重工业基地。巴尔的摩也是钢铁、有色等工业重镇。

    

    完善的海陆空交通体系为湾区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纽约湾区建有肯尼亚机场、纽瓦克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三个国际机场，年旅客量最高达1.37亿人次。湾区高速公路十分发达，港口运输效率极高，有大都会北方铁路等城际轨道，形成以纽约为中心的放射状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极大提高了要素集聚和扩散的效率。

    （三）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指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海湾一带地域，主要大城市有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等，是全美居民收入水平最高最繁荣的区域之一。

    高科技产业支撑湾区发展的核心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湾区把握信息产业发展机遇，形成了高端制造业和信息业、科技服务业，培育苹果、谷歌、Facebook等全球高端创新企业。在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湾区内研发中心分布在圣何塞和奥克兰，创新型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在旧金山，打造形成一条集研发设计、制造和科技服务的完整高科技创新产业链条，成为旧金山的湾区核心竞争力。

    宜居宜业环境吸引众多人才定居和就业。旧金山湾区自然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具有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安居乐业，宜居宜业环境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湾区各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出台引导性规划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交通、住房建设和土地开发方面促进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多元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全世界优秀人才就业和居住，巩固了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二、主要启示

    湾区的城市群随着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城市空间会不断蔓延，产业发展和周边城市的协作不断深入，城市空间从单中心都市区发展成为多中心都市圈，最终形成大都市连绵带，逐步促进城市间产业和公共服务深入合作。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始终是湾区发展主要动力。三大湾区的发展历程包括港口经济主导，制造业发展，生产服务业壮大，创新型经济引领四个阶段，是一个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发生根本辩护，而是累积过程，当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高度集聚条件下，主导产业变化引发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始终是支撑着湾区经济蓬勃发展动力。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湾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大湾区的共同特征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布局放射状的立体式交通网络。通勤便利是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最终要标准之一，据统计，纽约和东京单程平均通勤时间为40和69分钟左右。特别是东京湾地区，人口十分稠密，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网络承担了60%的通勤和商务出行需求，人口膨胀导致的大城市病问题得以逐渐缓解。

    软环境建设是湾区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旧金山湾区优美环境十分得天独厚，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并适时规划了完善的生活设施，且实施了较为宽松的创新环境，这些都是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并定居的重要因素，为保持高端竞争力支撑湾区持续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比较和发展机遇、挑战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比较

    与三大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且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世界三大湾区具有各自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和旧金山湾区具有相似性，完全具备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核心的条件。

    （二）发展机遇

    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统一协调下，粤港澳三地在互联互通、协调机制、制度衔接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齐头并进的大湾区共建态势。大湾区的产业体系趋于完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区块链等新产业新业态初现雏形。资本市场和自由贸易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际商业网络更加紧密且集中，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也是满足全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提升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机遇期。在此背景下，我省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具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支撑粤港澳产业结构转型，也必将成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面临国外需求锐减、香港和澳门消费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我省作为对接国际市场以及香港澳门进入内地的桥梁，通过释放内需潜力、提振消费，是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问题的重大举措。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以及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内实现资合理分工和协同发展，正当其时。

    就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看，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区域协同存在障碍。主要包括粤港澳三地不同的管理和三个关税区域，在经济管理和法律保障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资源要素存在流动障碍。要素流动受限，导致三地产业分工存在协同难点。加之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都制约了三地人才交流互动。珠三角城市群内部职能分工不够明晰，城市间协同合作尚未建立，一方面广州深圳得不到香港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持，另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巨大压力无法释放，城市群仍没有形成强大的聚合力。

    四、新发展格局下对策建议

    （一）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展开合作

    中国凭借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遵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逐步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制造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成为“世界工厂”。然而，我国产业链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受到了发达国家阻击和控制。部分国家从采用单向限制性手段逐渐转向双向、多边的严格管制措施，始终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试图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要切实增强自主创新的紧迫感，摆脱“锁定效应”，围绕关键技术进行创新。粤港澳大湾区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良好创新基础，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科技创新走廊。

    （二）引导规避产业同质竞争

    产业错位发展，合理布局城市空间，实现功能优势互补是世界主要湾区的重要发展经验。而目前粤港澳三地发展现状，珠三角地区城市群未形成明确职能分工，广州、深圳和香港在机场、港口物流、金融等多方面存在竞争关系，未来规避产业同质竞争，要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总体指导性。可以参照东京湾发展经验，设置具有引导性的产业、交通和环保等发展考核指标，明确湾区内城市功能定位，逐步建立城市间良好的发展协作机制，形成区域内部错位发展、功能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

    （三）打造湾区优质生活圈

    粤港澳湾区建设应该将优质生活圈建设作为未来引领湾区发展、增强湾区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借鉴旧金山湾区发展经验，加大对珠江水流域污染防治和大气环境治理力度，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充分发挥湾区环境和人文优势，合理开发湾区海洋资源和景观资源，打造湾区生态文化产业，建设独具风貌的海湾生态观光带和和谐宜居的舒适生活圈。加大旧港口改造力度，進行空间再利用。以主要城市为核心，打造湾区放射状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提升城市轨道、高铁、地铁、港口、航空和公路体系便捷程度。强化香港远洋枢纽港功能，充分发挥其国际中转枢纽作用，推动广州、深圳等亿吨大港的分工协调，打造世界级国际航运服务湾区。

    （四）创新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

    以纽约湾区为例，政府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科学创新机制和风险投资机制是形成高端创新要素规模效应的重要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既要更好发挥政府宏观引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社会、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充分挖掘“1+2+3+4”（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四个核心城市）的区域制度，通过政策突破和制度创新，促进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在大湾区城市群中流动起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为指引，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在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税收、生产生活服务和绿色低碳等领域探索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粤港澳三地要素的全面对接，促进产业、资金、技术等要素形成转移梯度，打造有效分工的产业协作体系。

    参考文献：

    [1]王宏彬.湾区经济与中国实践[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99-100.

    [2]雷佳.湾区经济的分析与研究[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2）：68-70.

    [3]袁宏舟.浅析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J].宏观经济研究，2015（2）：59-60.

    作者简介：王李宁（1988.3-），女，汉族，广东广州，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区域经济、人口和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