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侵华日军形象
田源
〔摘要〕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侵华日军形象既是侵华史的客观折射，又隶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文艺理论范畴。按照抗战时空的演进秩序，侵华日军形象被划分为日本军官形象、日本士兵形象和日本军队形象三类。抗战诗歌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侵华日军形象令“救亡”的时代呼声响彻现代诗坛。
〔关键词〕抗战诗歌；侵华日军；比较文学形象学；日本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113-06
前 言
关于中国抗战诗歌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视野汇聚在对抗战诗人及诗歌团体的文学活动、区域性抗战特色和诗歌文本思想艺术三个方面。无论对诗人活动与诗歌区域特征的剖析，还是对诗歌自身的思索探析，皆拘泥于自我诗歌的探索與建构。但抗战是建立在中日之间的历史进程，日军形象是其中的重要元素，类型较为单一的研究模式显然忽视了对日军即他者形象的研究。同时，中国抗战诗歌中的日军形象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它虽与流行的域外汉学形成路径上的背离，却借助日军形象反思自我，中国诗人以此达成“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1]（154）。
侵华日军形象是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主体意象，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随着“九一八”火药桶的炸裂，日本入侵者引燃中国的民族矛盾，“五四”文化精神促使抗战诗人生成一种锐意进取的革命意识。他们肩负拯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秉承了“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的文明理念[2]，借助侵华日军形象来张扬自我个性，紧随社会形态的变迁。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当时中国诗坛的秩序，侵华日军形象重塑了诗坛固有的格局。民族危机将大众汇集于抗战的洪流，抗战诗歌成为抒发战斗热情的工具，即“作为‘烈火而出现的‘新诗歌”[3]。个人情感的隐秘表露逐步转变为大众情绪的宣泄鼓动，精致晦涩的诗歌语言也被通俗易懂的民间口语取代，抗战诗人“必然地要用大众的语言诉说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感情”[4]（38）。日本侵华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大众的生活”是凄惨的，“大众的情感”是高昂的，侵华日本形象的彰显让“团结救亡成了每一个不愿坐以待亡的中国人民的唯一共同的目标”[5]（1-2）。
因此抗战诗歌当中侵华日军形象的分类应遵循抗战的历史进程。抗战文艺将“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广大的读者”[6]（76），大众的自卫反击是对日军的有力回击，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侵华日军形象涉及的“现实是复杂的，多方面的”[7]（85）。抗战诗人利用诗歌竭力“把它们熔化到民族这个复杂的机体中去”[8]（106）。侵华日军形象的熔解揭示了军官命运的截然背离，士兵身心的矛盾处境及军队的多样化面貌。
一、 骄狂气焰与冷清退场：
侵华日本军官形象
早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日本历史学家秋山谦藏就在《大东亚交涉史论》中这样写道：“没有日本，亚洲就如同死灰。所以只有以亚洲的太阳日本为中心，在亚洲建设新秩序，才能点燃世界新秩序建设之火。”[9]（143）日本自诩为亚洲的中心，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不过是隶属于日本的卑微国度，这种狂妄在日本军官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在他们眼中，日本武器精良，士气旺盛，无坚不摧，堪称世界之最。吴芳吉曾在《巴人歌》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军官散发的过分自恋的优越感，以及自我吹嘘的丑态：“皇军利器最堪夸，无敌人间坦克车。踏破支那人民齐俯首，踏开帝国版图向西斜。腾腾阵势走长蛇，旭旗飘处天威加。逢人射击轻扫尘，明日看遍春申花。”[10]（56）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陆军大将山杉元在给昭和天皇的奏折中就妄言，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灭亡，不会超过三个月。吴玉章在《和印泉老兄七七抗战三年纪念感赋原韵》中讥讽道：“‘三月亡华敌自骄，哪知人力比天高。”[10]（364）骄横跋扈，无视中国军民抗日力量的何止山杉元，谋划1932年上海 “一二八”事变的日本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也“曾宣称：上海战事只要4个小时，即可了事”[11]（342）。中国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和浴血奋战，让狂妄者美梦破灭。陈醒先在《慰劳十九路军歌》中讥讽道：“上海作辽宁，强权即公理。不要四点钟，马到功成易。” [10]（50）
与狂妄相伴的是日本军官的阴险与残暴。面对中国军民的抵抗，他们企图引诱、收买中国军队。如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为了建立伪中央政权，企图诱惑国民党高级将领吴佩孚，李竹侯作《吴佩孚将军拒绝土肥原三次诱降》称赞：“拒绝诱降为善邻，词严正义夺倭魂。尤难身陷重围下，自保安全不靠人。”[10]（286）当诱降阴谋被揭穿之后，他们露出了残暴的嘴脸，松井石根就是这类军官的典型，冯玉祥在《松井》一诗中斥责：“寇酋松井，鼎鼎大名。受命侵华，肆逞暴行。奸淫掳掠，面目狰狞。”[10]（339）松井石根被日本军部任命为侵略南京的指挥官，在攻陷南京城以后，他纵容部下“以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在南京造成一个恐怖世界”[11]（437）。松井石根正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纵容部下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难民们。马君武在《抗战纪事》中愤怒地写道：“松井石根真竖子，难民车上示皇威。”[10]（146）
狂妄、阴险与残暴让日本军官在本不属于他们的中华土地上悲惨收尾。首先，中华军民英勇抗战的现实浇灭了日本军官狂妄的火焰，他们转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吴芳吉在《巴人歌》中描述了盐泽幸一的愁苦：“东方欲曙人不归，舰中盐泽愁欲死。”[10]（56）中国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盐泽幸一的狂言化为泡影，他深感懊恼。曾经扬言在三个月内攻陷中国的日军司令山杉元也在日军低迷的战况中垂下了高傲的头颅，李竹侯在诗歌《日在华北地位不稳词》中写道：“好华北，地位太飘摇。游击纷乘难应付，皇军反战复喧嚣，怎得不心焦。”[10]（278）中国军民的抵抗与日军内部的分化，让山杉元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和焦躁。
日本军官的阴谋与暴行未能扭转战场失利的局势，他们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撤职调任回国。主导上海战事的盐泽幸一未能避免被调离的命运，接替他的新军官因无力改变战争的颓势也被罢免军职，陈醒先在《慰劳十九路军歌》中生动刻画了日本军官频繁更替的景象：“盐泽以败闻，继以野村氏。加带一师团，又向我军试。曹家桥一役，伤亡不计几。……植田奉命来，局势更严紧。欺我无援军，通知等命令。”[10]（50）比如先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了盐泽幸一，之后又被日本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兼吉中将替换。又如王冷斋在《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的真实记录：“一局棋手我着先，森田不振更牟田。增兵再调河边旅，依旧逡巡不敢前。”[10]（119）由于作战不力，指挥官森田也被日本军部更换，改由牟田口廉也担任联队长指挥战争，并增派河边正三旅团长协助进攻。日本军官的更替折射出日本人的固执精神。他们将这种固执演变为极端的顽固举动。身为华南最高指挥的安滕利吉公开向中国挑战，企图以日军三十万兵力抗衡中国百万大军，诗人李竹侯在《敌酋急到疯狂的挑战书》中对日本军官的疯狂举动感到不可思议：“要和我国决雌雄，语调荒唐像发疯。想为侵华环境恶，万分焦急愤途穷。”[10]（275）在日本社会，“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12]（29）因此，即使深陷困境，日本军官也要负隅顽抗。田间在《“烧掉旧的，盖新的……”》一诗中愤怒地写道：“那官长/却躲在屋里，/他还想反抗；/（他不出来/把门关紧/把枪/架在窗上）/连老乡/也在叫：/‘不杀你，/只要你缴枪。……/那东西，/死一样疯狂，/就在窗口。/打死了老乡。”[13]走投无路的日本军官却不甘心束手就擒，无情地射杀了善良的村民，真是罪不可恕。当然，顽固不化的日本军官依旧无法摆脱失败或被俘的历史命运。
残暴与狂妄也让一些日本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部规秀因在战场上屡建战功而被日本军界誉为“名将之花”，死于他手下的中国军民不计其数，他的残暴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声讨。诗人陈禅心在《喜闻八路军歼灭日寇“名将之花”阿部中将》中描述了他被中国八路军击毙的下场：“可得见，不得亲，枉杀落花空自春。名将古谁是，多为泉下人！”[10]（324）有的日本军官死于战场之外，白川义则大将为庆祝炫耀战争的胜利，在日租界的虹门公园举行了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朝鲜志士尹奉吉携弹混入，安置好事先准备的炸弹，砰然一声，白川被炸身亡。姚伯麟在诗歌《沪战终局大观兵式中之大悲剧》中唏嘘其意外结局：“突兀晴空霹雳起，白川炸毙带重光。”[10]（60）狂妄、阴险与残暴为日本军官的悲剧收场埋下了祸根，死亡自然是對他们最直接的惩罚。
二、 迷惘无依与惨烈陨落：侵华日本士兵形象
日本士兵是日本军队的齿轮，他们的形象总体上显得卑微渺小。从征兵入伍到走上战场，日本士兵经历了由执迷向觉醒的过渡，呈现出三大特征。其一，迷茫的参军动机与中国大地上的“无常鬼”。日本士兵都来自普通的日本民众，出身极其贫贱。胡风就用笔名“谷非”写下诗歌《仇敌底祭礼》，剖析他们入伍前的困惑；“从萧条的农村来的，/从疲乏的工厂来的，/从一切奄奄无色的街头巷尾来的。……压着你们的有一个沉沉的历史威力，/鼓动你们的有一些茫然的愚蠢希冀。”[14]日本士兵应征入伍大多只是为了寻求一种转变，希望借此来提升社会地位。他们在渴求荣誉的同时，还受制于日本传统的“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到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心”[15]（19）。然而，他们效忠天皇的意念被日本军阀利用，从此沦为日本侵略的工具。王冷斋在《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记述了被当作政治棋子的日本士兵，帮助日本军部发动卢沟桥事变：“谁知一勺扬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踪。”[10]（117）日本士兵全然不知自己的处境，建功立业的美梦催生了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的暴戾。叶金在《破路》中勾勒出日本士兵的外部特征：“远远地，有隆隆的震动声来了/那是着黄呢军服的敌人/和敌人的军火的列车……”[16]身着黄布军服的日本士兵，犹如一股洪流气势汹汹地冲进村庄，留下罪恶的痕迹。芦芒在诗歌《“东海老人”》中勾勒出日本士兵的凶残嘴脸：“一队骑兵（穿黄泥军装的），/疯狂地向街头冲进！/后面紧跟着大批步兵，/就像一群“丧门神”成了群；/显出无限的残暴和凶狠！”[17]（25）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罗泅在《爸爸杀日本强盗去了》一诗中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行：“有鬼子兵从北方杀来了哪！/像庙里的无常爷爷一样凶：/糟蹋田地、烧村子，/抢走了牛羊和米麦，/还要杀人啊！”[18]日本士兵仿佛从阴曹地府而来，摄魂勾魄而去，营造出来的恐怖氛围让中国人民的“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阴暗的深渊：它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19]。期待建立功勋的急切心理致使日本士兵在残暴中渐渐变得麻木。王亚平在《老妇的烤刑》一诗中生动地刻画出他们令人发指的冷漠：“老妇人，绑树上，浇煤油，用火烧，眼巴巴，血肉焦。日本兵，围着瞧，拍手掌，哈哈笑。”[10]（145）日本士兵眼睁睁看着老人被活活烧死，还拍手大笑，让人不寒而栗。
其二，迷信的举止与内心的不安。陈小蝶在《征衣运动有感》中描述了日本士兵因惧怕丧命战场，迷信佩戴特制腰带能避免死亡：“哀彼千人针，男儿死危胁。”[10]（171）诗中的“千人针”是日本士兵的母亲或妻子以层布缝制，并于路途祈行人缝缀千针而成，为了他们能在战场上得到平安。马君武在《抗战纪事》一诗中贬斥这种迷信的无功而返：“遂令学就万人敌，徒使缝成千女徽。”[10]（146）诗人笔下的“千女徽”，亦是“千人针”的别称，日本士兵认为以此护腹可以避弹保命。此外，他们还题有祈祷平安的口号。陈国柱在诗歌《秋季大捷喜作》中写道：“倭旗‘武运祈长久，题句人今半就擒。”[10]（249）武运长久（ぶうんちょうきゅう）是对日本军人或武士的命运能永久地延续的美好祝福，还是无法摆脱被俘虏的命运。因此，迷信只是日本士兵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搏斗”[20]（1021），无法改变伤亡被擒的现实。然而，部分日本士兵依旧沉睡在对信赖神灵和追求荣誉的美梦中。钟敬文的《樱花曲》就描写了一位临死也未曾觉醒的日本士兵，“口里仿佛还在低吟：/‘为皇国的光荣，凶手与痴汉底光荣哟！……”[21]（70）为国捐躯的荣耀捍卫了日本士兵信仰天皇的初衷，可怜至死也还被蒙在鼓中，死后灵魂或许还游荡在为天皇尽忠的仙境里。
其三，卑微的死亡与人性的复归。随着战争的延续，日本士兵的伤亡情况愈发严重，他们的命运也极度悲惨。冯玉祥在《日本伤兵》中形象地展现了被日本军官作为累赘而惨遭杀害的日本伤兵：“日本兵，来打仗，最堪痛苦是受伤。受了重伤无处运，挨苦等死口直嚷。嚷的头目无奈何，一枪使他把命丧。……受了重伤还未死，架起火柴就火葬。正在哀求哭头目，一刀早已把命亡。”[10]（157）在战场上死去的日本士兵的尸体更是堆积成山。王亚平的《倭奴坟》描写了在淞沪抗战时停放在长江边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上冷森森。自从登陆犯罗店，全部被歼在江边。在江边，运不回，胡乱埋成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上秋风吹。父母东京哭亡儿，妻女帐前流血泪。流血泪，多可悲，空席夜夜不得睡。”[10]（145）阵亡的日本士兵不仅客死他乡，让自己的父母妻儿承受亲失去人的痛苦，而且死后也无法回归自己的祖国。陈辉在诗歌《一个日本兵》中描摹出凄惨的画面：“一个日本兵，/死在晋察冀的土地上。/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他的手，/无力地，/按捺着，/被正义的枪弹，/射穿了的/年轻的胸膛。/两个农民，/背着锄头，/走过来，/把他埋在北中国的山岗上。”[22]（26-27）日本士兵死后被两位中国农民埋葬在异国，显得凄凉惨淡。
面对死去的同伴，活着的日本士兵则滋生出厌战的情绪。陈禅心的《代侵华日兵思乡二首》描述了日本士兵对家乡的思念；“何处疲兵心最苦，几回梦里忆红颜？……千里暮烟愁不尽，战衣谁寄泪痕深？”[10] （234）诗人揣度日本士兵的思乡之情，战争使他们感到厌倦，转化成反战的呐喊。 冯玉祥在《缴械》一诗中写道：“缴枪英租界，日兵九百多。自言不愿战，甘心认罪过。问其何所思？答曰：‘反侵略。我等皆良民，和平最足乐。无故做匪盗，军阀太残恶！”[10]（137）身为俘虏的日本士兵深感懊恼，此刻似乎意识到了日本军阀的罪恶。王统照在《上海战歌》中揭露了日本士兵悲惨命运的根源：“辟土，开疆，送多少青年到江边血葬，/“膺惩”“征服”只凭着无灵魂的军阀幻想。/他们：也有寡妇，孤儿，流离，苦痛，平民的灾殃；/为什么呢？——这正是血污历史的一叠迷账！”[23]（371-372）日本士兵反战的呼声逐渐演变成实际行动，诗人肖三在诗歌《礼物》中写道：“我是日本‘皇军的一个兵士，/中国劳动群众的兄弟。/我开来了一部装十万发子弹的车子/——小小的礼物，战斗的敬礼！……祝你们胜利，赶走日本强盗！”[21]（203-204）这位日本士兵给中国游击队送去了武器弹药，祝福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从日本士兵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条行动准则：“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12]（30）死亡让大多数日本士兵恢复了本真的人性，他们将死亡视作一种挫败，在逆境中选择转变。
总之，侵华日本士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们无法独立支配命运，好似冰冷的武器始终被人操控，正如诗人胡风所言：“飞机、大炮、机关枪、毒气……/没有一样是你们底，/它们不过暂时交到你们手里，/去屠杀海那边的和你们一样的兄弟们，/为他们打出江山来，替他们建筑王位！”[14]日本士兵被牢牢地掌控在日本军阀手里，处境极为尴尬。李震杰在诗歌《给日本士兵》中颇为怜悯地写道：“当温薰的海风/带着花香来到中国/——这苦难的古老的土地/吹抚着被你们炸毁的城乡/吹抚着自由繁生的自由的花草/吹抚着你们伙伴的尸体/吹抚着你们忧郁憔悴的脸颊/你们啊——/来自岛国的士兵/在夜里/该有一个怎样的梦”[24]（255）日本士兵在两难的处境中深感忧虑，突显出难以言状的犹豫和挣扎。
三、 立体袭击与破绽瓦解：侵华日本军队形象
日本军官的统辖与日本士兵的战斗都离不开日本军队的统一约束和管理，按照军种标准可分为：日本海军、日本陆军和日本空军。日本海军负责侵华炮弹传送与洞开中国门户的军事任务。军舰是日本海军的标志，沈恩孚在《淞沪捷》中描述了气势汹汹的日本军舰：“敌舰横冲怒若雷，市中谈虎人面灰。”[10]（41）在“一二八”事变中炮轰中国上海的日本军舰不仅摧毁了美丽的港口城市，还给中国军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日本陆军借助海军的掩护走上中国的土地，进行更为直接的侵略。诗人祝实明在《前线》中揭露了日本陆军的屠杀惨案：“侵略的炮弹在伪装侧开花，/侵略的炮弹在阵地里开花。/黄土上浸满红血，/树枝上残雪高挂。”[25]（235-236）日本陆军所到之处夜是一片凄凉的景象。罗烽在《垣曲街景》中刻画出断壁残垣的街区哀景：“垂死的街道上/残留着敌人的铁蹄/破瓦颓垣间/呈露着被难者的血迹/门上挂着锁/院墙缺少半边/老鸦在空院子里/窃食几粒劫后的米。” [26]凶残的日本陆军还对沦陷区进行了罪恶的扫荡，在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林擒在《反扫荡》中愤怒地写道：“秋风起，树叶黄，东洋鬼子来扫荡。奸淫烧杀又抢粮，男女老少遭灾殃。”[10]（376）被洗劫的村庄破败不堪，罗铁鹰在《劫后的古城》中感伤地写道：“现在呀/全城只有十多个未死的人/没有一只牛 一只狗 或一只家禽/热力的风/扯打破败的窗门。”[25]（18）日本陆军的疯狂侵略是对中国人民生命的肆意残害，也是对中国物资的无情掠夺。
日本空军在中国领空肆意蹂躏着中华大地。鸥外鸥的诗歌《父的感想》完整再现了日本空军投放炸弹的情景：“在摇篮的上端，有黑的黯然的夜空/交错的鱼尾的爆炸弹/（JapaneseSandman！）/日本兵工厂造的安眠药/刻着‘昭和十三年制的字样/——远，近，大，小的3枚/采取疾降的/鱼样的态势/向你疾趋而下的轰击着。”[27]（111-112）日本军工厂生产的炸弹从高空急速下坠，地面一片废墟。陈柱尊在《战太仓》中心痛地记录下被日本空军摧毁的教育文化机构：“吴淞闸北成焦土，损失财产数难量。文化各机关，战祸尤遭殃。吴淞六大学，多为瓦砾场。东方图书商务馆，古今图书千万箱。轰然一声付灰烬，纸灰飞散天空扬。”[10]（52）建筑物在瞬间变为废墟，化为乌有，无辜的中国平民也沦为了轰炸的牺牲品。马叙伦在《即事》中描述了日本空军对沪杭铁路和苏州河等交通要道的轰炸酿造的血案：“试看水陆苏杭道，车里船中尽血痕。”[10]（138）
日本空军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还猛烈地轰炸着中国的大后方。其中，陪都重庆在被持续的轰炸中苦不堪言。杨述在《五月四日敌机炸渝》中记录下日本空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敌寇凶残甚，渝州继火焚。举家随国毁，烈焰逐人奔。一响皆驱死，齐呼不共生。”[10]（303-304）大量房屋在轰炸中被摧毁，许多重庆市民也在轰炸中罹难。面对轰炸后的城市惨状，居住在重庆的日本反战作家长谷川照子在诗歌《五月的首都》中谴责日本空军暴行：“您，可爱的大陆首都，重庆哟！/银翼飞来了，恶魔出现在天空，/轰！轰！轰！/我的脚下，大地在流血，/您的头上，天空在燃烧。”[28]（29）为了躲避轰炸，人们不得不进入防空洞。严辰用“厂民”的笔名写下诗歌《伟大的慈心——给防空洞里的母亲们》，该诗生动地刻画出重庆市民在防空洞里的压抑和焦虑：“敌机疯狂地投弹了/地层坍崩一样地震撼着，/人们就如鸷鹫下的鸡雏/那么焦急而无助，/你们却不顾惜自己/唯恐孩子会被攫/而把他搂抱得更紧更紧。”[29]轰炸没有丝毫停歇，继而引发了1941年大隧道惨案。杨沧白在《六月五日敌机夜袭时，重庆城内大隧道窒息死萬馀人，闻之悲愤，作歌以纪之》中真实记录道：“城乌夜啄枭声恶，狂寇机鸢晚犹作。忽闻隧道骇变生，窒息骈尸葬盈壑。”[10]（417-418）重庆市民躲在市中区十八梯的一条大隧道里，敌机的轰炸造成数万人窒息而亡。日本空军对大后方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然而，日本军队也具有胆怯的软肋。日本海军在中国空军的轰击下显得胆小如鼠。何家槐的《空军歌》将之描述得惟妙惟肖：“敌人可没有丝毫斗志，为了避免轰炸机，竟在敌舰上挂起我国国旗。”[10]（150）日本陆军甚至想到用母牛攻击的策略。姚伯麟在诗歌《母牛冲锋》里用讥讽的口吻写道：“坦车无效母牛攻，异想天开计亦穷。”[10]（163）日本空军也并非神勇无敌，吴宗海用诗歌《铁血主义》戏谑他们虚弱的内心：“他的本事——轰炸难民，捏称杀敌做报告。临到空战时，他就吓得高飞远跑。”[10]（149）日本三军在挫败面前选择了逃避，懦弱让它们走向灭亡。欧阳文在《大战平型关》中刻画出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消灭的日本陆军：“远闻车队响声隆，敌军人马进瓮中。日寇师团四千众，陷倭罗网万千重。枪炮声烈震山谷，贼兵狂呼苦悲恸，血流成河尸遍野，‘皇军美梦一场空。”[10]（160）此外，甘运衡在《战鸟》中描述了遭受重创的日本空军：“勇敢的空军，飞升散兵的行列，向着胆小的寇机围剿，/翻腾着漫天云霞，逼成火力的死圈，没有一条活路可跑，/一个急速的俯冲，扑击寇机，随着一缕一缕黑烟下掉，/打得残敌慌乱了阵容怀着死的恐怖拼命向各处窜逃！”[30]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三类侵华日军形象既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其一，日本侵略者的“他者”形象具有多重复合的意味。由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组成的日本军人的形象较为直观，与之对应的日本军队形象显得比较模糊，特征也不够明晰，它们是人与武器混杂的形象，不同于军官和士兵那般纯然的人物形象。因此，中国诗人只能“把日军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表现，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31]（203）。日本军队在抗战诗歌中呈现出的是一幅群像画，虽不能深入反映出作个体的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却统摄了独立的个体，形成了大众心中指涉侵略者的集体概念。
其二，侵华日军形象是引爆中国大众“救亡”心声的导火索。每个中国人的压抑心绪和痛苦郁结通过“他者”的书写得以舒缓，“救亡”的口号如烈火燎原般迅速扩散。尽管它只是中国平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侵华日军形象却肩负起宣传与鼓动抗日的历史使命。具体包含两大任务：“A、作为抗日民族战争底一弹；B、作为抗日民族战争底一员。”[32]（3）借助“他者”形象的刻画，抗战诗歌更具战斗性，抗战诗人便是手执武器的英勇战士。
其三，“他者”的形象隐匿着“自我”的文化想象。抗战诗人大多脱离正面战场的战斗实况，对于“他者”往往倾注了否定、排斥和厌恶的情绪，侵华日军形象逐渐演变为“自我”意识的载体。全面抗战后，“野兽”、“鬼子”等侵华日军套话的出现，暗含民族仇恨积聚后的扭曲意识。其本源就在具体的侵华日军形象，中国抗战诗人通过对它们的艺术加工，揣测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象”[33]（19）。侵华日军形象以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揭露了抗战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在某种程度上抒写出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民要求抗日而又遭到压抑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面貌”[34]（7）。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裂隙与错位让侵华日军形象具有无限的文化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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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侵华日军形象既是侵华史的客观折射，又隶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文艺理论范畴。按照抗战时空的演进秩序，侵华日军形象被划分为日本军官形象、日本士兵形象和日本军队形象三类。抗战诗歌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侵华日军形象令“救亡”的时代呼声响彻现代诗坛。
〔关键词〕抗战诗歌；侵华日军；比较文学形象学；日本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113-06
前 言
关于中国抗战诗歌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视野汇聚在对抗战诗人及诗歌团体的文学活动、区域性抗战特色和诗歌文本思想艺术三个方面。无论对诗人活动与诗歌区域特征的剖析，还是对诗歌自身的思索探析，皆拘泥于自我诗歌的探索與建构。但抗战是建立在中日之间的历史进程，日军形象是其中的重要元素，类型较为单一的研究模式显然忽视了对日军即他者形象的研究。同时，中国抗战诗歌中的日军形象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它虽与流行的域外汉学形成路径上的背离，却借助日军形象反思自我，中国诗人以此达成“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1]（154）。
侵华日军形象是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主体意象，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随着“九一八”火药桶的炸裂，日本入侵者引燃中国的民族矛盾，“五四”文化精神促使抗战诗人生成一种锐意进取的革命意识。他们肩负拯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秉承了“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的文明理念[2]，借助侵华日军形象来张扬自我个性，紧随社会形态的变迁。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当时中国诗坛的秩序，侵华日军形象重塑了诗坛固有的格局。民族危机将大众汇集于抗战的洪流，抗战诗歌成为抒发战斗热情的工具，即“作为‘烈火而出现的‘新诗歌”[3]。个人情感的隐秘表露逐步转变为大众情绪的宣泄鼓动，精致晦涩的诗歌语言也被通俗易懂的民间口语取代，抗战诗人“必然地要用大众的语言诉说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感情”[4]（38）。日本侵华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大众的生活”是凄惨的，“大众的情感”是高昂的，侵华日本形象的彰显让“团结救亡成了每一个不愿坐以待亡的中国人民的唯一共同的目标”[5]（1-2）。
因此抗战诗歌当中侵华日军形象的分类应遵循抗战的历史进程。抗战文艺将“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广大的读者”[6]（76），大众的自卫反击是对日军的有力回击，中国抗战诗歌中的侵华日军形象涉及的“现实是复杂的，多方面的”[7]（85）。抗战诗人利用诗歌竭力“把它们熔化到民族这个复杂的机体中去”[8]（106）。侵华日军形象的熔解揭示了军官命运的截然背离，士兵身心的矛盾处境及军队的多样化面貌。
一、 骄狂气焰与冷清退场：
侵华日本军官形象
早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日本历史学家秋山谦藏就在《大东亚交涉史论》中这样写道：“没有日本，亚洲就如同死灰。所以只有以亚洲的太阳日本为中心，在亚洲建设新秩序，才能点燃世界新秩序建设之火。”[9]（143）日本自诩为亚洲的中心，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不过是隶属于日本的卑微国度，这种狂妄在日本军官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在他们眼中，日本武器精良，士气旺盛，无坚不摧，堪称世界之最。吴芳吉曾在《巴人歌》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军官散发的过分自恋的优越感，以及自我吹嘘的丑态：“皇军利器最堪夸，无敌人间坦克车。踏破支那人民齐俯首，踏开帝国版图向西斜。腾腾阵势走长蛇，旭旗飘处天威加。逢人射击轻扫尘，明日看遍春申花。”[10]（56）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陆军大将山杉元在给昭和天皇的奏折中就妄言，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灭亡，不会超过三个月。吴玉章在《和印泉老兄七七抗战三年纪念感赋原韵》中讥讽道：“‘三月亡华敌自骄，哪知人力比天高。”[10]（364）骄横跋扈，无视中国军民抗日力量的何止山杉元，谋划1932年上海 “一二八”事变的日本海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也“曾宣称：上海战事只要4个小时，即可了事”[11]（342）。中国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和浴血奋战，让狂妄者美梦破灭。陈醒先在《慰劳十九路军歌》中讥讽道：“上海作辽宁，强权即公理。不要四点钟，马到功成易。” [10]（50）
与狂妄相伴的是日本军官的阴险与残暴。面对中国军民的抵抗，他们企图引诱、收买中国军队。如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为了建立伪中央政权，企图诱惑国民党高级将领吴佩孚，李竹侯作《吴佩孚将军拒绝土肥原三次诱降》称赞：“拒绝诱降为善邻，词严正义夺倭魂。尤难身陷重围下，自保安全不靠人。”[10]（286）当诱降阴谋被揭穿之后，他们露出了残暴的嘴脸，松井石根就是这类军官的典型，冯玉祥在《松井》一诗中斥责：“寇酋松井，鼎鼎大名。受命侵华，肆逞暴行。奸淫掳掠，面目狰狞。”[10]（339）松井石根被日本军部任命为侵略南京的指挥官，在攻陷南京城以后，他纵容部下“以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在南京造成一个恐怖世界”[11]（437）。松井石根正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他纵容部下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难民们。马君武在《抗战纪事》中愤怒地写道：“松井石根真竖子，难民车上示皇威。”[10]（146）
狂妄、阴险与残暴让日本军官在本不属于他们的中华土地上悲惨收尾。首先，中华军民英勇抗战的现实浇灭了日本军官狂妄的火焰，他们转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吴芳吉在《巴人歌》中描述了盐泽幸一的愁苦：“东方欲曙人不归，舰中盐泽愁欲死。”[10]（56）中国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盐泽幸一的狂言化为泡影，他深感懊恼。曾经扬言在三个月内攻陷中国的日军司令山杉元也在日军低迷的战况中垂下了高傲的头颅，李竹侯在诗歌《日在华北地位不稳词》中写道：“好华北，地位太飘摇。游击纷乘难应付，皇军反战复喧嚣，怎得不心焦。”[10]（278）中国军民的抵抗与日军内部的分化，让山杉元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和焦躁。
日本军官的阴谋与暴行未能扭转战场失利的局势，他们被日本军部无情地撤职调任回国。主导上海战事的盐泽幸一未能避免被调离的命运，接替他的新军官因无力改变战争的颓势也被罢免军职，陈醒先在《慰劳十九路军歌》中生动刻画了日本军官频繁更替的景象：“盐泽以败闻，继以野村氏。加带一师团，又向我军试。曹家桥一役，伤亡不计几。……植田奉命来，局势更严紧。欺我无援军，通知等命令。”[10]（50）比如先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了盐泽幸一，之后又被日本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兼吉中将替换。又如王冷斋在《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的真实记录：“一局棋手我着先，森田不振更牟田。增兵再调河边旅，依旧逡巡不敢前。”[10]（119）由于作战不力，指挥官森田也被日本军部更换，改由牟田口廉也担任联队长指挥战争，并增派河边正三旅团长协助进攻。日本军官的更替折射出日本人的固执精神。他们将这种固执演变为极端的顽固举动。身为华南最高指挥的安滕利吉公开向中国挑战，企图以日军三十万兵力抗衡中国百万大军，诗人李竹侯在《敌酋急到疯狂的挑战书》中对日本军官的疯狂举动感到不可思议：“要和我国决雌雄，语调荒唐像发疯。想为侵华环境恶，万分焦急愤途穷。”[10]（275）在日本社会，“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12]（29）因此，即使深陷困境，日本军官也要负隅顽抗。田间在《“烧掉旧的，盖新的……”》一诗中愤怒地写道：“那官长/却躲在屋里，/他还想反抗；/（他不出来/把门关紧/把枪/架在窗上）/连老乡/也在叫：/‘不杀你，/只要你缴枪。……/那东西，/死一样疯狂，/就在窗口。/打死了老乡。”[13]走投无路的日本军官却不甘心束手就擒，无情地射杀了善良的村民，真是罪不可恕。当然，顽固不化的日本军官依旧无法摆脱失败或被俘的历史命运。
残暴与狂妄也让一些日本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部规秀因在战场上屡建战功而被日本军界誉为“名将之花”，死于他手下的中国军民不计其数，他的残暴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声讨。诗人陈禅心在《喜闻八路军歼灭日寇“名将之花”阿部中将》中描述了他被中国八路军击毙的下场：“可得见，不得亲，枉杀落花空自春。名将古谁是，多为泉下人！”[10]（324）有的日本军官死于战场之外，白川义则大将为庆祝炫耀战争的胜利，在日租界的虹门公园举行了盛大的“祝捷”阅兵大会。朝鲜志士尹奉吉携弹混入，安置好事先准备的炸弹，砰然一声，白川被炸身亡。姚伯麟在诗歌《沪战终局大观兵式中之大悲剧》中唏嘘其意外结局：“突兀晴空霹雳起，白川炸毙带重光。”[10]（60）狂妄、阴险与残暴为日本军官的悲剧收场埋下了祸根，死亡自然是對他们最直接的惩罚。
二、 迷惘无依与惨烈陨落：侵华日本士兵形象
日本士兵是日本军队的齿轮，他们的形象总体上显得卑微渺小。从征兵入伍到走上战场，日本士兵经历了由执迷向觉醒的过渡，呈现出三大特征。其一，迷茫的参军动机与中国大地上的“无常鬼”。日本士兵都来自普通的日本民众，出身极其贫贱。胡风就用笔名“谷非”写下诗歌《仇敌底祭礼》，剖析他们入伍前的困惑；“从萧条的农村来的，/从疲乏的工厂来的，/从一切奄奄无色的街头巷尾来的。……压着你们的有一个沉沉的历史威力，/鼓动你们的有一些茫然的愚蠢希冀。”[14]日本士兵应征入伍大多只是为了寻求一种转变，希望借此来提升社会地位。他们在渴求荣誉的同时，还受制于日本传统的“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到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心”[15]（19）。然而，他们效忠天皇的意念被日本军阀利用，从此沦为日本侵略的工具。王冷斋在《卢沟桥抗战纪事诗》中记述了被当作政治棋子的日本士兵，帮助日本军部发动卢沟桥事变：“谁知一勺扬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踪。”[10]（117）日本士兵全然不知自己的处境，建功立业的美梦催生了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的暴戾。叶金在《破路》中勾勒出日本士兵的外部特征：“远远地，有隆隆的震动声来了/那是着黄呢军服的敌人/和敌人的军火的列车……”[16]身着黄布军服的日本士兵，犹如一股洪流气势汹汹地冲进村庄，留下罪恶的痕迹。芦芒在诗歌《“东海老人”》中勾勒出日本士兵的凶残嘴脸：“一队骑兵（穿黄泥军装的），/疯狂地向街头冲进！/后面紧跟着大批步兵，/就像一群“丧门神”成了群；/显出无限的残暴和凶狠！”[17]（25）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罗泅在《爸爸杀日本强盗去了》一诗中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行：“有鬼子兵从北方杀来了哪！/像庙里的无常爷爷一样凶：/糟蹋田地、烧村子，/抢走了牛羊和米麦，/还要杀人啊！”[18]日本士兵仿佛从阴曹地府而来，摄魂勾魄而去，营造出来的恐怖氛围让中国人民的“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阴暗的深渊：它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19]。期待建立功勋的急切心理致使日本士兵在残暴中渐渐变得麻木。王亚平在《老妇的烤刑》一诗中生动地刻画出他们令人发指的冷漠：“老妇人，绑树上，浇煤油，用火烧，眼巴巴，血肉焦。日本兵，围着瞧，拍手掌，哈哈笑。”[10]（145）日本士兵眼睁睁看着老人被活活烧死，还拍手大笑，让人不寒而栗。
其二，迷信的举止与内心的不安。陈小蝶在《征衣运动有感》中描述了日本士兵因惧怕丧命战场，迷信佩戴特制腰带能避免死亡：“哀彼千人针，男儿死危胁。”[10]（171）诗中的“千人针”是日本士兵的母亲或妻子以层布缝制，并于路途祈行人缝缀千针而成，为了他们能在战场上得到平安。马君武在《抗战纪事》一诗中贬斥这种迷信的无功而返：“遂令学就万人敌，徒使缝成千女徽。”[10]（146）诗人笔下的“千女徽”，亦是“千人针”的别称，日本士兵认为以此护腹可以避弹保命。此外，他们还题有祈祷平安的口号。陈国柱在诗歌《秋季大捷喜作》中写道：“倭旗‘武运祈长久，题句人今半就擒。”[10]（249）武运长久（ぶうんちょうきゅう）是对日本军人或武士的命运能永久地延续的美好祝福，还是无法摆脱被俘虏的命运。因此，迷信只是日本士兵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搏斗”[20]（1021），无法改变伤亡被擒的现实。然而，部分日本士兵依旧沉睡在对信赖神灵和追求荣誉的美梦中。钟敬文的《樱花曲》就描写了一位临死也未曾觉醒的日本士兵，“口里仿佛还在低吟：/‘为皇国的光荣，凶手与痴汉底光荣哟！……”[21]（70）为国捐躯的荣耀捍卫了日本士兵信仰天皇的初衷，可怜至死也还被蒙在鼓中，死后灵魂或许还游荡在为天皇尽忠的仙境里。
其三，卑微的死亡与人性的复归。随着战争的延续，日本士兵的伤亡情况愈发严重，他们的命运也极度悲惨。冯玉祥在《日本伤兵》中形象地展现了被日本军官作为累赘而惨遭杀害的日本伤兵：“日本兵，来打仗，最堪痛苦是受伤。受了重伤无处运，挨苦等死口直嚷。嚷的头目无奈何，一枪使他把命丧。……受了重伤还未死，架起火柴就火葬。正在哀求哭头目，一刀早已把命亡。”[10]（157）在战场上死去的日本士兵的尸体更是堆积成山。王亚平的《倭奴坟》描写了在淞沪抗战时停放在长江边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上冷森森。自从登陆犯罗店，全部被歼在江边。在江边，运不回，胡乱埋成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倭奴坟上秋风吹。父母东京哭亡儿，妻女帐前流血泪。流血泪，多可悲，空席夜夜不得睡。”[10]（145）阵亡的日本士兵不仅客死他乡，让自己的父母妻儿承受亲失去人的痛苦，而且死后也无法回归自己的祖国。陈辉在诗歌《一个日本兵》中描摹出凄惨的画面：“一个日本兵，/死在晋察冀的土地上。/他的眼角，/凝结着紫色的血液，/凝结着泪水，/凝结着悲伤。/他的手，/无力地，/按捺着，/被正义的枪弹，/射穿了的/年轻的胸膛。/两个农民，/背着锄头，/走过来，/把他埋在北中国的山岗上。”[22]（26-27）日本士兵死后被两位中国农民埋葬在异国，显得凄凉惨淡。
面对死去的同伴，活着的日本士兵则滋生出厌战的情绪。陈禅心的《代侵华日兵思乡二首》描述了日本士兵对家乡的思念；“何处疲兵心最苦，几回梦里忆红颜？……千里暮烟愁不尽，战衣谁寄泪痕深？”[10] （234）诗人揣度日本士兵的思乡之情，战争使他们感到厌倦，转化成反战的呐喊。 冯玉祥在《缴械》一诗中写道：“缴枪英租界，日兵九百多。自言不愿战，甘心认罪过。问其何所思？答曰：‘反侵略。我等皆良民，和平最足乐。无故做匪盗，军阀太残恶！”[10]（137）身为俘虏的日本士兵深感懊恼，此刻似乎意识到了日本军阀的罪恶。王统照在《上海战歌》中揭露了日本士兵悲惨命运的根源：“辟土，开疆，送多少青年到江边血葬，/“膺惩”“征服”只凭着无灵魂的军阀幻想。/他们：也有寡妇，孤儿，流离，苦痛，平民的灾殃；/为什么呢？——这正是血污历史的一叠迷账！”[23]（371-372）日本士兵反战的呼声逐渐演变成实际行动，诗人肖三在诗歌《礼物》中写道：“我是日本‘皇军的一个兵士，/中国劳动群众的兄弟。/我开来了一部装十万发子弹的车子/——小小的礼物，战斗的敬礼！……祝你们胜利，赶走日本强盗！”[21]（203-204）这位日本士兵给中国游击队送去了武器弹药，祝福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从日本士兵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条行动准则：“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12]（30）死亡让大多数日本士兵恢复了本真的人性，他们将死亡视作一种挫败，在逆境中选择转变。
总之，侵华日本士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们无法独立支配命运，好似冰冷的武器始终被人操控，正如诗人胡风所言：“飞机、大炮、机关枪、毒气……/没有一样是你们底，/它们不过暂时交到你们手里，/去屠杀海那边的和你们一样的兄弟们，/为他们打出江山来，替他们建筑王位！”[14]日本士兵被牢牢地掌控在日本军阀手里，处境极为尴尬。李震杰在诗歌《给日本士兵》中颇为怜悯地写道：“当温薰的海风/带着花香来到中国/——这苦难的古老的土地/吹抚着被你们炸毁的城乡/吹抚着自由繁生的自由的花草/吹抚着你们伙伴的尸体/吹抚着你们忧郁憔悴的脸颊/你们啊——/来自岛国的士兵/在夜里/该有一个怎样的梦”[24]（255）日本士兵在两难的处境中深感忧虑，突显出难以言状的犹豫和挣扎。
三、 立体袭击与破绽瓦解：侵华日本军队形象
日本军官的统辖与日本士兵的战斗都离不开日本军队的统一约束和管理，按照军种标准可分为：日本海军、日本陆军和日本空军。日本海军负责侵华炮弹传送与洞开中国门户的军事任务。军舰是日本海军的标志，沈恩孚在《淞沪捷》中描述了气势汹汹的日本军舰：“敌舰横冲怒若雷，市中谈虎人面灰。”[10]（41）在“一二八”事变中炮轰中国上海的日本军舰不仅摧毁了美丽的港口城市，还给中国军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日本陆军借助海军的掩护走上中国的土地，进行更为直接的侵略。诗人祝实明在《前线》中揭露了日本陆军的屠杀惨案：“侵略的炮弹在伪装侧开花，/侵略的炮弹在阵地里开花。/黄土上浸满红血，/树枝上残雪高挂。”[25]（235-236）日本陆军所到之处夜是一片凄凉的景象。罗烽在《垣曲街景》中刻画出断壁残垣的街区哀景：“垂死的街道上/残留着敌人的铁蹄/破瓦颓垣间/呈露着被难者的血迹/门上挂着锁/院墙缺少半边/老鸦在空院子里/窃食几粒劫后的米。” [26]凶残的日本陆军还对沦陷区进行了罪恶的扫荡，在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林擒在《反扫荡》中愤怒地写道：“秋风起，树叶黄，东洋鬼子来扫荡。奸淫烧杀又抢粮，男女老少遭灾殃。”[10]（376）被洗劫的村庄破败不堪，罗铁鹰在《劫后的古城》中感伤地写道：“现在呀/全城只有十多个未死的人/没有一只牛 一只狗 或一只家禽/热力的风/扯打破败的窗门。”[25]（18）日本陆军的疯狂侵略是对中国人民生命的肆意残害，也是对中国物资的无情掠夺。
日本空军在中国领空肆意蹂躏着中华大地。鸥外鸥的诗歌《父的感想》完整再现了日本空军投放炸弹的情景：“在摇篮的上端，有黑的黯然的夜空/交错的鱼尾的爆炸弹/（JapaneseSandman！）/日本兵工厂造的安眠药/刻着‘昭和十三年制的字样/——远，近，大，小的3枚/采取疾降的/鱼样的态势/向你疾趋而下的轰击着。”[27]（111-112）日本军工厂生产的炸弹从高空急速下坠，地面一片废墟。陈柱尊在《战太仓》中心痛地记录下被日本空军摧毁的教育文化机构：“吴淞闸北成焦土，损失财产数难量。文化各机关，战祸尤遭殃。吴淞六大学，多为瓦砾场。东方图书商务馆，古今图书千万箱。轰然一声付灰烬，纸灰飞散天空扬。”[10]（52）建筑物在瞬间变为废墟，化为乌有，无辜的中国平民也沦为了轰炸的牺牲品。马叙伦在《即事》中描述了日本空军对沪杭铁路和苏州河等交通要道的轰炸酿造的血案：“试看水陆苏杭道，车里船中尽血痕。”[10]（138）
日本空军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还猛烈地轰炸着中国的大后方。其中，陪都重庆在被持续的轰炸中苦不堪言。杨述在《五月四日敌机炸渝》中记录下日本空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惨案：“敌寇凶残甚，渝州继火焚。举家随国毁，烈焰逐人奔。一响皆驱死，齐呼不共生。”[10]（303-304）大量房屋在轰炸中被摧毁，许多重庆市民也在轰炸中罹难。面对轰炸后的城市惨状，居住在重庆的日本反战作家长谷川照子在诗歌《五月的首都》中谴责日本空军暴行：“您，可爱的大陆首都，重庆哟！/银翼飞来了，恶魔出现在天空，/轰！轰！轰！/我的脚下，大地在流血，/您的头上，天空在燃烧。”[28]（29）为了躲避轰炸，人们不得不进入防空洞。严辰用“厂民”的笔名写下诗歌《伟大的慈心——给防空洞里的母亲们》，该诗生动地刻画出重庆市民在防空洞里的压抑和焦虑：“敌机疯狂地投弹了/地层坍崩一样地震撼着，/人们就如鸷鹫下的鸡雏/那么焦急而无助，/你们却不顾惜自己/唯恐孩子会被攫/而把他搂抱得更紧更紧。”[29]轰炸没有丝毫停歇，继而引发了1941年大隧道惨案。杨沧白在《六月五日敌机夜袭时，重庆城内大隧道窒息死萬馀人，闻之悲愤，作歌以纪之》中真实记录道：“城乌夜啄枭声恶，狂寇机鸢晚犹作。忽闻隧道骇变生，窒息骈尸葬盈壑。”[10]（417-418）重庆市民躲在市中区十八梯的一条大隧道里，敌机的轰炸造成数万人窒息而亡。日本空军对大后方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然而，日本军队也具有胆怯的软肋。日本海军在中国空军的轰击下显得胆小如鼠。何家槐的《空军歌》将之描述得惟妙惟肖：“敌人可没有丝毫斗志，为了避免轰炸机，竟在敌舰上挂起我国国旗。”[10]（150）日本陆军甚至想到用母牛攻击的策略。姚伯麟在诗歌《母牛冲锋》里用讥讽的口吻写道：“坦车无效母牛攻，异想天开计亦穷。”[10]（163）日本空军也并非神勇无敌，吴宗海用诗歌《铁血主义》戏谑他们虚弱的内心：“他的本事——轰炸难民，捏称杀敌做报告。临到空战时，他就吓得高飞远跑。”[10]（149）日本三军在挫败面前选择了逃避，懦弱让它们走向灭亡。欧阳文在《大战平型关》中刻画出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消灭的日本陆军：“远闻车队响声隆，敌军人马进瓮中。日寇师团四千众，陷倭罗网万千重。枪炮声烈震山谷，贼兵狂呼苦悲恸，血流成河尸遍野，‘皇军美梦一场空。”[10]（160）此外，甘运衡在《战鸟》中描述了遭受重创的日本空军：“勇敢的空军，飞升散兵的行列，向着胆小的寇机围剿，/翻腾着漫天云霞，逼成火力的死圈，没有一条活路可跑，/一个急速的俯冲，扑击寇机，随着一缕一缕黑烟下掉，/打得残敌慌乱了阵容怀着死的恐怖拼命向各处窜逃！”[30]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三类侵华日军形象既彼此独立，又紧密相连。其一，日本侵略者的“他者”形象具有多重复合的意味。由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组成的日本军人的形象较为直观，与之对应的日本军队形象显得比较模糊，特征也不够明晰，它们是人与武器混杂的形象，不同于军官和士兵那般纯然的人物形象。因此，中国诗人只能“把日军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表现，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31]（203）。日本军队在抗战诗歌中呈现出的是一幅群像画，虽不能深入反映出作个体的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却统摄了独立的个体，形成了大众心中指涉侵略者的集体概念。
其二，侵华日军形象是引爆中国大众“救亡”心声的导火索。每个中国人的压抑心绪和痛苦郁结通过“他者”的书写得以舒缓，“救亡”的口号如烈火燎原般迅速扩散。尽管它只是中国平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侵华日军形象却肩负起宣传与鼓动抗日的历史使命。具体包含两大任务：“A、作为抗日民族战争底一弹；B、作为抗日民族战争底一员。”[32]（3）借助“他者”形象的刻画，抗战诗歌更具战斗性，抗战诗人便是手执武器的英勇战士。
其三，“他者”的形象隐匿着“自我”的文化想象。抗战诗人大多脱离正面战场的战斗实况，对于“他者”往往倾注了否定、排斥和厌恶的情绪，侵华日军形象逐渐演变为“自我”意识的载体。全面抗战后，“野兽”、“鬼子”等侵华日军套话的出现，暗含民族仇恨积聚后的扭曲意识。其本源就在具体的侵华日军形象，中国抗战诗人通过对它们的艺术加工，揣测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可以破译出一个社会在他者那里产生的幻象”[33]（19）。侵华日军形象以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揭露了抗战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在某种程度上抒写出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民要求抗日而又遭到压抑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面貌”[34]（7）。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裂隙与错位让侵华日军形象具有无限的文化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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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