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话语研究进展与成果综述
郑红莲 王馥芳
〔摘要〕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环境话语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文章重点关注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采用文献法从环境话语的界定、语言特点、国内外学术史、研究概述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并对环境话语研究趋势提出看法。我们认为：环境话语主要源于环境与经济的对抗和对话，是环境现象与观念集合的语言表征，为人们理解环境、与环境沟通和对话提供了思维工具与概念化手段，其对建构、维持及改变环境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话语研究为语言学学科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
〔关键词〕环境话语；研究进展；成果综述；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09-08
引 言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话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伦理等众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话语研究在政治学[1][2]、社会学[3][4][5]、传播学[6][7]、环境学[8][9]等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虽然环境话语研究具有多学科向度，但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
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主要探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生态语言学豪根模式1970与韩礼德模式1990研究之前，语言学史上已有多位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展开过讨论，如洪堡特、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弗斯、费希曼等人[10]。萨丕尔曾在“语言与环境”一文中提出，语言中的词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说话人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11]。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不仅能反映、记录环境，而且能塑造、歪曲、甚至创造环境[12]，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环境，更不存在一个超越语言而独立存在的环境，环境是一个被不断阐释的概念，人类通过语言的方式不断地建构环境的意义[13]。
环境话语研究作为语言学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是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密切关注的焦点。目前语言学家们对于环境话语的概念界定、语言特点等方面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导致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与路径迥然不同。本文采用文献法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尽可能客观详尽地描述和分析环境话语研究进展，并在厘清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对环境话语的概念范畴、语言特点、研究趋势等内容做出思考。本研究力图进一步推动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为国内语言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 环境话语的界定
从语言角度出发，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沟通使用的口头或书面文本，包括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篇章等形式[14]。从后结构主义出发，法国思想家福柯[15]认为话语不仅包括信息的表达，还包括表达过程中通过特定策略来实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他把社会文化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话语实践，强调话语是具体的、历史的、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王馥芳[16]从社会现实语言建构论出发，把“话语”看成是一种社会行动，一种社会权力，一股重要的社会建构和改善力量，其“不但描述世界，而且构建社会，创生文化，并通过重新定义和更新各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方法，促发社会行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导性话语，“目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定义现实的话语是经济”[17]132，现代经济话语对生态环境的挤压甚至是破坏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境话语研究应运而生。
环境话语，又称为生态话语ecospeak和绿色话语（greenspeak，核能话语nukespeak也一度成为其代名词[18]。语言学家坚信，人类称之为环境的无数事物、过程和关系，它们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们，本质上都是话语问题[19]。话语理解的多向度本质决定了环境话语理解的多向度本质。我们以“环境话语”为精确关键词，在国际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简称WoS检索得到的学术论文涉及语言学与非语言学研究领域多达三十余个。由于语言学并非一个一统性的概念，语言学研究范式内分支学科众多，环境话语是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
社會建构主义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环境话语是各种环境问题的感知与观念的集合，体现出行动者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宣称[20]。Dryzek的定义被广泛采用，他将环境话语看作成建构、解释、讨论和分析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法，制约着人们如何界定、解释和应对环境事务的方式，反映出占主导地位的生态意识形态并影响着公众的生态观[2]。1972年生态语言学家豪根[21]从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社会和自然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2006年Mühlhausler和Peace[22]将环境话语定义为“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语言形式”。Jung[23]强调环境话语特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被公开定义的口头或书面文本，如专门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人类自身造成恶果的新闻语篇等。Harré等学者[12]认为环境话语是一系列与环境有关、关系松散的特定话语。从已有定义来看，环境话语在概念内涵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概念范畴的非一统性，这为语言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对这一概念运用的泛化。我们认为，环境话语是关于环境的语言，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综合认知能力和有多种向度的精神活动[24]，环境话语为人们理解环境、与环境沟通提供了思维工具与概念化手段，其对建构、维持及改变环境现实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新型话语类型，环境话语产生于工业主义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主要源于环境与经济的对抗和对话，是环境现象与观念集合的语言表征，其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特定社会中主导环境意识形态。Alexander[25]27提出，“环境话语和生态思维受到经济话语和经济思维框架的严重束缚”。按照文本类型，环境话语主要可分为政治文本、新闻文本与民间叙事文本三大类。
与一般话语相比，环境话语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从词汇来源上，环境话语主要由公共议题中的科技词汇组成，甚至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环境话语是由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工业国家公共议题的科学化表述组成[23]。从词汇数量上，环境话语相对贫瘠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环境需要，例如，英语在表达环境的不同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18]。从修饰手段上，环境话语大量使用隐喻，尤其是在文学类环境语篇中[26][12][27][28][29]。从语言形式上，环境话语形式多样，有对话、访谈、叙事、说明文、议论文等多种体裁[12]。从语义特点上，环境话语呈现语义模糊、语义精确性不够等特征，如“酸雨”更恰当的说法应是“酸沉降”；“杀虫剂”准确的表达应是“生物灭杀剂”。一个环境词语往往用来指称多种不同的现象，如“生长”growing 可以指自然生长、人为生长、数值增长、指数增长、危险增加等[18]。从表达方式上，环境话语存在误导性编码，如“零增长”并不是没有增加，“化肥”也常常导致土地更贫瘠[12]。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主要从语言形式、词汇特点和修辞手段等方面概括了环境话语的典型语言特征，但对于环境话语体系的表层组织结构和深层认知机制所反映出来的话语建构模式，如转喻、识/视解、语义框架、概念整合等认知层面凸显的话语建构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探索。此外，已有研究对环境话语的语用特点关注较少，环境话语作为人类与环境沟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特殊的语用功能。环境话语的行事功能特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表达对自然界及人类对大自然影响的看法时需要遵循哪些语用原则来达到交际效果最大化等问题都值得语言学研究者探讨和思考。
二、 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一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1962年出版了当代第一部谈论环境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作品以文学类环境话语描述了杀虫剂给人类、动植物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生存危机[30]；二是，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话语术语化过程先后出现在英、美、德等国家[23]；三是，1969年新闻环境语篇开始频繁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22]；四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为应对工业污染颁布的环境立法被视为最早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行政理性主义类环境话语[2]。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环境话语研究总体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态势，学术成果逐年攀升。《绿色话语：环境话语研究》一书[12]首次正式提出环境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提议以语言学为核心，结合其他学科分析环境话语。自此，环境意识和环境话语处于上升趋势[30]。不少语言学家尝试从环境话语的类型[13][31][32][4]、语篇结构[5]、典型词汇[33][9][19]、社会功能[1][34]等层面开展环境话语研究。按照理论视角的不同，环境话语研究大致可分为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三种研究路径。
环境话语研究是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批评语言学出现之前，生态语言学就已采用生态与环境视角审视环境话语，如Gründler， Hallerbach和Gigon考察发现核能源辩论中人们频繁使用委婉语，Myerson 和 Rydin发现环境话语总体表达贫瘠等[35]。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最早提出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环境话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路径，强调环境语篇及其句法结构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他从生态与语言的关系讨论了增长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物种歧视等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强调环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与语言学者在环境保护方面应承担的社会责任[36]。在韩氏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学者从批评生态语言学视角对环境话语进行生态审视和批评，关注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影响和作用[27][38][35][39][40][41][42]。生态语言学家Mühlhusler提出环境问题需要多视角解决：一方面，他从生态旅游、广告、环境运动、环境影响评估等领域批评性考察环境话语塑造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和一些学者从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出发，强调保护语言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部分，他们对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中的环境词汇进行生态调查和记录[18][43][44]。
Alexander[25]21声称，“语言在隐喻扩展层面，是一种用来塑造、对付、管理和操縱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复杂工具，其通过对话辩证沟通的形式产生社会认知框架体系”。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主张运用认知语言学思维工具，探索和揭示人们建构与运用环境话语所依靠的底层认知机制，力图揭露环境话语背后所隐藏的生态认知问题。譬如2010年认知语言学重要创始人George Lakoff发表题为“如何框架化环境为何至关重要”的论文，讨论如何利用“框架化”这一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去构建有建设性的环境框架[45]。Larson[29]2011年研究发现，科学家倾向于使用隐喻来表达和解释科学概念，但是不恰当的隐喻容易导致社会误解和适得其反的政策，他通过探讨环境可持续性隐喻如何与带有社会价值观念的科学事实相关联，揭露隐喻塑造环境可持续概念和影响主流环境意识的方式。环境话语认知研究按照所运用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工具的种类，可分为基于单一研究手段，如概念隐喻理论[26][12][46][29]、认知框架理论[47]和多种研究手段并举[25][48]两大类。
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出现以来，生态批评就被看作是CDA的延伸与进一步发展。CDA路径下的生态批评以社会焦点话题中的环境话语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环境语篇背后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环境话语体现的意识形态意义[49][50][51]。例如《环境话语框架化：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一书[25]采用话语表层生态主义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揭露了跨国公司为骗取公众信任，使用省略、擦除、洗脑brainwash、人称代词转换、使用科技词汇替代环境破坏型词汇等话语策略把企业形象装扮成舒适安全、环境友好的样子。近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的环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碳排放、温室效应等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环境话语类型[52][53][54][7]。
二 中国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中国环境话语研究起始于近十年，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引入和学习借鉴西方环境话语研究成果，以介绍性和评介性研究为主[55][56][57][22][58]。除理论研究外，中国学者也开展了部分环境话语实践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以儒、道、释三家的经典环境话语[59]、自然诗歌[60]、生态报告[61]等为研究对象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生态酒店英文简介[62]、常州毒地事件中政府环境话语[20]为研究对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以及以新闻语篇中的环境话语[63]为研究对象的认知批评分析。其中，冯沪祥[59]对语言与环境关系的理解与西方学者主张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基本一致，他通过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话语，提出中国传统环境哲学肯定自然界的一切万物均有平等的生命价值，充满了机体主义Organicism的精神与心灵。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黄国文等以韩礼德生态话语分析为研究理念，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强调语言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提倡人们多产出环境友好型话语，并以此替代环境破坏型话语或环境模糊型话语[64][65][66][67]。和谐话语分析鼓励积极话语分析，其基本生态理念是“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10]12。在和谐话语分析框架下，何伟等学者[68][69]构建了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具体考察人与场所等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
三、 环境话语研究概述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重视环境话语研究，尝试通过语言研究解决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生存等问题。Luisa Maffi及其团队于1996年创立Terralingua非政府组织，长期致力于维护语言-生物-文化多样性，重视传统环境话语的记录和继承[70]。英国学者Arran Stibbe于2005年建立国际组织“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截止到2017年12月，吸纳有20多个国家600多位关注语言与环境关系的学者、环保主义者成为会员，在他们分享的论文和著作中环境话语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仅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关注环境话语，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学者也积极运用自身学科优势加入到环境话语研究队伍中。
不论在学术论文发表、著作出版上，还是在研究类型层面上，环境话语研究都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仅2006-2016年期间，以“environmental discourse”为关键词，WoS数据库共检索出1964篇学术论文，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见表1。论文来源出版物名称分析显示，检索结果共关涉《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话语交际》Discourse Communication等五十余种国际核心期刊，研究类型多样。在研究方法上，环境话语研究正由传统内省为主的质性研究法向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转变，推动此变化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是语料库语言学。相比于传统手段，语料库技术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它能够帮助研究者快速选取目标语料作为环境话语分析材料；其次，语料库概率统计产生的定量数据能支撑话语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环境话语的具体语言特征如何支持话语过程提供佐证；最后，语料库语言学为实现环境话语的历时与共时互补研究提供技术便利。
四、 环境话语研究趋势
一 研究视角趋向融合
环境话语内在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决定其在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路径上存在交叉研究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为研究视角趋向融合，从早期单一视角向生态认知、认知批评、生态和谐、生态语用等多样化融合视角转变。相较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倾向从整体上阐释环境语篇内在的心理操作机制，例如Stibbe[48]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阐释操控环境话语表征与实践的多个心理模式cognitive model/mental model，揭示环境话语如何塑造个体的生态意识和影响个体生态哲学观ecosophy的形成。Alexander[25]从话语衔接、主题结构、否定词、名物化、词汇化等方面分析公司网站、广告、新闻报道、演讲、讲座等不同体裁的环境语篇，運用认知语言学框架化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探讨环境话语影响人们生态立场的方式，揭露跨国公司采用复杂的“绿漂”greenwash策略企图操纵环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概念，确保形成独断或基于公司利益的贸易环境协议。由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意义建构、概念识/视解具有较为强大的阐释力，能够揭示环境话语表层结构所隐藏的底层心理操作机制，故其有望成为未来环境话语研究融合视角的优先组合选择。生态认知视角是建立在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相互借鉴的基础上，认知批评视角则是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研究环境文本。Chilton[71]认为传统批评性话语分析因忽视“认知联系”cognitive link而缺乏解释力，只有借用认知语言学概念工具，研究人们运用话语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实践所依靠的底层认知机制，才能改变过于依赖语境描写的静态分析模式。
生态和谐视角融合了生态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等学科精髓，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语境下环境话语分析新路径，该视角建立在中国古代生态智慧《道德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哲学理念的基础上，以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方法原则，采取整体观探讨语言与环境的互动关系[10][72]。生态和谐视角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认为自然环境中的万物生灵具有多种感知和行为能力，应享有与人类同等的地位。生态语用视角则是建立在环境交流研究的基础上，传播学研究者Jurin 等人[34][73]强调“环境交流”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概念的重要性，提出通过环境话语沟通能够更好地理解、解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致力于“改变社会传播结构和环境话语系统的传播方式”[74]28。在考察环境交流过程中研究者对影响环境话语表达因素的细致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开拓环境话语以言行事功能、语用规则、交际原则等生态语用学视角研究具有启发借鉴作用。
二 研究對象趋向扩大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多样，环境话语类型划分不一，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总体趋向扩大。早期环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破坏作用的话语类型，例如令人生畏的核能话语、杀虫剂话语、石化污染话语等。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萌发和环境运动的开展，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等环境友好型话语以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中关于环境、植物、动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语言都成为环境话语研究新的研究对象。现在几乎所有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历史和实践文本，都被纳入到环境话语的研究范围，甚至包括在宽泛意义上讨论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话语和政治话语[31]。
由于环境问题往往关涉多个领域，环境话语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问题，至今为止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是从自己选取的研究视角考察环境话语类型，他们各执一词，缺乏相对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办法。例如Herndl和 Brown1996将环境话语分为监管、科学和诗歌三大类；Brulle2000将其分为天定命运、野生动物管理、自然环境保护、野生资源保护、改革环境主义、深层生态主义、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神学九大类；Dryzek（2005把它分成问题解决、生存主义、可持续性、绿色激进主义四大类；Hannigan2006将其分为田园诗歌、生态系统和司法正义三大类。不同视角的环境话语次范畴化导致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愈来愈多，大有攘括多种话语类型的趋势。诚然，探讨人类、语言与环境三者关系需要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但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必将带来研究的困境，一旦研究对象纷呈错落、包罗万象，势必造成环境话语失去其典型特征，难以形成特色鲜明的聚合体，进而削弱其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的创新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在公共、私人或科学交流中谈论自然环境的语言都是环境话语[23]，环境话语应特指能够表征与定义人类和自然环境密切关系的语言，借鉴Stibbe在其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对话语的分类办法，环境话语可分为环境友好型话语、环境破坏型话语与环境模糊型话语三种类型。总的来说，语言研究者首先应强化对环境话语概念的研究共识，并对其概念范畴和概念层级性框架有明晰的认知，才有可能透过环境话语了解环境思维、环境思想和环境实践的重要性，达到科学建构语言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终极研究目标。
五、 讨论与结语
尽管环境话语研究是一个新兴而富含生机的研究领域，已结出累累硕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已有研究存在概念内涵扩大、研究泛化等倾向，究其原因，根源于环境话语缺乏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研究者对环境的定义与环境话语概念范畴的大小存在不同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环境话语中的“环境”主要指“生物自然环境”，而“环境话语”主要指“充分体现自然主义生态语言观、具有生态语言学意义、凸显环境意识的语言”。其次，在研究类型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已有研究中微观、具体的话语分析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各种语言、方言或濒危语言中的环境话语生态调查与记录继承研究寥寥无几，两者比例明显失衡，后者对保护传统文化、维护语言多样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再者，已有研究趋向分散、宽泛，相关整合性不够，如何汇聚已有研究成果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值得语言学者深思。
与生态语言学“生态第一，语言第二”的理论要旨一致，环境话语研究试图通过“环境话语分析和建构来重构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各种心理模式或认知结构，强化语言使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最终促发人们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行动”[75]第3版。作为一个日益凸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环境话语研究为语言学学科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因此，未来我国环境话语研究应继续跟踪、辨识与借鉴国外环境话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精髓，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汉语、地方方言与自然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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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摘要〕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环境话语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文章重点关注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采用文献法从环境话语的界定、语言特点、国内外学术史、研究概述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并对环境话语研究趋势提出看法。我们认为：环境话语主要源于环境与经济的对抗和对话，是环境现象与观念集合的语言表征，为人们理解环境、与环境沟通和对话提供了思维工具与概念化手段，其对建构、维持及改变环境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环境话语研究为语言学学科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
〔关键词〕环境话语；研究进展；成果综述；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09-08
引 言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话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伦理等众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环境话语研究在政治学[1][2]、社会学[3][4][5]、传播学[6][7]、环境学[8][9]等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虽然环境话语研究具有多学科向度，但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
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主要探讨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生态语言学豪根模式1970与韩礼德模式1990研究之前，语言学史上已有多位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展开过讨论，如洪堡特、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弗斯、费希曼等人[10]。萨丕尔曾在“语言与环境”一文中提出，语言中的词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说话人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11]。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不仅能反映、记录环境，而且能塑造、歪曲、甚至创造环境[12]，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环境，更不存在一个超越语言而独立存在的环境，环境是一个被不断阐释的概念，人类通过语言的方式不断地建构环境的意义[13]。
环境话语研究作为语言学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是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密切关注的焦点。目前语言学家们对于环境话语的概念界定、语言特点等方面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导致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与路径迥然不同。本文采用文献法对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尽可能客观详尽地描述和分析环境话语研究进展，并在厘清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对环境话语的概念范畴、语言特点、研究趋势等内容做出思考。本研究力图进一步推动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为国内语言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 环境话语的界定
从语言角度出发，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际沟通使用的口头或书面文本，包括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篇章等形式[14]。从后结构主义出发，法国思想家福柯[15]认为话语不仅包括信息的表达，还包括表达过程中通过特定策略来实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他把社会文化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话语实践，强调话语是具体的、历史的、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王馥芳[16]从社会现实语言建构论出发，把“话语”看成是一种社会行动，一种社会权力，一股重要的社会建构和改善力量，其“不但描述世界，而且构建社会，创生文化，并通过重新定义和更新各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方法，促发社会行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导性话语，“目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定义现实的话语是经济”[17]132，现代经济话语对生态环境的挤压甚至是破坏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境话语研究应运而生。
环境话语，又称为生态话语ecospeak和绿色话语（greenspeak，核能话语nukespeak也一度成为其代名词[18]。语言学家坚信，人类称之为环境的无数事物、过程和关系，它们如何工作，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们，本质上都是话语问题[19]。话语理解的多向度本质决定了环境话语理解的多向度本质。我们以“环境话语”为精确关键词，在国际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简称WoS检索得到的学术论文涉及语言学与非语言学研究领域多达三十余个。由于语言学并非一个一统性的概念，语言学研究范式内分支学科众多，环境话语是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
社會建构主义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环境话语是各种环境问题的感知与观念的集合，体现出行动者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宣称[20]。Dryzek的定义被广泛采用，他将环境话语看作成建构、解释、讨论和分析环境问题的重要方法，制约着人们如何界定、解释和应对环境事务的方式，反映出占主导地位的生态意识形态并影响着公众的生态观[2]。1972年生态语言学家豪根[21]从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社会和自然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2006年Mühlhausler和Peace[22]将环境话语定义为“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语言形式”。Jung[23]强调环境话语特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被公开定义的口头或书面文本，如专门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人类自身造成恶果的新闻语篇等。Harré等学者[12]认为环境话语是一系列与环境有关、关系松散的特定话语。从已有定义来看，环境话语在概念内涵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概念范畴的非一统性，这为语言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对这一概念运用的泛化。我们认为，环境话语是关于环境的语言，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综合认知能力和有多种向度的精神活动[24]，环境话语为人们理解环境、与环境沟通提供了思维工具与概念化手段，其对建构、维持及改变环境现实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新型话语类型，环境话语产生于工业主义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主要源于环境与经济的对抗和对话，是环境现象与观念集合的语言表征，其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特定社会中主导环境意识形态。Alexander[25]27提出，“环境话语和生态思维受到经济话语和经济思维框架的严重束缚”。按照文本类型，环境话语主要可分为政治文本、新闻文本与民间叙事文本三大类。
与一般话语相比，环境话语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从词汇来源上，环境话语主要由公共议题中的科技词汇组成，甚至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环境话语是由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工业国家公共议题的科学化表述组成[23]。从词汇数量上，环境话语相对贫瘠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环境需要，例如，英语在表达环境的不同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18]。从修饰手段上，环境话语大量使用隐喻，尤其是在文学类环境语篇中[26][12][27][28][29]。从语言形式上，环境话语形式多样，有对话、访谈、叙事、说明文、议论文等多种体裁[12]。从语义特点上，环境话语呈现语义模糊、语义精确性不够等特征，如“酸雨”更恰当的说法应是“酸沉降”；“杀虫剂”准确的表达应是“生物灭杀剂”。一个环境词语往往用来指称多种不同的现象，如“生长”growing 可以指自然生长、人为生长、数值增长、指数增长、危险增加等[18]。从表达方式上，环境话语存在误导性编码，如“零增长”并不是没有增加，“化肥”也常常导致土地更贫瘠[12]。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主要从语言形式、词汇特点和修辞手段等方面概括了环境话语的典型语言特征，但对于环境话语体系的表层组织结构和深层认知机制所反映出来的话语建构模式，如转喻、识/视解、语义框架、概念整合等认知层面凸显的话语建构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探索。此外，已有研究对环境话语的语用特点关注较少，环境话语作为人类与环境沟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特殊的语用功能。环境话语的行事功能特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表达对自然界及人类对大自然影响的看法时需要遵循哪些语用原则来达到交际效果最大化等问题都值得语言学研究者探讨和思考。
二、 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一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1962年出版了当代第一部谈论环境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作品以文学类环境话语描述了杀虫剂给人类、动植物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生存危机[30]；二是，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话语术语化过程先后出现在英、美、德等国家[23]；三是，1969年新闻环境语篇开始频繁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22]；四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为应对工业污染颁布的环境立法被视为最早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行政理性主义类环境话语[2]。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环境话语研究总体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态势，学术成果逐年攀升。《绿色话语：环境话语研究》一书[12]首次正式提出环境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提议以语言学为核心，结合其他学科分析环境话语。自此，环境意识和环境话语处于上升趋势[30]。不少语言学家尝试从环境话语的类型[13][31][32][4]、语篇结构[5]、典型词汇[33][9][19]、社会功能[1][34]等层面开展环境话语研究。按照理论视角的不同，环境话语研究大致可分为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三种研究路径。
环境话语研究是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批评语言学出现之前，生态语言学就已采用生态与环境视角审视环境话语，如Gründler， Hallerbach和Gigon考察发现核能源辩论中人们频繁使用委婉语，Myerson 和 Rydin发现环境话语总体表达贫瘠等[35]。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最早提出生态语言学视阈下环境话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路径，强调环境语篇及其句法结构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他从生态与语言的关系讨论了增长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物种歧视等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强调环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与语言学者在环境保护方面应承担的社会责任[36]。在韩氏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学者从批评生态语言学视角对环境话语进行生态审视和批评，关注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影响和作用[27][38][35][39][40][41][42]。生态语言学家Mühlhusler提出环境问题需要多视角解决：一方面，他从生态旅游、广告、环境运动、环境影响评估等领域批评性考察环境话语塑造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另一方面，他和一些学者从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出发，强调保护语言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部分，他们对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中的环境词汇进行生态调查和记录[18][43][44]。
Alexander[25]21声称，“语言在隐喻扩展层面，是一种用来塑造、对付、管理和操縱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复杂工具，其通过对话辩证沟通的形式产生社会认知框架体系”。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主张运用认知语言学思维工具，探索和揭示人们建构与运用环境话语所依靠的底层认知机制，力图揭露环境话语背后所隐藏的生态认知问题。譬如2010年认知语言学重要创始人George Lakoff发表题为“如何框架化环境为何至关重要”的论文，讨论如何利用“框架化”这一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去构建有建设性的环境框架[45]。Larson[29]2011年研究发现，科学家倾向于使用隐喻来表达和解释科学概念，但是不恰当的隐喻容易导致社会误解和适得其反的政策，他通过探讨环境可持续性隐喻如何与带有社会价值观念的科学事实相关联，揭露隐喻塑造环境可持续概念和影响主流环境意识的方式。环境话语认知研究按照所运用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工具的种类，可分为基于单一研究手段，如概念隐喻理论[26][12][46][29]、认知框架理论[47]和多种研究手段并举[25][48]两大类。
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出现以来，生态批评就被看作是CDA的延伸与进一步发展。CDA路径下的生态批评以社会焦点话题中的环境话语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环境语篇背后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环境话语体现的意识形态意义[49][50][51]。例如《环境话语框架化：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一书[25]采用话语表层生态主义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揭露了跨国公司为骗取公众信任，使用省略、擦除、洗脑brainwash、人称代词转换、使用科技词汇替代环境破坏型词汇等话语策略把企业形象装扮成舒适安全、环境友好的样子。近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的环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变暖、大气污染、碳排放、温室效应等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环境话语类型[52][53][54][7]。
二 中国环境话语研究学术史
中国环境话语研究起始于近十年，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引入和学习借鉴西方环境话语研究成果，以介绍性和评介性研究为主[55][56][57][22][58]。除理论研究外，中国学者也开展了部分环境话语实践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以儒、道、释三家的经典环境话语[59]、自然诗歌[60]、生态报告[61]等为研究对象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生态酒店英文简介[62]、常州毒地事件中政府环境话语[20]为研究对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以及以新闻语篇中的环境话语[63]为研究对象的认知批评分析。其中，冯沪祥[59]对语言与环境关系的理解与西方学者主张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基本一致，他通过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话语，提出中国传统环境哲学肯定自然界的一切万物均有平等的生命价值，充满了机体主义Organicism的精神与心灵。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黄国文等以韩礼德生态话语分析为研究理念，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强调语言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话语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和谐，提倡人们多产出环境友好型话语，并以此替代环境破坏型话语或环境模糊型话语[64][65][66][67]。和谐话语分析鼓励积极话语分析，其基本生态理念是“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10]12。在和谐话语分析框架下，何伟等学者[68][69]构建了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具体考察人与场所等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
三、 环境话语研究概述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重视环境话语研究，尝试通过语言研究解决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生存等问题。Luisa Maffi及其团队于1996年创立Terralingua非政府组织，长期致力于维护语言-生物-文化多样性，重视传统环境话语的记录和继承[70]。英国学者Arran Stibbe于2005年建立国际组织“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截止到2017年12月，吸纳有20多个国家600多位关注语言与环境关系的学者、环保主义者成为会员，在他们分享的论文和著作中环境话语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仅生态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关注环境话语，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学者也积极运用自身学科优势加入到环境话语研究队伍中。
不论在学术论文发表、著作出版上，还是在研究类型层面上，环境话语研究都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仅2006-2016年期间，以“environmental discourse”为关键词，WoS数据库共检索出1964篇学术论文，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见表1。论文来源出版物名称分析显示，检索结果共关涉《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话语交际》Discourse Communication等五十余种国际核心期刊，研究类型多样。在研究方法上，环境话语研究正由传统内省为主的质性研究法向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法转变，推动此变化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是语料库语言学。相比于传统手段，语料库技术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它能够帮助研究者快速选取目标语料作为环境话语分析材料；其次，语料库概率统计产生的定量数据能支撑话语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环境话语的具体语言特征如何支持话语过程提供佐证；最后，语料库语言学为实现环境话语的历时与共时互补研究提供技术便利。
四、 环境话语研究趋势
一 研究视角趋向融合
环境话语内在的跨学科研究需求决定其在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路径上存在交叉研究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为研究视角趋向融合，从早期单一视角向生态认知、认知批评、生态和谐、生态语用等多样化融合视角转变。相较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环境话语研究倾向从整体上阐释环境语篇内在的心理操作机制，例如Stibbe[48]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阐释操控环境话语表征与实践的多个心理模式cognitive model/mental model，揭示环境话语如何塑造个体的生态意识和影响个体生态哲学观ecosophy的形成。Alexander[25]从话语衔接、主题结构、否定词、名物化、词汇化等方面分析公司网站、广告、新闻报道、演讲、讲座等不同体裁的环境语篇，運用认知语言学框架化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探讨环境话语影响人们生态立场的方式，揭露跨国公司采用复杂的“绿漂”greenwash策略企图操纵环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概念，确保形成独断或基于公司利益的贸易环境协议。由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意义建构、概念识/视解具有较为强大的阐释力，能够揭示环境话语表层结构所隐藏的底层心理操作机制，故其有望成为未来环境话语研究融合视角的优先组合选择。生态认知视角是建立在认知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相互借鉴的基础上，认知批评视角则是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研究环境文本。Chilton[71]认为传统批评性话语分析因忽视“认知联系”cognitive link而缺乏解释力，只有借用认知语言学概念工具，研究人们运用话语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实践所依靠的底层认知机制，才能改变过于依赖语境描写的静态分析模式。
生态和谐视角融合了生态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等学科精髓，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语境下环境话语分析新路径，该视角建立在中国古代生态智慧《道德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哲学理念的基础上，以功能语言学理论为方法原则，采取整体观探讨语言与环境的互动关系[10][72]。生态和谐视角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认为自然环境中的万物生灵具有多种感知和行为能力，应享有与人类同等的地位。生态语用视角则是建立在环境交流研究的基础上，传播学研究者Jurin 等人[34][73]强调“环境交流”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概念的重要性，提出通过环境话语沟通能够更好地理解、解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致力于“改变社会传播结构和环境话语系统的传播方式”[74]28。在考察环境交流过程中研究者对影响环境话语表达因素的细致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开拓环境话语以言行事功能、语用规则、交际原则等生态语用学视角研究具有启发借鉴作用。
二 研究對象趋向扩大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多样，环境话语类型划分不一，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总体趋向扩大。早期环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破坏作用的话语类型，例如令人生畏的核能话语、杀虫剂话语、石化污染话语等。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萌发和环境运动的开展，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等环境友好型话语以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中关于环境、植物、动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语言都成为环境话语研究新的研究对象。现在几乎所有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历史和实践文本，都被纳入到环境话语的研究范围，甚至包括在宽泛意义上讨论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话语和政治话语[31]。
由于环境问题往往关涉多个领域，环境话语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问题，至今为止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是从自己选取的研究视角考察环境话语类型，他们各执一词，缺乏相对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办法。例如Herndl和 Brown1996将环境话语分为监管、科学和诗歌三大类；Brulle2000将其分为天定命运、野生动物管理、自然环境保护、野生资源保护、改革环境主义、深层生态主义、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神学九大类；Dryzek（2005把它分成问题解决、生存主义、可持续性、绿色激进主义四大类；Hannigan2006将其分为田园诗歌、生态系统和司法正义三大类。不同视角的环境话语次范畴化导致环境话语研究的研究对象愈来愈多，大有攘括多种话语类型的趋势。诚然，探讨人类、语言与环境三者关系需要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但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必将带来研究的困境，一旦研究对象纷呈错落、包罗万象，势必造成环境话语失去其典型特征，难以形成特色鲜明的聚合体，进而削弱其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的创新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在公共、私人或科学交流中谈论自然环境的语言都是环境话语[23]，环境话语应特指能够表征与定义人类和自然环境密切关系的语言，借鉴Stibbe在其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对话语的分类办法，环境话语可分为环境友好型话语、环境破坏型话语与环境模糊型话语三种类型。总的来说，语言研究者首先应强化对环境话语概念的研究共识，并对其概念范畴和概念层级性框架有明晰的认知，才有可能透过环境话语了解环境思维、环境思想和环境实践的重要性，达到科学建构语言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终极研究目标。
五、 讨论与结语
尽管环境话语研究是一个新兴而富含生机的研究领域，已结出累累硕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已有研究存在概念内涵扩大、研究泛化等倾向，究其原因，根源于环境话语缺乏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研究者对环境的定义与环境话语概念范畴的大小存在不同的理解。我们所理解的环境话语中的“环境”主要指“生物自然环境”，而“环境话语”主要指“充分体现自然主义生态语言观、具有生态语言学意义、凸显环境意识的语言”。其次，在研究类型上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已有研究中微观、具体的话语分析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各种语言、方言或濒危语言中的环境话语生态调查与记录继承研究寥寥无几，两者比例明显失衡，后者对保护传统文化、维护语言多样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前者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再者，已有研究趋向分散、宽泛，相关整合性不够，如何汇聚已有研究成果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值得语言学者深思。
与生态语言学“生态第一，语言第二”的理论要旨一致，环境话语研究试图通过“环境话语分析和建构来重构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各种心理模式或认知结构，强化语言使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最终促发人们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行动”[75]第3版。作为一个日益凸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环境话语研究为语言学学科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因此，未来我国环境话语研究应继续跟踪、辨识与借鉴国外环境话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精髓，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汉语、地方方言与自然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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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