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雪山草地 追忆似水年华
刘西琳
摘要：为了迎接、庆祝和纪念建党95周年、建军9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著名作家、开国元帅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献出了她的一份大礼——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该书直面昏暗、严酷和惨淡的历史，追溯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和自己童年散落的足迹，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真实而接近雕刻的文字，为读者奉献了一部有别于常见读本的元帅和女儿的生命史与心灵史，意在以此折射出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该书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道路；长征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贺龙与周恩来、任弼时、习仲勋等著名共产党人结下了亦师亦友亦伴的生死之谊，促使贺龙从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它并非“论著”，也不是一般的“回忆录”，而是能闻到战争硝烟、嗅到泥土芳香的优美的“散文”。该书运用感性的回忆，赋予那些人们以为已经消失了的事物以新的生命力，同时运用理性对这些回忆进行思考、提炼；它把今、昔两个时空概念熔于一炉，形成特殊的回忆方式，而后表达出来；书中展示的重大场景是作者截取的中国革命的若干“横断面”，而不时出现的诸多故事情节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无数“切片”。这是一种典型的“普鲁斯特式手法”，它使《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告别了中国传统散文写作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从而成了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南昌起义；红军长征；民族复兴；中国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明年我们又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对于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我国，这三个节日具有特殊而又重大的意义。一个简单、质朴的真理是：95年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90年前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开启武装革命的道路，80年前如果中国工农红军没有胜利完成长征，那么就不会有建党28年后、建军22年后、长征胜利13年后新中国的诞生。由此得出的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是：“七一”建党、“八一”建军是“十一”建国的前提和保证，其中建军是实现从建党到建国的一座桥梁，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而不是什么“不合作运动”的胜利（如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运动），或“议会斗争”的胜利（迄今未见）。武装斗争贯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南昌起义建立了革命的武装，长征胜利保存了革命的武装，抗日战争壮大了革命的武装，解放战争展示了革命的武装。今天我们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来纪念建党95周年、建军90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的。
在中国文化中，“五”和“十”意味着吉祥，代表着喜庆，而2016年正是上述三个节日几乎同时逢“十”逢“五”的年头，因而国家对其关注度非常高。在诸多庆祝或纪念上述三个节日的活动中，贺捷生的新著——《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为广大读者所特别关注、格外青睐，面世不久便好评如潮，迭获“朱自清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并荣获我国文学创作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被公认为是一部旨意深远、诗意浓郁、可以代表新时期我国散文创作水准的上乘作品。
我是2015年1月6日收到贺捷生先生赠书的，当天便开始阅读，至2016年6月我动手写这篇感想时，我已三读《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读”时，我把该书当作回忆录来读，注重的是“故事”，贺龙与周恩来之间的故事，贺龙与周逸群、与任弼时、与关向应、与习仲勋之间的故事，贺龙与张国焘、与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作者身世中那些朴朔迷离的故事等。书中数不清的故事，人物丰满而生动，活生生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那如火如荼的生活。“二读”时，我把该书当作军史、党史来读，注重的是“过程”，我把散布在全书中的每个片断按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序列，串联起来，以还原中国近代武装革命的历史。“三读”时，我把该书当作散文来读，注重的是意境、布局和文采，这时我发现，该书之魅力不仅在于故事逼真、事件完整、人物鲜活，还在于它的布局精巧、语言优美、秀外慧中，恰似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一、中国革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作者贺捷生是贺龙元帅的长女，出生18天就随其父贺龙、其母蹇先任“参加”了长征，是红军中唯一的“走完长征的婴儿”，也算是名副其实的“老红军”了。1937年其父贺龙率八路军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不足两岁的她又被隐姓埋名，寄养于湘西，直到1949年才被找回。
贺捷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能绝对安全地生存下来并且不间断学校教育，确实是个奇迹。这缘于两个原因：一方面这得益于贺龙在国民革命军的多位前部属舍生忘死的保护；另一方面得益于有中共地下党在悄然关注她、护卫她。“双重保护”使得贺捷生多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全国解放后，她经北京大学深造，逐渐成为大学教师、记者、编辑、党史军史专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了解贺捷生身世的前辈都说，“她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书”。
贺捷生退休前长期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任军事大百科部部长，曾主持十卷本、长达1 500万字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该百科全书荣获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贺捷生也是著名军旅作家，其散文、剧本、回忆录等多种文学作品，多年来不断见诸于我国各主流媒体，并屡获金奖等奖项。《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是贺捷生退休后的又一力作。作为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之见证人、一代俊杰和风流的目击者，作者直面昏暗、严酷、惨淡的历史，深情地追寻着父母以及与父母同辈且为革命伴侣的叔伯们——周逸群、周恩来、任弼时、习仲勋、关向应、聂荣臻、徐向前、林伯渠、萧克、贺炳炎等——的足迹，同时也寻找着自己童年、少年时代散落的印记。作者驰骋于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原野，不拘泥于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同时也把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看作长征。作品用上百个画面再现了中国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又生动的佐证。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便走进了多事之秋，但直到19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说破阶级社会的秘密”——私有制与剥削，并指出结束这种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正确道路之前，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所有反抗都是盲目的，因而也必然是徒劳的。半个世纪后，列宁用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了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其经验经理论化被概括为列宁主义；又30年后，毛泽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功地演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其经验经理论化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和国情不同，在夺取政权上，俄国共产党走的是“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但是，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武装夺取政权上则是殊途同归。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1843—1844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中共和俄共都正是由于同时使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她60多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洗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屈辱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时此刻，相信国人中的不少人会在同一时间思考同一问题：95年前，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前，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开启武装革命的道路；80年前，如果没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今日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国人思考上述问题已有一些时日了，那大概是在世界进入本世纪头一个十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GDP）在短短的几年内依次越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促使许多人思考：是谁、为何能、又怎样创造了这一奇迹？对于这一问题，多数国人的结论是：中国有今日之富强，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出的硕果。对于中国人创造的奇迹，西方的思想家及有识之士也认真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中国人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国家。至于为什么“没有中断”，西方人虽心里很清楚，但没有说出来。不过，将“没有中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却不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思想。
学者们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对于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武装革命，今日之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国人的预测可以归纳为三种：其一，认为今日之中国会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依旧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其二，认为今日之中国肯定是一个中断了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完全的殖民地国家；其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多此一举”、是“另起炉灶”，否则中国早已是发达国家了。在这三种预测中，第一种幼稚得有点天真，因为：将其征服的国家完全“殖民地化”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使然，只要有可能，它就要去掉那个“半封建”，从而将“半殖民地”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事实上，至20世纪初期，全世界被列强侵占的几十乃至上百个国家，除中国外，全都是完全的殖民地国家。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之所以头上还留了一根“半封建”的辫子，不是出于列强的仁慈，而是因为先是孙中山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继而中国共产党又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从而阻断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将中国彻底“殖民地化”的罪恶企图。结论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武装革命，中国只会有一种可能——被彻底殖民地化，从而成为像当年印度那样的非主权的完全殖民地国家。
至于所谓的第三种声音，即“如果共产党不另起炉灶，中国可能早就成为发达国家了”，则纯粹是脑残者的一种梦呓。历史表明，有两大因素制约着中国，使其没有机会从而也没有可能成为现代发达国家。首先，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英法联军的入侵、1894年的甲午海战、1900年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已充分领教，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正一步紧似一步地加速着中国的完全殖民地化，它怎么可能允许中国的“现代化”从而“发达”起来与它平起平坐？所以，指望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而使中国也成为发达国家的想法如同与虎谋皮。这一结论，已被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得清清楚楚。其次，中国自身根本不具备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条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是在相继完成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思想启蒙、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壤以后才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而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是欧洲封建社会时长的两倍，直至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国家经历的“四种洗礼”，在中国还只有如孙中山那样的先知先觉者才有所耳闻、有所觉察。孙中山被清廷通缉而亡命英国期间，曾认真考察了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其后所著的《建国方略》充分地吸收了西方的经验，至今读来都令后辈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建国方略》向炎黄子孙展示了一幅“未来中国”的壮丽图景。不幸的是，孙中山“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自称为中山先生学生和三民主义信徒的蒋介石，抛弃了《建国方略》，代之以《剿匪手本》，其志不在“建国”而在独裁。稍有一点判断力的人都清楚，将中国的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寄托在出身青红帮、混迹交易所的蒋介石身上，是多么荒唐，又多么可笑！
20世纪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历史、中国前途都走到了十字路口，从而面对着一个攸关中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便是这两种历史机遇交汇的产物。“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人：即使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依然有被列强瓜分从而亡国灭种、完全殖民地化的危险；而两年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让中国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一条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两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后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改革开放后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使中国成为与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大国。
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我曾以“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为主题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同志进行了一次访谈。龚育之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我党权威的党史学家，曾多次参与诸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接过我的访谈题目，龚育之沉吟良久，而后笑着说：题目很有意义。的确，每一个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此刻都应该想一想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80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是，你的这个问题太宏大，要写一本书才能说清楚，我只能告诉你，不管书怎么写，都必须围绕这么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性选择——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盛衰存亡！[2]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把中国历史的“道岔”扳到了正确的轨道，从而“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3]。由于作出了这一正确选择，在世界百余个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和国家中，中华民族最终跑到了前面，这才有了今天令世界各国惊诧和艳羡的繁荣强大的中国。仅此便可见中华民族的成熟、睿智和伟大！而那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迷茫、徘徊，没有或未能对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作出正确选择、甚至幻想步西方国家之后尘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至今仍停滞、挣扎在“慢车道”上，处于世界的边缘。
两种选择，两种前途；两条道路，两样结果。可见，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选择”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选择”却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偶然行为，它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文化——操纵的。选择是智与愚之间的一场较量，而智或愚都同样是各自文化之树上的果实。鉴于文化决定选择，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人类史和世界史表明：经济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贫富，军事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强弱，但唯有文化才能决定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因此，西方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将中国今天的崛起归因为数千年来“从未中断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种很深刻的见解。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围绕着“选择”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访谈中，龚育之逐一回答了我的问题。该访谈的内容发表于《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访谈文章的主标题由育之同志亲定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
好日子过得格外快，一眨眼又是15年。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中国的GDP排在美、日、德、英、法、意之后，居世界第七位，人均GDP刚刚实现邓小平设定的比1978年“翻两番”的目标，达到1 000美元，只是初步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2016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时，中国的GDP于5年前就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目前人均GDP已超过 8 000 美元。看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无悬念。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自豪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显然，这里所说的“自信”，是建立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基础之上的自信，是党、国家、中华民族三位一体的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国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夺取政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表现在巩固政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近代史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当英国及欧洲大陆相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欧洲以外，世界已被列强瓜分殆尽，已很少能够找到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了。其时，反帝运动在全球此起彼伏，但直到20世纪中期，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只有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其代理人，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权国家，而其他殖民地国家多半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其贫弱依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的确如西方的历史学家所说，是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国家”。由于“没有中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虽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还在、民族文化还在、民族智慧还在、民族的选择能力还在，从而使它在历史的关节点上作出了正确选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建立革命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曾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在于此，中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4]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武装实行武装的革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和本质所在，也是这一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武装斗争、与革命战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民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5]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同“战争”有关、同革命武装斗争有关。事实上，“武装夺取政权”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用事实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然而，中国共产党认识这一真理却是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1927年8月1日发生的，由周恩来领导、贺龙指挥的南昌起义，表明此前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透彻地领悟了马克思的真理和列宁的经验，在接连遭到两次大屠杀之后于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了。“七一”“八一”“十一”，“建党”“建军”“建国”。在这三个最重要的革命节日中，建党使人民有了“组织”，建军使人民有了“武装”，建国使人民有了“政权”。但“建党”是根本，它使革命有了发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建军”是关键，因为面对“武装的反革命”，唯有“武器的批判”才是最好的“批判的武器”；至于“建国”，它只是水到渠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结出的果实而已！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曾动情地说：“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3]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95庆典”上强调这一点，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所感、有所指的。因为现实告诉我们：“幸福起来的人们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6]1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在继续”，它仍然需要英雄、永远需要英雄。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历史”这本教科书都是一门必修的课程，诚如世界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所说：“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6]2
为了总结经验，同时也为了教育后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党史、军史的研究，其中1958年结集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集曾由毛泽东主席题名、朱德总司令作序；1982年《星火燎原》1～10集出齐之时，邓小平特地题词祝贺并勉励。这些回忆录在传承理想信念、颂扬革命精神的革命传统教育中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之后，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不少人渐渐淡忘了历史，疏远了英雄，从而变得无知、冷漠、浅薄、功利。这是人在精神上的空虚与颓废的表现，它严重地偏离了作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众所周知，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抽象的、宏观的，而价值观是微观的、具体的，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错位，他就没有了做人做事的底线，而一个做人、做事没有底线的人是很可怕的！
但有识之士终归是“有识”，就在人们淡忘历史、淡漠英雄、淡化政治、淡出意识形态的时候，一批从全新的视角——记录历史，不是只记录光荣——观察、透视、评价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著作接连问世，其中有两部重在谈军史的著作特别引人注目：一部是于2010年出版，由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导金一南少将所著的《苦难辉煌》；一部是于2013年出版，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前部长、著名军旅作家贺捷生少将所著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这两部书都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礼。前书一反以往的革命回忆录只讲辉煌、不谈苦难，只歌颂、不检讨的套路，将辉煌与苦难、歌颂与检讨捆在一起，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怎样“用鲜血、汗水、泪水”书写中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该书一问世，即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一年内印刷了3次。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晚《苦难辉煌》3年出版，与前书的风格也完全不同。金一南的《苦难辉煌》是在回忆中“写意”：大开大合，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浓墨重彩，如同一幅长卷“泼墨”；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是在回忆中“抒情”：行云流水，细针密缕，知人论世，一觞一咏，就像从不同侧面讲述同一个主题故事、由上百个画面彼此衔接起来的一组“工笔画”。
二、南昌起义：开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道路
在星汉灿烂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的天空”上，有一些星熠熠生辉、分外明亮，其中有一颗便是在南昌起义中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第一枪，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总指挥，以后成为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贺龙。《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呈现给我们一个仰不愧天、信而有征的贺龙。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与此同时，它公开承认并充分肯定伟人、领袖等杰出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时的特殊作用，并指出杰出人物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造就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武装斗争”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共同构成了使革命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宝”。然而，直到1927年，已经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党，并无自己的一兵一卒。在国民革命军中虽然也有一些共产党员，但指挥他们手中“枪”的“党”却不是共产党，而是此刻已经背叛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当窃取了该党权柄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手中仅有“批判的武器”，无力对敌人进行“武器的批判”。当一个个、一排排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时，残酷的现实再现了人性的悲剧：酷刑之下，叛徒比烈士多；屠刀面前，英雄比懦夫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遭受两次叛变危机[7]，这是第一次；其叛变者不是个别、不是少数，而是一批。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离党出走，放弃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此时，“已经发展到6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1万多党员”[8]。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透过腥风血雨，鲁迅先生看到的是白色恐怖之后的光明。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认识到：面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想战胜它，仅仅对它使用“批判的武器”是不能将其打倒的，只有对其进行“武器的批判”——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战胜它并将其赶下历史舞台。但组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又绝不允许共产党继续手无寸铁。所以，当务之急是策动敌人营垒内部的进步力量反戈一击，使之投入到人民阵营中来。这时，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们很快将视线锁定在一位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身上，这个人就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将军，当时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其总指挥为什么选定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许多人一样曾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个问题。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前夕，我曾有机会就党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求教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同志。
谈党史不可能不谈武装斗争，谈武装斗争不可能不谈南昌起义，谈南昌起义不可能不谈起义总指挥贺龙。前面提到的关于总指挥的人选问题，我就是这时向龚育之提出来的。龚育之说：发动南昌起义并选定贺龙作总指挥，是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汪精卫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于“七一五”也叛变革命之后紧急作出的决定，前后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决定由贺龙来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党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此之前党的高层领导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已是势所必然；建立革命武装应二途并举，一是在农会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会的工人自卫队的基础上组建工农红军，二是策动敌人营垒内部的进步力量起义，由国民革命军变身为工农红军，二者相较，后者更容易在短期内就形成战斗力；一旦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则起义的主力军非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曾统领过的两个师莫属，起义的总指挥则非贺龙、叶挺莫属。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是基于对武装起义的通盘考虑和对贺龙的深刻认识。周恩来等认为，举行武装起义的部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这支部队虽亦为蒋、汪名下的国民革命军，但并未积极追随蒋、汪在军队中搞清党活动，没有参与“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支部队的统领者接受过共产党的影响，对共产党及其革命主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且本人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中居功至伟，在广大官兵中有极高的威望，一呼百诺，令行禁止；这支部队须有师以上建制的规模，且骁勇善战，有很强的战斗力，起义后能成为工农革命武装的主力。
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基本具备上述条件的有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叶剑英及其所统领的部队。其中叶挺为北伐名将，威名远扬，由其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原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叶挺、刘伯承、朱德、叶剑英当时多为军、师副将且已是中共党员，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认为，若由一位非党的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军事主官来发动南昌起义，对敌人的震动会更大，其影响会更广泛。这样一来，贺龙便成了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不二人选。当周恩来就起义询问贺龙的意见时，他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满意贺龙的回答，严肃地对贺龙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6]152
1927年4月至7月的中国，“黑云压城城欲摧”，许多城市的城头都掛着共产党人的人头。然而鲁迅先生说得好：“革命被头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6]117在反共最高潮、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在历史的天空最黑暗、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南昌起义的部队被打散后，朱德率领集合起来的余部奔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余部会师，而贺龙则重新回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并最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作为我国著名军史学者，同时也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用《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贺龙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不二人选。
在《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中，作者通过对父亲从一名16岁的骡子客到53岁时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这一革命历程的记述，生动地再现了贺龙参加辛亥革命、反袁讨袁、护法护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创建红军第二方面军、率部长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出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先后统领西北军区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保卫陕甘宁边区，到参与解放大西北、大西南，从而完成中国大陆完全解放的辉煌历史，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崇尚正义、嫉恶如仇、襟怀坦荡、性情豪爽、无限忠诚、英勇善战、爱兵如子、慈祥善良，因而德高望重、广受人民爱戴的贺龙元帅，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恢弘画卷。其中，作者浓墨重彩着力叙述诠释的是南昌起义和红军长征时的贺龙——这一时段，贺龙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从无到有、从苦难到辉煌的华彩乐章！
贺龙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由于家境贫苦，13岁就做了脚夫，以赶马为生，走南闯北，风餐露宿，胆识过人，亲历了清末民初的腐败和黑暗，故18岁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由同盟会而改建的中华革命党；20岁便“两把柴刀闹革命”，带领12名青年端掉由警察把守的芭茅溪盐局、夺得12支毛瑟枪、成立“桑植讨袁民军”并被推举为总指挥，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参加反袁讨袁、护法护国、北伐战争。[8]1926年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中，贺龙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当该师和友军一道攻克武昌又挺进中原，相继在许昌、郑州大败奉军，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并将贺龙领导的独立第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番号，由贺龙任军长。这一年贺龙刚满30岁。这一段长达10年的民主革命经历，使贺龙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胆识，提高了认识，为其后来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涂了底色，奠定了基础。
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和全面胜利，可在国人脸上绽开的笑容还没有消失之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先后于4月12日、7月15日发动了以清党为名、以屠杀共产党人为实的两次反革命政变。由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右倾，此刻的中国共产党毫无思想准备且手无寸铁，一时血流成河，陷入了存亡绝续的困境。身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贺龙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虐，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他所统领的第二十军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唯一一个没有实行“清党”的军，从而使一批共产党人保存了下来。此时的贺龙，正在完成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而推动他完成这一转变的，就是一名著名的共产党人——周逸群。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事实上存在着四种人：第一种是因接触、研究、认同并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其早期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翘楚，如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二种是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在长期的观察和摸索中认准了共产党，从而走进革命队伍的，朱德、贺龙、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是其著名的代表人物；第三种是活在底层、苦大仇深、受剥削压迫最重的劳动者为求活路而加入革命队伍的，其人数最多，是处在一线的革命的主力军。除此之外，在革命队伍中也混迹有第四种人，这些人或原本就是投机革命的（如曾为中共“一大”代表、后来离党并最终堕落为大汉奸的周佛海），或是革命中的变节分子（如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或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如刘青山、张子善）。中共党内的前两种成员都是献身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上各据要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考察和研究中国近代史，贺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从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贺龙的身影，他总是在沧海横流之时，显出自己的英雄本色。现在看来，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贺龙完成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节点——当贺龙在南昌城头同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时候，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
南昌起义播下了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第一粒种子，当时在周恩来、贺龙麾下参与策划、领导、组织南昌起义的著名共产党人还有李立三、张国焘、瞿秋白、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从他们中间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的8位，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同时走出了10位大将中的6位，他们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6]150-151。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领袖集团的成员，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和无产阶级政权，就出自于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在此后22年的10年国内革命战争、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中，他们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演绎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
南昌起义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在随后很快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声震寰宇的伟大口号。此后，秋收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武装起义接踵而来，并先后建立了12个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已成燎原之势。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对于我党的武装革命、对于我们这个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南昌起义的意义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贡献怎么评价也不会显得过高。
三、长征精神：注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新鲜血液
中国人对于长征的认识多半来自于教科书，系统而理性；也有一部分来自长征亲历者的片断回忆，感性而支离。人们盼望能够看到一部完整而又系统、理性而又生动的长征的亲历者回顾长征的作品。这一夙愿终于在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实现了——2013年10月，作为全程“走完长征的婴儿”，贺龙元帅的女儿、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前部长兼研究员、著名军旅作家贺捷生将军出版了一部长达35万字的纪实性散文新作——《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填补了这项空白。一年来，每次拜读《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耳畔总是回响起歌曲《历史的天空》那深沉、激越、悠扬的旋律：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铮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
鲜活的面容。
……
岁月啊，
你带不走
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
这时候，相信许多人同我一样，眼前浮现的并非是舌战群儒、赤壁大战等古战场的情景——这是歌曲创作的初衷，而是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会师、五次“围剿”、血战湘江、飞夺泸定、四渡赤水、雪山草地、西安事变、百团大战、保卫延安、挺进中原、淮海决战、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上海、定都北京等成千上万幅史诗一般的画面。于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串串熟悉的姓名顿时便浮现出来，并定格在这些历史画面上。其中，周、贺并立南昌城头，朱、毛井冈山会师，红军跋涉雪山草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几幅画面尤其鲜活，因而为人民所熟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从发动经苦难到取得完全胜利的几个重要节点。在国人和世人的心目中，“雪山草地”是长征的符号，而“长征”又是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符号：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次走了28年的伟大的长征。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由排斥了毛泽东的中革军委组织和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10月10日，这支红军所剩的86 789人被迫突围，作战略转移，目标是湘鄂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在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1934年11月、1935年3月、1935年11月，由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二军，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也先后退出了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作战略转移。[8]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均已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但转移到何处，目标并不明确，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率领的陕北红军和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二军（此时两支红军已合并为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全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目标才明确下来：以陕北苏区为依托，在陕甘宁边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此时红十五军团已并入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会合，从而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战略大转移。后来，人们将红军这一历时两年、铁流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经过蒋介石的5次“围剿”和之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由30万人减至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至4万人。[5]其中经过5次“围剿”所剩的86 789人的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苦战湘江、四渡赤水、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血洒二万五千里，终于杀出重围到达陕北瓦窑堡时，“已损失了十分之九，只剩下7 200人”[6]563。
发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亘古未见，举世无双，其对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著名历史学家、党史专家金冲及在《中华民族的世纪巨变》[7]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只用20多年时间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并在此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也犯了不少错误，其中四次大的错误对于党的事业均造成了致命的危害，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使革命几乎濒临绝境”[7]。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我党又犯了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进一步拉开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距离。《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告诉我们：是长征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使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逐渐变得强大。如果没有长征，就不会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会有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全面抗战，从而也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极有可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国家，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继埃及、巴比伦、印度之后，第四个中断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国家；如果没有长征和抗日战争的锤炼，中国共产党便没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敌人仅有“批判的武器”而没有“武器的批判”，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便没有可能，从而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新中国的诞生。但实事求是地说，长征胜利的最直接的意义仅在于保存下了当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的火种，使其在全军濒临覆没时又起死回生。至于此后的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那只是这支长征过来的队伍演绎的两大乐章而已。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称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其时，沧海横流、云谲波诡的危局，中国共产党赴汤蹈火、救亡图存的意志和中国工农红军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气贯长虹的气概，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都是一次刻骨铭心、影响深远的教育。经80年的回味、沉淀、潜移默化和代代相传，当年的长征行为渐渐地变成了长征精神并进而形成为长征文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方法——“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已经成了当今中国人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口头禅；一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立时便会产生迎着问题上、把困难踩在脚下的勇气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输入了新鲜血液，其内容可以用1935年12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9]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表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人民尚未觉醒、正在觉醒的年代，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在中国人民逐渐觉醒、完全觉醒的年代，长征又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其意义不仅限于国内、限于中国革命，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升华人类精神的意义。著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用下面这句话作为全书的结束语：“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80年来，在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的哺育下，几代中国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今天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而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
四、近朱者赤：贺龙与五位杰出共产党人的生死之谊
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这为政党和个人都提供了发展机会，问题只在做什么人、走什么路。
革命家志在“治国平天下”，但首要的准备还是“正心”“修身”——身心不正，何谈治国？佛家认为，“同为修行，迥若两人”，其差别就在于“何处修行？跟谁修行？”，并指明：“只有修行在菩提树下，方能修成正果。”无疑，这最为重要的事，自然是寻找并识别“菩提树”了。引伸至佛外，应解为：近朱者赤。殊不知，人生之路虽很漫长，但对跋涉者而言，走对走错、成败得失，只在那关键的几步！
贺龙少年更事，阅人无数，积累了丰富的分辨是非、识别善恶的经验，在人生的关节点上，他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向共产主义大道行。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一书用较大的篇幅、较多的文字称颂了贺龙与几位著名共产党人亦师亦友、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是：发现贺龙、引导贺龙、向中共中央推荐贺龙的原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时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与贺龙共同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后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在贺龙出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时，担任该师政治委员的关向应；与刘志丹、谢子长共同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与贺龙分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委和司令员的习仲勋等。这几位共产党人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政治家和政工精英，是中共领袖集团的重要成员，功勋卓著，口碑载道，他们是贺龙的良师益友，也是贺龙革命生涯中的生死伴侣。
哲学家赫舍尔在论述一个人何以会成为“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时，说道：“需要向导是做人的方式。动物的生活是一条简单、笔直的道路；人的内心生活则是个迷津，如果没有导师，任何人都不可能走出这个迷宫”；“导师不同，其追慕者亦就不同”[10]。对此观点，他在多处作了发挥，大意是：事实上每个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或几个自己心仪、服膺的榜样，从而你本人的意识形态、品格情操、人生目标、价值观念乃至思想方法和生活习惯，都会受其影响、被其左右。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取决于你所心仪并服膺的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10]。
贺龙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敬重和热爱的这个贺龙，在于其识大体、明大义、正气凛然、不畏强暴，从而能在历史的天空最黑暗、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抛弃高官厚禄，毅然选择了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在此后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奋斗了半个世纪。
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其歌颂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九三年》中有一句警世名言：“当一种思想或观念成熟的时候，全世界的军队都阻止不了它！”诚如斯言。《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所披露的一段贺龙与蒋介石的对话意味深长、极其精彩[10]23，这是对雨果这一名言很好的注释。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斯年1月17日，蒋介石以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贺龙以八路军一二○师师长的身份与会，并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一阵寒暄后，蒋介石问贺龙：“民国十六年（1927年），你为什么放着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答：“我与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蒋又关心地问：“你的家里可好？”贺龙答：“房子都被你们烧光了，人也被杀光了。”蒋介石一时语塞，非常尴尬。贺龙退下后，蒋介石对手下说：“此人以后我再也不要见他！”这就是一腔正气的贺龙！那么，他的信仰、他的忠诚、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从哪里来？首先应当肯定，其来自于贺龙本人对民主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它来自于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共产党的精英对他的影响。贺龙在国民革命军中因战功显赫而步步高升，但当他看清楚新老军阀原来是一丘之貉时，他狐疑了，曾问其亲信：“我走的路子对吗？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可是难哪，中国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11]正在这时，他通过一名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以自己的阅历和慧眼认定：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这个烂摊子，而那个窃取了北伐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取代了旧军阀的新军阀。
周逸群是贺龙结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当时正值北伐战争期间，国共合作，周逸群作为北伐军的高级政工人员被派到贺龙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任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是192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同贺龙乍一见面，便亮出自己的“红脑壳”身份，这说明在此之前我党对贺龙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已认定贺龙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故而直言相告，以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员朋友指点迷津，贺龙先后为中国革命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北伐战争中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攻克武昌，逐鹿中原，大败奉军于许昌、郑州，占领省会开封，受到国民政府通电嘉奖，并将其所部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暂编第二十军，擢升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二是经周逸群举荐、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贺龙指挥自己所部的第二十军、叶挺所部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第四军二十五师，共两万余人，向蒋、汪等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中共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开创了武装革命的历史。三是在南昌起义的队伍被打散后，朱德率余部去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贺龙则在众多将士纷纷离党、离队的危局之下，经谭平山、周逸群介绍，义无反顾地果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根据党的指示，回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几年后，他带出了数万人的红二军团，成为后来他出任总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主力。这期间，周逸群一直作为党代表，担任贺龙的政委，直至1931年牺牲。所以，贺龙称周逸群是自己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引路人”。
周恩来与贺龙是因南昌起义而相识、相知的，但周恩来对贺龙的认知显然远在此之前，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否则他不可能在初识贺龙时，便任命其为南昌起义总指挥。
周恩来是通过多种途径认识贺龙的：辛亥革命、反袁讨袁、护法护国，周恩来看到了贺龙的正义和爱国；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许多学生或在贺龙麾下投入北伐，或所在部队与贺部并肩战斗；在周恩来担任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期间，贺龙先后任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和第二十军军长，两人同为北伐军的主要将领。应当承认，这时的贺龙还只是一位进步的民主革命家。使周恩来洞悉贺龙“英雄本色”的，还是在蒋汪叛变、沧海横流的1927年7月：一位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在大革命失败、不少革命者绝望的这个时候决定举起义旗并急切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大概不是出于“投机革命、入党做官”的动机，而是基于彻底的觉悟。起义军溃散后，在南下途中，经贺龙再三要求，是周恩来亲自指示谭平山、周逸群发展贺龙入党的。
南昌起义之后，在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无论是创建红三军、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开辟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出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司令员，或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工作都同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密切相关并直接对其负责，彼此是战友。周恩来的学识、人品、能力，以及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在贺龙看来，就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科书，它影响了贺龙的一生！
贺龙与周恩来的相遇、相交、相知，以致彼此欣赏，完全是历史安排的风云际会——腥风血雨的1927年，对于这两个伟人都是一个历史的关节点。这一年，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受命发动并组织武装起义，尽快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从而使我党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否则，赤手空拳的中国共产党便只能束手待毙。此刻，他正在蒋介石控制的国民革命军中寻找进步的将领。这一年，作为北伐骁将、二十军军长，贺龙已经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看清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新军阀的嘴脸，而自己又身居高位，此刻正忧心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行。周恩来大智生大勇，贺龙大勇生大智，历史将他们的双手牵在了一起。1927年8月1日，当贺龙与周恩来并立于南昌城头时，那伟岸的身躯透出的是大智大勇，那义无反顾的庄严洋溢的是英雄气概。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记述的两个情节很能说明周、贺之间的深情厚谊[11]25。
一个情节发生在1927年8月起义军南下潮汕时。当时，经数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贺、叶所部的两万人的起义部队已被打散，身为军长、几天前还统帅万人之军的贺龙突然成了光杆司令。周恩来担心贺龙受不了这种打击，对革命失去信心，便对他谈起自己1916年时的一段经历。[11]25当时清廷已被推翻，中华民国已成立5年，但胜利的果实始终操在北洋军阀手中，且张勋正在开历史的倒车，张罗恢复帝制，“共和”的中华民国奄奄一息。当时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受其师张皞如的影响，思想进步。看到一场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的大革命即将前功尽弃，为揭露张勋等军阀的复辟野心，鼓舞人民继续与反动军阀做斗争，年仅18岁的周恩来与其师张皞如联袂在报刊上发表了两首《七绝》。其中，周恩来的诗是这样写的：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何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其时正是北洋军阀嚣张之时，但鼓吹恢复帝制，在18岁的周恩来看来，不过是“虫声唧唧”而已，又 “何足云”？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20岁的贺龙用“两把柴刀”燃起了中国武装革命的“芭茅溪的星星之火”[12]。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两个伟人，一北一南，一文一武，同时向反动军阀发出了挑战。这是巧合，又不是巧合。贺龙明白，南昌起义的部队已溃散，革命未有穷期，此时此刻周恩来对自己讲这个“虫声唧唧”的故事，其意不言而喻；联想到自己20岁点燃“芭茅之火”，也是发生在“虫声唧唧”的1916年，他彻底悟出了周恩来诗句所揭示的真理。于是贺龙果断决定并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同意，又回到了湘鄂西。8年后，贺龙率数万人的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另一个情节发生在距前一情节22年后的天安门城楼上，但两个情节如同一首词的上、下阕那样承前启后、浑然一体。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周恩来、贺龙和几十位开国元勋神采飞扬地并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着雄赳赳迈步在长安大街上的三军队伍。突然，贺龙径直走到周恩来总理的跟前说：“恩来，你还记得1927年潮汕失败时，你给我念过的那首诗吗？”周恩来两眼放光，深情地对着贺龙说：“贺胡子，连你都记得那首小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这时，贺龙手扶栏杆，扯开喉咙对周恩来说：“如今的反动派，真是‘虫声唧唧不堪闻了。”周恩来听到贺龙吟出他三十多年前的诗句，深知此诗在贺龙心目中的分量，笑着大声说：“贺胡子，如今是‘雄鸡一唱天下白了。”[11]32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权曾一度被某些野心家窃取，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的贺龙元帅1969年被迫害致死，而且直到6年后的1975年6月9日才平反昭雪，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当时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无力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但仍力排众议，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辞——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周恩来是为贺龙致悼辞的唯一合适人选——在历史的天空最黑暗、中国共产党最困难、共产党人血流成河、中共中央责成周恩来负责筹建人民武装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而周恩来尚手无寸铁、并无一兵一卒的时候，贺龙给了他一个军！于私谊，这是多么深的情；于革命，这是多么大的功！
骨灰安放仪式后来借助电视在全国反复播放，至今仍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日：周恩来艰难地下了车，拒绝搀扶，踉跄前行，口中一遍遍地喊着贺龙夫人的名字对她说，也对在场的人和全国人民说：“薛明、薛明，我对不住你呀、对不住你呀，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啊……”周恩来是什么人？他是由信仰、意志和智慧锻造而成、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今如此动情，可见周、贺之间感情之深！
中国人懂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在主持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前，人见周总理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被迫血战湘江，8.6万人的红军锐减至3万人，革命遭到了重大挫折；一次是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1万多人的新四军军部锐减至千余人，副军长项英被害，军长叶挺被俘，周恩来含着眼泪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本是同根，相煎何急”的16字“喊冤诗”，打破了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面目公布于全国、全世界。这一次，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人们第三次看到了流泪的周恩来，蹒跚而行，老泪纵横——毕竟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最信任、最感激贺龙的那个人；但在当时，即使职高、位尊如周恩来者，也保护不了贺龙！多年以后，当荧屏再现当年安放骨灰仪式的场景时，亿万国人联想到南昌起义对于中共武装革命的意义和贺龙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无不为之动容，乃至泣不成声……
作为贺龙的革命引路人，周逸群的牺牲曾使贺龙一度无所适从，直到1932年关向应来到湘鄂西和1934年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并为红二六军团、任弼时出任该军团政委，贺龙才又找到了如鱼得水的那种感觉。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7月升格为红二方面军后，任弼时继续担任由贺龙任总指挥的该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二方面军也随之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原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之后，两人虽不再朝夕相处，但仍同在八路军中。任弼时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革命家、政治家，极为成熟，原则性很强，同时又极善于团结同志，做党的政治工作。贺龙与任弼时合作共事主要是在长征前和长征中，这期间，二人密切配合，办了两件在党史和军史上都被充分肯定、给予高度评价的大事。
其一，以其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所开展的武装斗争，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以及之后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南昌起义部队溃散后，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于湘南，一部由周恩来、刘伯承等率领南下潮汕，而贺龙、周逸群、段德昌则根据党的意见重回湘鄂西发展。秋收起义队伍被打散后，余部经三湾改编，由毛泽东带上井冈山，不久与朱德、陈毅部在井冈山会师。次年，平江起义的部队也由彭德怀率领上山与朱、毛部会师。至此，井冈山斗争的格局基本形成，蒋介石对井冈山的“围剿”也由此开始。与此同一时段，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湘鄂西创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二个苏区，武装斗争也风生水起、形成规模，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江西中央苏区受到的压力，对中央红军连续4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0月，正当中央红军开始转移时，诞生于湘鄂西的贺龙的红二军团与诞生于湘赣的任弼时、萧克的六军团会合，组成以贺龙为军团长、以任弼时为政委的红二六军团，力量大增，有力地牵制并消耗了敌人，助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顺利突围。关于红二军团和红二六军团在助中央红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莫名其妙但又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家较少提及，一度甚至讳莫如深，现在是时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其二，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其时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已离开中央苏区7个月，转战约两万里，经湘江战役和之后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元气大伤，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此时所剩尚不到2万人，且已是疲惫之师；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并未远离其根据地，尚有8万之众，且锐气正盛。这两支合计十余万之众的红军如经整合、重组、编练，不仅会使红军的元气得到恢复，而且力量会还得到加强。但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的张国焘，对于自己没有在调整后的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地位反相对下降，一直耿耿于怀，此时面对红一、四方面军人数1GA6FA4的格局，野心迅速膨胀：一方面，向中央开出了一张要价很高的“账单”，欲通过改变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大量增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在实质上控制中央。另一方面，反对中央北上“赤化川陕甘”、在西北重建中央苏区的决定；主张南下，但又不知去向何处。尽管毛泽东等为顾全大局，对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一再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但事关党和红军的命运，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终有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时候。而当叶剑英将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中央的电报向毛泽东出示后，1935年9月9日，会师三个月的两支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又分道扬镳了。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六军团接到已于月前到达陕北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令，命其即刻启程，赶赴陕北。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由此开始。途中，为统一建制，中央军委将红二六军团的建制升格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拒绝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志大才疏，对南下目标心中无数，故时而东奔西突，时而囿于原地，这种状况将红四方面军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对于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行为，曾随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刘伯承、叶剑英，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等，都表示反对，劝其顾全大局，随中央和中央红军及红一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身为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大权在握、独断专行，都听不进去，此刻虽也自觉进退维谷，却仍然对中央雪片一般催其北上的电报置之不理。红二方面军就是在张国焘与党中央尖锐对峙的情况下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
此时的张国焘困居甘孜，如骑虎背：与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分道扬镳，意味着他已自绝于党；固执南下，不仅受到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反对，而且此时突围也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包围。对于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张国焘说不上是喜是忧：他希望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二”领导人能同自己和“红四”站在一起，以人多势大而迫使中央红军南下、同自己和“红四”会合，这样一来，他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名便不存在了。但他又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两个强劲的对手：一个是资历深、水平高、党性强的任弼时，一个是实力强、威信高、对党忠心耿耿的贺龙。这两个人张国焘都很熟悉。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结果，并未如张国焘所愿，说服红二方面军同其南下，而是如任弼时和贺龙所愿，迫使张国焘放弃南下、掉头北上，而后爬雪山、过草地，最后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昌与中央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任弼时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是讲“理”还是斗“智”，张国焘都非其对手。此时的贺龙也不再是9年前发动南昌起义时的那个贺龙，在先后开辟湘鄂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创建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艰苦斗争中，他始终同周逸群、关向应、任弼时等党内著名的政治家结伴、结友，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生死相依，已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任弼时和贺龙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其意并不在挽救张国焘本人——相信当时的任、贺都很清楚：一个为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人，已经越过了党纪的底线，是无可救赎的；而在于挽救红四方面军，毕竟这是一支数万人的革命武装力量啊！这个“谜底”很快便揭晓了：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去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党，到国统区投奔了蒋介石，由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下子堕落成一只反共的鹰犬。《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记有一个颇为生动的当年的场景[11]80：在任、贺同张国焘说理，劝其放弃南下、服从中央时，贺龙曾以漫不经心的玩笑口吻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心里清楚：贺胡子的这句话绵里藏针，绝非玩笑。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中国革命有可能再次遭受重大挫折时，贺龙和任弼时同当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等红军将领，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斗而不破的党内斗争艺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促使红四方面军将士悬崖勒马、北上陕甘，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贺龙、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为人民立的又一大功。
贺龙骁勇善战、屡克强敌，这一点几乎家喻户晓，而贺龙同时又是一位具有一诺千金的责任感和爱兵如子、亲近百姓个人魅力的将军和统帅，故而号召力极强。意志力、个人魅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位领导者领导能力的重要内涵，这一点在贺龙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1947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将贺龙的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辖区，贺龙由晋绥军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改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防区辖五省的解放区，其地位如同红军长征前的江西中央苏区，而延安就是当年的“瑞金”。成立并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并将其同西北野战军在任务上进一步明确分工，目的是巩固陕甘宁边区，同时为解放大西北做准备。联防军的性质和所辖地域决定了其使命：一是保境安民、保卫苏区；二是负责为正在解放大西北的西北野战军提供后勤支持，包括筹款、筹粮、筹弹药、筹民工等。从此，贺龙与习仲勋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亲密合作。贺龙的西北军区司令员则由彭德怀接任，改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
但是，贺龙与习仲勋相识、相知是在此前10年的1937年，当时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部署，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驻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富平县属关中地区，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就是习仲勋，两人工作中时有交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十几岁就参加革命、23岁就担任陕北苏区苏维埃主席和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留给贺龙的印象是：“谦逊、平实、沉稳、精诚。难怪毛主席这么看中他、赏识他，年轻有为啊！”而贺龙留给习仲勋的印象是：“对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慕已久，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11]252两人都没有想到，革命工作提供的机缘，竟使他们此后成了亦师、亦友、亦伴的亲密搭档；其时段又正是西北野战军席卷大西北、中国大陆即将完全解放前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就是贺龙曾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其前身为红二方面军。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关系是：1945年是“谈判”之年，双方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是“调停”之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国共关系，以消弥战祸；1947年是“开打”之年，这是因为《双十协定》被蒋介石撕毁了，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了。蒋介石玩的这两手，原本就不是为了和平与建国，而是为了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从而一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当时的国共对决在四大战场展开，中共以120万军队对国民党号称的800万军队。就后勤补给而言，与四野的东北战场、三野的华东战场、二野的中原战场相比较，一野所在的西北五省既地贫人瘠又战线最长，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以至于中央军委认为，解放大西北，关键不在“打”，而在“供”，由此可见当时的后勤工作之重要，贺龙、习仲勋肩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在以后的两年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这对黄金搭档——大开大合、凌厉果断的贺龙和任劳任怨、沉稳精诚的习仲勋，毅然赴命，风雨兼程，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既出色地完成了为西北野战军（“一野”）筹款、筹粮、筹弹药、筹民工等后勤保障工作，又组织了2万人的游击队和10万人的民兵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西北野战军横扫胡宗南、歼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10月，在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新中国成立庆典之后，这对黄金搭档依依惜别：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习仲勋开始主政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阴人”之说，其所指并非鬼怪，而是人中之异类。阴人都有两副面孔：示人的一面是“善”、是“忠”，从不示人的一面是“恶”、是“奸”。哲人所说的“大恶似善、大奸似忠”，说的就是阴人。阴人的这种两幅面孔，使其很难被人识破，因而危害极大。历朝历代都有阴人，这些人都曾受宠，因而有机会陷害忠良。中国共产党内也有阴人，其典型代表非康生、林彪莫属。康生曾因其在土改工作中的极“左”路线被习仲勋纠正、被毛泽东批评，而迁怒于习仲勋，十几年后精心炮制了“小说《刘志丹》案”，诬习仲勋勾结作者为高岗翻案，将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林彪与贺龙是两类人，一阴一阳，冰炭不容，“文革”中，阴人林彪得势，并借势置贺龙于死地。《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披露：贺龙在被关押期间，用手杖指着林彪的头像说：“对你这个人，不是我看错了就是主席看错了。我看错不要紧，主席看错就坏了。可我没有看错你！”后来林彪叛逃的事实为贺龙作了证明。[11]27这说明，“阳”是“阴”的尅星：阴人最怕阳光，一经曝光，便会被化作一缕青烟。
宇宙内无人能抗拒的东西是“规律”：自然界如此——科学不能抗拒；社会亦如此——历史不能抗拒。所以，大奸似忠的秦桧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千年后的今天，十亿炎黄子孙还在感念岳飞，唱着他的《满江红》……
同贺龙肝胆相照、有生死之交情谊的著名共产党人，还有从湘鄂西到晋西北、从红二军团到一二○师都同贺龙在一起的著名红军将领关向应。这位从1932年就到湘鄂西根据地的我党重要的政治家、我军著名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家，在此后的14年中先后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红三军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师政治委员。直到1946年7月病逝，其大部分革命生涯都是同贺龙捆梆在一起，同呼吸，共生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对贺龙的影响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可想而知！
爱因斯坦说，“成为学者的最佳途径是生活在学者们中间”。1927年以后，贺龙的革命生涯始终与我党多位杰出的共产党人相伴随，彼此结成亦师亦友亦伴的生死之谊，贺龙由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其经历、其原因，与爱因斯坦所说的道理何其相似乃尔！
五、沉博绝丽：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贺捷生是一位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军史、党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长于军事题材的散文作家。贺捷生谦称自己这个作家是业余的，然而其散文作品屡屡获奖乃至获得散文创作最高奖表明，其散文可并不是“业余”的。我“初读”该书时的感觉是清风扑面的喜悦，我“二读”该书时的感觉是似曾相似的惊喜，待到“三读”该书时，我为眼前这部作品深深地激动了，从而认定：这是一部中国版、现代版、散文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全书由四卷27篇构成，合共35万字。卷一为《苍茫》，含11篇，内容是关于父亲的，从其揭竿而起——“两把柴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到“文革”前——率中央代表团到新疆慰问并参加新疆各族人民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卷二为《血亲》，含4篇，内容是关于母亲的。卷三为《怀想》，内容是关于周逸群、周恩来、任弼时、徐向前、习仲勋等父辈叔伯与其父之关系的。众所周知，从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后来走出了8位开国元帅、6位开国大将，而当初在起义军中，他们有的是贺龙的助手，如刘伯承和朱德，多数是贺龙的部下。贺捷生说，在十大元帅中，除了害死父亲的林彪，其他元帅都很疼爱她这个“长征婴儿”，她也都视他们为“父亲”。此外，解放战争期间，在贺龙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后来转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时，其政治委员都是习仲勋。他们与贺龙都有生死之谊。卷四为《童眸》，内容是关于作者本人的“身世”，重点是2岁被寄养到湘西至14岁回到父母身边这12年谜一般的奇异经历——暗中，总有人在窥探她，如影随形；险中又有人在罩着她，也如影随形。神秘莫测，扑朔迷离，使小女孩始终处在极度危机与绝对安全的张力之中，而她本人却浑然不觉。书中的四卷，每一卷都可以单独成书，四卷中的27篇，每一篇也都可以独立成文。然而，这三个层次却是一个环环相扣、彼此协调的整体——“武装革命”的逻辑将全书的内容联成一体。这是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经典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构！
普鲁斯特在生命迟暮的晚年，将“在阅读和写作中回忆过去”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故心静如水、从容不迫，用云卷云舒、委婉细腻的文字再现了作者亲历的上一个世纪交替时代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盛景。贺捷生的一生虽曲曲折折但丰富充实。婴儿时，于襁褓中在父母的背上“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少年时，如同一只惊弓之雏鸟，不知父母为何人，也不知父母在何处。青年时，先是作为元戎之女，生活安定、舒适，也接受了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后风云突变，其父贺龙被林彪赶下“神坛”，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对其父冤情之昭雪几近绝望。中年时，阴霾尽扫，晴空万里，精神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因而有意愿、有条件将其经历、学识和感悟融于一酝，酿成美酒。此间首功是率部完成了十卷本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填补了我国军事科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因而获得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此外还发表了百余篇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特写、散文和回忆录，其多部剧本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屡获金奖。晚年时，退休后的贺捷生功成名就、志得意满、心无旁骛、从容淡定，于是便在最好的心境下，含着蜜、噙着泪，呕心呖血，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精心打造了这部错彩镂金、沉博绝丽、脍灸人口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鉴于此，其酷似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就顺理成章了。
回忆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一种形式，但爱回忆的人多半都是好人，因为人的后半生是让前半生点亮的，甜密的回忆是好人的一种享受。与此相反，坏人常常在回忆的恶梦中醒来，其前半生的坑蒙拐骗决定了其后半生的心理是扭曲的、心境是阴暗的，所以坏人不喜欢回忆。
读过亨利·朗费罗《烟囱上面的微风》的人都会将文中的这段话刻在脑子里：书籍是思想的归宿。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优秀的著作——书籍和文章——装载的都是思想。思想从哪里来？它来自生活，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