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
提 要：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论题。自芬利古代经济模式确立以来，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被低估乃至忽视。基于对古典时代法庭诉讼辞和人物志的梳理，通过对安德罗克勒斯家族、德谟斯梯尼家族、阿古尔里奥斯等的考察，可以认为，公元前4世纪一部分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建立了广泛的邦际人脉关系，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理财、管理经验。利用上述优势，他们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既富经济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经济人”。
关键词：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政治参与；社会经济人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1.002
一、政治的局外人还是参与者
“海上贸易从业者通常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雅典人，为数不多的几个相对富裕的公民在城邦政治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从心理层面看，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为完全意义的公民。”1英国古史学者米勒（P. Millet）曾如此评论海上贸易从业者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总体而言，米勒的看法大体代表着当今英美古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古典时代希腊商人的政治参与问题，并注意到他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异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哈泽布鲁克（J. Hasebroek）以马克斯·韦伯（M. Weber）关于古代公民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论断为基础，指出雅典商人对城邦政治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绝大多数商人不过是贫穷的外邦人，一旦“成为商人就意味着他们将居无定所，不再有故土情怀和爱国之心……而作为城邦的合格公民，他们有家有国，必须把所有精力和关注重心投入家国管理之中……任何商业收益都无法弥补离家丧国之痛。”2换言之，商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缺乏政治忠诚感，与城邦理念大相径庭，必然会受到“城邦的动物”——公民的歧视，体面的公民不会轻易涉足其中。琼斯（A. H. M. Jones）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商人阶级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一方面商人大多是外侨（metics），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是朝不保夕的可怜人，最多不过拥有一条船，经营贸易所需资金也全部来自抵押贷款。”1以罗马社会分层为基础，芬利（M. I. Finley）进一步剖析了富裕公民远离海事贷款和海上贸易的深层原因。在他看来，职业总是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公民权）相匹配，农业、政治和战争是古代社会公民的正当职业，经营商业与其身份不符。一般而言，公民不会从事剥削其他公民的经济活动，譬如借贷、租赁、经商等：“没有一位显赫骑士是商人，也没有一位骑士积极从事谷物贸易或亲自参与海上贸易。骑士尚且如此，更何况元老？”一方面，大部分商贸活动掌握在低等级公民或富裕外侨手中，究其原因在于“虽然没有这些活动公民及他们生活的城邦都不可能保持在正常的水平，但是精英阶层并不准备从事这些活动……他们缺乏投身商业活动的意愿，换言之，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受制于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因而不允许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企业家，即经营大规模海上贸易或贷款给富裕阶层的人，也即罗斯托夫采夫笔下的‘资产阶级，大多不会承担管理城邦或帝国的义务。”2沿此思路难免会得出诸如“除了流亡期间的安多基德斯，没有一位政治地位显赫的雅典人是商人或船主”3一类的结论。从演说家阿波罗多洛斯的个案入手，莫塞（C. Mossé）分析了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构成和流变。4其研究表明，虽然少数富裕公民偶尔也会投资海事贷款，但来自海上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极少部分，和雅典其他公民一样，他们仍过着悠闲的乡绅生活；积极参与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的是职业商人，他们不但提供贷款资金，而且与其他人（包括外侨和异邦人）结成商业伙伴关系，有时还亲自经营海上贸易，向他人举债；海上收入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组成部分。但这类公民财富有限，社会地位不高，未參与城邦政治生活，也几乎没有承担公益捐助的记录，在比雷埃夫斯港有相对固定的圈子。一旦挣钱，他们会主动拉开与海上贸易从业者的距离，并通过购买土地等不动产跳出这个圈子。雅典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富裕公民，而亲自参与贸易的公民通常是没有土地的贫困者，他们不属于城邦的领导圈子，对公共事务没有什么贡献。总之，虽然“出入于商港的人包括雅典公民、外侨和异邦人。但是，如上所论，他们不属于‘政治的世界”。其实，从本质上讲，莫塞的观点与哈泽布鲁克、琼斯、芬利、米勒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即采用严格的二分法则，试图从“政治人”或“经济人”的单一维度认识和评论古代城邦公民的政治经济活动，力图将公民的非农财富积累与政治参与割裂开来，坚持认为“就城邦政治生活而言，商人的世界处于边缘地带”。5
然而，古往今来，一直不乏学者坚信海上贸易商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埃吉那和开俄斯存在大量海上贸易商，他们属于与贵族相对的平民阶层，6是两邦民主政治的基础。依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并参照居住区分布图，科诺林加（H. Knorringa）推断，海上贸易商是科基拉寡头党的主要成员。7热尔内（L. Gernet）断言，在雅典存在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商人的世界”，他们从司法制度上影响着雅典的对外政策。1德·阿姆斯（J. H. DArms）从考古和文献的角度，试图证明罗马共和国晚期一部分颇具影响的元老直接参与了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2近年来，科恩（E. Cohen）、戴维斯（J. K. Davies）、斯特劳斯（B. S. Strauss）、莫雷诺（A. Moreno）也力图修正莫塞等人的观点，认为出于对财富的需求，部分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富裕雅典公民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海上贸易。3无疑，科恩等的论述与前述学者的结论差异显著。4然而，他们虽然认识到从事海上贸易与城邦政治参与无根本冲突，但并未深入分析海上贸易从业者参与政治的优势，同时未能将古典城邦的主流农本意识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协调起来。商人对城邦政治的影响仅限于埃吉那、开俄斯、科基拉等城邦，还是普遍存在于雅典等商业相对发达的城邦？雅典政治生活中，与海上贸易有联系的公民是否同样在城邦政治生活占一席之地？如果商人确实参与了城邦政治生活，他们的优势何在？笔者拟梳理古典时代法庭讼辞，借鉴戴维斯的研究成果，5以证明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并非完全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局外人，进而分析其参与城邦政治的优势及其身份定位。
二、海上贸易从业者、政治参与、非农公民
在分析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之前，有必要对3个相关的基本概念略作说明。首先，本文谈及的海上贸易从业者与里德（C. M. Reed）等人所论及的职业商人或职业海事放贷者并不完全等同。6恰如芬利所言，古代希腊社会分工既不严格也不明显，在需求有限、适应性不强的情况下，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生产过剩的潜在威胁。7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的财富来源已呈多样化态势，除农业、手工业、商业外，承包矿山、放贷生息等也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方式，富裕公民往往同时经营多种产业。8按里德的标准，很难确定福尔米奥、阿波罗多洛斯、尼科波洛斯、安多基德斯等人是钱商、农民、矿主、政治家还是船主、商人、包税商？9再则，即便是里德标榜的职业商人，其“职业”性也大打折扣。一方面，按当时航海条件和航海技术，除了到埃及的航线，每年有近半时间需要停航，10封海时节职业商人或借贷者很可能要另谋生计。1另一方面，所谓的职业船主也并非仅靠运输货物谋生，有时也亲自经营海上贸易。借款时，除船舶外，他们还常将随船携带的货物用作抵押。2概言之，在公元前4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里德等对商人的定义并不适用。鉴于此，本文借用科恩的看法，将海上贸易从业者的范围扩展到正在从事或曾较长时间从事海上贸易经营和借贷的人。3
其次，公民政治参与的外延亦可进一步拓展。理论上，公元前4世纪任何一位雅典成年男性公民都享有完全的政治参与权，包括藉选举或抽签出任任一官职。但现实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是个人的财富、军事才能、演说才能、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圈子。康纳（W. R. Connor）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主导雅典政治的人物大多来自“政治世家”（political families）。4芬利断言：
总体而论，古典时代的其他希腊城邦，或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他时代，根本不允许出生卑微的穷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即便在雅典，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位家资中产的人登上城邦领袖的高位，更别说穷人了。5
珀尔曼（S. Perlman）指出，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参与者可以分为积极分子和一般公民；经常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公民又可进一步分为主要政治家和次要政治家，或政治领袖和追随者。6换言之，如果海上贸易从业者拥有雅典公民权，原则上其参政权利不会受到任何限制。7除被动的政治参与，他们还可通过选举担任观剧津贴管理员、粮食采购官、司库、将军等任期更长的官员；8在公民大会发言并提出议案、承担各类公益捐助等。9总之，他们可根据自身的财富状况和对政治的兴趣，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最后，雅典的社会结构。虽然芬利对于整个古代社会特征的概括大体准确，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并不具有典型性。近来的研究表明，当时雅典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征。伯克（E. Burke）指出，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的社会分工日臻细化，正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商品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转变。10基于文献和考古材料，哈里斯（E. Harris）的研究表明，当时雅典的非农职业多达176种；其中约有1万名公民和1.9万名外侨。11伊萨格和汉森认为至少有半數阿提卡居民从事商业和服务业。1哈尔科斯（G. Halkos）和基里亚齐斯（N. Kyriazis）以当时雅典粮食等物品的进口为突破点，推断参与海上贸易的雅典公民不低于5千人，占公民总数的15-16%；若计入从事近海渔业、航运业和在港区从事卸装、运载、仓储的工作人员，其比例或达25%以上；与海洋相关的行业成为城邦就业人数最多、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经济部门。2不应忘记，还有为数不少的公民以个人名义或通过钱庄投资于海上贸易，3因此，与海上业务有关的雅典公民人数所占比例定然更高，甚至可能超过总人数的40%。若计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公民，比例大概会超过50%。4考古材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事实。比雷埃夫斯的墓葬发掘结果表明，除少数来自雅典或比雷埃夫斯，绝大多数墓主来自阿提卡其他村镇或希腊其他城邦。他们葬身于此，很可能是因为生前在港区从事海上贸易、船运、商业或手工业。5研究表明，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的人口密度大约每平方公里160人。6在如此人口压力下，未见雅典人要求重分土地或大规模殖民的记载，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海上贸易、船运、商业等服务业和手工业，与农业一样，成为雅典人谋生的主要职业。公元前4世纪这一特定时期，雅典这个最重要但非典型的希腊城邦中超过一半的公民主要靠非农职业为生。然而，前辈学者大多弱化甚至忽视他们的政治参与，这未免稍显简单和武断。
三、从商、从政的典型例证
基于上述分析重新考察可以发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社会中并不缺乏积极参政议政的海上贸易从业者。一些在诉讼辞中多次出现的商人和放贷者不但积极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且还在公民大会上提交议案、承担公益捐助、担任城邦重要官吏，譬如，尼科波洛斯、米孔、美伽克里德斯和特拉叙洛鲁斯两兄弟、菲尔塔德斯、菲利普斯、帕西昂—福尔米奥家族、斯提芬诺斯、色诺庇提斯和瑙西马科斯两兄弟、狄奥多图斯及其兄弟、吕西亚斯的某主顾等。7然而，不可否认，关于上举公民经营海上贸易或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确切资料相当有限，大多只能凭只言片语臆测他们的身份或活动，难以全面展现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经济生活全貌。1为了清楚展现公民经营商业、借贷和参与城邦政治的具体情况，有必要转换思路，暂时舍弃计量方法，借鉴人类学中常用的“深描”法，2围绕材料更丰富的安德罗克勒斯家族、德谟斯梯尼家族、阿古尔里奥斯等事例深入讨论。
（一）安德罗克勒斯家族。安德罗克勒斯（Androkles， son of Xeinis of Sphettos）是德谟斯梯尼第35篇诉讼辞中所涉海事贷款的债权人之一，他与卡利斯图人瑙西克拉特斯共同借款3千德拉克玛给法塞里斯人阿尔特蒙和阿波罗多洛斯两兄弟。如果一切顺利，2至3个月后，两位债权人将获利675或900德拉克玛。3若平分，每人亦可获利338或450德拉克玛。这笔金钱绝非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不值一提，4据卢米斯（W. Loomis）等人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技术工匠的日平均工资不过2德拉克玛，338德拉克玛约为其5个多月的收入，几乎能够维持一家三口半年的日常生活开支。5更重要的是，诉讼辞所引契约规定的条款严谨细致，安德罗克勒斯邀请的证人与海上贸易关系密切，他本人处理纠纷的手段和步骤相当老到。由此观之，安德罗克勒斯绝非初涉海事贷款的新手或偶尔投资的投机者，而是一位经常出入比雷埃夫斯的精明商人。6因此，尽管单从诉讼辞提供的贷款数据无法准确判断海上收入在其财富中所占比重，但上述材料至少证明，海上收入无疑占据重要份额。此外，兰伯特（S. D. Lambert）对铭文的解读表明，安德罗克勒斯还与其同胞兄弟色诺克勒斯（Xenokles）、克拉提斯（Krates）多次联手成为多宗租售合同的买方，其中包括购买国有土地，承租公有地，并在多宗典买活动中充当担保人。7或许，色诺克勒斯还一度成为钱商优玛图斯（Eumathes）的代理人，利用其资金从事海上贸易。8由此可见，安德罗克勒斯家族的收入来源多样，海上收入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为管理能力强而且家资颇丰，安德罗克勒斯兄弟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据铭文记载，1他本人曾承担城邦公益捐助。其同胞兄弟色诺克勒斯也曾多次在泛雅典娜节承担合唱捐，并于公元前335/334年承担舰船捐。公元前328/327年雅典遭遇粮荒时，他捐资4450德拉克玛。2公元前326/325年，他亦曾为法伊阿克斯等公民清偿拖欠的舰船捐。担任埃琉西斯密仪监督官期间，色诺克勒斯曾出资为埃琉西斯修建一座桥梁。3此外，他多次担任城邦要职，是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政坛首屈一指的显赫人物。公元前332年—前328年间，他连续4年担任雅典最具影响力的官职——财政管理员，主导着城邦政治经济生活。4公元前321年或前318年，他担任埃琉西斯密仪监督官，在城邦宗教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前307/306年，尽管已年近七旬，他仍担任狄奥尼西亚节的竞技监察官。此外，兄弟两人还曾一同出现在一系列政治文献中。5直到公元前314年—前307年，安德罗克勒斯仍活跃在雅典的政治舞台，成为喜剧作家嘲讽的对象。6公元前3世纪，该家族可能仍在雅典政治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公元前247/246年，其后代仍为城邦捐献款项，并于此后（公元前223/222年）担任城邦的名年官。7
安德罗克勒斯家族成员不但亲自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且在经济上可能与狄奥方托斯（Diophantos）、优布鲁斯（Eubulous）及莱库古等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政坛的诸多显赫人物过从甚密。涉及安德罗克勒斯的那宗海事贷款就由狄奥方托斯之子提那西美德斯和曼拉诺普斯引介。8或许，就一定程度而言，密切的经济联系正好能解释莱库古、色诺克勒斯与优布鲁斯、狄奥方托斯在城邦政策上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二）德谟斯梯尼家族。众所周知，演说家德谟斯梯尼是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活跃于雅典政治舞台的公众人物。终其一生，他至少承担5次舰船捐（时间分别是公元前363年、前360/359年、前358/357年、前353/352年、前341/340年）、2次宴会捐（公元前348年与前324年的奥林匹克宴会捐）、1次泛雅典娜节的合唱捐（公元前349/348年）、1次狄奥尼西亚节合唱捐（公元前349/348年），并曾出资赎回被俘公民（公元前346年）；9他曾捐献2—3塔兰特资助城邦购买粮食，10出资3塔兰特修筑城垣。11更重要的是，他曾多次担任城邦重要官职——购粮官，经常发表政治演说，在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影响着城邦的政治走向。1德谟斯梯尼无疑是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即便身为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德谟斯梯尼也从不避讳经营海上贸易和发放海事贷款的事实。他与黑海地区的统治者关系非同一般，每年从黑海地区可获1000麦斗小麦；2此外，他与海上贸易从业者关系密切，多次为控辩双方撰写诉讼辞。德谟斯梯尼曾亲自出马，力图控告来自马赛利亚的粮商齐诺提米斯；他也可能是《反福尔米奥》和《反狄奥尼索多鲁斯》两篇法庭讼辞的操刀者。虽然麦克道威尔（D. M. MacDowell）认为，德谟斯梯尼这样做有特定目的，因为此时他正担任城邦购粮官，为了保证粮食供应，需要充足的贸易资金，而外侨恰是雅典海上贸易资金的主要提供者。3即便如此，如果德谟斯梯尼未对海事贷款借貸双方的伎俩谙熟于胸，就不可能抓住被告的要害；如果他平时与这些人没有什么交往，不属于他们的圈子，也不可能取得商人们的信任。
在《反莱普提涅斯》中，德谟斯梯尼不经意地泄露出自己与海上贸易的密切联系。公元前357年—前355年同盟战争期间，雅典财政极度吃紧。为了弥补财政空虚，雅典人费尽心思。雅典公民阿里斯托芬（非著名喜剧作家）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催收公民拖欠城邦的款项；伯里安德提议改革舰船捐税制度。4公元前356年，经政治家莱普提涅斯提议，雅典通过一则法令，取消原来的捐税豁免权。其中规定，除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的后代外，所有人——无论是公民、外侨还是外邦人——都必须履行公益捐助义务。法令还制定了对违反者的处罚措施。为了保障城邦的利益，阿普塞菲昂以“不当”（graphe nomon me epitedeion theinai）之名对莱普提涅斯提起公诉。公元前355年，年仅29岁德谟斯梯尼作为阿普塞菲昂的两位支持者之一（另一位是钱商福尔米奥），首次亮相城邦政治舞台。5
由此观之，希培里德指控德谟斯梯尼在海上贸易中有巨额投资的控告或许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戴那库斯也曾指责德谟斯梯尼长期经营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与钱商关系密切。6或许，正如科恩和戴维斯强调的那样，与其父和家族其他成员类似，德谟斯梯尼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为雅典最富裕的公民之一。7
事实可能正是如此。为证明取消“莱普提涅斯法”给城邦带来巨大利益，德谟斯梯尼列举出几则事例，其中最详实的是关于博斯普鲁士国王琉康（Leucon）。演说中，列出雅典每年从博斯普鲁斯王国进口粮食的确切数量（40万麦斗），比较该数据与从其他地区进口数量的多寡（相当），陈述琉康给予替雅典输入粮食者的优惠措施（优先权和免税权），计算所免税收折算成粮食所达的数量（1.3万麦斗），描绘出该国享有免税权的其他港口（提奥多西亚）及港口的状况（与博斯普鲁斯一样好），并分析希腊各地普遍遭遇粮食危机时雅典获赠的数量及雅典因此获利的金钱（15塔兰特）。1无疑，正如德谟斯梯尼承认的那样，其中一些数据，譬如每年进口的粮食数量和关税数量，可以到海关查询，但对于博斯普鲁斯王国采取的措施、免税港口的名称及提奥多西亚港口的条件等具体情况，除非他亲自参与了海上贸易，或者至少和海上贸易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否则德谟斯梯尼不可能如数家珍地信手拈来。从这份演说辞可见，德谟斯梯尼无疑是一位精于海上贸易的专家。
其实，作为雅典的显赫家族之一，德谟斯梯尼家族其他成员大多既活跃在政坛，也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或投资于海事贷款。德谟斯梯尼之父去世时在海事贷款中至少还有7000德拉克玛的投资。2科恩的研究表明，老德谟斯梯尼在德摩美勒斯、帕西昂、皮拉德斯的钱庄分别有1600、2400、600德拉克玛的海事贷款投资；此外，他还以20%到30%的利息将价值1塔兰特的资金借给他人从事海上贸易。3如果科恩的解读可信，那么老德谟斯梯尼在海事贷款中的投资金额接近3塔兰特，占其总财产（13塔兰特46明那）20%以上。4虽然，受岳父格伦（Gylon）债务之累，老德谟斯梯尼未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大展身手，但家族其他成员却有着与演说家类似的经历。德摩美勒斯（Demomeles）是德谟斯梯尼的叔父，他开设钱庄，承揽存款，发放海事贷款。老德谟斯梯尼去世时在其“钱庄”尚余1600德拉克玛的专项存款用于海上贸易投资。通过海事活动，德摩美勒斯积聚了丰厚的家产，积极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公元前366/365年，他与人共同承担优波里亚号（Euporia）和赫伊莫尼亚号（Hyemonia）战船的捐税；公元前356年之前，他单独承担西玛伊塔号（Simaitha）、佩伊托号（Peitho）、斯特法尼弗里亚号（Stephanephoria）3艘战船的费用。5此外，他多次向公民大会提出重大议案。例如，公元前338年，德摩美勒斯曾与希培里德等人共同提议，要求授予德谟斯梯尼金冠。6
从现存资料看，该家族成员最热衷于海上活动的可能是德蒙（Demon），此人是德摩美勒斯之子，演说家德谟斯梯尼的堂兄弟，也是德谟斯梯尼第32篇讼辞中的原告。7他曾与人合伙，将数额不明的一笔款项贷给船主普洛图斯（Protus），从事从雅典到叙拉古的粮食贸易。航行过程中，因人为原因，船舶面临沉没的危险。这时，在随船代理人许诺的重金吸引下，水手齐心协力，终于将船舶拖运到了凯法伦尼亚。但马赛利亚商人齐诺提米斯坚称，普洛图斯船上装载的粮食是他与另一位商人共同出资所购。听闻当地官员即将调解船上货物的归属，德蒙立即派另一位代理人阿里斯托芬赶赴凯法伦尼亚，对调解过程施加影响。当粮食运抵雅典后，德蒙立即控制了货物。最后，马赛利亚商人不得不诉诸司法，要求德蒙归还本应属于他的货物。虽然我们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法庭诉讼辞，不可能完全判断孰是孰非，但从中仍可清楚看到，德蒙谙熟海上业务、长期出入于比雷埃夫斯港、与海事贷款借贷双方关系密切的事实。所以，米勒将他视为一个职业海事贷款放贷人。8
然而，这位职业海事贷款放贷人并非如莫塞认为的那样处于城邦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公元前4世纪中叶，德蒙将房产和附近的果园奉献给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成为医神的祭司。9或许，担任祭司是他步入政坛的开端。30年代，他已是城邦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之一。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战败后，他与德谟斯梯尼、莱库古等人一道，成为亚历山大大帝要求引渡的8位（一说10位）反马其顿领导人之一。1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对于是否起兵反抗马其顿犹豫不决。这时，正是德蒙提出议案，要求召回流放在外的民主斗士德谟斯梯尼。2由此观之，德蒙在雅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此外，德蒙还可能对城邦经济政策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哈帕鲁斯案发后，包括德谟斯梯尼在内的10人受到贪贿指控，史家蒂莫克勒斯坚称，德蒙就是被告之一。3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参与城邦经费管理，德蒙不可能有机会收受贿赂，也不可能受此指控。总之，从德谟斯梯尼、德摩美勒斯和德蒙的经历看，他们既是海上贸易和海事贷款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活跃分子。看来，城邦政治生活并非完全是“商人世界”的禁区。
（三）阿古尔里奥斯。公元前4世纪初期雅典政坛的活跃人物阿古尔里奥斯（Agyrrhius of Kolyttus）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海上活动经历的政客。4早在公元前403/402年民主政体恢复之初，他已担任雅典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的书记员。5此后的某个时间，他被选任为主管城邦财政事务的官员，6因城邦岁入减少，出于节省开支的考量，他削减喜剧演员工资，从而招来骂声一片。7公元前389年，他成功当选雅典将军，取代特拉叙布洛斯（Thrasyboulos）入驻列斯堡，从而走向政治权力的顶峰。不过，对于阿古尔里奥斯的政治活动，学者讨论最多的还是他提议引入并一再提高公民大会津贴的惊人之举。8虽然学界对于津贴的引入时间争议颇大，9但总体过程却相当清楚。民主政体恢复后，为了提高雅典人出席公民大会的积极性，阿古尔里奥斯提议为大会出席者发放1奥玻尔津贴；随即，新入籍的公民赫拉克里德斯提议提高到2奥玻尔；到阿里斯提托芬《妇女公民大会》上演前的某个时候，阿古尔里奥斯再次将该津贴提高到3奥玻尔。10无论阿古尔里奥斯目的何在，11这都能彰显他对城邦政治的巨大影响力。鉴于他在雅典政坛的重要作用，德谟斯梯尼称他是“一个好人，开明政治家，民众权利的积极维护者”；阿里斯托芬讥讽说，他“掌控着城邦最重要的事务”。12
然而，这位影响重大的“开明政治家，民众权利的积极维护者”并未完全与商业和商人的世界绝缘，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据安多基德斯记载，公元前402/401年，阿古尔里奥斯牵头召集一批商人以30塔兰特承包该年度进出比雷埃夫斯港的货物课税（税率为2%）；次年，安多基德斯及朋友出资36塔兰特竞得此税，他们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还颇有赢余。1无疑，该史料是阿古尔里奥斯积极参与商业活动的明证。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阿古尔里奥斯并未远离海上活动，通过此次包税，一年内他们至少获得6塔兰特纯利；另一方面，阿古尔里奥斯能牵头召集比雷埃夫斯的商人获得包税权，并组织征收如此巨额的税款，这恰好证明他在比雷埃夫斯商圈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如果安多基德斯的说法可信，从中可以推断，为了达到商业目的，阿古尔里奥斯运用政治影响力打击和排挤商业竞争对手。2可以想见，在提出《雅典谷物法》之前，阿古尔里奥斯已深涉雅典粮食贸易。
鉴于阿古尔里奥斯频繁参与商业活动，戴维斯认为，该家族主要靠海上贸易发家，并长期与海上贸易从业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即公元前4世纪90年代，他也从未与商业和商人的世界完全隔离，仍与比雷埃夫斯的商人和放贷者保持着生意和业务往来。公元前394年，来自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商人贵族索帕伊乌斯（Sopaeus）之子与钱商帕西昂因存款发生了争执。作为两人共同的朋友，阿古尔里奥斯力圖调停纷争，要求这位商人撤销两人达成的书面协定。当双方最终诉诸法庭时，阿古尔里奥斯为这位“替雅典输入大量粮食的”商人当庭作证。4显然，阿古尔里奥斯频繁的商业活动与莫塞提出的一旦从政将主动远离比雷埃夫斯商人圈子的观点有不小差异。5正因对海上贸易、粮食供应和城邦财政状况的深入了解，公元前374/373年阿古尔里奥斯才可能提出《雅典谷物法》。从法案内容可见，他对运粮船的载重量、阿提卡及其属地的大麦和小麦种植数量、海上贸易中的合资合作、城邦往年税收状况、粮食的保管及城邦的财政状况相当熟悉。与德谟斯梯尼在《反莱普提涅斯》中的表现类似，如果没有丰富的海上活动经验和密切的海外联系，提出如此详实的法案完全不可想象。6总之，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包税商、对财政事务了如指掌的显赫政客、比雷埃夫斯港商业圈响当当的人物，阿古尔里奥斯的经历有助于正确认识公民、商业、政治之间的关系，看来“鲜有雅典公民从事海上贸易”7或“此类活动（指海上贸易、修房建屋、手工制造）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低等级公民或富裕外侨手中，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受人尊敬，但在政治生活中却是局外人”8的观点似有矫枉过正之嫌，或许应稍作修正！
四、政治参与的优势
事实是否与德·圣·克洛瓦（G. E. M. de Ste Croix）所谓“没有一位显赫的雅典政治人物确为船主或商人”的论断吻合？9须首先考察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对于政治人物的期许。芬利指出，古代城邦的政治家应具备“见识、知识、魅力和演说技巧”等素质，1若此人经济实力雄厚，能够延请更多“可识别的专业助手”，那么他将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此为标准，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无疑具有明显优势：因经营海上贸易，他们与海外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着粮食供应、邦际关系等城邦关键事务的一手信息，并获得数额不菲的财富；频繁的借贷与买卖还锻炼了他们的口才和理财能力。因此，公元前4世纪的史料中出现一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海上贸易从业者也就不足为奇。
海上贸易商从政的首要优势是拥有广泛的海外联系。安多基德斯与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基提昂国王、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埃瓦哥拉斯等统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2这大概并非政敌的恶意攻击。其自辩词中就提到，四百僭主时期他从马其顿为驻萨摩斯的水师运去大量槳橹，“因为阿尔凯劳斯是我世代交好的朋友，他授权我在其境内随便砍伐出口木材”；他还夸耀曾为雅典人运来粮食和黄铜；即便在众多的陪审员面前，他还是不经意露出商人的尾巴——他只是低价将上述物品卖给雅典人，而非赠予他们。3而德谟斯梯尼出于策略需要总对自己的海外联系遮遮掩掩，但莫雷洛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考察了其与博斯普鲁斯国王间的姻亲关系；4因此，德谟斯梯尼在海上贸易中的投资、每年从黑海地区获得1000麦斗的粮食、对雅典人在黑海地区的贸易状况了如指掌亦属必然。
政敌攻击安多基德斯的诉讼辞淋漓尽致地到处商人从政的优势——他们“家资颇丰且具有影响力，是异邦国王和僭主的朋友”，每当城邦遇到困难时，人们总指望他们能够为城邦输入粮食、缴纳战税。5对于商人拥有的优势，安多基德斯也坦然地承认：
因为拥有广泛的联系和丰富的经历，我与许多国王、城邦和异邦人关系良好而密切。如果你们能为我伸出援手，你们将能与我共享这些资源，无论出现什么困难，都可以利用这些关系为你们排忧解难。6
海上贸易从业者能够在城邦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巨额财富。“财富是个好东西，没有人不想得到它。它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大体而论，那就是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财富的原因。”7戴维斯注意到，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雅典人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8虽然土地仍是重要的财富占有形式，9但手工业和采矿业的收入、房屋农田的租金、海外资产、有息贷款收入、政治收入（即贪污受贿所得）等财富来源形式日渐重要，甚至大有取代前者之势。公元前4世纪，就部分雅典富裕居民的岁入而言，以钱币为基础的非农经济更为重要，金钱等流动资产成为其财富构成的核心。1其中又以海事贷款收益更为稳定、且风险未必更高。2同时海事贷款可操作性强，投入相对较小，资金周转更快，回笼大约只需2—3个月。更重要的是，与当时其他以非生产活动为目的普通借贷不同，3海事贷款能为借贷双方带来丰厚收益，互利共赢。对投资者而言，只要商船顺利返航就意味着不菲的收入入；4对于经营者而言，尽管存在一定风险，但海上贸易是其谋生乃至迅速致富的有效手段。5尽管不乏批判之声，但“海事贷款不但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可以避免金钱在不知不觉中被耗费一光”6的事实必然对某些雅典公民的投资方向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史料中出现了福尔米奥、阿波罗多洛斯、尼科波洛斯、安多基德斯、厄拉同、曼提图斯、演说家德玛戴斯之父德米阿斯（Demeas）及前述公民投身海上贸易的记载。7富裕公民的积极参与恰恰反映出海上贸易巨大的回报预期。公元前4世纪海上贸易从业者往往与富裕一词联系在一起。8
而财富正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物质基础。虽然伯里克利宣称“任何人，只要对城邦有所贡献，绝不会因贫穷而湮没无闻”，9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企愿。芬利断言，“古典时代并没有太多希腊城邦允许出身卑微的穷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更是如此。即便在雅典，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位家资中产的公民登上城邦领袖的高位，遑论穷人”。10戴维斯也认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其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11富裕的海上贸易从业者可以向民众施予恩典（charis），成为村镇、部落或城邦公益捐助的主要承担者。“‘恩典恰恰是选任官吏的主要依据和他们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12亚西比德宣称：
我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出任指挥者……当一个人花费金钱不仅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城邦谋利益的时候，这并非是徒劳无益的愚蠢行为。他自视高人一等而拒绝与其他人保持平等地位，这并非不公平……按照同样的原则，一个人应该接受成功者的傲慢；否则，让他首先以平等的方式善待所有人，然后才有权要求别人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1
按其逻辑，权力应当与个人对城邦的贡献成正比，城邦需以政治高位或其他方式回报那些带来荣耀的富裕公民。而且，想成为对城邦事务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还必须供养一批非官方的、有着粗细分工的“可识别的专业助手”。2就邦交、财政等“专门问题”为其提供精准的信息与详实的咨询。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领袖很难罗致这种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助手”作为“随员”。
公元前4世纪，虽然利用雄厚经济实力为公众提供“恩典”仍可让雅典富人在诉讼中获得一定优待，但总体而言这种做法逐渐受到批判。3因此，除雄厚的财力保障，雅典公民还需要掌握应对城邦日常事务的专业知识才能在城邦政治中有所作为。其实，芬利提及的政治领袖应具备的“见识、知识、魅力和演说技巧”等基本素质大体可以归于专业知识范畴。知识和见识本身就是专业知识的不同层面。在政治实践中演说是政治领袖表达主张的主要方式。而“公民大会期待能够依靠领袖们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然后基于公民们听到的事实和论证，就不同的建议或政策做出选择”，4可见公民对于政治领袖的期待集中于他们对家国大政的专业建议。虽然雅典的政治领袖可能会求教于相关专家，但领导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持续不断的个人参与。5公元前4世纪，随着粮食供应危机频发、财政状况恶化，公共事务日益复杂，政治参与所须演说、理财和管理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政治人物的专业化趋向愈发明显。6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要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必需了解城邦收支盈亏、防卫攻守、粮食收成和海外物资输入状况；7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家的演说大致涉及5个方面的内容，即赋税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防卫、进口与出口、立法事务。8概言之，公民对于政治人物的评判标准已发生了根本改变，财政收支、粮食供应、对外贸易成为与防卫攻守同样重要的大事。
然而，古希腊并无专门的经济学，9个人的理财能力主要来自实践，海事活动无疑是最生动的实践场所之一。海上贸易中，商人和放贷者需要评估贸易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装载适销的货物、预估风险和利润、处理航程中的突发事件、应对借方或贷方的欺诈行为、协调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分配、收集一切可能的证据防范因纠纷引起的诉讼等。复杂的商贸流程使他们的管理能力得到提升。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条理性和管理能力从他们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商船可见一斑：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安排得这样好这样恰当的船只。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东西都分别装填在一间非常狭小的贮藏室里。你知道，在进出港的时候，一艘船需有很多木制和绳制的用具……除此以外，还装有船长携带的用以牟利的货物。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间不大于100平方腕尺的屋子里。每种东西都收藏得十分巧妙，一点也不零乱，不用叫人翻寻，没有放得不得其所的东西；当急需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因为麻烦的解捆工作而耽搁时间……即使不在当场也能说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还有多少……1
尽管色诺芬所谈的是腓尼基商船，但也不失为公元前4世纪东地中海商人高超管理能力的一个缩影。
无疑，作为经营海上贸易与贸易融资的行家，安德罗克勒斯、德蒙、阿古尔里奥斯等人拥有丰富的海外联系、雄厚的财富基础和高明的理财管理能力。而這种管理能力也可运用到城邦管理之中。
管理个人的事情和管理公众的事情只是在大小方面有差别，在其他方面彼此很相类似……凡是知道怎样用人的人，无论是个人的商业事务或公共事务，他都能管理好，而那些不知道怎样用人的人在两方面都要失败。2
可见时人认为商贸管理可与城邦管理相提并论，除规模差异，二者管理方式几乎一致。3色诺芬还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明商人担任将军的优势：其一，能够为士兵提供必需品；其二，有好胜心；其三，知人善任。4具体而言，部分商人从事海上贸易集聚了从政的必要财力，并通过向共同体施恩捞取政治资本，利用海上贸易的经验参与城邦财政管理，又能秉承海上冒险精神颇具破除传统观念的勇气。5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一次粮食危机中，安多基德斯将海上贸易商人参政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各盟邦纷纷反叛，粮食供应紧张，塞浦路斯成为重要的粮源，但受斯巴达或波斯蛊惑商人不再自塞浦路斯运粮到雅典。他运用在塞浦路斯的广泛联系和雄厚财力，挫败了这次针对雅典的饥饿战略。尽管未具体说明细节，但他提到结果相当令人满意：14艘运粮船正驶往比雷埃夫斯港，不久来自塞浦路斯的其余商船将陆续抵达。6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安多基德斯的海外联系、个人财富、应变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不失为具有海事背景的政治人物处理城邦事务的一次典型范例。
因此，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生活中，面对城邦事务专业化趋向，通过土地获得财富的富裕公民优势骤减；而海上贸易从业者则因广泛的联系、充沛的资金和丰富的财政管理经验获得了用武之地，在城邦政治担当中更胜一筹。阿古尔里奥斯、德谟斯梯尼、色诺克勒斯等一些海上贸易从业者，通过选举（而非抽签）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举足轻重的人物，左右着城邦政治的政治走向。另外，一些从业者，例如老德谟斯梯尼、帕西昂、福尔米昂父子等，在世时或许很少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但海事活动积累的殷实家产为其后代的政治崛起打下了经济基础。有鉴于此，爱伦博格（V. Ehrenberg）宣称“商人和工匠尽管财富中产，经营方式相对原始，但他们确已掌管了城邦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7
五、社会经济人
不可否认，上述所举只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片断，相关证据仍待补充；8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并不具有典型性，除罗马外西方古代社会没有哪个城市拥有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如此广阔的市场。因此，本文的结论可能仅适用于当时的雅典，而非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但考察公元前4世纪的特殊社会经济环境下雅典公民对待商业和政治的态度，对于认识古代经济的复杂性大有裨益。毕竟历史上也从未有过纯粹的“政治人”或“经济人”。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从业者既非韦伯、芬利等所言以追求社会地位为唯一目的的“政治人”，也非古典经济学家刻意突出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完全以经济理性决定个人行为的“经济人”，而应当是帕斯、沃克尔等人倡导的“社会经济人”（homo socioeconomicus）。他们既有功利、追求个人利益、满足物质需求的一面，也受道德法则约束、追求公义良善、履行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海上贸易从业者不但是社会财富的集聚者和分配者，也是社会伦理和文化的支持者和合作者。1
虽然不能直接以现代资本主义冠称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经营方式，但公元前4世纪雅典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和木材等生产生活物资继而引发频繁贸易融资。藉此，人们认识到财富的价值，学会如何赚取并使用财富。海上贸易和融资不乏经济理性，至少从业者可视作当时的经济理性主义者。2然而，世上没有完全“脱嵌”的经济，也不可能有完全摆脱社会关系束缚的纯粹“经济人”。3如前所论，不少成功的海上贸易从业者出身世家大族、受过良好教育，人们指望他们“过体面而高贵的生活，积极投身于城邦政治事务，勇于担当，对人慷慨”。4对其而言，财富只是手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荣誉、维持应有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必然履行社会职责，承担各种公益捐助，主动或被动“为民主政治买单”。5换言之，他们只能是既富经济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经济人”。6
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通过各种手段赚取财富，习得管理经验并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借此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普鲁塔克藉梭伦之口指出“没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也可用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7此时，作为雅典公民从事的众多职业之一，经营和投资海上贸易已成为糊口或致富的正常营生。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嵌合经济”正走向解体，较少受社会习俗、社会结构制约的“脱嵌经济”已处于产生的临界状态。1在此背景下，职业不再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构成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门栏。2财富和个人能力（包括经营管理能力）成为左右公民政治前途的主导因素。不能否认，海上贸易从业者中有“大量对政治冷漠的公民存在”，3但他们绝非如莫塞所言，4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的世界”之外或处于城邦政治生活的边缘。前述3个家族和诸多事例表明，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以海上贸易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未必比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民低。
当然，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并无明确的商业诉求，也未刻意谋求保护和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更没有形成热尔内声称的“商人的世界”。虽然雅典没有商业贵族或商人阶级，但的确存在经商挣得财富和习得理财管理能力的海上贸易从业者；他们不但当兵打仗、出席公民大会、抽签担任城邦官吏，而且一部分人还在公民大会上踊跃发言、提出议案、积极承担各类公益捐助，积累政治基础；其中一些人经过选举（而非抽签）担任观剧津贴管理员、购粮官、书记员、司库、将军等关键职务。按照珀尔曼的划分标准，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中无疑有大量政治参与度不高的一般公民，但也不乏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商人和放贷者。在这些积极参与政治者中，有斯提芬诺斯、阿波罗多鲁斯那样通过挑起诉讼、散播流言、提出议案等方式保护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也有阿古尔里奥斯、德谟斯梯尼、安德罗克勒斯等个性鲜明、管理能力强、富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5为了雅典的利益，他们也会促成一系列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法令。譬如，阿古尔里奥斯的《雅典谷物法》，德谟斯梯尼对赫勒斯滂地区的关注和针对马其顿围绕该地区的长期斗争，安德罗提昂提议授予博斯普鲁斯国王荣誉以保障在该地区的谷物优先购买权等。这些政策和法令的提出未必基于商业考量，但确实有利于商人和放贷者，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总之，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生活中，这些与海事业务关系密切的公民绝非异于土地所有者的、在城邦政治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边缘人物；他们既富经济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经济人”，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陈思伟（1973年—），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信阳，464000]
[收稿日期：2018年9月21日]
（责任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