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抑或伊斯兰教？
提 要：学术界对明朝著名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郑和的宗教信仰众说纷纭，观点甚至互相对立。通过系统梳理和解读有关史料，辅以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尤其是通过对前人很少关注的郑和思想、日常生活状态、临终及丧葬处理方式等的考察，本文认为，郑和主要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其次是道教，主要是天妃信仰；再次是伊斯兰教。郑和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根本，并不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关键词：郑和；宗教信仰；佛教；天妃；伊斯兰教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10
郑和（1371—1433年）是明朝著名的航海家、外交家、宦官。永乐、宣德年间，他先后奉明成祖、明宣宗之命，7次出使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交流与联系。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郑和的研究从未中断，且随着国家几度举办大型纪念活动而形成数次研究热潮，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等达到数千部（篇）。1其中，对于郑和宗教信仰的专门研究，主要兴起于1985年大规模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之后，截止目前发表有三四十篇论文。但是，由于学术背景、利用史料乃至信仰状况不尽相同，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各异，因此对郑和宗教信仰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互相对立。本文研究认为，郑和的宗教信仰复杂而多元，主要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其次是道教，主要是天妃信仰；再次是伊斯兰教。郑和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根本，他不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一、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或说其六世祖为赛典赤·赡思丁，是元初西域来的穆斯林贵族，后来担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1他的祖、父均曾到过麦加朝觐，父马哈只生子二，长文铭，次和。2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明将蓝玉、沐英等带兵平定云南，马和被俘阉割，分配至燕王朱棣府中执役。建文年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马和相从有功，“擢太监”。3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成祖“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4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至宣德六年（1431年），他先后奉成祖、宣宗之命，率领明朝庞大的船队，7次出使西洋，到达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等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其远航也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以往学者论述郑和崇奉佛教，主要列举郑和自称“奉佛信官”，受菩萨戒，取有法名，以及曾施印佛经分送各大佛寺等几个现象。其实，仔细梳理和解读相关史料，包括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可以认为，郑和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深处，无论是日常生活状态，还是死后丧葬处理，都表现出浓厚的佛教信仰。
（一）赞颂佛陀，护持佛教，祈求保佑
据可见文献和实物资料，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到去世前，郑和一直自称“菩萨戒弟子”（见图1）、5“大明国奉佛信官”（见图2）。6他先后出资刻印十部大藏经，抄写不少零散佛经，如《佛说摩利支天经》、《心经》、《金刚经》等（详见下文），施舍流通，或自己诵读。我们知道，佛经无不赞颂佛陀（包括菩萨等）功德，宣扬佛教教义。郑和如此大量施印、抄写、读诵佛经，无疑表明他极力赞颂佛陀，宣扬佛教，皈依佛教。
郑和坚信其数次出使西洋，得以平安往返，顺利完成任务，是因有佛陀保佑护持。在宣德年间施印十藏发愿文中，他说：“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员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7发愿文“遇‘佛字、‘圣字、‘皇字，俱空一字，年号、庙宇抬头”，8可见他对佛陀、佛寺的尊奉与对当朝皇帝及其年号的尊奉并无二致。永乐十八年（1420年），郑和施印大藏经于云南五华寺，发愿文说：
“永远长生供养，以此殊勋，上祝佛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海晏河清，民康物阜。”（见图2）不难看出，郑和施印佛经，就是要护国、护佛，他把护持大明江山和护持佛教提到同等高度。郑和相信佛陀、佛教的神异和威力，不断祈求其护持明王朝长治久安、当朝皇帝长寿康泰、社会安定富足。宣德年间，郑和为其先后施印的十藏作发愿文说：“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法界群生，同成善果。”1
日常生活中，郑和也祈求佛陀、菩萨等保佑其祛除灾难烦恼，福寿安吉。如永乐元年八月，郑和“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佛说摩利支天经》（见图1）。对于郑和选印这部佛经的动机，有学者认为，“一则与奉行摩利支天法能庇护航行安全，二则与其身处皇宫显贵之密教信仰环境里，可得此密法之传教有关，”2即首先是信奉密教以保佑其航海安全。该经的刊刻年代，“似可推测应在航海以后，或至早也应在首次起航即永乐三年以后。”3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佛说摩利支天经》自梁代以来有多种译本，尤以唐菩提流支、不空及宋天息灾三种译本较为流通。据该经，摩利支天是一位能够自我隐形而为众生除灭障难、施予利益的女神，依密教所传，修习摩利支天法，其最大功能是消灾与隐身。4显然，郑和刊印流通《佛说摩利支天经》就是祈求摩利支（摩利支天）菩萨能够保佑免除一切灾难和烦恼。而出使西洋则是两年之后的事，没有证据表明当时郑和已受命统领此行。而且道衍题记中“永乐元年岁次癸未”云云，年号纪年及干支纪年齐备，准确无异，也不存在书写错误的情况。故与祈求保佑航海安全暂时还挂不上钩，更不能想当然地怀疑其刊印年代在永乐三年以后。
再如，郑和在施印十藏发愿文中说：“次冀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却之愆，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5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郑和“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所冀见生之内，五福咸臻，他报之中，庄严福寿”（见图3）。6
（二）受藏传佛教菩萨戒，取藏语法名，礼敬僧人
郑和受菩萨戒、取法名，见于时人及其本人的多次记载：（1）永乐元年八月，释道衍为郑和施印《佛说摩利支天经》作题记中说：“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见图1）7（2）永乐十八年五月，郑和施印一藏于云南五华寺，发愿文自称：“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见图2）1（3）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为先后施印十藏作发愿文，其中自我介绍：“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2（4）宣德七年九月，郑和“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发愿文自称：“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见图3）3可见，郑和后半生一直自称“菩萨戒弟子”、“奉佛信官”，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或“福善”。“法名”又作法号、法讳、戒名，是皈依佛教者所特取的名字，受戒后由师僧依法缘辈序而授。郑和所取的“速南吒释”为藏语译音，今人多译作“索南扎西”，意即“福吉祥”、“福善”，是很常見的藏文人名。无疑，郑和皈依的是藏传佛教。其皈依、受戒的时间，则在永乐元年八月释道衍撰写题记之前。
对于汉传佛教名僧，郑和也颇为礼敬。道衍为临济宗名僧，帮助朱棣谋划、实施“靖难”之役，先后授僧录司左善世、太子少师，复姓姚，赐名广孝，是当时最为显赫的高僧、官员。郑和对道衍充满礼敬。永乐元年八月，他施印《佛说摩利支天经》，“怀香”拜访，“请题”（见图1），道衍为作题记以表彰。4道永为临济名僧碧峰宝金“真传”弟子，永乐五年（1407年）授钦天监五官灵台郎，郑和“忝礼亲炙，求决心要，企仰至矣”。道永后住碧峰寺，建非幻庵。道永寂后，僧牧庵宗谦继主碧峰寺，宣德时转主牛首山，郑和“深契，往谒”，并铸造佛像等物，准备将来“俱送小碧峰退居供奉”。5
（三）大量印写佛经，布施流通
郑和印写佛经，从单部佛经开始。永乐元年八月他刊印《佛说摩利支天经》流通，据释道衍所作题记（见图1）：“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6其后，郑和写经增多。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他泥金书写《金刚经》、《观音经》等，发愿文说：“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字《金刚经》、《观音经》、《弥陀经》、《摩利支天经》、《天妃灵验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尊胜咒》、《百字神咒》，永远看诵供养。”今存上海龙美术馆的经卷所见者为《心经》、《摩利支天经》、《尊胜陀罗尼神咒》、《观自在大悲心神咒》、《金刚萨埵百字咒》、《求修山树叶母真言》、《佛说消灾吉祥神咒》、《无量寿佛往生净土咒》、《佛母准提神咒》九部。
从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郑和先后印造10部《大藏经》，布施于各地名寺。邓之诚《骨董三记》收录郑和宣德年间撰写的发愿文记载其事：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
（1）大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
（2）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鸡鸣禅寺流通供养；
（3）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北京皇后寺流通供养；
（4）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静海禅寺流通供养；
（5）大明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镇江金山禅寺流通供养；
（6）大明永乐十三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养；
（7）大明永乐九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天界禅寺毗卢宝阁流通供养；
（8）大明永乐八年岁次庚寅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云南五华寺流通供养；
（9）大明永乐五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1
这篇发愿文书于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但文中只列出印造九部《大藏经》，先后布施于南京、云南、福建、镇江、北京的九座佛寺。
1951年云南图书馆整理古本佛经，发现永乐十八年郑和施印给五华寺《大藏经》一部，其中叔字三号《沙弥尼离戒文》卷末有郑和发愿文：“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见图2）2应该就是前引宣德年间发愿文漏开的一藏。
郑和施印《佛说摩利支天经》流通，泥金书写《心经》、《摩利支天经》、《尊胜陀罗尼神咒》等，因诸经体量都不大，所以花费不会太多。但他先后印施10部《大藏经》，花费确实是驚人的。刻印十藏所用经板，永乐十八年以前者当为《初刻南藏》，其后所用为《永乐南藏》。《初刻南藏》计678函，刊刻一藏费用即“经价”不明。《永乐南藏》共636函，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按所用纸张、封面等材料不同，“经价”共分九等，以银两计：上等一号289.882两，上等二号250.907两，上等三号200.482两，中等一号154.471两，中等二号143.022两，中等三号123.240两，下等一号81.494两，下等二号73.160两，下等三号64.652两。3以此为参照，有学者统计，上等三号经每藏分别需耗费郑和2.7年、2.3年、1.8年年俸，中等三号经需耗费1.4年、1.3年、1.1年年俸，下等三号经需耗费0.7年、0.6年、0.5年年俸。郑和作为内官监太监，深得皇帝宠信，“所施藏经应属上等一号之品才是。”4郑和施印十藏，若按上等三品计算，仅“经价”就分别需耗费其27年、23年、18年的全部年俸。再加上搬运、人力等，郑和施印《大藏经》的花费实在巨大。他自己的薪俸收入，断乎难以支付如此巨大开支，是否得到朝廷、皇室或相关人士资助，或者通过贪污、挪用公款来满足相关需求，不得而知。无论如何，郑和在24年间施印10部《大藏经》，由此可见其对佛教有着狂热的布施和崇奉。
（四）修建佛寺，广为布施
郑和修建的佛寺，学者常言及南京大报恩寺、静海寺、福建云门寺、三峰塔寺。经过文献检索，我们还发现郑和奏建南京吉祥寺，重修南京牛首山佛窟寺、镇江金山寺回澜亭、和州含山县褒山寺等。
郑和修建佛寺较早者，当为福建长乐云门寺、三峰塔寺。原来，郑和率下西洋船队屯驻长乐太平港，云门寺是由闽江出入太平港的转舵点，三峰寺塔可为船队作了望塔和航标塔。云门寺原为南宋大慧宗杲禅师居处，嘉定年间建寺。“永乐间，太监郑和重建。”1三峰塔寺又称南山塔寺、南山寺，始建于北宋崇宁年间。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多次在此“伺风开洋”，奏建南山天妃宫，“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2郑和不仅多次修建三峰塔寺，而且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印施了一部《大藏经》（详见前文），大大提升了该寺的设施水准，使其与灵谷寺、天界寺、金山寺等京师名刹等量齐观。
郑和在南京修建佛寺最多，计有奏建吉祥寺、静海寺，重修牛首山佛窟寺，奉敕监工修建大报恩寺。吉祥寺在南京都城西北定淮门内，据明人焦竑所作寺重修碑记：“吉祥禅寺者，胜国时天妃庙在焉……永乐初，中官郑和归自西洋，增置为寺，朝廷降敕护之。”3静海寺在南京仪凤门外狮子山之阳，正德时该寺重修，碑记称：“永乐间，太监郑和辈尝奉使航海，往来于粘天无壁之间，曾未睹夫连山排空之险。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4可见，郑和出使西洋，回国后奏称得到佛天护呵，仁宗敕建此寺，赐额静海寺。牛首山佛窟寺始建于梁天监年间，南唐时改额弘觉寺，明初仍名佛窟寺。宣德初，牧庵宗谦主牛首山，郑和“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天瞻敬”。5大报恩寺在南京聚宝门外古长干里，晋时建为长干寺，至宋改名天禧寺，洪武年间重建，永乐间曾被焚毁，永乐十年（1412年）成祖下令重建，赐额大报恩寺。6至宣德三年（1428年），工程未完，宣宗敕令郑和等接管，“即将未完处所，用心提督，俱限今年八月以里，都要完成。”至六月竣工。7
此外，郑和还曾参与其他多所寺院修建。镇江金山寺相传建于东晋，原名泽心寺，唐代僧人法海（人称斐头陀）入山挖土得金，遂名金山。永乐十八年五月，郑和“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施舍该寺，又重建回澜亭一所。8郑和还重建了南直隶和州含山县（今属安徽）褒山寺。该寺在县北褒禅山，因唐贞观年间高僧惠褒禅师结庐于此而得名，“永乐中，郑和使西域还，建殿堂，制度甚工。”9
郑和对佛寺广为布施，其最大布施无疑是印施十部《大藏经》和修建多所佛寺，塑妆佛像，已见前述。郑和对佛寺还曾做其他布施：
1，佛塔、佛像等法物。如，他曾布施佛塔于福建侯官（今闽侯）雪峰寺，“瓦塔二座，永乐中，三宝太监自西洋携来置此”；1布施水陆罗汉像于南京静海寺，“静海寺有水陆罗汉像，乃西域所画，太监郑和等携至”；2布施沉香罗汉像于南京碧峰寺，“像甚奇古”，与当时寺院所塑“不同”。3铸造金铜佛像十二躯，雕妆罗汉像十八位，及铜炉、钟磬等，“安于宅”。他最后一次出使西洋前，“虑后之乏人崇侍”，准备回还后“俱送小碧峰退居供奉，以为永远香火。”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出使西洋途中去世，家人后裔不违其言，将佛像等尽皆送碧峰寺供奉，“以满太监公生前之愿。”4
2，僧众日常生活用品。如宣德年间，郑和拜访牛首山宗谦禅师，表示要把自铸佛像等物送至碧峰寺供奉，又说：“及有暖床，送尔安寝。”后来，其家属后裔“将前项圣像，若炉瓶、钟磬、灯、床，尽皆送赴碧峰之退居供奉”。5静海寺有“博山军持，鼎彝共存，精含制作之妙”，“此使者得之西洋，藏之兹寺。”6又如，广东韶州（今韶关）曹溪南华寺，禅宗六祖慧能曾在此大扬南顿宗风。该寺祖师殿“所存库法宝”中有“铁锡杖一枝，玛瑙数珠一串，响鞋一只”，“此三物乃三宝太监所供。”7
3，自西洋采回的一些奇花异树，施舍于南京各佛寺。如静海寺有海棠，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8永宁寺有詹葡花，“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者，中国无其种”；9报恩寺有五谷树一株，“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之物”；10弘济寺有娑罗树二株，“永乐间三保太监西洋带回之种。”11
（五）铸造金铜佛像、佛塔，日常供奉礼拜；死后举办佛教法事超度，葬于牛首山麓
郑和的日常生活充满佛教气息。如前所述，他后半生一直自称“菩萨戒弟子”、“大明国奉佛信官”，不间断地施印10部《大藏经》等佛经，赞颂佛陀，护持佛教，乞求佛陀护佑。他还出资铸造金铜佛像十二躯、雕妆罗汉十八位等，“安于宅”，在家中供奉崇拜。宣德七年九月，郑和还铸造一座镀金舍利宝塔。浙江省平湖博物馆收藏的可能是鄭和等人出资抄写的《妙法莲华经》卷，卷后有郑和所作铸造镀金舍利宝塔发愿文：“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12（见图3）
郑和的丧葬也是佛教式的。宣德八年，郑和在出使途中“卒于古里国”。南京宗谦禅师“感慕曩日惠，用以追悼，节次率领孙徒若干众，数诣宅，建斋荐度”，为做佛教法事以超度。郑和后裔家属也遵照其生前意愿，将其铸安宅中的金铜佛像诸物，尽送碧峰寺供奉，“专祈冥福，追悼神魂，超跻净界。次冀福祉，荫庇生存。”13
郑和卒后，衣冠赐葬于牛首山麓。康熙《江宁县志》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此则赐葬衣冠处也”。1420世纪50年代，南京文物部门发现郑和墓址，80年代加以重修。从位置上看，郑和墓踞牛首山西南麓一小山坡上，坐北朝南，北面正对佛窟寺唐代佛塔，与寺相距不远。牛首山是南京佛教名山，佛窟寺为牛头禅祖庭。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死后多依佛寺而葬，所谓“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15牛首山周围并非穆斯林公共墓地，“该地实为明代宦官的一处公共墓地”。16郑和生前“深契”的宗谦禅师住持该寺，去世后也是宗谦为之举办法事超度，可见郑和对牛首山、佛窟寺颇有感情，终而依托。
（六）在海外修建、布施佛寺，弘扬佛教
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当时信奉佛教。郑和尊重其信仰风俗，并建寺、布施。如，古里国（今印度西南部科泽科德一带）国王“崇信佛教，钦敬象牛”。永乐五年，郑和“赍诏敕赐其王诰命、银印，及升赏各头目、品级官”。1暹罗国（今泰国）崇佛风盛，国有锡门，“华人出入必经之处，郑和为建卓楔，扁曰天竺国。”郑和在当地建寺，“甚宏丽，佛高与屋齐。”2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辉光赫灼，累世相承，敬礼不衰。”郑和第一次到来，“奉香华，往诣彼国供养。”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郑和等第二次出使西洋期间，奉明成祖命向锡兰山佛寺布施，并刻碑记事。但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郑和初劝其“敬崇佛教，远离外道”，3不听。郑和第三次出使到达，阿烈苦奈儿又加谋害，郑和设计捉拿了阿烈苦奈儿，并选择其亲属中贤能敬佛者继为锡兰山国王。
郑和小名“三保”，称三保太监。但是，因为他崇奉、传播佛教，海内外多改以佛教提倡的“三宝”（佛、法、僧）之名尊称他，呼为三宝太监，甚至把他奉为佛神，建寺塑像，作为地名。如，暹罗三宝庙“在第二关，祀太监郑和”。4据统计，海外以三宝命名的寺庙、地名至少有60余处。其中著名的有印尼苏门答腊三宝庙，爪哇有城市名三宝垄，三宝垄有三宝港、三宝公庙，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亭、三宝大神、三宝井，首都吉隆坡有三宝庙。此外，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缅甸也有三宝庙。5
二、信奉道教，主要是天妃
郑和信奉道教主要表现为对天妃的崇奉。天妃是宋代以来民间、官方和道教合力打造的以保护航海为主的女神，郑和奉命出使西洋，长年累月航行海上，因此对天妃特别崇奉。
（一）赞颂天妃灵应，祈求天妃护佑
郑和对天妃的崇奉发端于第一次出使西洋期间。据《明实录》记载，永乐五年九月，明成祖“新建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6那么，郑和如何“言神多感应”呢？成祖在一年多后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弘仁普济天妃之宫”，7并作御制碑文，内中提到郑和等，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摇云际，隐显挥霍，下上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燿，遍烛诸舟，熇熇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示灵应，默加佑相。”归日以闻。8
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郑和出使前没有天妃信仰。出使中，茫茫海上，船队遇到狂风恶浪，艰险万状，大概随同航海人员按照传统习俗向天妃祈祷。不久，风平浪静，舟行平安顺利。于是，他们宣扬天妃显灵护佑。郑和也开始相信，并在回来后奏报给成祖。成祖为建南京龙江天妃庙，“祀神报贶”。此后，郑和有了浓厚的天妃信仰，不断赞颂和宣扬其远航得到天妃显灵护佑。明成祖的碑记接着说：
自是以来，神益显休应，视前有加。凡使者及诸番国朝贡重译而来者，海舶往还，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或胶于浅，冒入险阻，则陵徙谷移，略无阏阂。奇灵异效，莫可殚纪。1
显然，后续的天妃灵应护航，仍出自郑和等人的奏报。
在宣德六年所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中，郑和又自述其历次出使航海，遇到风浪险阻，念诵天妃神号，祈求护佑，而得灵应；到达诸国，交往顺利，也是得到天妃佑助：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蒙，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能康济？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皆神之助也……然神之灵，无往不在。2
同年，郑和重修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作《天妃之神灵应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3
（二）不断修建天妃宫庙
郑和先后奏请或者自己修建了多所天妃宫庙，地点涉及南京、太仓、长乐、泉州等地，而且一些天妃宫庙的修建不止一次。
（1）南京龙江天妃宫。如前所述，永乐五年九月，因郑和奏天妃“多感应”，明成祖在南京龙江新建天妃庙成。永乐七年正月，成祖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4并为作御制碑文。对此，郑和记载说：“神之功绩，昔尝奏请于朝廷，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事。钦承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5其后，由于郑和等不断宣扬天妃灵应，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九月，成祖“重建天妃宫于南京仪凤门外”。6
（2）太仓刘家港天妃宫。郑和船队多次在太仓刘家港造船聚舶，其地有天妃宫，“创造有年”。郑和“每至于斯，即为葺理”，祭拜祈佑。宣德五年冬，郑和“复奉使诸番国，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饬，弘胜旧规”。7
（3）福建长乐天妃宫。永乐十年，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前夕，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候风开洋，奏建天妃宫于南山之阳。对此，郑和称：“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宣德六年春，郑和“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復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8
（4）福建泉州天妃宫。泉州天妃宫“在郡城德济门内”，始建于南宋庆元年间。永乐五年，“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修拓之，而宫宇益崇”。9
（三）金书《天妃灵验经》，看诵供养
前引上海龙美术馆收藏的永乐十二年三月郑和写经发愿文，言及其“发心书写金字”《天妃灵验经》等佛道经典。所谓《天妃灵验经》，全名《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是永乐年间出现的一部道经，全经计25000字，假借太上老君之口，述说天妃出世经历和种种得道故事，称天妃乃妙行天女降生人间，“生而通灵，长而神异，精修妙行，示大神通，救度生民，愿与一切含灵，解厄消灾，扶难救苦，功圆果满，白日上升。”10该经把天妃塑造成多功能的道教神仙，如救护舟船客商，祛祟灭灾，捕奸斩恶，救民护国，解愆扶难，保佑安宁，求官晋职，天妃由过去的以海上护航为主，转变为可以祛除人间一切苦难烦恼、护佑所有众生的全能女神。它显示明初道教对天妃信仰的改造，影响深远，后来出现的许多道经、神魔小说中的天妃形象皆受到其启发。1郑和泥金书写该经，正是因为它宣传天妃作为全能女神的灵应护佑。联系前引郑和宣称其海上航行平安顺利，在外邦擒蛮灭寇，圆满完成出使任务，都归功于天妃护佑灵应，至此释然。
（四）修建三清宝殿等神祠
宣德六年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驻舟福建长乐，重修天妃宫、南山塔寺，“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2三清殿是道教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殿堂。三清是道教的最高尊神，每个道观都会供奉。兴建三清殿也反映了郑和对道教的崇奉。
另外，郑和对各地民间信仰尤其是水神普遍尊奉。如元末明初，江西新淦（今新干县）大洋洲有萧天任祖孙三代，据说均有神异，预知凶吉，平复风浪之险，乡人以水神祀之。天任于永乐三年冬“啖白石而化”，“没后愈益神异”。3郑和奏称，其在海上航行时得到萧天任护佑，所谓“永乐十七年，因差内臣前往西洋等处公干，节被风波之险。萧公显应，云中现影”，4因此明成祖封为“英佑侯”。再如，宣德五年冬，郑和重修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复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灿然一新。”5岨山小姐为当地“河神”，后南明弘光政权时曾加封为“岨山慈佑夫人”。6此外，郑和还重建江阴蔡港龙王庙、南京龙江白鳝大王庙等。7这些都反映了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和多元。
三、信奉伊斯兰教
郑和出生在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幼小时自会受到伊斯兰教初级宗教教育，如学习《古兰经》、了解穆斯林习俗等。后来，他被掳入内地，阉割为宦官，受到汉地以及王府、皇宫中风气影响，逐渐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但是，当他长大成人、有了一定身份和独立地位后，埋藏在心底的伊斯兰教信仰可能逐渐生发、表露。一般认为，郑和信仰伊斯兰教，主要表现在履行伊斯兰教五项功课，即斋月封斋（斋）、平日礼拜（礼）、诵《古兰经》（念）、向清真寺捐献财物等（课）、赴麦加朝觐（朝）。
郑和父亲马哈只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去世。永乐三年端阳日，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前夕，恳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撰成墓志铭。铭中点出了郑和祖父、父亲都是“哈只”（“哈儿只”）。“回教之例，凡朝天方而归者，称为哈儿只，犹言师尊也，”8即他们都到过麦加朝觐。第三次出使归国后，郑和回到故乡，祭扫祖宗坟茔。这段经历，郑和刻记在父亲墓志铭碑阴右上角：“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回还，记耳”。9查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伊斯兰历希吉来历八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距离斋月还有10天；“闰十二月吉日”则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至少已入闰十二月。也就是说，郑和肯定在家乡滞留40天以上，其间应是遵照伊斯兰教礼俗，封斋一个月，念经，祭祖，探亲，礼拜，与父老乡亲一起度过穆斯林最隆重的尔代节（开斋节），才结束行程回京。
郑和曾到泉州清真寺祈祷，赴回教先贤墓行香。清人《西山杂志》记载，郑和首航前，在泉州造船百艘，又“上[南安]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1相传，穆罕默德弟子有四大贤人，唐朝武德年间来中国，一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传教，死后葬于泉州灵山。据《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记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2
郑和还曾修建西安、南京等地清真寺。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嘉靖寺碑称，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郑和奉命出使西洋，访得本寺掌教哈三“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邀请随行。在海上遇风浪，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于是风平浪静，“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寺者。”3天启年间重修碑称：“洪武十七年，仍敕赐清真寺，而修建者尚书铁铉也。永乐十一年，又敕命重修，而与有劳者，太监郑和也。”4即郑和重修了该寺，或说是哈三所修，但得到郑和资助。5南京三山街礼拜寺，又名净觉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敕建（或说建于洪武二十一年）。宣德五年，寺遭火毁。郑和第七次出使前，奏请重建。明宣宗恩准，敕曰：“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6因此，康熙《江宁县志》记载：净觉寺，“宣德初，司礼监太监郑和题请重修。”7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间，据说派人出使麦加，“适默伽国有使人来，因择通事等七人同往，去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回京。”8使臣到麦加朝觐礼拜，并绘画天房（克尔白）图像带回。
郑和还在东南亚国家弘传伊斯兰教。郑和七下西洋，到达的东南亚、南亚、西亚许多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因此，郑和选定许多穆斯林，如马欢、郭崇礼、费信、蒲和日、哈三等同行，担任通事和传教人员。据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9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原有不少华人穆斯林，郑和首次出使，铲除了占据其地的海盗首领陈祖义，任命穆斯林施进卿为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其后，郑和每次出使都要到旧港。施进卿死后，郑和又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在爪哇，郑和力推当地华人穆斯林本土化，建立穆斯林社区，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伊斯兰教居主体。在满剌加（马六甲），郑和鼓励回教传播，满剌加得以“获机自卫”，并拓疆开土，逐渐伊斯兰化。此外，婆羅（今文莱）、渤泥（今加里曼丹）也是在郑和鼓励和传播伊斯兰教以后，逐渐伊斯兰化的。因此，“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的航行之间有密切联系。”10
四、几种错误观点的辨析
对于郑和的宗教信仰，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学者们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其中也不乏错误观点，下面择要辨析。
（一）郑和的真正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表面现象
有学者认为，郑和履行伊斯兰教五项功课，且先祖、后裔均是虔诚的穆斯林，因此其真正信仰是伊斯兰教，其奉佛、崇道、信伊的诸多表现都是迎合皇帝兴趣，或顺从航海团队之情，是为政治、航海服务的，“奉佛、崇道之说肯定不能成立。”1也有学者提出，鉴别郑和“信念的最好办法，是看他自己所述的心愿”，并举永乐十八年郑和施印《大藏经》于云南五华寺发愿文为例，说明其中只有为皇帝、国家、民众、航海而向佛祈祷，“曾无一语，祈求其个人长命百岁”，因此郑和“虽具有信佛的形式，而其思想深处仍然是愿做一个穆斯林”。2还有学者依据大体相同的证据指出，郑和“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信仰是伊斯兰教。由于皇宫生活和为下西洋使命服务而奉佛、崇道，这是表层的、非本质的宗教文化态度，其实只是对佛教、道教及信仰这两种宗教者的尊重，以便完成使命”；3“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4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不能成立。如前所述，郑和崇奉佛教，竭尽资财，穷其后半生，从未间断。他对佛教的崇奉是发自内心的行为，绝非为迎合皇帝意愿、顺从航海团队感情而为之。永乐十八年施藏云南五华寺发愿文中虽然没有为“个人长命百岁”的祈祷，但他永乐元年刊行《佛说摩利支天经》、永乐及宣德年间先后施印10部《大藏经》、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以及最后将金铜佛像等布施碧峰寺非幻庵，所发心愿中多有此类言语，如：“次冀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却之愆，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5“所冀见生之内，五福咸臻，他报之中，庄严福寿”；6“满太监公生前之愿，专祈冥福，追悼神魂，超跻净界。次冀福祉，荫庇生存。”7终其后半生，郑和从未间断向佛陀祈求生死之福。况且，他受藏传佛教菩萨戒，取有法名，是佛教在家弟子，过着礼佛布施的崇佛生活，死后也举办佛教法事超度，葬于牛首山弘觉寺边。
还要指出，据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先后勘查郑和墓的专家介绍：“整座坟墓呈马蹄状，有坟圹约300米左右”；8“墓园宏伟，坟圹明显，圹呈马蹄形，由人工用土垒成，周长约200米，墓色土质，隆起高约5米。”9显然，这是汉族垒土成圆坟包的墓制。20世纪80年代重修郑和墓园则“按回族葬制加建石椁，石椁形制完全仿照扬州梅花岭回民布哈丁墓石椁形制”，10即今日所见郑和墓“呈长方形”，“完全保持回族、穆斯林葬仪的习惯、规格和风貌。”11现今南京郑和墓园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刘文庆主张郑和在牛首山新建了广缘寺作为“坟寺”，12郑一钧也认为郑和在牛首山新建佛寺，“这是郑和为自己后事做的准备。”13虽然他们新建佛寺说尚需进一步论证，但都认可郑和以牛首山佛寺为“坟寺”，无疑印证了郑和浓厚的佛教信仰。
郑和对伊斯兰教的崇奉心态和崇奉行动，都与其对佛教的崇奉有天壤之别。学者们论证郑和是虔诚的穆斯林，主要依据上述郑和履行伊斯兰教五项功课。但这些功课，似多偶一为之，并非郑和一生不断的生活状态。甚至所谓其斋月封斋，更像是郑和尊重或者顺从伊斯兰教习俗。至于说他回乡祭祖期间虔信地参加了伊斯兰教斋月各项活动，也只是推测，没有任何史料可为佐证。郑和在泉州崇奉伊斯兰教的记载也遭致不少专家质疑。如“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西山杂志》手抄本，未见于明代及清代前期记载。《西山杂志》已被一些学者评为“颇多谬误，真伪难辨”。1而上引所谓“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记载，也是“年代有误，事实也多有出入，应是长期民间流传所致”。2至于《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所记的时间、季候、地点都有差错”。署名立碑人“蒲和日”，根据《蒲氏家谱》，时年应该约150岁，不可能随郑和出使并立碑，故该碑文可信度也很低。3再看郑和派人赴麦加出使，使者朝觐天房之说，朝觐行动是否受郑和所托、代表郑和本人亦成疑。有学者认为，郑和原本是派遣使者洪保等人去亚丁，但是遭遇当地内乱，洪保等人临时决定前往麦加，因此去麦加之事根本与郑和无关。4
郑和崇奉佛、道的举动，也与伊斯兰教教义相矛盾。伊斯兰教义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包括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六大信仰）的基本信仰，履行念、礼、斋、课、朝（五项基本功课）的宗教义务，以及遵守、履行《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制定的行为规范与公益义务。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要求信徒相信除安拉之外别无神灵，唯有安拉是应受崇拜的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虔诚的穆斯林一般不会兼信其他宗教，更不要说崇奉其他宗教的举动远远超过信奉伊斯兰教。鄭和显然并非如此之人。而且，郑和死后，丧葬仪式没有使用穆斯林葬仪，而是采用佛教方式，其坟墓也不是穆斯林的长方形坟墓。关于郑和先祖、后裔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的说法也不确切，他的后裔在为他办理后事时使用佛教仪式，向佛陀祈福，并祈佑后裔，其宗教信仰取向更像郑和本人。
总之，郑和后半生不断赞颂佛陀、天妃灵应，少见其对真主赞颂。他一直宣扬奉佛信官身份，屡次提及自己的藏传佛教法名，却少见其自称穆斯林。郑和大量印写佛经、道经，却不见他对伊斯兰教经典的刻印。郑和持续修建多所佛寺、天妃宫庙，而对清真寺修建并不多。郑和对佛寺竭尽所能地布施，却很少对清真寺贡献。郑和死后举办佛教法事超度，葬于佛寺外，垒汉式坟包，却未见使用伊斯兰教葬仪、葬礼。因此，郑和对佛教的信仰是真实的，不是表面现象。
（二）一些史料存疑，所以郑和可能不信仰佛教
有学者认为有关郑和信仰佛教的两条史料存在疑点。
第一条是邓之诚《骨董三记》收录的郑和宣德年间为所印施10部大藏经而写的那篇发愿文，提出：（1）根据发愿文，郑和施印的最后两部大藏经是在宣德五年三月十一日，而同年六月初九日郑和奉命出使，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郑和人在海外，“如何能施财印造《大藏经》”？（2）郑和发愿文中所载部分《大藏经》印造时，实际上不存在《大藏经》雕板，郑和不可能于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印造大藏经；（3）“此《题记》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矛盾”，《题记》所载施印于云南五华寺《大藏经》的时间是永乐八年三月十一日，而云南发现郑和施舍该寺《大藏经》发愿文记为永乐十八年五月吉日，且为635函，应是《永乐南藏》，“郑和不可能于永乐八年印造《永乐南藏》”布施于云南五华寺，“《题记》对施于云南五华寺和镇江金山寺的两部《大藏经》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第二条史料是永乐元年姚广孝所作《佛说摩利支天经》题记，其署名为“僧录司右善世沙门道衍”，而当时道衍任“左善世”，“很难想象道衍会署错自己的官衔”，因此该题记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这两条史料本身存在疑点，“以之证明郑和信仰佛教是不能成立的。”5
以上观点需要加以再辨析。先看第一条史料。首先，既然郑和宣德五年六月初九奉命出使，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则其三月十一日施印最后两部《大藏经》时人在国内，何来“郑和人在海外，如何能施财印造《大藏经》”之说？而且，施印《大藏经》，一般都是郑和出钱，由亲信下属操办，并不需要他亲自去做请经板、找经铺刻印、转运布施寺院等琐事。退一步说，即使郑和不在国内，他也可以事先安排好施印《大藏经》诸事宜。关于经板问题，据学者研究，《初刻南藏》刊刻于建文元年（1399年）至建文末年，《永乐南藏》刊板于永乐十一年至十八年。1有人认为《初刻南藏》刻成后经版存于南京天禧寺，在永乐五年以后因天禧寺被焚而化为灰烬。若真如此，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就确实没有经板可供郑和印造了。但这种说法并无确证。明代史籍中并无《初刻南藏》经板被焚毁的任何记载。而且，民国年间在四川成都崇庆县（今崇州市）上古寺发现一部《初刻南藏》，其颁赐时间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2民国《崇庆县志》亦记载：“永乐十四年，蜀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经文全藏，寺中树藏经车，额曰飞轮宝藏。”3经吕澂研究，这部大藏经即是《初刻南藏》。4这提示《初刻南藏》经板并没有在永乐五年以后被焚毁。当然，这里有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即《初刻南藏》雕板完成后，预先刷印多部，贮存备用，永乐十四年赐于崇庆的《初刻南藏》为其中之一。但这种可能性不大。《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时，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锦衣卫指挥赵曦于武英殿题奏：‘天禧寺藏经板，有人来印的，合无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问他取些个。钦此。”5则永乐年间印制《初刻南藏》是随请随印，且需付费，而非事前印制多部备用。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南藏》的请经刷印制度也是请藏者需支付“板头银”，按照一定程序，请出经板，到经铺刷印，“造经定限三个月。”6每次止造一藏，未见一次刷印多部存贮备请者。况且，若《初刻南藏》经板随天禧寺焚毁无余，难道预先刷印贮存的多部《大藏经》能够独免回禄？所以，《初刻南藏》经板应并未随天禧寺焚毁，而是仍得保存，因此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仍可据之印造。至于所谓“此《题记》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矛盾”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如前所述，郑和记载的永乐八年、十八年分别施舍云南五华寺、镇江金山寺《大藏经》之事没有问题，只是其漏记一藏，即永乐十八年五月再次施印于云南五华寺者，其所用经板为《永乐南藏》，计635函（比经板少1函）。没有所谓郑和永乐八年印造《永乐南藏》给云南五华寺之说，《题记》对施于云南五华寺和镇江金山寺的两部《大藏经》的记载也没有错误。
再看第二条史料。姚广孝所作《佛说摩利支天经》题记及经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当代学者包括上引论文作者所用题记文字，多数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所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或该书增编本上册所转录，其末署名作“僧录司右善世沙门道衍”。7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就在两篇序文中引用此题记文字，末尾署名均作“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8
更重要的是，鄭鹤声、郑一钧所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1989年出版）前附第四幅图版，即是该经卷题记“实物”照片（见图1）。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道衍题记署衔就是“僧录司左善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及其增编本上册转录此题记，将“左善世”误写为“右善世”，导致了学界20余年的怀疑和争执。
总之，对《骨董三记》收录的郑和宣德年间所写发愿文及姚广孝所作《佛说摩利支天经》题记两条史料的怀疑可以排除，郑和确实崇信佛教。
（三）《布施锡兰佛寺碑》文中郑和未称法名，表明他此时未皈依佛教或不信佛教
有学者分析永乐七年二月郑和等人在锡兰山所立布施碑文，认为它“一开端便表白自己是大明皇帝所遣太监郑和，并未用他的法名‘福吉祥。如果这时他已皈依佛门，他不可能舍法名而不用，由此推测郑和皈依佛门的时间，当在永乐七年与印施《大藏经》题记的年代——永乐十八年之间”。1还有学者认为，《布施锡兰佛寺碑》上的署名仅有“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字样，“假若他果真信佛，碑文中除官衔外，兼称弟子法名，岂不更亲切？实际上，即便在国内，郑和称弟子、署法名，也仅限于印造佛经。可见他为迎合应酬而自称沙门弟子，却未必真正信佛。”2
上引说法都源于作者未读懂该碑文，将其误为郑和所撰。该碑开头是“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中间还有“比者遣使诏谕诸番”云云，表明此文是明朝国家向锡兰山佛寺作布施的敕文，郑和等人只是立碑者。3既然如此，碑文只能写明郑和的官衔，而不会加上佛弟子法名之类体现个人信仰的名头。据此推测郑和皈依佛门的时间在永乐七年与永乐十八年之间的学者，既没有读懂该碑文，大概也没有见到永乐元年八月释道衍所作题记（见图1）。因在道衍题记中，郑和称“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故其皈依佛教的时间绝不会晚于永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四）郑和兼信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是虔诚的穆斯林
有学者认为，郑和“不仅仅是一个回教徒，且对道教顶礼膜拜，并又是一个正式受戒的佛门弟子”，他“既能尊重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又能兼顾政治和民情习俗的需要，集回、佛、道于一身，兼容并蓄，融会贯通，难能可贵”。4有的学者指出，郑和“虽然是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但对佛教、道教等不同宗教的理解并推崇，具有宽泛的宗教信仰包容性”，5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三教合流，多神合一”。6
这种观点指出郑和兼信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它对郑和信奉的三教不分主次，甚至大多数论著都宣称郑和为虔诚的穆斯林，笔者不能赞同。郑和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崇奉，态度、言行举动有着巨大差别。他对佛教的信奉后半生不曾间断，竭尽资财，死后丧葬也是佛教式、汉式，这是本质的，体现于其内心深处。而他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所谓履行五项功课其实多为偶尔之举，且不少史料存疑，不能令人信服，“称郑和为虔诚的穆斯林，未必名副其实。”7
五、郑和复杂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分析
郑和一生的宗教信仰变迁可以分为3个时期。初期即自其出生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被明军俘获，郑和十一岁以前信奉伊斯兰教；中期自被俘入内地至永乐三年五月受命出使西洋前夕，即郑和十一岁至三十五岁，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后期自出使西洋前夕至去世，即郑和三十五岁至六十三岁，首信佛教，兼崇道教，同时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国古代，人们多兼信佛教、道教，但是同时信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就难得了。郑和宗教信仰复杂而多元，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而这与当时社会大环境、郑和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
（一）郑和崇奉佛教的原因
郑和幼年信奉伊斯兰教，按理长大后应是一位坚定的穆斯林，但却在进入内地以后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在家弟子，原因何在？
首先，从社会大环境来说，佛教是当时内地的主要宗教，为各阶层人士普遍信奉。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迅速传播，至南北朝以后成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元末明初，佛教进一步世俗化，日益深入民众生活，为各阶层人士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国初传于唐宋时期，至蒙元时期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1郑和从穆斯林“小集中”的云南昆阳被俘入内地，来到以汉人为绝对主体，佛教为主要宗教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位十一岁的懵懂幼童，郑和已经没有条件去以孤单个人继续从事伊斯兰教信仰活动，履行穆斯林各项功课。其受周围汉人影响、同化，顺从内地汉俗，改奉佛教是必然的事。
其次，明初各帝崇奉佛教。明太祖朱元璋青年时期曾出家为僧，建立明朝后，大力崇奉和提倡佛教，并选择释道衍辅侍燕王朱棣。朱棣在“靖难”夺权之后，信用释道衍，下令取消建文年间对寺院的限田令，修建佛寺，举办法会，大量编撰佛教著作，两次编集、刊刻《大藏经》。皇后徐氏也崇奉佛教，崇佛举动不一而足。2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十个月，却多次命僧人举办荐扬大斋，为成祖、徐皇后“荐福”。3当时来华朝鲜使臣指出：“中国自太祖皇帝以来，皆好佛事，洪熙最好，亲设水陆，”“中国好佛太盛，华人以为国祚因此不长。”4宣宗朱瞻基也崇奉佛教，违制度僧建寺，赏赐土地廊房，优礼名僧，尤其崇信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密教僧人，举办法事。5对于伊斯兰教，明太祖及其子孙实行提倡和保护政策。如明成祖肯定伊斯兰教能够“劝率善类，阴翊皇度”。6西安清真寺主持爱尔赛亦的哈马鲁丁“早从穆罕默德之教，笃志清修，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成祖于永乐五年五月赐敕“护持”。7宣宗应郑和之请，下令重修被焚的南京三山街礼拜寺。但是，明初诸帝都不是穆斯林，不信奉伊斯兰教。8燕王府、皇宫之中，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环境。
自被俘阉割为宦官，至建文年间，郑和日日与其主人——朱棣一家相处于北平不大的燕王府，勤劳服侍，或随朱棣“靖难”出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朱棣最为信任、显赫的近侍宦官之一，郑和耳濡目染朱棣及其子孙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因此深受影响。其独自信奉伊斯兰教显然不合时宜，也是不可能的。
再次，郑和的宦官身份地位和境遇也促使其崇奉佛教。宦官制度作为野蛮的奴隶制残余，在中國古代社会中为最高统治者广泛采用。个别宦官成年得势以后的风光显赫，掩盖不了宦官生活史整体上是一部苦难、辛酸史的事实。一个人要成为宦官，必须承受阉割生殖器之苦，要一生承受因生理缺陷而来的歧视，终生要作为奴仆任由皇室驱使，死后也不能葬入祖坟。生活中的种种痛苦，迫使许多宦官到佛教中去寻找解脱，追求来世福祉。明朝宦官多崇信佛教。如同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功勋的宦官王彦，后来镇守辽东，“在边三十余年”，“洗心向佛”，“方数千里之间，凡道场禅宇，旧者以新，坏者以葺。”9御用监太监李童，正统初年“鸠资创建法海禅寺”，又“命工镌立佛顶尊胜陀罗尼幢一座”。10不少宦官皈依佛教，取有法名。如宣德年间，御用监太监王瑾对藏僧班丹札释“尤所崇信契合，间绘述其世出功行、遭遇之隆，萃为一帙”，1名《西天佛子源流录》。王瑾对藏传佛教尤所归依，法名为“扎释端竹”。2修建法海寺的太监李童，法名“福善”。3信奉藏传佛教，受藏传佛教戒法，取藏文法名，成为当时宦官的时尚。个别宦官因为不堪忍受宫中非人待遇，或因崇佛，出家为僧。一些中上层宦官死后，多葬于佛教寺院或其旁边，使寺僧供其身后香火。宦官生前修建佛寺（“坟寺”），往往多有这一考虑。如太监王彦年将七十，表示自己对佛教“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也”，遂购地建寺，“且卜寿藏，为身后计。”4北京“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5作为宦官，郑和也曾遭遇种种痛苦，其被俘入内地，似乎与老家联系不多，以至后来请李至刚为故父撰写墓志铭时不知祖、父准确名字。这样的境遇可能是郑和与其他宦官一样，走上崇佛之路的原因之一。
第四，郑和与释道衍等名僧交往，受其影响。道衍作为朱棣的辅导者和第一谋臣，在洪武、建文年间经常进出燕王府邸，肯定与郑和有所接触，并相互熟悉。道衍儒释兼通，又熟娴兵法方术，使郑和充满钦佩和尊敬。再如临济名僧道永，“精于地理学”，对成祖营建长陵有功，郑和也“忝礼亲炙，求决心要，企仰至矣”。6
总之，郑和以懵懂少年被俘入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内地，为宦官于燕王府及皇宫，所服侍者均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加上宦官身份地位，以及与释道衍等名僧交往，理当崇奉佛教。明初诸帝虽然尊重、保护伊斯兰教，但均不信奉伊斯兰教，燕王府、皇宫中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环境，郑和不可能在其中孤身从事伊斯兰教信仰活动，因此其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是必然的事。
（二）郑和崇奉道教的原因
如前所述，郑和后半生又兼信道教，特别是天妃。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及其个人经历有关。自南北朝以后，道教与佛教共同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对多种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兼容并蓄。元代以后，道教进一步世俗化，日益深入民众生活。
朱棣崇奉道教。他起兵“靖难”时，据说得到北方玄武神（真武大帝）相助，“祭纛，见被发而旌旗者蔽天”，道衍称其师“北方之将玄武也”，朱棣“即被发仗剑相应”。7即位后，成祖遂以真武大帝为护佑神，大修其道场武当山，遣官致祭。成祖继承太祖尊崇正一派的做法，赐修大上清宫，命设大斋醮，为故去的徐皇后祈福。成祖还曾经吃过方士丹药，甚至因此损坏身体健康。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崇奉和提倡道教。一是继续崇奉正一道，对其嗣教者予以尊崇。二是礼遇高道刘渊然等人。宣德后期，宣宗还违背度牒制度而度道。8
天妃（妈祖）本为北宋时湄州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为一女巫，死后被立庙祭祀。其后，传说她屡现海上，镇海护航。北宋徽宗“赐顺济庙额”，南宋光宗封为“灵惠妃”，9其所谓灵应得到朝廷肯定。北宋时，道教开始将其纳入神仙谱系，称其本为学道女子，通晓变化，治病救人，后来成仙登天。传说她常披吉祥红衣，飘行于茫茫海上，显灵救护渔民和客商，因此受到沿海一带民众广泛信仰和供奉，“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淛、淮甸皆祠也”。10元世祖时加封为“护国明著天妃”。11元朝“转粟江南”，海运“悉帖妥如平地，皆归功天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庙，岁遣使致祭祀，礼极虔”。1明朝建立后继续崇奉天妃。永乐三年正月，“平江伯陈瑄请建天妃庙于直沽”，明成祖“从之”。2
郑和作为宦官，长期生活于崇奉道教的汉地，无疑会受到影响。但是，作为虔诚的佛教徒，郑和对道教最高神与教主“三清”没有过多的称颂礼拜，只是在福建长乐重修天妃宫时新建过一所三清殿作为配殿。郑和对道教诸神的崇奉，主要表现在对天妃的信仰，颇为虔诚。其原因是他率领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在海上遇到狂风巨浪，经历艰难险阻，受到航海风俗的影响，心里对护佑航海安全的天妃灵应十分依赖，因此祈祷崇奉，日渐弥笃。而他对江西新淦大洋洲萧侯的尊奉，以及太仓刘家港岨山小姐祠、江阴蔡港龙王庙、南京龙江白鳝大王庙等祠庙的修建，也反映了他祈求航海安全的心理。
（三）郑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
郑和在后期为何又信奉伊斯兰教？如前所述，郑和幼年时为穆斯林，迨其十一岁被俘入内地为宦官，深处宫中，没有条件和可能再单独从事伊斯兰教信仰，保持穆斯林身份，而不得不被汉俗同化，转而信仰佛教。但是，当他日渐长大，有了一定权势和皇宫外独立的宅第以后，他才有了崇奉伊斯兰教的条件和可能，幼小时受到的伊斯兰教初级宗教教育，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出身，都使埋在心底的伊斯兰教信仰逐渐重新生发、显露。
永乐三年五月初，在朝廷确定以其为首领，率领庞大船队出使西洋后，郑和恳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父亲撰写墓志铭。铭文中，郑和祖、父均名马哈只，人称“和幼而不知书，仅据俗称以告，李遂据以为文，书于京而刻于滇”。3可见，此前郑和与老家并无联系，他请李至刚撰写父亲墓志铭是临时起意，甚至未来得及询问老家的长兄。通过为父亲撰写墓志铭，郑和强调祖、父“哈只”身份，亮明自己的虔诚穆斯林家庭出身，长期埋在心底的伊斯兰教信仰重新生发、显露。
但是，因为此前已经皈依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所以郑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不纯粹虔诚。总体来看，所谓其履行伊斯兰教五项功课等崇伊举动多是偶尔为之，且一些史料尚难令人信服。对于在家弟子，佛教并没有禁止兼信其他宗教的规条，因此郑和可以同时信仰道教、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因此虔诚的穆斯林一般不能兼信其他宗教。由此也可以理解，郑和崇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以佛教为根本，他不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作者何孝荣（1966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8年1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