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
王津
摘要：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发现：正是因为男主人公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极不平衡，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最终导致他对杜十娘的背叛。而杜十娘在李甲背叛她之前，其成本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快乐从容；李甲对二人关系的主动终结，使杜十娘成为悲剧的完全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强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突转，使杜十娘选择以弃财投江的方式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使自己由被动的承受者转变为二人亲密关系结束的主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当人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尚需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及时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对彼此的伤害。
关键词：杜十娘；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亲密关系结束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77-08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京都名妓，与绍兴府富家公子李甲两情相悦，赎身随李甲返乡，途中李甲反悔，将其卖给商人孙富。杜十娘万念俱灰，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寶箱中的宝物一件件抛向江中，最后纵身跳入江中。杜十娘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位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古人赞其情真性侠；当代人从经济因素、人性冲突、男权中心等维度对其命运进行透视，称其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反抗者。杜十娘这一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视角的阐释下，内涵愈来愈丰富，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开阔阐释空间的经典人物。综观学界对这一形象的探讨，其议论生发的关键始终是一个：杜十娘悲剧产生的原因。围绕此话题，不同论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不过，已有研究大多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来分析，而较少从社会心理视角来解析。
社会心理学是探讨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如何因他人真实或想象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科学[1]5，其探讨的核心是社会对人的影响。相比同样关心人们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人类学、社会学而言，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而是人们如何受他们对社会环境的诠释或解读的影响”[1]6。本文拟借助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杜十娘悲剧的成因，以期为这一经典人物的再阐释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撑。
一、杜十娘和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理论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所知觉到的一段关系的正性或负性程度取决于：一是自己在关系中所得到的收益；二是自己在关系中所花费的成本；三是他们对自己应得到什么样的关系和他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程度的知觉。换句话来说，我们‘购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它对于我们的情感货币而言能提供给我们的价值最多。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收益、成本、结果和比较水平”[1]353。不过，“人们并非简单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他们还要考虑关系中的公平性”[1]354。公平理论认为，当交往双方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大致相等时，人们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最大的快乐；而不公平的关系则会导致一方感到过度受益或受损，从而双方对这种状态均感到不安，且都具有重建公平的动机。公平理论是对社会交换理论的完善与补充。
1.杜十娘的收益—成本分析
在遭遇孙富之前，在与李甲的亲密关系中，杜十娘的收益（包含预收益）是巨大的。
首先是从良。杜十娘欲通过李甲摆脱烟花命运，由娼家转为良民，由社会底层跃入上层贵族门庭，实现身份的转换与社会地位的飞升。尤其是后者，对于普通良家女子而言，由下层百姓转为上层官宦世家的妻妾，若无特殊际遇，难有此种命运转换，更何况杜十娘这种被践踏、凌辱的娼妓。从古代娼妓从良嫁人的历史看，进入上层官宦家庭的少之又少，能进入并为上层官宦家庭所容纳者更是凤毛麟角，若非特别遭际或非凡的才色德艺，恐怕难以为此。因此，杜十娘欲“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2]475，的确不是一个小的梦想。故杜十娘若能成功从良，进入李家，将是她最大的收益，所以她亦言“得终委托，生死无憾”。
其次是两情相悦。根据人际吸引理论，两性相吸引有诸多因素，比如时空接近效应、相似性、互惠式好感、外表吸引力与互补性等。人际吸引的相关理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杜十娘为何会倾心李甲。其一，李甲是“在京坐监”[2]463的国子监学生，父亲李布政提供的丰厚资金使他有时间、有条件长期与杜十娘接触。其二，二人具有诸多相似性。李甲远在异乡，渴求温暖，与杜十娘渴望温情之心相同；杜十娘有“院中若识杜老微，千家粉面都如鬼”[2]463的美貌，而李甲亦“风流年少”“俊俏庞儿”[2]463，二人一个漂亮一个风流；杜十娘年芳十九，李甲“风流年少”，二人年龄相若。其三，二人具有互补性。李甲“温存性儿”“忠厚志诚”[2]463，此对品尽风月场之冷漠的杜十娘来说，尤为难得。李甲“自幼读书在庠”[2]463，经历简单，为人单纯，不同于杜十娘的历经沧桑、工于心机、老于世故；李甲为家中长子，其父“素性方严”[2]473，故李甲的性格中存在着较强依从性与奴性，而杜十娘身为京都名妓，是妓女中的上等人物，其性格刚烈强势。正是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李、杜“一双两好，情投意合”[2]463，此亦为杜十娘的巨大收益。
从良是杜十娘的最大目的，但两情相悦才是杜十娘婚姻幸福的保障。“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3]，不少妓女从良后的生活尚不只是如此冷清，更多的还有丈夫的背弃，以及难以融入夫家人际圈子的困境，故一些娼妓会因从良后婚姻的失败而再次沦入青楼女子。所以，对杜十娘而言，李甲的温情、忠厚、志诚等是非常难得的，亦是她未来幸福婚姻的重要保障。
有学者认为，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2]463，自从妓以来，七年之内，为她意乱情迷、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为何在李甲之前没有遇到从良对象呢？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述外，尚需注意：其一，李甲虽与杜十娘所经历的其他嫖客一样均以财买色，是钱色交易，但李甲的身世、经历、性情，以及他与杜十娘的诸多相似或互补的特点，则非他人轻易具备，李甲最不同于其他嫖客者是他性情温存，对杜十娘有一定的真情。其二，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从其“百宝箱”看，即可知其“志”之久，蓄积万金若非假以时日亦难成功。由于老鸨以妓女为牟利手段，所以她们对妓女从良尤其当红妓女从良是严加防范和制止的，“妓女最忌讳说要嫁人。‘嫁得成没有什么，嫁不成一定把客人谣得个个不来，受累不浅。即使要从良嫁人，也总是秘密进行，谋定后往往是出其不意，断没有预先张扬出贴子通知狎客的道理”[4]178。因此，从良对象之选择一定是慎之又慎的。妓女从良的方式之一是用钱赎身，妓女的赎身费用非常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的，出得起钱的往往是豪绅富贾、官宦大族等，但这些人赎妓又常常受阻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妓女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赎身者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一些工于心计的妓女，很早就瞒着老鸨开始偷偷攒钱，趁自己年轻走红的时候，放出眼力，遇到一个可以终身相托的好心人，就赎身从良，跳出火坑。这便是妓女中通行的‘倒贴从良嫁人的方式。”[4]178但要攒一大笔赎身费谈何容易！杜十娘直至遇到李甲后方吐露从良心志，是因为她一直在为前途积攒资本。而杜十娘能攒下万金的家底，其所忍受的侮辱，以及与老鸨、嫖客周旋的心机智慧，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对杜十娘而言，李甲可以说是在最适当时机出现的最适当人物，而并非“碌碌蠢材，无足道者”。杜十娘亦没有“错认李公子”[2]477，她从李甲那里獲得的预期收益是未来将成为李氏家族的一员，组建家庭，由社会最底层跃入上层，并收获两情相悦的真情。当然她实际的收益是李甲的温情回报、顺利脱籍，并在与李甲的关系中处于主动掌控的地位。
从其成本来看，除情感上的投入外，杜十娘投入的经济成本在孙富插手之前，主要是用于赎身的150两银子、置办行装的20两白银，以及路途所需的50两白银。预期经济成本是寄居吴越的花销与被李甲父亲接纳的投入。从社会学人际吸引的公平理论来看，如果收益与成本接近，那么对于投入者而言，他对双方的关系会比较满意。杜十娘投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和已收益大致上是平衡的，所以她认为她与李甲的关系是稳固的，故而她自信、快乐、从容。告别院内姐妹的欢喜、南下途中夜泊瓜洲渡口的月下清歌等，均是此种心情的体现。
2.李甲的收益—成本分析
对李甲而言，他已有妻室，不像杜十娘那样急切要获得婚姻和真情。在孙富之前，他与杜十娘交往的收益主要是满足被拘束的花柳情怀，在异地他乡得到暂时的温暖、虚荣，获得远离严父的虚幻自由，即其收益主要集中于个体生理、心理与情感层面。
从成本来看，在为杜十娘赎身前，李甲已在老鸨那里花费千金，“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也曾费过大钱来”[2]464，但此花费并非为了杜十娘的幸福，而只是满足自己生理、心理、情感需求而付给老鸨的报酬。为杜十娘赎身，他只是遭遇借钱被拒的尴尬，三百两银子，杜十娘担一半，柳遇春代为之借，等于他未费分文。而按妓院行规，“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2]465，更何况杜十娘乃京城名姬，所费更高。在关涉杜十娘的这一重大事件上，他除了遭遇被拒的白眼外，在物质上的投资基本为零。但李甲的隐性成本是巨大的。其一，李甲接受杜十娘的风险在于：“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2]472孙富此话道出了李甲为了杜十娘将要做出的牺牲是以众叛亲离、万夫所指为代价的巨大牺牲。其二，李甲失去了男人对女人的驾驭权与应有的尊严。“大概娼妓负盛名的，固恃她自身才情色艺，而王孙公子之翩翩裘马，一掷千金，文人学士的诗文酬答，标榜揄扬，亦大有影响。”[5]杜十娘名满京畿，虽处社会下层，但属下层之翘楚，其才色、名气、阅历、心智与万贯家产等，使她底气十足，其自我效能感非常强[6]，这使她除了对从良命运自信、从容之外，还在与李甲的关系上表现出较为强势的一面。此点在与老鸨的斗智、与李甲的相处中均有明显表现。而与杜十娘的自信、从容相比，李甲则愁苦而自卑，如“公子正当愁闷，十娘道：‘郎君勿扰，众姊妹合赠，必有所济。及取钥开箱。公子在傍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娟袋来，掷于桌上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重。启而视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自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抚慰”[2]469。其中“掷”字显示出杜十娘在分文不具的李甲面前的优势，李甲感恩戴德的话亦反映出杜十娘优越的施恩者态势。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男性掌控经济上的主动权。由于经济的不自立、家教的严苛和社会阅历的简单，李甲在与杜十娘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双方关系中的尊严与自信。
因此，从显性投入来看，李甲的成本虽是极低的，但从隐性投入来看，相比其在社会家庭中丧失一切及其在两性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成本巨大，收益为负。
相比两者的预期收益，李甲、杜十娘在这场社会交换中的收益显然极不相当。“收益是正性的、令人愉悦的关系，它让我们觉得一段关系是值得的并且应该巩固。它包括了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我们伴侣具有的个体性格和行为的类型，以及我们能通过与该个体结识所获得的外部资源（如获得钱财、地位、活动或与其他有意思的人群结识的机会）。”[1]353按照社会交换理论，“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取决于他们对这段关系的收益与成本的知觉”[1]353。因此，在孙富出现之前，杜十娘对她与李甲的关系是比较满意的，但李甲自杜十娘提出从良之事起，即自知无力承担巨大的成本代价，只不过懦弱、屈从的性格和对十娘的贪恋，使他在遇到孙富之前一直没有拒绝十娘，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焦虑之中，此与杜十娘的从容筹划之自信相比更为明显。例如，最初杜十娘有心于他，“奈李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2]463；杜十娘与老鸨商议好后告知李甲，他说：“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当柳遇春言杜十娘所言乃烟花逐客之计，“公子听说，半晌无言，心中疑惑不定”[2]466。离开妓院在谢月朗家时，李甲尚言：“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辗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2]468。
李甲心中始终有一层阴影，经济的困顿、家庭伦理的压力和杜十娘的优势等多重困扰，几乎让他难以抉择。所以，李甲自始至终没有正面给杜十娘以承诺，而无承诺即无责任之担当。此外，我们不能忽略空间距离对人的影响。当时李甲远在京城，处于一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相对减弱，杜十娘因与其距离近，对他的影响反而较强；但一旦他离京南下，离家愈近，其父和家庭对他的影响则益强，杜十娘对其的影响则渐弱。李甲原本一直回避的问题随着距家日近而不得不正视，这也是李甲突然翻盘的原因所在。
因此，孙富只是诱因，根本问题仍在于李甲对自己与杜十娘关系中成本与收益巨大不公平的知觉。从人际吸引公平理论来看，李甲在表面上是过度收益者，而从隐性方面来看则是过度受损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过度受损者会不满意自己在双方关系中的结果，而过度受益同样会使受益者“想要放弃社会交换理论所阐述的那么一个轻松的交易——以微小的成本和工作来换取高额的收益”[1]354，因为“公平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标准——如果他们在一段关系中得到的超过他们应得的，个体将最终感到不安，甚至是感到内疚”[1]355。李甲在与杜十娘的相处中，每次从十娘那里拿到钱的时候，总是愧疚的，又不得不感激涕零。因此，尽管李甲在杜十娘从良一事上其成本近乎为零，但过度受益仍然使其感到不安，其心中不仅有家庭老父的阴影，还有驱逐不去的杜十娘给予其恩典的阴影。因此，李甲抛弃杜十娘是必然的，而杜十娘之前完全忽略了李甲的感受，在李甲对之感恩涕零之时，她只是“曲意抚慰”，这不仅不能缓解李甲的压力，反而更增加了李甲的自卑与无助感。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杜十娘的成本（实际投入与预期投入）与收益（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而李甲的显性成本虽低，但其隐性成本则是巨大的，远非他个人所能承担。李、杜虽对各自的收益与成本具有明确的认知，但并不清楚对方的隐性成本与对方对自我成本与收益的知觉，这是导致二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杜十娘和李甲亲密关系的结束与其角色的翻转
在李甲出卖杜十娘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二人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原本杜十娘独立而主动，李甲则依附而被动，但在李甲与孙富的交易中，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则完全颠倒过来，李甲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依附变为独立，成为他与杜十娘关系的主动破坏者，这是男权社会赋予他的权力，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由此可见。但李甲采取如此决绝的做法，仅用封建礼教的压制与个体人格的缺陷为由是不能充分解释其行为动因的，而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与公平理论则能更好地揭示他人的影响如何左右李甲的情感与认知天平。
下面将在上述探讨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李甲的主动破坏行为对杜十娘的影响，由此探寻杜十娘择死的行为动因。社会心理学对亲密关系结束问题的研究认为，当一段关系结束时，人们对关系结束的感受与他们在结束关系的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在分手决策中承担责任较多的被称为“终结者”，承担责任较少的被称为“承受者”，“‘承受者感觉非常糟糕——他们报告高度的孤独感、抑郁感、不快、愤怒，并且几乎所有的‘承受者都报告在分手后的几周内体验到各种躯体症状。对‘终结者而言，分手的沮丧程度、痛苦程度和能够引发焦虑的程度都是三者中最低的。尽管‘终结者报告感觉内疚和不快乐，但他们体验到的诸如头疼、胃疼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等负性躯体症状是最少的”，而“当男性在结束关系这个问题上或是体验到更多的控制感（‘终结者），或是体验到更少的控制感（‘承受者）时，他们倾向于‘挥手告别过去和‘往前看，切断和他们前任女友的关系”[1]375，这是现代西方的实验结论。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古代与现代在分手原因上会有种种不同，但“终结者”与“承受者”所体验到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理当具有普遍性。在李、杜关系的结束上，李甲是完全的“终结者”，因为杜十娘对其谋划毫不知情，尤其从杜十娘单方看，自己手握重金，两人关系稳定，未来充满希望，李甲的陡然变化，不啻为当头一棒，转眼风云。在杜十娘的经验里，这一变化没有任何铺垫，完全出乎意料。而李甲对结束这段关系的反应只是“颜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含泪而言”“情不能舍”“泪如雨下”[2]473-474，当孙富差家僮到船头候信时，李甲竟然“欣欣似有喜色”[2]474。我们可以指责李甲的无情无耻，但亦应看到他在结束一段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协调的关系时的如释重负，他为能重新回归到未遇杜十娘之前的家庭关系而欣喜，这可谓李甲对其严父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屈从，也根源于其经济的不独立。李甲不只是对杜十娘背信弃义，他更是杜十娘死亡的主要推手。作为“承受者”，杜十娘所承受的致命打击显而易见。一般而言，女人遭受背叛，大多会本能地反抗，发泄不满，但杜十娘则是“放开两手，冷笑一声”，“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2]474，哀莫大于心死。这冷静的背后，正是杜十娘心灰意冷的表现，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杜十娘最终以怒沉百宝箱、纵身跃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除与李甲的背叛直接相关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首先，妓女从良艰难，出路狭窄。中国古代妓女的出路无非有年老脱籍、用钱赎身、出家入道、逃走异乡或隐居村落等。除非放弃红尘生活，若要生存，对于年轻的娼妓而言，以男人为依托是必然选择。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可见她对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渴望。李甲的背叛，让杜十娘对从良嫁人之路感到了彻底绝望。有论者认为，转嫁给孙富依然是从良，不是也一样实现了杜十娘脱离烟花火坑的理想吗？这只是一己之见。历史上“娶妓为妾的以商人居多，因为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娼妓“嫁给商人为妾后，往往不久就会被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商人无情抛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4]181。所以，一般而言，妓女对商人并无好感，杜十娘也不会选择孙富那样的商人作为归宿。前文指出，李甲是在最恰当时机出现的最恰当的人物，他符合杜十娘的个性要求和她对男性及未来生活的期望，即对杜十娘而言，选择李甲可以说是她认为的唯一出路。再据文本可知，杜十娘应无亲人，其社会关系主要是妓院人员与嫖客。脱离妓院后，她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李甲，而李甲的背叛，使杜十娘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会学认为，“社会网络即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會关系纽带。一般认为，传统型社会网络是以亲情、宗法伦理为基础的，以个人为中心，依次层层外推至家庭、亲戚、朋友、邻里、社区和同事而构成的一个‘同心圆式网络，包括血缘、亲缘、趣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这些关系又依次较为松散，所起的维系作用也越来越小，自身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弱”[7]。杜十娘的主要社会关系是业缘关系，她与李甲的关系本身即属于业缘关系。所以，当她离开妓院又为李甲所弃时，其社会关系网络即出现了断裂。而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人将何去何从？因此，死亡是杜十娘的必然选择。
其次，高自我效能感的受挫。杜十娘身处风月场这种被人鄙弃的场合，能积攒下万贯家产足以说明她职业生涯的成功。美貌、才艺、名气、财力，以及复杂处境培养出的丰富人生经验等，使得杜十娘形成强势的性格，自我认知度较高，即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当然，此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亦密切相关）。因而，在与李甲的关系中，杜十娘一直是前期双方关系与事态发展的掌控者。事实上，在遇到孙富之前，事情基本上是沿着杜十娘的预期规划发展的。因此，杜十娘是自信的，心理上是安全的。所以，当“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2]464，在与院中姊妹话别时，杜十娘“吹弹歌舞，各逞其长，务要尽欢，直饮至夜分”[2]468。当李甲不知如何面对老父时，杜十娘则言：“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2]468对于始终悬在李甲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杜十娘从容应对。当然，杜十娘的从容应对有其现实道理。明代法律虽对官员及其子孙婚娶乐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明末官宦人家纳妓女为妾的并非个例，《警世通言·玉常春落难逢夫》中玉堂春就嫁给了原礼部尚书之子。也就是说，李甲之父虽然严厉，但在明末人们对金钱的普遍拜崇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之下，化解李父内心之抵触是很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困扰李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礼教，而在于他经济上的不独立（从孙富以千金动之和他目睹十娘抛弃万金时之反应即可看出）。因此，当事态的发展陡然转变时，对一直处于控制地位的杜十娘而言是重大挫败，她所有处心积虑的谋划（包括认识李甲之前即开始的从良筹备），她所有忍受屈辱的痛苦与眼泪，以及她所有的自信与希望，此刻已被李甲彻底摧毁。
再次，挫败下的复仇。杜十娘由两性关系的控制者沦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承受者”，预期收益瞬间变为零，收益与成本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杜十娘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完全受损者，个性刚烈的她必然要反击，而对李甲背叛的最大惩罚莫过于毁灭李甲所信奉的价值：金钱与美人。杜十娘本想借助金钱保障自己未来的幸福，但她最终无奈而愤怒地把万贯家财抛掷江中，希望江水冲走自己一生所蒙受的侮辱，赎回自己的清白与真情。她对金钱的弃置，使她同拜金的世俗划清了界限；她对生命的放弃，亦使她同一切肮脏的现实划清了界限。在这一刻，杜十娘不再仰仗世俗而独立起来了，如果说以前她是经济和心智上的独立者，那么现在她则是人格上的独立者。当她纵身跳入滚滚江水之时，她以死昭示了自己的尊严，抗议了封建社会男权对女性的践踏。抛钱跳江的行为，使杜十娘从被动分手的完全承受者的地位上翻转过来。李甲的分手决策是将杜十娘转卖，而杜十娘的分手决策则是与李甲死别，这又是李甲始料不及的，李甲又变成了完全的承受者。杜十娘一了百了，而李甲则自此终身背负着杜十娘跳江这一壮烈悲剧制造者的骂名！所以“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2]475。
三、结语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人际吸引的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与亲密关系结束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李甲、杜十娘两性关系的变化与杜十娘的择死行为，认为正是因为李甲知觉到自己在与杜十娘的关系中其成本与收益间的巨大不平衡，其在二人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故其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不安，这最终导致了他对杜十娘的背叛。杜十娘在李甲出卖她之前，其成本与预期收益是均衡的，所以在二人的关系中，前期她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对未来比较从容；当李甲主动终结二人关系时，她则成为完全的承受者，其妓女命运改变途径的狭窄、刚烈的个性、两性关系中角色的翻转，使杜十娘以弃财投江的方式来作为对李甲背叛的报复，从而再次从被动的承受者成为亲密关系结束的完全终结者，由经济、心智的独立走向人格的独立，其对真情、尊严、自由的捍卫，使得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女性人物形象。
抛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人的影响，抛开杜十娘择死的极端行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李、杜的情感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如果杜十娘能对李甲进行换位思考，那么在与李甲相处的策略上，她应该想方设法减少李甲的压力，而对于李甲这种懦弱、单纯而不失忠厚但经济又不独立的人来说，没有比告诉他自己的身家更为有效的策略了。因此，当我们对一段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单纯从道德、情感或性格的角度进行批判或反思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在彼此关系中的投入成本、收益、预期与结果是否平衡，并考虑双方在收益、成本上是否公平，从而调整彼此的关系或者尽可能共同结束关系，以减少伤害。杜十娘与李甲的关系问题，是超越时代、阶层与国别的，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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