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话语体系下西方战争电影的人文向度
卢春红
二战之后，电影作为国家机器、宣传工具的属性与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纯粹的艺术特质开始被多样化的文化利益诉求所取代。从文本与现实的转换效果来看，战争电影无疑是最能契合西方世界文化利益诉求的实现载体之一。早期的西方战争电影普遍带有相对鲜明的文化创伤意味，将表现战争对于物质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摧残作为叙事焦点，以一种显性的美学经验去彰显男权中的征服欲、责任意识、英雄主义救世情结，在隐性层面喻示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而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为界，其后的西方战争电影经历了所谓的“革命理想幻灭”，开始借助男权话语展开主体意识询唤，以此加强对社会话语秩序的影响力，以寻求精神自救、文化突围。随着跨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演进、女性主义思潮的持续激荡，西方战争电影也同步进行了男权话语的自剖与更新，以人文书写的形式完成了精神内核的重构、社会功能的补位。
一、冲突美学视野下的英雄主义思辨：从单一到多元
英雄主义是构成西方战争电影精神内核的基质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触发情绪共振、维系情感与文化认同的作用。让·米特里（Jean Mitry）在其《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曾直言，“英雄主义即是男权崇拜”。从精神分析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英雄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内涵，的确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视作是父权意识、男权意志的彰显。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躯体、暴力、权力的崇拜与笃信，也影响了西方战争电影对于核心人物塑造的思维定势：即倾向于以显性的美学经验作为表达方式，如体现人物形体的健壮、姿容的威仪、品性的睿智等，去转喻权势、欲望、省思等文化符号。
基于凸显影片的艺术表现力的考量，西方战争电影普遍遵循了“戏剧冲突”这一叙事原则，通过突出呈现权力、阶级、等级、身份、性格等要素在不同人物身体上的差异化，以浪漫主义情感去讴歌英雄主义情怀，由此形成了具有突出辩识性的美学书写形态。20世纪50到60年代，是西方战争电影建立现代语境表达范式、确立核心主题指向性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数量众多的“英雄史诗”类的战争影片（多由美国好莱坞生产），如《凯撒大帝》《宾虚》《斯巴达克斯》等。这些影片普遍都以西方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英雄（亦或是虚构的英雄）作为核心人物，在注重写实性的美学理念的引导下，以严谨而精致的镜头语言、宏大且不失灵活性的场景调度，聚焦了正与邪、善和恶之间的人性对抗，宣示英雄主义的圣洁、伟岸，构建起了以背叛与征服、入侵和反抗等男权思维为深层指向的叙事体系。以《賓虚》为例，影片的冲突逻辑与叙事核心是经历背叛和构陷之后的复仇、自救，以本能的情绪宣泄、情感释放去诠释道义、觉醒、反抗以及惩罚。在影片中，以基督教为本体的新生宗教，完成了对于古罗马帝国陈旧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摧毁与洗礼，这可以视为战后西方社会借助男权文化隐喻、对全球格局秩序进行的意志表达。同一时期，《桂河大桥》《光荣之路》《出埃及记》等以现代战争为表现主题的影片，则借助大量的轰炸、爆破、追逐等具有视听冲击体验的镜头组合与场景构建，去衬托人物的责任意识、抗争精神，将英雄主义的内涵延伸至对于西方社会的科技自信、战争思维、社会哲学观的折射层面上，从形式主义美学的角度完成了语义拓展，也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男权文化进行了扩大化阐释。
而随着阶层分化、权力话语的去中心化演进，尤其是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所引发的精神自省与艺术批判思潮的涌动，西方战争电影中过于单一、外显的男权指涉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加之同质化影片的陆续涌现，也让行业陷入了获利骤降的困境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工业，开始重新审视英雄主义的文化意蕴与时代指向，将更为细微、深入的精神体认作为了阐发焦点，借助镜头语言、景观建造的再造，开辟了更能迎合当代文化消费需求的美学言说模式。如《巴顿将军》《巴里·林登》《猎鹿人》等，通过利用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展现个体在战争环境中的生存体悟，淡化了过于明显的说教意味，着重于凸显从个人体验到社会省思的转变，以道德批判、文化对比、价值重塑的书写形式，将英雄主义内嵌于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中。而《辛德勒的名单》《勇敢的心》《黑鹰坠落》《珍珠港》《血战钢锯岭》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商业成功的“史诗级巨制”，也都将英雄主义的人文指涉场域进行了持续的扩大阐发，借助个人体验与价值求索的碰撞，在拷问权力与法治、意志与命运、个人自由与共同利益等文化语境之中展开了个体意识的询唤，使英雄主义与所谓的普世价值完成了对接与转化。
二、女性主义的主题言说：女性角色的去符号化、身份认同的再强化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崛起，是经济发展、制度革命、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而在电影学的语境下，女性主义所引发的艺术革新与文化巨变，不仅仅在于改写了文本的结构形态，打破了男性群体对于电影生产的主导权、垄断权，还从媒介哲学的角度使女性的话语权得以借助人物、叙事的指涉，去传播主体意识、表达权利诉求、促进思想解放，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也让电影的功能、价值得到更为有效的释放与显现。而在男权文化本能的抵制、反抗下，女性角色、女性主义在西方战争电影中的定位和指向的嬗变，则经历了从被符号化、到去符号化以及建立身份认同与再强化的演进阶段。
从《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带有初阶女性主义色彩的西方战争影片来看，其中的女性角色尽管大都已经具备了相对鲜明的个性、较为独立的认知观;然而，就其在电影中的文化所指而言，依旧可以视作是男权语境中的点缀品。在影片中，女性角色往往被设定为男性角色的贤淑妻子、忠贞情人以及得力助手，发挥强化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等的工具性作用;就文本的最终指向而言，女性角色的文化能指无疑是单一而匮乏的。即使后来产生的侧重以女性角色为表现主体的战争类影片，如《埃及艳后》《日瓦戈医生》等，也仍借助男性的审美视角，倾向于去物化女性，言说窥视欲、臆想欲与母性崇拜情怀，而未能进一步凸显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存意识与社会化思维。从电影的社会价值来看，这种对于女性角色的符号化塑造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正向的文化传播效力。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以西蒙娜·德·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先锋、以拉康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学派，开始借助在西欧、美国激荡开来的民权运动，宣扬女性话语、身体写作、性别建构等革新理念，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学界、文化界的认同与响应。在这股浪潮的驱动下，当代西方战争电影中女性角色与女性主义的美学书写、主题言说，开始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切入视角，使影片重新审视对于女性、女性文化的定位与能指，去符号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晰。如美国与匈牙利合拍的《汉娜的战争》，就以朴素而颇具情绪释放张力的写实手法，通过英雄主义的女性化表达，投注浪漫主义情感，展现了女性战士在面对死亡、压迫时的殉道式的坚定与无畏，使女性角色成为具备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法治观念以及独立抗争精神的个体，在鞭笞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对男权的野蛮、残暴进行了讽喻。而美、法合拍的《天与地》则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越南战争中，从女性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视角，展现了其从经历肉体摧残、精神恐慌、遭遇身份焦虑，再到拒绝人格堕落、重建生活自信的成长历程。英、美合拍的《英国病人》同样根植于文化创伤语境之中，借助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美学叙事，通过双线交叉的推进方式，聚焦战争背景下女性对于情感生活、道德伦理、个体意识的叩访与体认，歸于其对于自我身份认同、性别生态建构的节点上，并以女性救助陷入精神困境中的男性去隐喻男性文化的危机、舒展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显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主体询唤意味与自我救赎能指。在以上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定位早已不再是男权主导下的主妇、弃妇、怨妇，而是能够凭借自身的勇气与智慧面对生活、处理问题、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独立个体。而女性角色的去符号化、不断加强的身份认同意识，无疑也成为当下西方战争电影在艺术性、思想性层面上寻求突破与变革的一大趋势。
因此，在传播女性主体意识、打破男性文化主导格局、挑战与冲击男权话语权威、为受众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省思的大众化媒介的同时，如何均衡影片在艺术性、商业性以及社会性之间的交互关系，进一步发挥电影的社会作用，也仍是当前西方战争电影需要持续探索的文化课题。
三、审视和聚变：人性省思、话语重建与主流价值观的耦合
与其他类型的影片相比，战争电影的语言场域与文化指向无疑显得更为宏阔，更能直接指涉时代背景与精神、现实生活以及各类社会矛盾问题。而西方战争电影在进入有声、彩色时代之后，一直试图通过镜头语言的组合、场景空间的转变以及叙事策略的鼎新，去投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力求通过价值超越的言说样态，借助悲剧美学的书写、文化创伤心理的解构，去解码意象符号的症候意义、剖析女性主义以及审视跨文化意识形态，逐步推动影片人文所指、能指的多元化嬗变。也正是在这一演进过程之中，西方战争电影使对人性价值的思索、男权话语秩序的重构以及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之间，形成了对接与转化的耦合关系。
注重聚焦非常态下的个体与群体的体验反馈、精神恐慌与身份焦虑，为战争电影剖解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提供了相对集中的切入视角。从文本的逻辑表达来看，涉及人物设定、叙事建构的节点，西方战争电影大多侧重于从知觉到诗意的美学书写，继而生成压抑、迷失、觉醒、重生等语义指向，在体现战争对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同时，渐进式地去言说超越价值的认知观、激发人的巨大的潜能，使无畏、反抗、团结、坚守等正向意识成为了彰显人性价值的重要所指。而在这一基础上，面对日益显现的男性文化危机、男权话语遭遇冲击的生存困境，西方战争电影也出于维护现有话语秩序的考量，力求通过将平等、自由、包容、法治、民主等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导入到性别建构生态之中，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缓和影片之中的性别文化冲突。而本质上，近年来，西方战争电影在文本语境上的调整仍落脚于维持男权这一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的出发点上。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好莱坞输出的数量众多的“战争大片”中，如聚焦美国独立战争背景下个人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辉映的《爱国者》（The Patriot，2000），言说现代战争残酷性、传达文明危机意味的《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与《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2016），传达历史省思理念、标榜西方救世精神的《敦刻尔克》（Dunkirk，2017）等，都能洞见其在剖解人性价值、谋求男权话语体系重建以及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上的发展诉求，以淡化男权色彩、鼓吹女权主义的书写形式，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更为隐蔽地传达，对受众产生潜在的思维引导，从认识的本能层面去维持西方主导的语言秩序、精神格局，由此继续加强对于全球文化生态的话语权。因此，在跨文化互通趋势持续加强、娱乐化愈发占据视听话语主导权的当下，艺术属性与社会功能的融合也让西方战争电影既继续扮演着获取商业利益、丰富影片形态的重要角色，同时又成为了反映西方乃至全球社会文明生态流变、传达文化思考性与批判性的言说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