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下）
窦孝鹏
巧过长江源，苦战唐古拉
疾风快马向世界屋脊挺进
几天后，慕生忠又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找彭德怀请示下一步的工作。这里面有个“扣”需要解：上次他只要了30万元，说定路只修到可可西里。如今，可可西里已经拿下了，需要实施第二步计划——公路直通拉萨。这需要彭总和中央撑腰呀！
彭德怀听了慕生忠的汇报，表彰了他们已取得的喜人成绩，说：“这次不用给总理打报告了，都从军费里给你解决，说吧，需要多少钱？”
慕生忠的胃口比过去可大多了，张口要了200万元，100辆卡车，1000名工兵。
彭德怀很痛快：“好，都给你！你只管往前修，要什么来找我！”
慕生忠从北京归来后，“野心”更大了，他不但要修通西宁至拉萨的青藏公路，还捎带要修通从甘肃敦煌至格尔木近600公里的敦格公路。那也是彭老总指头划过的地方啊！
为此，他特意找到可可西里站站长齐天然，叫他去牵头完成这项任务。齐天然原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一名少将师长，他文武兼备，早期与我党有过接触，曾任国民党延安城防司令，解放战争后期在四川率部起义；1951年曾随慕生忠进藏，组建运输总队初期一直负责购买骆驼。慕生忠很了解他的办事能力，告诉他：“我给你一辆汽车，你直接坐到兰州再转张掖，在那一带招收几十名民工，拉到敦煌，从敦煌往南修路，穿过当金山口、柴达木盆地和察尔汗盐湖，把车开到格尔木来。”
慕生忠的这个打算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那时青海省尚未通火车，修通敦格公路后，将来可从兰（州）新（疆）铁路线的峡东站或柳园站装货进藏，这要比从兰州装货近一半路，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齐天然深感责任重大，问：“什么时候完成？”
慕生忠回答：“在我通车拉萨的时候，希望你能通车格尔木！”“好，一言为定！”两人咕咕地灌了一瓶酒，握手道别。
齐天然没有辜负慕生忠的期望，1954年12月22日上午，他带领40多人，果然从敦煌沿着他们开辟的公路，开车走进了格尔木。从此，格尔木向东至西宁、向北至敦煌、向南至拉萨的交通格局基本定型。
不久，公路修到了沱沱河。
沱沱河原名乌兰木仑河，是万里长江的源头，其下游叫通天河、金沙江。由于工程队被它套在这里达40多天，拖住了后腿，所以开始有人叫它套套河、拖拖河，后来慕生忠一锤定音，定为沱沱河。工程队之所以被拖住不能前进，是由于这里不但河宽流多，而且水深流急。刚开始，张永福、李景民等骑着马涉水探路，结果连人带马被冲倒卷走，大家追了几里地才救了上来，接着有人骑骆驼试着过了几次，却被河底的淤沙深深陷住，骆驼被冲得东倒西歪。面对滔滔河水，慕生忠的急暴脾气又上来了，为了尽快探明水情，他仰头咕咚咕咚灌下半瓶烧酒，拿绳子系在腰间，叫人牵住另一头，不顾大家的阻拦，扑腾一声跳进河水，向中间探去。9月天气，在内地还很热，但在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却已是冰水刺骨。慕生忠在水中泡了几个小时，不但探出了一条比较好走的河底路，而且弄清了这条河的大体情况：河床宽约1060米，河槽宽280多米，水深1.5米。
这么宽、深的河，要想使汽车开过去，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建大桥，这根本不可能；二是等冻冰后再过，这不但等不及，而且也不保险。慕生忠发动大家想办法，工程组张炳武提出了修“过水桥”，也叫“水下桥”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慕生忠的同意。
这个施工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导水分流”。就是在上游先筑起一道道堤堰，挖开一条条沟渠，把河水分成许多支流引向别处，以减少主河道的水量，为施工创造条件。9月4日，张炳武和王德明带领工人在上游约3公里处，奋战5天，完成了分流任务，使主河道最深处水位降至1米以下。第二步，在工兵连副连长王鸿恩的组织下，装袋沉石。就是在河里划定一条线路，按一定宽度向水中填石垫底。马珍带领他的工程队，用骆驼从七八里外运来石块，装进麻袋，沉入水底。为了把扔下的麻袋摆下垫实，丁成山、傅天德等人，脱光衣服，钻入水下作业，大家都戏称他们为“光屁股潜水兵。”
为了把沉重的石头麻袋运到河中间，他们使用了兰州一带常用的羊皮筏子。开始筏子老被水打翻，他们便在两边用长绳牵引着，旁边用人顶着，终于获得成功。
水下石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合龙。经过45天的战斗，填进5000多麻袋石头，10月10日这天，水下石桥终于修成。宽5米，长400米，桥淹在水下，离水面约三四十厘米。这样既不会阻挡水流，又不会淹没汽车，桥两边插上标竿作标志，使车不致走偏。汽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顺利地通过水下石桥，而水仅仅湿了轮胎的一小半。长江源头就这样被英雄们抛在了身后。
当第一、第四工程队奋战沱沱河时，其他几个工程队在任启明及邓郁清等人的带领下，已先后于8月上、中旬开到了青藏公路的制高点唐古拉山区，于9月上旬展开了唐古拉攻坚战。
唐古拉山口，海拔5300米，是青藏公路必须经过的关口，也是公路能否及時通到拉萨的关键。当地牧人告诉他们：这里每年只刮一次风——从年初一刮到年三十；这里每年只有一个季节—天天是寒冬。有记载说，1937年马步芳派了两个骑兵团护送九世班禅进藏，行至唐古拉山下时遭暴风雪袭击，致使全军覆没。任启明在探路时，亲眼看到一群大鸟想飞过唐古拉去，却被大风刮得跌落在地。为此，他曾赋诗一首：
唐古拉山非等闲，
岭上积雪不知年。
峰峦入云罡风紧，
飞鸟欲越翅难展。
但慕生忠告诉大家：马步芳的队伍算什么，雄鹰算什么？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钻地能上天，一定要把唐古拉踩在脚下。
施工队刚到山上，唐古拉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半夜里，呼啸的大风把许多帐篷刮上了天，致使不少班组只好露营雪山，人冻得整夜展不开腿，不少人的头发和胡子上都冻上了白霜。有的人干脆不睡了，跑出去在工地上抡大锤，这一方面可以驱寒，一方面也为了赶进度。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沱沱河没有通车，粮食物资运不上来，吃的东西发生了恐慌。为了保持体力完成施工任务，有的工程队就抓高原上那特有的又肥又大的地老鼠来吃；还有的找到山上的湖泊，在水里捕来无鳞鱼填肚子。
慕生忠深为大家的精神所感动，他派人带着银元到山下的藏民部落里去购买青稞和牛羊，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又发现了去年运粮队因骆驼死亡而丢弃在路边的面粉，这些都为解决施工队的给养帮了大忙。
唐古拉山的土石都冻得梆硬，一镐下去只有一个白点。从5月到现在，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每个人手中那两尺长的十字镐磨得剩下了拳头大，铁锹则磨成了月牙铲，使很大劲才能挖下一块。稀薄的空气使人稍微一动便气喘吁吁，心口里像塞了一堆乱草，憋闷得慌。为此，有的工人便干脆丢掉工具，跪在地上刨石渣，抠土块，一双手冻麻木了还在干。
慕生忠盼着由彭总批准的西北军区的1000名工兵早点到来，好为打通唐古拉出一把力，但却一直没有音讯。可他却等来了一份令人十分气愤而难耐的电报。电报是报务员交到他手里的，内容为：西北局派工作组到运输总队，追查骆驼大量死亡的责任，请速回总队作检查。
慕生忠知道有人打了自己的小报告，气得把电报撕得粉碎，对到报务员吼道：“回电：工程正紧张，不能回去，一切责任由我负责。”
说罢，他跑到一个正在打锤的民工旁，一把夺过大锤，叫民工掌好钢钎，发疯似的抡锤砸下去。一下，两下，三下……在缺氧的高山上，这么玩命是要出问题的，几个人劝他住手，他根本不听；打到30几下时，大家喊来了任启明，任启明拉下脸劝他，他仍不理睬。直打到了80下，打得火星飞溅、顽石破裂，这时有人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胳膊，他才停了下来。吼道：
“怕什么，死，也要头朝拉萨！”
慕生忠的精神震撼了不少人的心。“死，也要头朝拉萨”成为大家共同的口号。有人在山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举起铁锤山打颤，
脸上红光映雪山，
为了藏胞得幸福，
誓把公路修上天！
这一天，在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他们使公路延伸了2300多米。
为了不至于窝工，他们除两个队主攻山头外，其余力量分布在南北两坡施工。
10月20日这天，唐古拉山口终于被打通，筑路英雄们用秃秃的铁镐铁锹在世界屋脊奏响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
慕生忠立即向军委和党中央发报，报告了这一喜讯。声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路。为表示喜悦的心情，慕生忠激动地吟成小诗一首：
唐古拉山风云，
汽车飞轮漫滚，
今日镐锹在手，
铲平世界屋顶。
接着，他发出命令：向藏北重镇黑河（那曲）进军！
10月下旬，西北军区支援的100辆卡车载着工兵二团千名指战员终于赶来了。两路大军会合一起，进度大大加快。11月10日，他们正式通车黑河。国家交通部和青海省都派来了慰问团，两个慰问团的几十辆大小汽车都是从新修的青藏公路上开过来的。他们对慕生忠和英雄的高原筑路工，都表示了由衷地敬佩和赞誉。
用七个月时间修通了青藏公路
他成为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
青藏公路出黑河以后，进展比较快，每天以几十公里的速度前进着，这中间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羊八井大石硖。
现在以地热资源闻名全国的羊八井，位于拉萨西北部约70公里的地方，是青藏公路要通过的咽喉要道。但千万年来，这里被一座15公里长的石山堵塞，满眼巨石林立，犬牙交错。原来仅有的一条小道是藏胞用干牛粪把石头一块块烧烫，然后立即浇上冷水，一点点炸出来的。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流了多少血汗，才炸出了一条勉强可过牦牛的崎岖小道。
12月初，慕生忠调一个工程队，挤过石硖小道，叫他们从这里开始往拉萨修。而把开辟大石硖的任务，交给工兵团来完成。慕生忠给他们下了死命令：12月下旬前我们要通车拉萨，你们必须在15天内给我啃下这块硬骨头！
工兵团指战员，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老部队，他们在30里大石硖摆开战场，打眼放炮，劈山炸石，昼夜不息，隆隆炮声不绝于耳。七连三排的王德孝抡起18磅的铁锤，一口气打了612下，要不是钢钎打秃了还不罢手。机械营的一部氣压机平常可带4个风钻，到这里后由于空气稀薄只能带两个风钻，这不但加大了工作量，而且由于天寒，钻杆冻得时常转不动，大家只好一边用喷灯烤一边钻，不让工程受影响。
在英雄工兵的拼搏和民工的支援下，仅用了12天时间，他们就打通了这座沉睡千万年的羊八井大石硖，使公路从中间通过。
慕生忠高兴地坐着他的吉普车驶过30里大石硖，直奔古城拉萨。1954年12月15日下午，他一路风尘一路喜悦地到达布达拉宫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
这不但象征着青藏公路已经贯通，也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慕生忠用7个月零4天时间修通了青海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1283公里的公路，加上西宁到格尔木的800多公里，共2100多公里的青藏公路可以通车了！正如国家交通部慰问团团长、公路局局长王一帆在通车典礼上讲的：“青藏公路以它的路程长、工程量大、工期短、花钱少等特点，在世界公路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I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同时在拉萨、雅安、西宁三地举行。慕生忠带领全体筑路官兵和民工在拉萨参加了盛大的两路通车典礼，他望着会场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题写的锦旗：“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心中充满了无限豪情。几乎与此同时，慕生忠又接到了齐天然发来的电报：敦格公路已打通。他心中欣喜异常：这下，我们不愁粮食、物资运不进来了！建设西藏、巩固西南边防我们有了可靠的交通保障！
青藏公路的修成，完成了慕生忠的一大心愿，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显示的战略意义也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慕生忠去北京开会时，彭德怀一见面，就拉住他一双粗糙的手，故意问：“你真的把青藏公路修通了！”
慕生忠回答：“我是坐着汽车进拉萨，又坐着汽车出西藏回到兰州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不光这，从甘肃敦煌到格尔木的公路也被我们打通了！”
从不轻易表扬人的彭德怀站在地图前比划了一下说：“好，这一带的交通空白被填补了，你们干得好！”
慕生忠向彭总汇报说，他准备在公路沿线，重点是格尔木一带办农场、开砖场、办煤矿、建医院、学校和百货公司，使格尔木变成一个大城市，并邀请彭总方便时去格尔木视察，彭德怀高兴地答应了。
两人一谈谈到了午饭时间，彭总高兴地留慕生忠共進午餐，并特意拿出一瓶人参酒招待他，让他好好补补身子。
毛泽东主席出于对西藏问题的考虑，也在自己家里高兴地接见了慕生忠。慕生忠向毛主席汇报了修筑青藏公路的情况，并如数家珍地讲了他一边修路一边为沿途取的18个地名：雪水河、天涯桥、西大滩、不冻泉、五道梁、开心岭……
听到这里，毛主席问：“为什么叫开心岭？”
慕生忠回答：“那一天沱沱河打通了，给养问题解决了，路修到这座岭上一看，十分平直，不用多绕弯，我们非常开心，就给这里起名开心岭！”
毛主席听后说：“好，开心岭这个名字好，很有革命战士的乐观胸怀呢！”
接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邓小平主持有关部门开会，决定拨巨款对青藏公路进行改造、提高。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刚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的慕生忠又被点将担任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柴达木工委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他的老搭档任启明任副局长。
慕生忠高兴地来到格尔木上任，已经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他说：我不想当什么官，要干就干青藏路，就干格尔木！他把修筑青藏公路的有功之臣也都集中在了自己的麾下，如，齐天然担任了敦格公路总段段长，工程师邓郁清担任公路处副处长，张兆祥担任运输处处长，吴葆琨担任监理所所长等等，公路沿线分别设立了养路段、道班及运输站等。对当初修路时的一些急造工程如天涯桥、沱沱河水下桥都进行了提高或重建。如1956年由邓郁清主持在沱沱河上修成了长240米的一座木结构大桥，1958年又修成了一座钢筋水泥桥，成为真正的万里长江第一桥。
格尔木在慕生忠的经营下，农场、砖瓦厂、修理厂、商店、医院、学校、书店、邮局、银行、秦腔剧团及剧院等一个个建起来了，地窝子、土坯房、帐篷城连成了一片，几个运输队及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汽车团在这里安了家，成天人来人往，车轮滚滚，到处一片热气腾腾。
1958年10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要来格尔木视察。慕生忠知道，要是没有彭老总的全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青藏公路。为了迎接彭老总的到来，他在格尔木赶建了一座小二层楼房，上下各有三四间，楼梯建在外面，青砖白灰墙，十分简陋，但它却是格尔木当时最早的一座楼房——这便是今日的“将军楼”。
慕生忠在格尔木北边的盐湖机场迎候彭德怀元帅。彭总走下飞机，举目四望，好一会才高兴地说：“这机场真够气派的！”
慕生忠洋洋得意地说：“这是我们花13万元修的盐湖机场，跑道13公里长呢，多大飞机也能起降！”
彭德怀坐车来到了格尔木。他并没有住那座专为他修的二层楼，却住进了慕生忠那延安式的砖拱窑洞里。高原的开发者和修路工人听说彭总来了，都想见一见这声名赫赫的元帅，彭总在住处亲切地接见了他们，他对大家说：你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一条公路，在柴达木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城，这里是大有希望的！感谢你们为祖国建设作出的贡献！
第二天，彭德怀在慕生忠地陪同下，乘车南行上了青藏公路，过雪水河，越昆仑桥，直上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口。这时，西藏形势已露端倪，上层反动集团蠢蠢欲动。彭总和慕生忠特意研究了准备平叛的运输保障问题。慕生忠越发感到修筑青藏公路的战略意义了。
1959年初，慕生忠将军的肩上又压上了新的担子：青藏铁路工程局局长。一个铁道师也奉命进驻格尔木。慕生忠又筹划起了修筑青藏铁路的大计。他充满了勃勃雄心，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青藏高原，贡献给巩固西南边防的伟大事业。
政治风云突变，他蒙冤囚禁20年
他最终魂归青藏线，永驻昆仑山
1959年8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戴上了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
入冬的一天，一架军用飞机降落在格尔木盐湖机场，慕生忠接到通知前去迎候。结果被押上飞机径直带走，连交代工作和与家人告别的机会都不给。
后来才知道他的罪名是“彭德怀的黑干将”，他遭到无数次的批斗和交代不完的问题。一个叱咤风云、傲视昆仑的英雄，成了被声讨的罪人。他不明白，自己修了一条青藏公路反而修出罪过来了。不用说，与他一起在高原流血流汗的那些骨干，也以“慕生忠的亲信”一个个遭到株连。格尔木街头从此不见了慕生忠的身影，但他的影子却始终扎在格尔木人的心中。
闷气填胸，双眉常锁，戎马半生的将军常常以酒代饭，眼看着自己的双鬓渐渐有了白发，却犹虎遭囚禁有劲无处使。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20年过去了，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慕生忠终于得以平反。当年49岁的将军，如今已变成满头白发的七旬老人。他欲哭无泪，叹息自己已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了。
慕生忠平反后，先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对这些官职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心中时时牵挂的是青藏公路，是他亲自创建的格尔木。
1982年秋天，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家人陪同他终于又回到了离别20多年的魂牵梦绕的格尔木。他看到青藏公路已由当年的砂土路面变成了黑色的沥青路，宽畅而平坦的公路上昼夜汽车飞驰不断，望柳庄前他栽的杨柳树已有合抱粗，菜地也一片连成了一片；他特意走上将军楼远眺，但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房屋连成了一片，当年的“帐篷城”已不见了踪影。
人们听说格尔木的老祖先回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跑来和他亲切地打招呼，问候他、祝福他，不少部队请他回去作报告。
“走，进昆仑山！”慕生忠像当年一样大手一挥，发出了命令。大家知道，不让他去亲近一下昆仑山，他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带上保健医生，坐车驶上了公路，跨雪水河，过昆仑桥，慕生忠又扑进了昆仑山的怀抱。停车后，他凝望着远处巍峨的昆仑雪峰，好一会对身旁的女儿说：“我找到自己安睡的地方了。你们记着，等我哪天闭了眼，一定要把我埋在昆仑山上，我要伴着青藏公路长眠！”
他还要继续上行，硬被大家拦住了。
11年后的1993年8月，已83岁高龄的慕生忠，不顾家人的再三阻拦，在老伴和儿女们的陪伴下，再次千里迢迢回到格尔木探望。
这时，格尔木已经通了火车，慕生忠将军是坐着软卧走进这个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和十几万人口的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的。老将军看到自己当年愿望已经实现，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连每道皱纹里都充满了笑意。由当年慕生忠任总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演变而来的青藏兵站部的官兵，以贵宾般的礼仪欢迎老首长，陪同他转遍了格尔木的角角落落。自从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后，兵站部广大官兵以慕将军为榜样，奋战高原几十年，汽车兵、管线兵、兵站兵、通信兵以及修理分队、卫生医疗单位在4000里青藏线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9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荣誉称号，江泽民在格尔木亲自为他们题词“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青藏兵站部的官兵说：青藏线的基础是慕老将军打下的，我们的成绩里有老将军的一半功劳。慕生忠拉着兵站部部长的手说：“谢谢你们为开发青藏线作出的贡献，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格尔木了，今后青藏线的建设就靠你们了……”
1994年10月18日，慕生忠将军在兰州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别忘了，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撒在青藏线……”
將军的子女们按照父亲的遗愿，一个多星期后捧着将军的骨灰来到了格尔木。格尔木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在将军楼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之后，在军地领导人的护送下，驱车近百公里来到昆仑山上，把将军的骨灰撒向莽莽昆仑。
正在这时，刚才还万里晴空的高原，突然降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天空中好像飘飞着无数纸钱。厚厚的雪片迅速覆盖了将军的骨灰。正在青藏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兵，一齐按响喇叭向将军表示致哀。
面对此情此景，将军的女儿向天空大声喊道：“爸爸，你看到了吗，昆仑山接纳你了，你的灵魂将在青藏线永驻！”她的声音在雪山顶上久久回荡。
慕生忠走了，但他与青藏公路之缘，与格尔木之情，如巍巍昆仑山，似滔滔通天河，山高水长，永留人间。
作者简介：陕西扶风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195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七十六团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政治处宣教干事、汽车连副指导员，解放军青藏办事处政治部新闻干事，总后勤部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及后勤杂志社编辑、副社长，金盾出版社副社长，后勤杂志社副编审，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篇报告文学《昆仑魂》获1993年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世界屋脊有一群军人》获总后勤部第二届军事文学奖，短篇小说《路》、散文《心连在线上》、报告文学《十万里路见忠心》和《他，没有躺倒》均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历次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