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定位与校正作用
欧阳明 向小薇
中图分类号 ：J90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5.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5-0061-07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红色经典;创作者;历史虚无主义
摘要：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较大创作缺陷因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二是创作受当时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思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三是思想认识失当;四是带有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造成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不良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讲，要消减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重大缺陷，必须着力提高创作者的综合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而红色经典（包括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经典）是我国文艺创作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源，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完善和校正观察与创作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别功用。此外，创作者还要主动接触其他政治思想类和当代优秀历史著述，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从而创作出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成为我国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出现较大创作缺陷因而颇受诟病的领域之一，这一状况至今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关主客观诸多因素。对此，拙文《红色景观中的艺术魔幻》（发表于《都市小说》2012年第3期）、《电视剧〈小姨多鹤〉：关于我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思考》（发表于《写作》2017年第5期）已有所讨论。文艺创作的复杂性与大众文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题材影视艺术的创作必须实事求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与大众传播规律，依据艺术创作的标准提高艺术创作者的综合素养、艺术素养，使其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而最近网站自制剧的增加[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开始实施，更凸显了强化影视艺术创作者素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一个时期以来，红色经典作为我国文艺创作主体的珍贵精神营养之源，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优化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别功用。目前，红色经典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尤其是影视剧创作的关系尚未引发学界与业界的关注，故本文拟采取文献研究法从创作时段、创作时点、思想认识等维度论述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存在的缺陷，讨论其间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分析艺术缺陷出现的原因，并立足内因论述红色经典对于强化创作者素养的重要性。
一、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主要缺陷
相较于在其他文艺作品创作，我国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方面，其创作的缺陷是比较突出的，比较典型的有《白鹿原》《小婕多鹤》《活着》《林海雪原》《一起打鬼子》等，其创作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题材时段过于密集，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夏大地开始大规模建设，初期以俄为师，有成就也有不小的挫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向现代社会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引发争议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多以1840—1950年代的历史时域为时代背景，尤其集中在1911—1949年间的民国兴亡时期。电视剧《白鹿原》的时间跨度较大，从晚清直至1940年代末;电视剧《小姨多鹤》、电影《活着》将故事的时间舞台集中在中国现代史后期至中国当代史的前期;破绽百出的所谓“抗日神剧”则常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
其二，创作受时代影响较大，导致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思想、所持的文艺观和所采取的表现手法均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创作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能脱离创作时代，创作的当下是创作主体无法摆脱的前在，即意大利著名文藝批评家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在创作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影响，而这会影响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当前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表达的社会思想和文艺观严重歪曲了题材所寄寓其间的历史规律、常识，常以艺术手法替代历史事实，造成对历史的误读，误导受众对历史的认知与判断。
首先，在社会思想方面，将与影视艺术内容中的历史知识、历史规律无关的社会思潮生硬地植入作品，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如电视剧《白鹿原》否定暴力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这势必忽视甚至无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无视乃至否定暴力革命与背后支配性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影响作品的内容深度与启迪力量。其次，在文艺观念方面，将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规律不相符的文艺观强行贯穿于作品中，规约、歪曲了艺术的表现力，漠视艺术虚构、想象力对生活的依赖，导致作品以偏概全，甚至歪曲生活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的影视剧，如电 视剧《白鹿原》，刻意表现大地主对佣工、长工的兄弟般情谊，忽视了双方的阶级规定性与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不懂得“咆哮虎”“笑面虎”都属于会吃人的老虎的根本规定性、普遍性，用表象来模糊甚至掩盖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再次，艺术表现手段不适宜于艺术内容，导致艺术创作的肤浅与失真。例如，2015年出品的由金姝惠执导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单纯追求视听符号的感官冲击力、愉悦性，片面追求高颜值的年轻演艺明星出演八路军、解放军指战员角色，导致作品内容单薄甚至空洞，表演亦趋简单，游离于角色的性格规定性，甚至装模作样。须知，社会思想、文艺观念与艺术表现手段若与作品的内容错位，不仅不会产生艺术的陌生化，反而会降低甚至扭曲艺术创作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
其三，思想认识失当。艺术创作，重要的不仅在于写什么，还在于怎么写。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创作者的自由;选择哪一种世界观、历史观与艺术观，也是创作者的自由。但是，创作者的自由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它要受到历史规律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制约。一个时期以来存在较大缺陷与争议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在思想认识上既有大处误断也有小处误解。所谓大处误断，即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涉及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误断，对特定历史特征与社会属性的误断。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对我国1840年以来的革命，尤其是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降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性质与历史发展规律把握不准，存在重大误断。例如，电视剧《白鹿原》回避了旧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阶级压迫的合理性，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中国近现代左翼革命的必然性，也抹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之间的本质区别;电视剧《小姨多鹤》在反思“二战”后日本在华遗孤中女性的普遍生存处境的同时，却漠视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相区别的立场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相关历史的特征、性质，进而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谓小处误解，指的是创作者对创作题材所关涉的微观历史的认知有误。例如，2014年6月29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世纪花为媒”评剧大赛，一位演员在出演经典评剧《刘巧儿》的“采桑叶”一段时，误以为20世纪中叶农村姑娘采回的桑叶是直接用来纺线的而不是用来喂蚕宝宝的。我国文艺创作者时常出现的历史无知，可谓触目惊心，如电视剧《一起打鬼子》中出现中国年轻女性从裤裆里掏出手雷与身旁的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场景，《抗日奇侠》中出现手撕日本鬼子的雷人情节。同时，小处误解与大处误断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容易生发大处误断。例如，文艺作品《活着》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初期一家县医院为了抢救县长夫人的生命时，无视我国“文革”前讲求阶级出身的社会背景，草菅人命，从一位赤贫出身的少年身上过量抽血活活致人死亡，医生事后还笑对死者父亲。这样的文艺创作，无视历史格局与历史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对历史的扭曲表达，误导受众和社会认知，引发受众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误解，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之风。
其四，当前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带有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历史虚无主义在1920年代即已出现，但近年为盛[2]。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中，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3]。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存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客观性;三是否定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四是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4]例如，电视剧《白鹿原》一方面淡化关中平原白鹿村地主与雇工之间的阶级矛盾，突出控制基层乡村政权与支配经济权力的族长、大土地所有者白嘉轩与长工鹿三之间的情谊，淡化其间由所有制形成的双方之间的根本关系;另一方面鼓吹脱离社会实际的人际调和，模糊中国近现代史上暴力革命中正义与非正义的社会根源，在否定暴力革命对生命的戕害时缺乏社会因果的区别与辨析，一味指斥暴力革命，放大红色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淡化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伦理正义性。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存在的不良创作倾向，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与针对既往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简单化、对中国近现代史仁人志士失误的矫枉过正有关，另一方面，它与中外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乃至于市场上商品极大地供过于求而出现的面向全社会扩散的消费主义倾向有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扩散下的社会思想变迁有关，与社会现实同文艺创作互动而形成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有关，也与一定的社会现实、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对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历史观、艺术观的冲击有关。1986年张炜创作的小说《古船》、2016年方方创作的小说《软埋》，无视中国现代严重的阶级矛盾、贫富分化实际，孤立地凸显土改运动的历史缺陷，进而否定中国现代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文艺观结合而形成的右翼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出现的不良创作倾向，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又折射出文艺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特殊性。文艺创作有自己的规律，单纯依靠行政或既往一度盛行的大批判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历史题材不同于现实题材，历史事实无法为创作者直接感受，单纯依靠想象创作，自然轻松、省事、任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应坚持心病心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应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文艺批评态度;另一方面，应追根溯源，加强直面历史实际的共识与非共识的有机统一，强化对策的针对性与工作的持续性。现有历史题材影视艺术的缺陷，充分说明不当创作的普遍性及其社会土壤的复杂性，思想工作难度颇大。针对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在的不良倾向，应坚持直面现实、直面史料、直面历史事实的基本方向，用历史事实教育作家、打动艺术工作者，用扎实的史料启迪人、警醒人。一句话，用现实、史料、历史事实帮助创作者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文艺观，并以此指导其艺术创作。
二、重温红色经典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校正作用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和存在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不良创作倾向的重心在教育，在于提高文艺创作者的综合素养，而培育创作者良好的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重温红色经典。所谓红色经典，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下、左翼进步人士所撰写的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并经历史淘洗而至今仍不乏重大精神价值的优秀作品。红色经典来自历史事实，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其内容可靠，具有客观性。重温经典，可以帮助创作者开阔视野，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最大程度地逼近历史真相。因此，红色经典是帮助文艺创作者识别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并保持头脑清醒的重要精神之源。
其一，重温红色文艺经典。红色文艺经典，是指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20多年所创作的体现进步思想的优秀文艺作品。红色文艺经典，用艺术的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社会公正、国家富强而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揭示了以中国革命为主导的社会变迁与精神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显示了中国革命运动方向的正义性。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梁信的《红色娘子军》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进行的的艰苦卓绝斗争及其历史复杂性的同时，又表现了阶级压迫下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的自发性与在共产党领导下迥异于封建主义社会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的时代新质，艺术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其胜利的必然性。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弱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杨沫的《青春之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历史大潮中分化分流的同时，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强大政治感召力，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矛盾与精神变迁。小说《红岩》《红日》与根据其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直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砸碎剥削阶级国家暴力机器的大公无私、坚忍不拔、自我牺牲与一往无前的精神。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叙述了广大翻身的贫苦民众，尤其是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摆脱小农经济束缚而奔向现代化社会的决心、干劲与经受的挑战和磨难。红色文艺经典是形象的历史教科书，展现着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梦想追逐，值得当今文艺创作者进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或再创作时借鉴，重温经典有益于其在对历史的多维考察中把握历史主流与历史发展规律，减少直至消除对历史的重大误读。
其二，重温红色新闻经典。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如果说红色文艺经典重在彰显中国近现代史的质感与精神烙印，那么，红色新闻经典则重在记录历史，并通过这种记录影响社会、影响历史。重温红色新闻经典，有助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掌握历史的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原始风貌和历史发展规律。近年来，赞美1927—1937年的所謂民国十年的思潮颇有市场，大有不控制舆论场不肯罢休的气势，这也极大地冲击着当下的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那么，民国十年究竟怎样呢？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新闻业的奠基人范长江所采写的《祁连山北的旅行》，足以揭开民国十年的面纱，暴露其未必光鲜的状况。范长江1928年考入专为国民党培养政工干部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常人看来他无疑正在奔向荣华富贵的大好前程。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所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包括范长江在内的广大爱国青年彻底失望。为了追求真理，范长江愤然逃离金陵到北京大学改学哲学，并于1935年以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自费去西北采访。在河西走廊，范长江目睹张掖、酒泉等城市的大量贫苦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十之七八的少年没有裤子穿，赤身裸体围坐炕上裹被避寒，一家人只有外出才穿上家中仅有的一条破裤子;流浪的儿童只能躲在达官贵人的高门大院的墙角，燃一点木片、柴枝温暖躯体，半夜大街上会响起流浪儿童们彻夜的濒死哭声。这里所描写的张掖，论自然条件和街景，不亚于位于华北平原、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那么，河西走廊的百姓生存何以如此苦寒？其重要原因是因种植鸦片而产生的高昂的“烟亩罚款”。其实，广大贫苦农民是反对种植鸦片的，但官府拒绝贫苦农民的请求，因为县长可以从“烟亩罚款”中抽取百分之五的报酬。显而易见，河西走廊老百姓的啼饥号寒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人祸，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这就是所谓的民国十年！毫无疑问，大家看过范长江的西北新闻报道这类红色新闻经典，民国十年的美丽神话会不攻自破。其实，范长江的新闻报道并非个别。来自美国中间派报刊的记者斯诺，1929年对中国绥远等地的新闻报道同样触目惊心：饿殍遍地，卖儿鬻女，无数穷人流离失所。斯诺如实记录了广大中国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苦命运。需要指出的是，1936年在西北采访时的范长江当时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左翼道路，在新闻报道中惯称中共为“赤匪”。正是在所谓的民国十年，广大的中国人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现实与达官贵人的花天酒地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的穷人谋幸福的无私追求，深深打动了范长江，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使“范长江们”发生由“右”而“中”、由“中”而“左”的转变。范长江、斯诺政治认同的变化，恰恰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本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所根植的社会正义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感召力。毫无疑问，当前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只要肯于直面当年的红色新闻经典，其对历史的判断就会得到相应的校正。
其三，重温红色理论经典。理论是人类对世界、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正确认知和理性把握。相较于红色文艺、红色新闻经典，红色理论经典从理论高度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思想流变与历史发展规律，展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左翼群体的世界观、社会抱负与人生理想，体现了左翼理论界、学术界的学术修养、理论视域、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重温红色理论经典，首先，应学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著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历者、领导者、奋斗者，并为其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毛泽东的著作最为突出，集中体现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远见卓识、坚韧品格。收录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持久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卓越的政治洞察力、超前的时代远见力、强大的逻辑雄辩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意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先进性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无不胜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应学习其他左翼人士的优秀理论著述。郭沫若1944年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社会影响深远，其关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得失总结与理论归纳，于无形中提示中国共产党人在1940年代末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时，要保持自我警醒，思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胜利果实的不衰萎、不变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迥异于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代进步性，预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由“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所开启的社会主义自我革命的必然逻辑。学习这些红色理论经典，有益于我们在继续革命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当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腐败分子的摧枯拉朽般荡涤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重温红色理论经典，有益于增进其理论自觉性，坚定其社会主义立场，完善或校正其观察历史的视角，从而在全方位审视历史过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建构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观与文艺观。
三、其他文化资源对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参照价值
改变当前我国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所存在的背离历史发展规律、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不良创作倾向，除需要汲取红色经典的营养外，还需要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养分。
其一，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主动接触其他政治思想类著述。兼听则明，有比较才有鉴别。1930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留学美国，1949年追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并客死异乡，政治立场中右，其回忆录《西潮与新潮》颇具史料价值，有助于当今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真切地了解从晚清至1940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当时我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化印象颇佳，但蒋梦麟的《西潮与新潮》指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5]，指斥西方列强对中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这是蒋梦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切身体验的归纳、提炼。即便是先为中共一大代表后为汪伪政权高官的陈公博和曾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王明，分别在1939年、1974年完成的回忆录《苦笑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共50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有甄别地阅读，则有益于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明了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比如，王明的《中共50年》对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叙说、评价虽与教科书相去甚远，但可以提醒相关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了解异见。创作者广泛接触史料，注意向专家求教，可为在艺术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提供开阔的眼界与正确的历史方向。全方位接触史料，有助于创作者登高望远，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便于多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其二，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应接触当代优秀的具备经典潜质的历史著述。历史研究总是踏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行的，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杰出研究有益于影視艺术创作者更为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历史。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视野开阔、打通中西、大开大合，有助于创作者理性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有益于减少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所涉及历史的误解或无知，值得一读。
四、结语
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与材料，唯有尊重事实，尊重史料，尊重社会公正，尊重社会各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尊重时代的进步性，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实现文艺创作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有机统一，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红色经典，是一面历史明镜，是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值得创作者重视与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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