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爱国者》值得影视改编
内容摘要：作为赛珍珠第一部支持中国抗战的小说，《爱国者》的鲜明立场与广泛影响都是不容抹杀的。它是一部称不上完美、却绝不肤浅，应该获得较多关注、但实际长期被忽略的作品。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中日两国民众国家观念和民族性格的准确把握。这得益于赛珍珠长期的跨文化经历与双焦透视思维。时至今日该作仍然有利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助于从根本上清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值得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对它进行深度改编。
关键词：赛珍珠 《爱国者》 影视改编
迄今为止，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创作的几十部中国题材作品仅有《大地》、《龙子》、《中国天空》和《群芳亭》被搬上银幕，且均出自好莱坞之手。“好莱坞改编赛珍珠的描写中国的小说，不仅丰富了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形象，而且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赛珍珠及其笔下的中国世界”[1]，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同时认为，借助于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赛珍珠的第一部支持中国抗战的小说《爱国者》先于政府层面表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立场，其鲜明的思想倾向与广泛的社会影响都是不该被遗忘的。时至今日该作仍然有利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助于从根本上清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尤其值得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对它进行深度改编。
一.深刻认知与浪漫想象并存的抗日图景
自1935年返归美国，赛珍珠再也没有踏上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中国大地，但却始终关注着“第二祖国”的命运，她对中国抗战的巨大贡献主要通过公众演讲、创办《亚洲杂志》和东西方协会、救援募捐和文学创作等四个渠道来实现。单就文学创作而言，赛珍珠出版了长篇小说《爱国者》（1939）、《龙子》（1942）、《中国天空》（1943）、《诺言》（1943）和短篇小说集《今天和永远》（1941）等。
《爱国者》的主人公吴彝范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家里终日弥漫着鸦片烟的气息，令他极为痛恨。于是他秘密加入一个倾向共产党的组织，与来自北方的、穷苦人出身的刘恩澜结识，从他那里学习到许多革命道理，对军阀统治下贫富对立、民怨沸腾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地认识。他们组织工人大罢工，准备迎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队，期待着过上平等、安宁的生活。但是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对搜捕到的共产党人格杀勿论，被屠杀的有几千人之多，彝范只好在家人的幫助下逃亡日本，寓居在他父亲的朋友村木先生家里。日久天长，彝范与村木的女儿珠产生感情，这一对跨国情侣最终结合在一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彝范看到日本普通民众在媒体的鼓动之下，群情激昂，参战热情极高，把屠杀中国平民、掠夺中国财物视为当然的爱国行为，他感到异常震惊和气愤，毅然抛妻别子回国效力，而此时刘恩澜已经在西北，指挥一支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展开殊死搏斗了。这部洋洋洒洒几百页的长篇巨著，以彝范的人生历程为经，以分属不同党派、阶级乃至民族的众多个体的“爱国”情感为纬，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叛国、抵抗侵略与实施侵略的复杂斗争，细腻而真实地书写了中国普通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逐渐觉醒与激情释放。通过彝范的十年异国经历，赛珍珠把同时期中日两国的社会生活与民众意识有机地拼接在一起，既有全方位鸟瞰式比较，也有具体而微地透视，可谓独具匠心。
由于缺乏战地生活的体验，《爱国者》所展现的中国抗日图景不无浪漫的想象色彩，其中有些人物不够真实与丰满，的确存在某些细节不真实的“硬伤”。作品在国内译介之时，黄峰先生即指出：“……赛珍珠笔下的恩澜，从多方面看来，都证明了他只是个架空的非现实的人物罢了。跟恩澜的无知一样，她对于整个的八路军似乎也表现得漫画化了。……关于描写蒋介石的部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几个值得提出的意见。”[2]但作品对中国的寄望与期待却是真实而真挚的，塑造的正面中国人形象也是一心为国、舍生忘死的，正如赛珍珠在一篇演讲稿中所说：“1937年7月，日本进攻中国……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当时我见了我第二祖国的中国单独勇猛地抵抗日本，不免窃心自喜。……中国绝对不会屈服（于）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被日本降服的……”[3]笔者认为对《爱国者》薄弱的部分完全可以进行适度调整与改编，以增强其生活的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
二.揭露与追问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
赛珍珠笔下的日本人形象则是另外一类“爱国者”。
他们首先是一群彬彬有礼、行为高雅的人，在地震、海啸甚至死亡面前，人人都显得镇静异常。他们是敬业的职员、和蔼可亲的父亲、追求爱情的女性、乐于助人的邻居……但是，战争机器开动之后，天使与恶魔似乎合二为一。赛珍珠敏感地意识到日本传媒与国民精神的“互动”关系。“卢沟桥事变”，本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在华侵略范围蓄意制造的事件，日本的报章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在华北的几个兵吵架”;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肆意烧杀抢掠，他们的媒体保持沉默，或者将屠戮妇婴的残酷渲染成爱国的伟业，一旦中国军民稍加反抗，造成他们一些损失，日本媒体便连篇累牍，把自己打扮成十足的受害者，却无视他们侵略践踏别国的事实。这是一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欺骗，是一种扭曲的媒体暴力。赛珍珠借助彝范这一视角，写出了日本民众在鼓动下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村木一家，文治接到入伍的命令，义无返顾地投身战场，向中国的孩子举起屠刀;村木给那些无人供给的士兵家庭，每周发一笔津贴，以鼓舞前方将士的士气;即使是彝范的日本妻子珠，也只记住了日本人在中国遭受不幸的事件，而不问背后的是非曲直，她甚至决绝地对丈夫声称：“如果发生战争，我就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的祖国了。在战争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属于祖国的。”[4]
《爱国者》中日本民众的群体形象，非常真实地体现了日本民众的盲从心理或曰“集团心理”。赛珍珠对于日本“第三祖国”的热爱，并不影响她对日本民族性格阴暗一面的拷问。赛珍珠让彝范这个地道的中国人穿行于日本社会中，既单枪匹马承受着整个日本社会的压力，也近距离地观察到日本民众的心理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5]正因为如此，平时文雅的文治们可以为祖国的“荣誉”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孩子，而后方的日本大众则愤怒，欢呼，游行庆祝，悲痛哀悼，失去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几乎没有一个人质疑整个国家正在成为施暴的机器，肆意掠夺其他民族的财物，制造罄竹难书的暴行。
珠的思想变化寄寓了赛珍珠的美好期望。贤淑文静、受过良好教育、有现代独立思想的珠在战前绝对不会嫁给自己十分憎恶的关将军，假如父母逼婚她宁愿自刎。这体现出珠性格中刚烈与忠诚的一面。可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整个日本举国狂热，珠的内心世界掀起狂涛巨浪，出于对中国的仇恨和对国家的热爱，她甚至打算嫁给关将军。这一舍弃爱情（与彝范结合）而献身国家（嫁给关将军）的选择，最终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并未付诸行动。但在战时的日本，能够抵挡军国主义的狂热宣传，并自觉抵制对外侵略的普通民众，毕竟还是极少数。因此，《爱国者》塑造了反战的秋男和静江，但毕竟他们微弱的呼喊，被淹没在群体狂欢的叫嚣声中了。
几十年后，日本左翼学者津田道夫在揭露军国主义首恶者罪行的同时，认为普通日本人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对把侵略战争推进到国民规模的日本大众，今天必须在思想上还清血债。”[6]由于日本政府部分高官及议员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清算远未结束。赛珍珠的《爱国者》基于事实的前瞻性反思理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結语
《爱国者》是一部称不上完美、却绝不肤浅，应该获得较多关注、但实际长期被忽略的作品。即使进入新时期以来，《爱国者》也鲜有人注意。这一情况直到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才逐渐改变。例如汪应果先生认为《爱国者》是一部“站在中日双方、国共双方战略制高点上统缆全局的作品，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多见的。”[7]
客观地说，《爱国者》有时的确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但是，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是赛珍珠对中日两国民众国家观念和民族性格的准确把握，这得益于她长期的跨文化经历与双焦透视思维。赛珍珠笔下的日本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其中国写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她为中国提供的一个需要正视与警惕的“他者”。《爱国者》没有像国内的部分抗日神剧那样简单化、漫画化甚至丑化日本人形象，而是在真实的生活环境里再现与反思日本民众的群体迷思与狂热，这无疑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击中要害地揭露与批判。期待中国的影视工作者尽早将其搬上银幕，让《爱国者》借助图像的力量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青霜.影像中国：赛珍珠作品的美国电影之旅[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2.
[2]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15.
[3]周末（南京）[N].1994-5-7（6）.
[4][美]赛珍珠.爱国者[M].上海：上海群社，1939：（第二部）150.
[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9.
[6][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M].新星出版社，2005：94.
[7]许晓霞，赵珏.赛珍珠纪念文集（第二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1.
（作者介绍：孙宗广，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