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实践与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5.002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5-0010-08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道路;东方社会理论;世界意义
摘要： 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大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经由改革开放所赋予的开放性、公有制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和社会主义取向所赋予的人民性，完成了其发展逻辑上的三重转折，生成了一条完全区别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等既有選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实践层面初步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东方跨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还必将在其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参考和重要的价值启示。
众所周知，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1870年代针对俄国现实作出的具体结论——俄国有可能以农村公社为支点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这只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原则在当时俄国的具体表现，其相关结论则是在当时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得出的。与此不同，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则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实践。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道路不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还必将在其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参考和价值启示。
一、一分为二地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意蕴和具体意蕴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是以印度、中国和俄国为蓝本，研究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社会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问题的。东方社会并非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重点研究的对象。187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中心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整体发展趋势，直至马克思深度了解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情况后，其研究人类社会的视角才开始转向东方社会，开始对落后东方社会的跨越问题展开系统思考。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中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可能未来作了分析：“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728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指出：“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个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840当问到俄国公社的未来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瓦解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给出的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379总的说来，当马克思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不断向俄国农村公社聚焦时，他一方面不断强调东方俄国以农村公社为支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把握，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俄国的跨越条件作了合理的设定。梳理马克思对俄国如何实现制度跨越的思想，我们看到，他结合当时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给出的跨越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需保证俄国农村公社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二是俄国社会的发展需利用世界市场建立起来的普遍交往，以摆脱发展的隔绝和孤立状态;三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革命需要相互补充，并需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四是需由无产阶级革命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
无疑，马克思基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其跨越道路的思考极其深刻，并具有鲜明的俄国特色和时代印记。但一些学者却陷入了关于东方道路生命力的困惑和误解：马克思基于俄国现实所做的道路设计越具体，其普遍化、世界化的希望就越渺茫，特别是当俄国并未按照马克思的期望迎来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时，这种感觉和认识变得更加强烈。但是，当我们将考察东方道路的时间跨度加以延伸和拓展，并努力探寻马克思研究东方道路问题的理论逻辑时，便不难理解东方社会理论在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所闪现的真理性光芒。
马克思早期研究人类社会的视角主要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细致、长期的考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和总体性方向有了基本的把握。这些为其后期从事东方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实，在马克思早期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中，已然蕴含着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这种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2]306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已经蕴含并预设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可能：共产主义革命至少要在英法德这样有发达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进一步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完全改变或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恩格斯的回答暗含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率先完成共产主义革命的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东方世界不断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印度、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也逐渐被马克思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指出，印度、中国等作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的国家的发展出路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并且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863。对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如何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取得创造新世界的物质条件问题，马克思非常重视西方文明在东方社会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
因此，在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完全转向俄国社会之前，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就已经暗含了东方道路的一般逻辑和原则。事实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并非一时兴致，更非另起炉灶式的研究，其结合俄国社会发展现实提出的具体性结论大多源于此前他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总结得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马克思将研究的视角重新回到人类社会总体时，其后续研究也并未因为对东方社会的专门研究而发生根本改变。因此，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精髓要义及其当代价值，就必须透过表象抓住其具体结论之中的精神实质和原则规定。
通过剥离当时俄国社会所独有的特殊性及其所处时代的革命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所要回答的一般性问题可以归纳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吸收和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换句话说，就是落后国家在实现跨越式或超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克服物质技术基础薄弱这一最大的先天不足问题。马克思在指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跨越生产力的不可能性，他始终强调必须将“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等作为俄国社会的跨越条件。
关于如何吸收资本主义世界和所处时代的一切肯定性成果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无疑是普遍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的，他特别强调落后国家应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建立起的普遍交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以超越本国现实存在的贫困处境。这样，落后国家就可以借助西方世界的工业和商业成就而拥有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从而绕过一切从头开始的“单线式”发展模式[3]，大大缩短自身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强调“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即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先决性作用，也是考虑到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一定要有现代生产力作为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他的这一结论——将西方革命的率先胜利作为东方社会实现制度跨越的先决条件——直接来源于当时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背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敌对的状态下，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拱手让给东方落后国家去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自取灭亡。[4]所以，只有在西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东方落后国家才能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反过来，当世界发展的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时，落后国家通过市场的手段获取其发展急需的物质技术是不是更符合时代要求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获取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选择适当的方式去获取。对此，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本意和初衷。
那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又是如何驾驭或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呢？结合当时俄国以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存在的农村公社所有制，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建议同对东方印度提出的建议一样，让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以世界历史所要求的公有制形式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落后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而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的基本路径。总之，以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去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并使之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为整个社会服务，是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5]。一言以蔽之，这适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一切国家！
马克思针对印度、中国、俄国等东方国家所作的具体结论都只是其东方社会理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针对西方世界总结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820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些支撑具体结论形成的一般性原则亦即基本原理对落后国家的指导作用。特别是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逻辑和原则有待在具体实践中接受进一步的检验、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最新发展
马克思根据当时俄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所作的具体论断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未能成形，但是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其一般原则探索东方道路的具体实践并未停止。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时代背景是革命与战争不同，中国道路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6]258。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大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目前，中国道路虽仍需要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是中国道路取得的已有成就及其持续焕发的活力，一方面是对作为一般逻辑的东方道路理论之强有力的验证，另一方面也是对作为具体实践的东方道路的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中国道路由此赋予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依照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國实现跨越式发展必然会面临如何获取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问题。中国道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根本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一般原则：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以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驾驭资本而非被资本奴役，以及基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就实现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发展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3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般原则的把握没有陷入苏联模式的机械主义，而是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真正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以贯彻和实现。中国道路的支点和前提并非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农村公社”和“西方革命的胜利”，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利用世界市场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和物质技术，不仅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更是囊括了全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这是中国道路在具体实践上得以超越一般东方道路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中国道路是东方社会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呈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国国情将其一般原则落实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并完全表现出了东方道路本应具有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在发展逻辑上实现了由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构成的三重转折，在实践上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东方跨越。
中国道路的第一重转折始于改革开放所赋予的中国经济的开放性，中国道路因此摆脱了囿于自我循环的“小天地”。中国道路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发展完全摆脱了以往封闭、孤立的“单线式”发展，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式发展：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建立起的普遍交往，中国得以将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成果作为自身发展的起点，而不用再“一切从头开始”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普遍交往对世界经济施以积极的影响。经济上的开放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视野，世界范围内先进的物质技术和成熟的发展经验都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出发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使中国不仅需要社会主义世界提供帮助和做出榜样，更需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肯定性成果作为支撑。因此，中国打破了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与西方阵营或国际社会“对着干”的思维模式[7]，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全面参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国内，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了一整套能够充分吸收世界各国一切文明成果的制度基础;在国际方面，中国通过最大限度地接受现有国际规则和秩序获取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机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中国以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方式初步完成了从“被动适应环境”到“主动创造条件”的阶段转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8]。
中国道路的第二重转折来自公有制的制度基础所赋予的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中国道路因此得以摆脱被资本主义世界支配的命运。中国道路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外在强制性，能够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经济开放并非道路成功的必要条件。世界范围内实行外向型经济而未能如愿实现经济繁荣的国家不在少数，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失败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因为资本的强制性影响逐渐在开放中失去了自己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和主导权。而中国道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并未放弃公有制这一制度优势，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既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注重将经济主动权和市场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国通过计划指令对国内经济做到了绝对控制。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了适应世界市场，逐渐扩大市场在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一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像东欧改制转轨的国家那样丧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任由自己被西方规则和资本逻辑改造，而是立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牢牢抓住中国发展的自主权，走出了一条既吸收和借鉴西方成果和经验、又不受西方强制的独特发展道路。[9]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循序渐进、从易到难的开放模式，还可以根据世界经济形势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甚至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产品。[10]这种自主和可控的对外开放理念是中国始终确保自己的道路选择权和政策自主权的制度优势之集中体现[11]，它确保了中国在面对诸如新自由主义、逆全球化这样的全球性浪潮和诸如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这样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外在冲击时，仍能按照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稳健前行。
中国道路的第三重转折是社会主义取向所赋予的发展目标的人民性，中国道路因此得以拒绝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复和波折，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决不是改变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本质区别是它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资本逐利作为根本目标。这一根本目标植根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中国的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它是中国道路合乎历史必然性和发展正义性的根本保证。质言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拥护程度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且这种制度要比别的制度能给他们带来更丰富、更稳定、更长远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中国道路就是一条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回应人民期待的发展道路。正如我们党所反复强调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12]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能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源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保證了中国道路的发展正义，确保了中国道路始终能够按照人民的普遍需求和历史规律确定其发展方向。
因此，坚持发展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是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道路能够超越自我循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密码”。正是因为这三重转折，中国道路实现了对自我发展的封闭性、强势环境的支配性与资本主义的狭隘性的彻底否定，形成了一条根本区别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只是基于一般原则初步回答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中国道路则是在实践层面全面地呈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一步步变为现实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仅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还创造性地赋予了其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作为东方道路一般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展现，中国道路还深刻地证明了立足于本国实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国家发展的具体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道路在其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不仅实现了东方道路一般逻辑和原则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还进一步结合中国特点将其发展为成功范例，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成熟的道路参考和价值启示。
中国道路对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的参考价值，如同马克思所设想的率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世界对东方社会的“榜样和支持”作用。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的：“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将提供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范例”[13]。中国道路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凭借科学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为那些正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树立了榜样，为这些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示范。中国在短短40年的开放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为那些急需摆脱落后面貌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自信和希望;此外，中国还在具体道路选择上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融入世界市场又希望保持发展自主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启示。同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其他后发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规则处于强势的当代世界中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最具参考价值的经验启示。对于如何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同时避免被强制和支配的命运，如何在充分吸收世界范围内一切肯定性成果的同时还能保留合理的本地化成分，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并完全超越资本等具体问题上，中国道路作了全程式的回答。
中国道路不仅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最具参考价值的经验启示，也对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重新启蒙[14]，促使国际社会反思长久以来的“文明一元论”和“历史终结论”。因为，其一，中国道路实现发展的独特方式正慢慢软化西方世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优越感，促使西方世界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家长姿态”，从而以一种温和、开放、包容的心态欢迎东方文明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创造中来。其二，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正在逐渐改变后发国家急于摆脱落后面貌而照搬照套既有模式的惯性思维，促使它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本国实际与成功模式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基于本国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其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驾驭资本的经验，可启发资本主义世界突破意识形态对立，寻求在深层次实现两制融合，并期许在融合中逐渐转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设计。其四，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重塑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彻底改变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给世界留下的负面影响，可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理念、中国实践还原了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极大地增进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改革开放开启40载，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初具世界影响。但是，关于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般原则之大成的中国道路如何进一步彰显其世界意义与贡献，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坚守中国特色中不断完善和深化中国道路，以持续回应世界人民的期待和历史发展的大势，进一步显示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凸显中国道路的国际化向度[15]，深挖中国道路本身所蕴含的世界性、普遍性价值，为世界提供更多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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