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方航海书籍的译介
赵莉
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与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冲击，清朝政府摇摇欲坠。为“追求自强、以御国侮”，洋务派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设厂造船、兴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收购了由美商在虹口创办的旗记铁厂，并入清政府原有的两个洋炮局，安装从国外购置的机器，建成了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以制造兵器炮舰为使命。伴随制造实践，出现对制造原理、西方科技知识的需求，设馆译书成为趋势。1867年，被调往江南制造局襄办造船事宜的徐寿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四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翻译西书，起初并未获得支持。徐寿通过反复说服局总办沈保靖、冯竣光，获得“允其小试”。在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中国科学家与制造局所聘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西人的共同努力下，译出了《运规约指》《汽机发轫》《金石识别》《汽机问答》《泰西采煤图说》等几部书，获得曾国藩的认可与赏识。曾国藩在上奏筹设翻译馆的奏文中论及“盖翻译一事系制造局根本”。1867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翻译馆。
近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由航海而起，由外部世界带来的紧张、焦虑与危机也是由航海而起。自16世纪末，伴随地理大发现，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逐渐形成。以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为代表的西人航海东来，贸易、市场、劳工进而升至军事冲突的海上入侵撞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防线。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军队的现代舰船枪炮对以粗劣火炮和冷兵器为主要武器的清军造成震撼。与航海相关的军事、工业与科技成为拯救国家民族的首要力量，与航海相关的书籍被列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特译紧要之书”。关于翻译馆早期的译书宗旨，李鸿章曾上奏言“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因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
综合《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等相关资料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行的与航海直接相关的译书约为27种，具体如下：
从表中可见，翻译馆所译航海书籍主要分布在兵制、兵学、船政、测绘、机械工艺、工艺制造等类别。除兵制（军事制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其他属于应用科学，充分体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早期译书的实用功能與急进色彩。其中“兵学类”译书侧重西方海军军事技术，比如《轮船布阵》介绍了英国海军舰队阵法的原理、阵法形式及转换方法等，为中国近代海军阵法理论奠定了基础。兵制类译书侧重西方海军军事制度与军事思想的引进，列国水师考具体介绍了英、美、法、俄等国的水师机构、船政船数、水师形式、操练费用、管理等，并附以西方诸国水师的比较列表。《防海新论》中的进攻与防守战略对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海防思想产生了影响。与现代航海技术密切相关是“船政类”中的几部书籍。《航海简法》与《行海要术》均为从英国引进的综合性航海实用著作，书中涉及了西方航海学中的测量、天文定位、计算航程等知识；《御风要术》是有关航海过程中如何趋避飓风的专题著作。《航海章程》《行船免撞章程》则是针对现实中不同国籍船只碰撞产生纠纷而引进的章程类书籍，对于解决这类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作为连续出版的年刊，《航海通书》自1871年起，直至1913年，共刊行43册 。该书编译自英国航海日历，主要包括经纬度列表，为航海者提供了天文导航的工具指南。
从刊行时间上看，上述图书主要在集中在翻译馆的前期与中期阶段（即1868-1898年）。这一时期，译书数量之多、译书人才荟萃。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活动，前后延续四十多年，其译书实践与晚清社会历史变革下的文化思潮同步同构，对于西学知识的引进体现出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制度思想层面的转变。在翻译馆开办的最初十年，译书特别注重和海防、水师、兵船等有关的书籍译介，上述列表中兵学类、船政类书籍及时体现了清政府学习西方兵船舰炮、练兵航海的军事需求。到了第二个十年，兵学类译书减少、兵制类译书增加，诸国水师考的集中刊行、航海章程制度的译介，体现了向西方的学习从器物技术转向制度与战略思想层面。作为“实学”的重要载体，航海书籍的译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官办译书机构译书理念从“制器”向“用器”的转变。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航海书籍的初衷是受现实需求所驱，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航海知识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中国航海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翻译馆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附属机构，不仅为江南制造局的制造实践提供知识原理，而且与京师同文馆、益智书会、广方言馆等译书机构并立，成为近代科学知识与思想启蒙的开拓者，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与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冲击，清朝政府摇摇欲坠。为“追求自强、以御国侮”，洋务派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设厂造船、兴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收购了由美商在虹口创办的旗记铁厂，并入清政府原有的两个洋炮局，安装从国外购置的机器，建成了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以制造兵器炮舰为使命。伴随制造实践，出现对制造原理、西方科技知识的需求，设馆译书成为趋势。1867年，被调往江南制造局襄办造船事宜的徐寿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奏陈四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翻译西书，起初并未获得支持。徐寿通过反复说服局总办沈保靖、冯竣光，获得“允其小试”。在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中国科学家与制造局所聘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等西人的共同努力下，译出了《运规约指》《汽机发轫》《金石识别》《汽机问答》《泰西采煤图说》等几部书，获得曾国藩的认可与赏识。曾国藩在上奏筹设翻译馆的奏文中论及“盖翻译一事系制造局根本”。1867年，李鸿章会同曾国藩、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翻译馆。
近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由航海而起，由外部世界带来的紧张、焦虑与危机也是由航海而起。自16世纪末，伴随地理大发现，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逐渐形成。以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为代表的西人航海东来，贸易、市场、劳工进而升至军事冲突的海上入侵撞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防线。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军队的现代舰船枪炮对以粗劣火炮和冷兵器为主要武器的清军造成震撼。与航海相关的军事、工业与科技成为拯救国家民族的首要力量，与航海相关的书籍被列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特译紧要之书”。关于翻译馆早期的译书宗旨，李鸿章曾上奏言“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因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
综合《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等相关资料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行的与航海直接相关的译书约为27种，具体如下：
从表中可见，翻译馆所译航海书籍主要分布在兵制、兵学、船政、测绘、机械工艺、工艺制造等类别。除兵制（军事制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其他属于应用科学，充分体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早期译书的实用功能與急进色彩。其中“兵学类”译书侧重西方海军军事技术，比如《轮船布阵》介绍了英国海军舰队阵法的原理、阵法形式及转换方法等，为中国近代海军阵法理论奠定了基础。兵制类译书侧重西方海军军事制度与军事思想的引进，列国水师考具体介绍了英、美、法、俄等国的水师机构、船政船数、水师形式、操练费用、管理等，并附以西方诸国水师的比较列表。《防海新论》中的进攻与防守战略对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海防思想产生了影响。与现代航海技术密切相关是“船政类”中的几部书籍。《航海简法》与《行海要术》均为从英国引进的综合性航海实用著作，书中涉及了西方航海学中的测量、天文定位、计算航程等知识；《御风要术》是有关航海过程中如何趋避飓风的专题著作。《航海章程》《行船免撞章程》则是针对现实中不同国籍船只碰撞产生纠纷而引进的章程类书籍，对于解决这类纠纷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作为连续出版的年刊，《航海通书》自1871年起，直至1913年，共刊行43册 。该书编译自英国航海日历，主要包括经纬度列表，为航海者提供了天文导航的工具指南。
从刊行时间上看，上述图书主要在集中在翻译馆的前期与中期阶段（即1868-1898年）。这一时期，译书数量之多、译书人才荟萃。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活动，前后延续四十多年，其译书实践与晚清社会历史变革下的文化思潮同步同构，对于西学知识的引进体现出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制度思想层面的转变。在翻译馆开办的最初十年，译书特别注重和海防、水师、兵船等有关的书籍译介，上述列表中兵学类、船政类书籍及时体现了清政府学习西方兵船舰炮、练兵航海的军事需求。到了第二个十年，兵学类译书减少、兵制类译书增加，诸国水师考的集中刊行、航海章程制度的译介，体现了向西方的学习从器物技术转向制度与战略思想层面。作为“实学”的重要载体，航海书籍的译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官办译书机构译书理念从“制器”向“用器”的转变。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航海书籍的初衷是受现实需求所驱，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航海知识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中国航海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翻译馆作为江南制造局的附属机构，不仅为江南制造局的制造实践提供知识原理，而且与京师同文馆、益智书会、广方言馆等译书机构并立，成为近代科学知识与思想启蒙的开拓者，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