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
摘?要： 明末，阁臣温体仁曾长期独得崇祯帝的信赖与任用，而与其顺遂仕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朝野上下对其旷日持久的弹劾与抨击。崇祯君臣之间产生了持久的意见反差与话语对抗，这构成明末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士大夫话语权通过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得以高涨，而党争因素的时隐若现，又使得士人动机和立场受到质疑，崇祯帝着意压制乃至排斥士论。在强势振作的皇帝威势之下，崇祯朝士论虽喧嚣不止，却于朝政影响乏力，这一困局反映出明朝末年皇权专制绝对性与士大夫政治话语之间的对抗态势。
关键词： 崇祯帝;温体仁;士论;政治文化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选庶吉士。崇祯三年（1630）六月，以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崇祯六年（1633）六月，升任内阁首辅;崇祯十年（1637）六月致仕。在崇祯一朝十七年间所任用的五十位阁臣中，温体仁在阁时间最久，连续首辅任期最长，且最高加衔至左柱国，所获荣宠独冠群辅。然而，自温体仁发迹至其致仕离阁的十年间，与皇帝的信赖始终相伴随的，却是舆论对其持续不断的批判。在温体仁身上集中体现了朝臣舆论与皇帝意志的持久对抗，这构成解析明末君臣关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个视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影响士论与君威消长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明朝末年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的互动关系。①
一、入阁前的朝堂评论：“资虽深，望原轻”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内阁员缺，崇祯帝命吏部主持会推选拔阁臣，经九卿科道商议，共推举十一位候选人。其中，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位列推举名单，而同为礼部侍郎、颇受皇帝属意的周延儒却未被推举，崇祯帝由此心生不满和疑虑。同时，礼部尚书温体仁亦未入选会推。温体仁遂借机上疏攻讦入阁呼声较高的钱谦益，称其在天启二年（1622）主持浙江乡试时，接受考生钱千秋贿赂，行止不端，因此不当入选会推。事实上，该起科场关节案早已了结，钱谦益被认定并未参与此事，后因失察受到罚俸处分。温体仁此时旧事重提，一口咬定此事尚未结案，钱谦益受贿属实。且温体仁进一步指出，如此之人滥入阁臣候选，可见钱谦益党羽众多，操控会推选拔。这一奏疏正暗合了皇帝对诸臣结党营私的猜疑，崇祯帝召集内阁阁臣、六部尚书、都察院指挥使、大理寺卿、吏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河南道掌印官等众多官员，以及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钱谦益当廷召对。虽然阁臣、吏部尚书、科道等多官为钱谦益辩白，认为会推从公，但崇祯帝坚信温体仁所言属实。最终，不仅钱谦益获罪，且会推所列诸人皆未被点选入阁，此后的会推阁臣制度也被暂停施行。
具体的阁讼过程参见《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31-7932页;（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内阁·会推二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370页;（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册第228-249页。
温体仁在上疏和召对过程中，并不是单纯攻讦钱谦益科场受贿、质疑其作为阁臣候选人的资格，而是进一步将钱谦益描述为“神奸结党”之人。由此，众多为钱谦益辩白者，不管是出于公道还是私情，皆被温体仁认定为钱谦益之党羽：“分明满朝都是谦益一党！”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3页。这一做法的后果极为严重：首先，温体仁将朝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渲染成完全对立，将众人的公论指为私心，将一致意见目为结党，“臣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1页。迎合并进一步加剧了崇祯帝对群臣的猜忌心理;其次，自明中期以来，会推成为选任阁臣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部院科道等官员群体意见的重要表达途径。由于崇祯帝疑心诸臣结党，致使这一制度暂停施行，这意味着公论对皇权影响力的极大削弱。
温体仁作为礼部尚书，在会推阁臣过程中未能被列入候选名单，本身就是群臣集体意见的一种表达，他被认为在人品、行止、能力等方面不足以担当阁臣一任;更重要的是，在阉党被清除的初期，天启朝反抗阉党之人被重新起复，分布在内阁、部院诸部门，诸人之间相互联络举荐，而温体仁虽未被划定为阉党，但其在天启朝顺遂的仕途及其在朝多年所表现出的政治品格，使得他仍被排除在所谓“正人”的团体范围之外。崇祯初年会推阁臣的候选人中，首推成基命、次推钱谦益、以及何如宠、曹于汴等，皆为士林所认可和推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舆论的一致意愿。然而温体仁的突然发难，将这种一致意愿指责为结党营私，激化了其个人与士论之间的矛盾，且温氏有意将此种矛盾上升至皇权与百官的话语权争夺层面，更引发了士人的愤恨。面对钱谦益蒙冤、崇祯帝疑心众臣结党、会推暂停的结果，在当廷召对的过程中，以及后续的官员奏疏里，众人皆对温体仁提出了一致的批判。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作为批判的前提，诸多官员指出温体仁出言弹劾钱谦益的动机问题。在召对时，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在崇祯帝面前毫不讳言，率先揭露温体仁的弹劾动机：“温体仁资虽深，望原轻，诸臣不曾推他。如谦益有秽迹，何不纠之于枚卜之前？”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1-242页。案：明后期多以“枚卜”专指选拔阁臣的会推。“资深望浅”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九，崇祯二年三月戊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98页。成为人们对温体仁不与会推的原因概括，温体仁历仕虽久，身处礼部尚书之位，官阶高于侍郎钱谦益，但在众人眼中实难当阁臣之任。“资深”表明溫体仁在正常官员迁转体系中的平稳状态，而“望浅”“望轻”则体现出在会推阁臣过程中，公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对于这一重要职位的选任，九卿科道集体意见的积极参与已成为一种惯例，“望浅”的温体仁正是因为难以得到公论认可而不入会推。在此基础上，“热中发难”“一时热中”则是对温体仁后续行为的解读：“温体仁隐然以不与会推，热中鞅鞅。”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2页。“体仁身为大臣，会推不与，惟当自反，乃以一时热中，相争殿上。”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八，崇祯二年二月甲辰条，第1070-1071页。以上对温体仁弹劾钱谦益动机的揭露，成为进一步批判温体仁的基础。
第二，温体仁因一己之私制造他人结党嫌疑，指责为钱谦益辩白之人皆为钱氏之党，招致朝中众人的愤恨和鄙夷。阁臣李标当廷出言称：“臣等共事尧舜之主，如何敢党？”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4页。此后诸人奏疏更是连章批驳：“如温体仁者，欲以党字塞言官之口，意此后有救钱谦益者，即为党。而安知不救謙益、不攻体仁，不遂为体仁之党乎？”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条，第901页。指出温体仁嫁祸诸人结党之逻辑的荒谬。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体仁一人之言，而遂启皇上疑举朝果有党也，谦益退，又将谁党乎？”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八，崇祯二年二月丁酉条，第1053页。针对温体仁的这种行为，时人将之概括为：“揆席非可争攘而得，以朋党倾君子，非国家之福”。
（清）夏力恕、迈柱：《湖广通志》卷四九《乡贤志·荆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33册第81页。南道御史沈希诏亦疏言：“宋臣欧阳修曰：‘广陷忠良则指为朋党。体仁之类是也。”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九，崇祯二年三月戊午条，第1099页。人们指责温体仁以结党的罪名“倾君子”“陷忠良”，而章允儒则进一步指出此种情境下“君子”“忠良”的具体内涵：“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2页。“公论之所归者”即为君子、为忠良，而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为公论所不容的“小人”温体仁。贵州道御史任赞化更将温体仁比为犬马：“苟犬马指人曰：‘尔皆人之党。人固无辞矣。”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条，第903页。
第三，会推阁臣的方式自明中期以后多所施行，与皇帝不经推举的特旨任命并为阁臣选任的两种途径，而会推由于九卿科道众人参与，更具有“爵人于朝，与众共之”的公议色彩。在召对过程中，针对温体仁所言的“枚卜大典，（钱谦益）一手握定”，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与其针锋相对，称“今日枚卜大典，诸臣矢公矢慎，天日临之在上，皇上临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1页。御史房可壮亦称“臣等都是公议”。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3页。阁臣更是一再劝解，意在提醒崇祯帝，即便钱谦益有罪，亦不可因一人而对九卿科道的集体意见全部否定，“枚卜大典，还望皇上点用，不可以一人废了”。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5页。钱龙锡称：“这所推诸臣才品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就要说他偏执;有才识学问的，就要说他有党。安得人都道好？还望皇上就中点用。”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4-245页。既是希望崇祯帝能从此次推选名单中点选阁臣，亦是为钱谦益辩白。然而此语并未奏效，崇祯帝仍然推翻了会推结果，并暂停此后会推的召开。
召对之后，更多官员连章上疏劝谏：“夫以一人不与会推，而使群议之公者不行，诸臣之言者无当，则体仁固亦把持之巧者也。”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九，崇祯二年三月戊午条，第1098页。会推是朝廷公议的集中，温体仁质疑公议，便是抽离了会推得以施行的道德根基：“从来枚卜之典，必由外廷会推，使所推者便为把持，则廷推之典可废。”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八，崇祯二年二月丁酉条，第1052页。会推的废止，不仅是皇帝对此次主持、参与会推，以及被推举官员的不信任，更意味着对整个士大夫公论的质疑，“奈何论枚卜一事，辄敢称‘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朝廷无一事为公论也？”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条，第902页。可见，对于温体仁攻讦钱谦益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果，众官员的反应颇为一致，即驳斥温体仁，为钱谦益辩诬;劝谏皇帝不可轻疑朝臣结党;会推阁臣不可废止、朝廷公论不可不听等。
然而对于以上建议，崇祯帝皆未能听取。后刑部再次拿问钱千秋，与大理寺、都察院多官会审，其结论仍与钱谦益等人此前所述一致，也即钱氏并未科场受贿，因此温体仁言之凿凿的事实依据已然不能成立，然而仍未改变既成结果：钱谦益被夺官闲住，阁臣选拔被暂停一年。直到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终于点选了当时会推居首的成基命入阁;一个月后，当年崇祯帝所属意却未被众人推举的周延儒，以特旨方式入阁。而诬陷钱谦益、挑起诸多事端的温体仁虽遭众人指责，并被揭发早年低价强买商人木材、天启年间曾做媚珰诗等事，但却仍仕途坦荡，崇祯三年六月，温体仁亦奉特旨入阁参预机务。
二、入阁后的士论抨击：“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温体仁自崇祯三年六月入阁，崇祯六年六月升任首辅，至崇祯十年六月离阁。在所有阁臣中，温体仁在阁时间最长，达七年之久，同时也成为崇祯朝连续任期最久的首辅。
温体仁任首辅时间为四年;周延儒两次入阁，两任首辅，其首辅任职时间总和共计四年五个月。温氏在任期间宠眷不断，至崇祯九年（1636）时已满四次加衔进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在崇祯十年更是进左柱国称号，可谓宠眷不衰。然而，与其顺遂的在阁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中官员对其旷日持久的指责与批判，“当国既久，劾者章不胜计”，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第7936页。与其他辅臣相比，温体仁所受的弹劾亦可谓独冠群辅。按时间顺序举诸弹章中的典型者如下：
崇祯五年（1632）六月，温体仁尚为次辅，兵部主事华允诚上疏，指责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相互勾结党同伐异：“今次辅与冡臣以同邑为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线索呼吸，机关首尾，造门请命，夜以为常。统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祗供报复之私。”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六○，崇祯五年六月己丑条，第3454页。华允诚认为，虽然温体仁当年利用崇祯帝对“党”的厌恶指责钱谦益结党，力证自身清孤，然而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的勾结才是真正的结党欺君：“皇上恶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皇上怒诸臣之擅，擅莫专于此矣！皇上厌诸臣之党，党莫固于此矣！”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六○，崇祯五年六月己丑条，第3454页。
崇祯五年十二月，原任云南道御史王象云上疏，将温体仁在崇祯初年的会推发难与入阁后的漫无主张进行对比，称：“体仁之可异者，当日公论不许，廷推不及，宜逊避养高，乃为得体。顾攘臂而争之，几同市儿之登垄。迨既有此一番大攘夺，即当作一番大经纶。而数年以来，曾不闻吐一奇画，进一嘉猷，用一正士，戡一祸乱。”崇祯帝当日力排众议特简温体仁入阁，但温氏在阁期间却对朝政毫无进益，王象云对此评价道：“皇上不负体仁，体仁有负天下！皇上不误体仁，体仁者（有）误皇上矣！”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六六，崇祯五年十二月庚午条，第3815-3816页。
崇祯六年六月，时任首辅周延儒在温体仁的排挤下被迫致仕，温体仁遂升为首辅。南京御史郭维经的弹章正以此为契机：“六年秋，温体仁代周延儒辅政。维经言：‘执政不患无才，患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筹国事。国事日非，则委曰：我不知。坐视盗贼日猖，边警日急，止与二三小臣争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讼，可谓有才邪？”
《明史》卷二七八《郭维经传》，第7121页。郭维经认为温体仁以机巧钻营而升为首辅，不谋国事、排陷正人，其首辅之任必将带来朝政的进一步恶化。
崇祯七年（1634）三月，崇祯帝特召已乞休致仕的阁臣何如宠入朝。按照惯例，旧辅再次入阁即任首辅，现任首辅将退为次辅，即温体仁的首辅之路即将中断。然何如宠屡次引疾，终未入朝。对此，给事中黄绍杰奏：“从来君子小人不能并立，如宠徘徊瞻顾，则次辅体仁当知所自处矣。”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内阁·辞召不赴》，第361页。且称：“秉政既久，窥旨必熟，中外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则曰‘此与体仁不合也，行一事则曰‘此体仁所不乐也。凡此皆召变之由，乞命体仁引咎辞位，以回天心，慰民望。”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内阁·辞召不赴》，第361页。黄绍杰所言与华允诚此前奏疏中“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所指相近，皆认为温体仁当政引得诸臣依附，把持人事铨选和行政事务，出发点皆为个人私心，影响朝局清明。
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失守，皇陵被焚，举朝震惊。何楷、范淑泰、徐耀、吴履中、张盛美、张肯堂、郭维经等言官，以及部院大臣贺王盛、胡江、郑尔说等相继上疏论劾首辅温体仁，“抗章不下数十疏”。
（清）李逊之：《三朝野纪》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册第139页。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更是连续四次上疏，直指作为首辅的温体仁不作为之举：“辅臣朝入暮出，非不曰劳;日取一二刑名钱谷等事，琐屑批驳，非不曰烦。但遇边庭交讧，盗贼纵横，治乱安危所系，实未确有一言。”
（明）许誉卿：《究误国之原疏》，《三垣疏稿》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3页。在第四次上疏中，许誉卿称：“臣三疏入告，无一语轻请罢斥……两月以来，辅臣安心入直，退食委蛇。”
（明）许誉卿：《朝廷敕法宜一等事疏》，《三垣疏稿》卷三，第34页。温体仁在结党固位、驱逐异己方面的着力，正与其不谋国事、推诿避责之举形成鲜明对比。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成为人们对温体仁不约而同的概括。崇祯十年闰四月，河南道御史许自表称温氏：“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凡其肆螯同官，一网一善，俱修怨营私，未尝为朝廷用人起见。”
（清）谈迁：《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闰四月乙巳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80页。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则从另一方面对温体仁的“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予以剖析：“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覈，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第6581页。认为温体仁表面上是承奉皇帝的执政风格和喜好，而实际上是出于个人私利的极端迎合，于朝政毫无益处。早在崇祯五年，华允诚在奏疏中亦表达过此意：“借皇上刚严，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倚皇上综核，而骋其持筹握算之能。”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六○，崇祯五年六月己丑条，第3451页。可见诸人批判思路的一致性。
刘宗周除了上疏皇帝弹劾温体仁外，更直接致信温氏，揭露其发迹历史：“一日入朝，遂有科场之讼。钱谦益本无罪，阁下特因瑕衅以阻其进，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阁下竟以此进。自此人人树敌，处处张弧。人之所以议阁下者日多，而阁下亦积不能堪，一朝发难，明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除异已之地，二三匪类又稍稍起而应之，以为牙爪。使昔之立异同者，皆裹足而去。”
（明）刘宗周：《刘嶯山集》卷七《与温员峤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294册第420页。刘宗周思路清晰地梳理了温体仁在朝处境和心态的变化，自从崇祯元年攻讦钱谦益科场受贿并以此为契机入阁，“自此人人树敌”，不论是为求自保还是利欲使然，他借助皇上的宠信、扩张权势、党同伐异，在众人的批判声中不断与士论背道而驰。
由以上梳理可见，崇祯朝士论对温体仁的批判，早在其入阁前便曾集中式的爆发，在其入阁后更是持续数年绵延不绝。不仅论劾数量多，持续时间久，且诸人出言弹劾的事由也较为广泛，就朝中政事生发议论者自不必言，而其他阁臣的仕途经历亦可形成与温体仁的鲜明对比，形成一褒一贬的对立言论。同时，在弹劾的形式上既有上疏皇帝的奏章，亦有直书温体仁的质问。
然而针对温体仁，虽然“劾者章不胜计”，但具体的弹劾论点却多有重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温体仁不谋国事，任首辅期间国事日衰，而未见任何救护举措;第二，温体仁任用私人，凡对其构成威胁或意见相左者，皆予以斥逐，影响人事铨选的公正性和官僚群体的政治风气;第三，如刘宗周所言“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华允诚“借皇上刚严，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等语，指责温体仁过分迎合皇帝的执政风格，投机色彩明显，导致朝中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以上几种观点在对温体仁的弹劾中不断出现，这种批判成为崇祯朝庙堂上下一个长期话题，也构成了士人评价阁臣的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弹劾，其出现缘由，除了温体仁自身的内在原因以外，崇祯帝对温体仁的支持态度，亦对言论起到了极大的反向助推作用。
三、崇祯帝与士论的评价反差：“每斥责言者以慰之”
崇祯帝对温体仁的评价途径自然与士大夫累上章疏不同，除了言语表达外，他的看法与评价直接体现在人事任免和迁转的政治行为上。相比于朝野上下对温体仁的普遍批判与抨击，崇祯帝的态度呈现出与士大夫言论的极大反差。
在崇祯元年攻讦钱谦益的事件中，温体仁所指天启年间的科场受贿案实属诬陷，事实俱在，众人皆知，因此颇多为钱谦益辩白者。对此，崇祯帝完全不予采纳，而是相信温体仁的言论，默认钱谦益的罪行，接连质问：“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这等的人？”“会推大事，其中推这等人，还说公议？”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3页。诸臣召对结束之后，钱谦益获罪、会推暂停之事为朝野所共知，对温体仁的批判奏疏也随之猛增，同时更有人揭发了其此前媚珰的劣迹。然皆未能改变崇祯帝对温体仁的看法，温体仁上疏乞休，“帝优诏慰留之”。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一七，崇祯二年正月壬戌条，第951页。
对于温体仁所强调的诸臣结党使“皇上孤立于上”之事，崇祯帝深以为然。言官任赞化弹劾温体仁，崇祯帝便认为任赞化属“东林”一党：“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
《明史》卷二四○《韩爌传》，第6247页。三朝元老韩爌历经万历党争、天启党祸，他敏锐意识到，“党”字一出，必然带有意气的成分，以标签划定官员，势必会模糊官僚体系正常的评价标准，进而为个人化的政治斗争提供契机与条件：“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
《明史》卷二四○《韩爌传》，第6247页。虽然持论执中，但仍有是非倾向，其“以党事君”所指无疑是温体仁，而“以党疑臣”正是对崇祯帝过分敏感于廷臣结党的纠偏。
然而崇祯帝并未引以为戒，在崇祯帝看来，诸多抨击温体仁的弹章，都成为温氏所言“满朝皆党”的最好注脚，也成为温体仁被重用的最大理由：“帝谓体仁孤立，益向之。”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第7933页。如果说在崇祯元年召对过程中，崇祯帝只是认同温体仁的言论，认为“温体仁所参是实”，钱谦益有罪，会推不公。那么此后崇祯帝则愈发表现出对温体仁的信赖，甚至是对其品性德行的认可与赞同。温体仁入阁以及成为首辅之后，遭劾愈多，崇祯帝“愈以为孤立”，且“每斥责言者以慰之”。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第7936页。
大部分弹劾者的结果是被崇祯帝切责或贬调，而言官傅朝佑的结局最为悲惨，上疏之后即遭崇祯帝下狱，后在狱中被杖而死。他于崇祯十年上疏，历数温体仁在阁七年的罪状，冠之以“得罪于天子、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地、得罪于封疆、得罪于圣贤、得罪于心性”六大罪名，奏疏中詈骂道：“同生天地，谁无本心，体仁自有肺肠，偏欲残害忠良，秖今文武臣僚几数百人，骈首囹圄，天良尽丧。”在奏疏的最后，傅朝佑的建言落在了对温体仁宠信不衰的崇祯帝身上：“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断，伏愿陛下大施明断，速去体仁。毋以天变为不足畏，毋以人言为不足恤，毋以群小之逢迎为必可任，毋以一已之精明为必可恃。”
（明）傅朝佑：《劾温体仁六大罪疏》，（清）爱新觉罗·弘历编：《御选明臣奏议》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45册第678页。
从奏疏的最后一部分可以看出，傅朝佑之所以引发崇祯帝大怒而被下狱，主要在于其弹劾温体仁之后，进一步指摘了君主的种种作为，尤其是“毋以一已之精明为必可恃”一语，更是对崇祯帝自视甚高之君主智慧的极大挑战。崇祯帝对于朝臣弹劾温体仁之语，一概置之不理，反而愈加认定温体仁孤立无党，而朝堂舆论对于崇祯帝袒护温体仁的态度愈发焦急与不满，由此便构成了崇祯朝一个颇具特色的政治现象：即温体仁在阁时间愈长，弹章愈多;而弹章愈多，其位愈固。
事实上，崇祯帝与士大夫之间对阁臣评价出现的反差，不仅体现于温体仁一人身上。崇祯初年颇受皇帝属意，却未被列入会推名单的周延儒，在被特旨召入内閣后，亦为言官论劾不休，“给事中孙三杰、冯元飚，御史余应桂、卫景瑗、尹明翼、路振飞、吴执御、王道纯、王象云等，屡劾延儒”，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第7927页。皆未见成效。继温体仁之后，更受崇祯帝信赖倚重的阁臣杨嗣昌亦是如此。杨嗣昌在丁父忧期间夺情起复为兵部尚书，遭到众人反对，“举朝争之”;
（清）谈迁：《国榷》卷九七，崇祯十四年三月丙子条，第5891页。不久杨嗣昌又被崇祯帝点选入阁，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相继论劾，崇祯帝怒将其降职三级，少詹事黄道周更被降六级，与刘同升、赵士春一起被贬谪于外，后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亦因反对杨嗣昌夺情而获谴。“年来弹嗣昌者，辄镌官抵罪”。
（清）谈迁：《国榷》卷九六，崇祯十一年五月己巳条，第5810页。崇祯帝以绝对的君主权力压制士论，于是君臣一体，“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第6513页。
崇祯十五年（1642），御史吴履中将温体仁与杨嗣昌一同论列，疏称：
皇上临御初年，天下犹未大坏也。特简一温体仁，显托严正之义，阴行冒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计摧折，以致贤士解体，救过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酿成大乱之源者，体仁之罪状也。专任一杨嗣昌，以款抚为忠谋，以四事为实政，加练饷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灾旱频仍，四海困穷，盗贼蜂起。而结成大乱之势者，嗣昌之罪状也。
（明）吴履中：《攻补缺失疏》，（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内阁·纶扉药石》，第382、383页。
吴履中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温体仁与杨嗣昌两位辅臣在任期间的政治作为与主张：温体仁以私下排挤摧折正人贤士为能事，使得朝廷无任事之人，是“大乱之源”;与温体仁相较，杨嗣昌更多实政作为，但从与清议和、招抚叛乱到加派练饷，皆无实效，且使民怨天怒，结成“大乱之势”。在吴履中看来，内阁辅臣借君威以陷正人，借君权而行弊政，十几年中，两位阁臣是毫无疑问的酿祸者。
但是，吴履中的评论并未就此而止，而将此二人与皇帝相关联，称“大奸之罪状未彰，而（皇上）身为受过”。虽极委婉，但其疏中“特简一溫体仁”“专任一杨嗣昌”字样，无不是指向皇帝的决策。因此吴履中在批判辅臣后继续论道：“皇上所信任，无如此二人。二人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爱，如何匪躬，以自结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后得为所欲为，无不如意。”
（明）吴履中：《攻补缺失疏》，（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内阁·纶扉药石》，第383页。虽然指出温体仁、杨嗣昌二人固君有术，但皇上却深信如此故作“忠爱”“匪躬”之人，其话语中也暗含着对崇祯帝无察人之明的隐约批判。
反向而言，崇祯帝与普遍舆论之间的反差，还体现在对诸多颇具人望之臣的罢免和疏远上：天启旧辅孙承宗曾在天启朝对抗后金颇有成效、经验丰富，遭阉党中人连疏攻击而回籍，崇祯二年危难之际被短暂起复，但因大凌河兵败而被冠带闲住，此后边事愈发紧急，而孙承宗家居七年，“中外屡请召用，不报”。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第6477页。阁臣钱士升由于反对搜括江南富人之议而致仕，言官詹尔选上疏，力赞钱士升为直言敢谏之君子，
（明）詹尔选：《辅臣以去明心国事因嫌滋诿疏》，（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一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403册第409页。却并未改变崇祯帝对钱士升“沽名邀誉”的态度，詹尔选亦被当廷怒责并遭削籍;文震孟素为士林所推重，被崇祯帝特旨以少詹事身份拔擢入阁，而在阁不足四月便遭落职闲住。文震孟的遭际不难与宠眷不衰的温体仁形成鲜明对比，清人对此的感慨最终指向了崇祯帝：“以文震孟之忠正，不三月而罢去，而奸险如温体仁者，当国独八年。然则专且久，又未必是也。自古以知人善任使为主德之隆，不亦谅乎？”
（清）潘永季：《读明史札记》，《丛书集成续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79册第571页。案：温体仁在阁时间为崇祯三年六月到崇祯十年六月，跨八个年度，实际时间为七年。
四、士论激扬中的君威重塑：明末君臣话语差异的政治文化解读
崇祯帝以藩王即位之初，百般筹谋清除阉党，巩固皇位。在位十七年间，勤政忧国，《明史》称其“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第335页。其在重要的人事决策上与朝中普遍舆论之间虽然存在着极大差异，但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置国家社稷于不顾，而全凭个人好恶任人的昏君之举。《明史》的编撰者注意到了崇祯帝与士论对抗的主动性：如阁臣王应熊在阁不到两年，便遭多人弹劾，其本人也屡疏求罢，然而崇祯帝皆未准允，对此，《明史》评论道：“帝亦知应熊不协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明史》卷二五三《王应熊传》，第6531页。在关于崇祯阁臣张四知、姚明恭、魏照乘三人的论赞中，《明史》又称：“帝自即位，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弹章愈多，位愈固。”
《明史》卷二五三《张四知传》，第6546页。此中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朝中士论以言官为持论主体，崇祯帝从主观上着意打压士论，对阁臣的任用不合舆论，正是与言官、与公论的一种对抗方式;第二，从时间上来说，崇祯帝对舆论的压制从其即位之初便已开始。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对抗的主观动机和行为开始的时间节点？
另一问题在于，《明史》所言崇祯帝回护王应熊、张四知等阁臣的理由，即“不欲以人言去”“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虽构成崇祯帝与士论对抗的原因之一，却并不能完全解释崇祯帝无视士论而对温体仁、杨嗣昌的长期信赖与重用。在五十位阁臣中，王应熊、张四知等在阁时间皆较短，对朝政的影响力亦有限。而温体仁在阁时间最长，连续任首辅时间亦最长，战事行政、财政民生多由其票拟参酌。再如杨嗣昌，更是在入阁后一直兼掌兵部事务长达十个月，关于兵部战事的章奏，直接交予他票拟处理，“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阁臣无敢睨视，上委任之专如此”。（清）李清：《三垣笔记》卷上《崇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页。在明末政局江河日下之际，崇祯帝不顾士论反对，对温体仁、杨嗣昌等皆委以重任，这种决定是否能用皇帝单纯与士论对抗的意气之举加以全部概括？如若不能，其原因又是为何？
针对以上两段所提出的问题，下文将进行依次解析。
第一，为何崇祯帝着意压制朝中舆论？且在其登基之初便已开始？
回顾崇祯元年温体仁与钱谦益的朝堂对辨，便可看出，崇祯帝对于“公论”所赋予言官等朝臣们的正确性和话语权早有不满。在召对过程中，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抨击温体仁，出言较为尖锐，引得崇祯帝大怒，命锦衣卫将其带下。在召对的后半程，阁臣钱龙锡为章允儒求情道：“允儒是言官之长。”钱龙锡以其背后人数众多的言官群体向崇祯帝施压：“处之，恐言官结舌。”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6页。此语一出马上引得崇祯帝不满，就钱龙锡所暗示的整个言官群体，崇祯帝更有怒火：
朕公道处分一两人，就说闭塞言路，就说不是了？言官荐一人就要用，参一人就要处？使朕不能用一人，权任在下么？朕若点一个陪推，就说点陪了，这样以后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必又陪？
（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6页。
崇祯帝接连发问，首先针对言官，他认为言官对官员的举荐或是参劾，带有“公论”的强迫色彩，皇帝如若不予以积极采纳而独断处置官员，便会常遭质疑;随后，崇祯帝把话头转向会推，所言并非仅就当日推举阁臣之事，而是包括了会推各部尚书、督抚等诸高级官员时，九卿科道的会推既事先划定了候选人的范围，而其中位列第一位的首推，更被认为是众望所归，皇帝理当点选，以表明对公论的充分信任和尊重。与此同时，皇帝个人意见的表达空间则在这种舆论之中逐步缩减。因此崇祯帝反问道：“以后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必又陪？”
崇祯帝的几句发问看似出于激愤，前后脱节，但实则点出了晚明以来以言官为代表的士人话语权高涨，参与人事任免、干预皇权决策的两大途径：一是群臣的广泛议政，以官员内部的纠劾举荐和对皇权的监督批判为指向;二是九卿科道皆得参与的高级官员铨选方式——会推。
晚明以来，君臣之间的冲突加剧，文官群体广泛议政，以激扬的士论干预皇帝用人决策、批判皇帝作为;与此同时，在朝中重要官员如阁臣、尚书等的选任方面，会推又为士论提供了重要的表达途径。广泛议政和会推两途，既构成了士论对专制皇权的辅佐，同时在政治演进过程中，尤其是万历中期以后，其庞大的声势和往往与皇帝对立的姿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皇帝对官僚集团的统治权威;且集体意见所自带的道德优势，亦曾对人主造成极大的压力。万历一朝，神宗往往奏疏留中、多年不朝、避见官员，未尝不是对舆论的消极对抗。在前引文中，崇祯帝质问诸人道：“使朕不能用一人，权任在下么？”其实早在四十年前，明神宗便发出过一样的质问：“朝廷但用一人，言官便纷纷攻击，予夺进退，皆不听上主张，是何政体！”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二月癸未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425页。士论与君威之间冲突的连续性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帝显然不满于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的抗衡状态，认为在人事任免中士大夫的过多参与影响了皇帝的决策权，“使朕不能用一人，权任在下么？”这构成了崇祯帝在温体仁攻訐钱谦益事件中力排众议的思想基础。崇祯帝不顾众人一再劝解，将会推结果全部推翻，并暂停会推的召开，同时频用特简：在会推之前周延儒已被皇帝属意，而候选人中却没有周氏，最终崇祯帝以特旨方式命其入阁;温体仁借会推发难，招致举朝抨击，后亦被崇祯帝特旨召为阁臣;杨嗣昌的入阁亦是崇祯帝力排众议的结果。崇祯帝的诸种举动构成了其选用官员“权任在己”的明确表达。更如对阁臣王应熊，因崇祯帝亲自拔擢，即便心知王应熊“不协人望”，亦“不欲以人言去”。可见，晚明以来，士论以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为途径得以大幅张扬，而崇祯帝则对此予以着意排斥，展现出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和坚持。
第二，对温体仁、杨嗣昌的长期信赖与重用，其原因是否完全如《明史》所概括，崇祯帝“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也即为对抗舆论而故意不予罢黜的意气之举？抑或是其他原因所致？
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的一大罪名是“结党”，党争确实是晚明以来关乎庙堂政治的重要因素。不论是言论的广泛议政，还是会推的用人从公，当士论对皇权的干预掺杂了党争的因素时，其辅佐皇权的积极意义往往渐为模糊。崇祯帝即位之初清查阉党，其打击对象便是以依附魏忠贤的官僚士大夫为主，对于宦官的清理则占较小比例。
按照周晓光先生的统计，“列入钦定逆案名单者共260人。其中大臣223人，占8577%;宦官36人，占1385%。”参见周晓光：《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因此，天启党祸对于崇祯帝，更多的是影响了他对士大夫的看法与态度，他曾说：“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
（清）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一《烈帝本纪》，《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在此心态下，崇祯帝对其治下的文官群体之党争嫌疑，予以持续的戒备和警惕，诸臣对朝政的议论参酌，对人事任免的意见建言，其动机和目的皆需要进一步考量，此即《明史》所评价的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
《明史》卷三○九《流贼》，第7948页。之统治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在崇祯初年的会推过程中，实际上并非全然如召对诸人所言的“矢公矢慎”，温体仁所说的钱谦益“结党”操纵会推，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虚言。钱谦益与周延儒同为礼部侍郎，会推阁臣前夕，周延儒因召对得当颇得崇祯帝青睐，“由此属意延儒”。
《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第7926页。如若周延儒被列入推举名单，必将被点入阁，因周与钱同处一部，则钱此次便毫无机会。钱谦益将此事谋于其门人瞿式耜，《明史》称瞿氏“言于当事者，摈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
《明史》卷二八○《瞿式耜传》，第7180页。《明史》所谓的“当事者”，既包含组织会推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参见（明）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四《召对》，《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2页;（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清）顾有孝：《明文英华》卷一○《阁讼纪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页。也包括颇具话语权的言官群体。关于瞿式耜对科道的影响，《三朝野纪》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先是，两次召对，上以宜兴奏语称旨，已心属之。适当枚卜，霞城欲为两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亦唯唯。再过虞山寓，则瞿公稼轩在座，执意坚拒，且以拥戴宜兴讥许公矣”。
（清）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册第96页。案：宜兴，指周延儒;霞城，指许誉卿;章公，指章允儒;虞山，指钱谦益;稼轩，指瞿式耜。言官许誉卿本欲与众人协商，将周延儒与钱谦益两人皆入会推名单，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对此不置可否，而钱谦益的门生瞿式耜却坚决拒绝，并出言讽刺许誉卿拥戴周延儒，许誉卿因此不再置喙。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瞿式耜确实私下活动阻止周延儒入选会推，以保证座主钱谦益能够顺利入阁。
对于君权统治而言，这种程序上的操纵正是对官僚秩序的破坏，不仅构成了对皇帝个人意志的违背和对至尊权威的挑战，诸臣的私下联络操纵会推，更导致士论得以约束皇权的道德根基遭到质疑。夏允彝说：“枚卜一事，钱谦益必欲首推，而虑周延儒方以召对得上意，惧同推势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适启上疑耳。”
（清）谈迁：《国榷》卷八九，崇祯元年十一月癸亥条，第5461页。士论对朝廷用人行政与皇帝个人决策的强势参与，在崇祯帝看来，其动机更多是基于派系目的而非对社稷的公心，其性质亦更多倾向于对皇权的抗衡而非对决策的辅佐。
崇祯初年的会推事件使得崇祯帝对朝臣之间的结交徒增防范与戒备，朝野一致的言论在崇祯帝看来更像是廷臣结党的一种表征。温体仁则在入阁前后始终展现出孤立于众人的姿态，“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因此，虽然在其辅政期间“流宼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第7935页。但在崇祯帝忌讳朝臣相互奥援、防范权臣势力做大威胁皇权的心态之下，作为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保持孤立而廉洁、勤谨的姿态，无疑深得皇帝的信赖和赏识。
由此可见，士人的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虽然是崇祯帝不满于士论干政的重要方面，但晚明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庙堂党争背景，是崇祯帝着意排斥士论的更深层次因素。自万历朝以来，君臣冲突加剧，士大夫话语权高涨，广泛议政和九卿科道通过会推参与选官，为士论的张扬及其对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提供了两条重要的途径;而皇帝对诸臣结党的怀疑，则使得集体意见的建言辅佐往往被认为有消解皇权统治的危险。因此，崇祯帝自即位后，出于维护皇权统治、重塑君主权威的目的，对士论采取着意压制的态度，尤其表现在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方面。在此基础上，崇祯帝所主导的士论之困局，亦有层次性值得辨析：在一些情况下，崇祯帝虽内心认可士论，却不愿其通过议政和会推的途径过多左右朝政，为突出君威而有意与之相悖，如“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之举，再如崇禎帝对会推所列官员不予点选，后却特旨召其入阁的行为;
会推提名未点、后奉特旨入阁的情况，在崇祯九年以来开始出现，共有林釬、孔贞运、方逢年、谢陞、陈演、李建泰、丘瑜七人以此种方式入阁，参见李文玉：《崇祯五十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历史系，2016年，第51页。而更多时候，崇祯帝对所谓的“众口一词”之士论并不认同，如对温体仁，“（士论）攻愈力而上愈疑”，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四《门户大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1页。其原因出于崇祯帝对“党”之忧虑，而生发出对士人话语动机和立场的质疑。
士大夫政治话语与皇权专制绝对性之间的抗衡关系，是明代政治演进的重要脉络，明末尤为凸显。崇祯帝登基后，士大夫群体试图重塑对朝政、对新君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而崇祯帝亦欲在其治下强化皇权统治、提升君主权威。因此，君臣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士人的广泛议政、会推选官和庙堂党争，皆被崇祯帝视为前朝皇权挫抑之因由而加以着意压制与防范。围绕朝中重要官员的任免升黜，崇祯帝与士论之间持久的意见反差，正是崇祯朝皇权专制绝对性与士大夫政治话语相对抗的现实投射。温体仁等得君之人长期以来对崇祯帝执政风格的揣摩迎合，又愈发加剧了明末士论乃至士大夫政治的困局。明末庙堂之上，难见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彼此妥协与信任。最终，不论是喧嚣而无力的士大夫话语，还是强势振作的君主权威，皆未能持续日久。两者之间的对抗，随着崇祯帝的身死国灭，戛然终止。
责任编辑：孙久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