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花儿学前进的动力（一）
摘要：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根植昆仑山，跟着黄河唱，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丰厚财富，在中国歌谣诗学研究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自19世纪末开始，西北花儿引起了世人注意，经几代花儿研究者在花儿文学、花儿音乐、花儿发展史、花儿价值观等领域的努力，做出许多骄人成果，在社会科学理论界逐渐形成了“花儿学”体系。为花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花儿艺术创新探索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实现国家一带一路文化经济建设，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认同和重视，支持出版花儿歌词经典著作、举办多省区联办大型演唱活动、组织理论探讨研究会、推出贴近社会创新作品演出等奠定基础。
由于花儿流传地域广，传唱民族多，在历史流变中，因地域方言、民族习俗、文辞格律、音乐音节、调式旋律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但在开端、发展、停滞、繁荣过程中，为流派的界定，研究陷入分歧，发生一些自我宣传的功利纷争，引起许多学者非议，影响到花儿学的持续发展和群众花儿演出平台非社会功能的产生。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实践创新的伟大变革时期。我们如何礼敬传统，拓宽视野，激活美妙人声的神秘汁液，促使花儿成为浇灌人心向善，风俗纯美的清泉。我认为创新是花儿学理论研究进步的动力，花儿源自人民，应该回归到民间，理论的升华，将会引领花儿艺术为实现中华梦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提出几点看法，请学界专家讨论。
关键词：花儿学；自然人文生态；花儿创新动力
一、中国花儿艺术流派的现状
中国花儿的流派，长期以来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以现行政区域划分为：青海花儿、甘肃花儿、宁夏花儿和新疆花儿；二是以流行地域划分：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宁夏花儿、新疆花儿；三是以民族特色划分：汉族花儿、回族花儿、土族花儿、撒拉族花儿、藏族花儿；四是以时代划分为传统花儿和新编花儿等。
（一）花儿流派的混乱
花儿理论研究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其一，行政地域说。以行政区划作为民间艺术的载体，忽略了花儿艺术是种子与土壤的关系。如，青海省在历史长河中，行政名称和归属变化有多少，违背了民间艺术发生的基本规律，缺乏花儿大经纬的载体地域观；其二，传统遗存说。仅以纵向认知源流，无视纵横捭阖思考。如像中国的活字排版印刷，它属合任何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在于思想进步为先导与社会变革中，适时合理转型而发展的规律，成为当代精神家园的表象，而获得其精髓的守望；其三，民族特色说。一叶盖全，单纯强调“越是民族性的就是世界性的”， 而忽略了个性与共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民歌花儿，仅用汉语演唱者这一基本特征看，共性寓于个性中，反说之也是个性中自有共性。花儿发展的历史，自然存在着辩证法。尽管起起伏伏，就以行政区域的改变、民族群体的变迁、社会结构与政治形态的变革等等因素，无不影响到花儿特征的演变，随之引发地方花儿民族语言、韵律格式、文词内容等的变化。学界都已看到，地域生态结构和社会生态结构变革的历史背景，促使花儿艺术不断朝向适应新环境的人群融合，形成新的多元化文化时空。从而产生新理念，释放新情感，唱出新时代的心中之歌。否则，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步入思想方法上的误区。唯扩大视野，认定创新才是发展进步的动力，花儿艺术就会勇往直前。
林育堂先生早在他的《白话的音乐》一文指出，明清時期就有民歌的搜集工作，并促进上海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看出我国民歌的变化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时，已经对中国歌谣的起源、发展、历史、分类、结构、修辞等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广义与狭义观点，特别提到了无伴奏自然民谣与假古歌谣、近世歌谣与海外中国歌谣的关系，并与外国民歌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怎么表述清楚谁是第一位歌谣的作者？以此可以说奠定了自然歌谣既田野山歌和民间说唱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与开端。他亦提出了分类标准：Kidson分类法与Witham的叙事分类法。并且首要提出歌谣主要是情歌的位置，也指出有叙事歌、仪式歌、劝诫歌及猥亵歌。其中也讲到歌谣结构中重叠的无意义重叠、重章叠句与叠字等表现格式的古往今来，都是在沿着自身艺术规律，随时而进。难道流传天山南北，沿着黄河流淌的歌谣花儿，就能够离开这些基本的观点？
（二）花儿流派的区分
花儿从整体上看，都是“山曲”“野曲”，扎根人民群众心中，自由舒畅地倾吐心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反映社会生活，适于口头流传。内容主要以倾诉爱情为主，却又包罗万象，堪称民间百科全书。但因不同的地域语言、民族聚集环境和长期形成的习俗，又有了以基本令调为中心的花儿艺术分支类型为之流派。
任何一个艺术类型的形成，是许多综合因素的大成就者，并在漫长的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阶段性的范式，影响其追随群体所学所传，发生一种听觉传感热能，释放心理美感能量，被社会认同而产生时代价值。当然这一听觉艺术美感效能，并非永恒不变，也是随着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变异而改变发展。
花儿自然不应按单一的表层概念和孤立的艺术形式去划分，而是要以宽广的视线看历史，以纵横结合的视野，立足高处，纵横观察，通过总结花儿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运用客观实际的科学方法，与他域别地和世界同类艺术分析比较，如此，方可释放不必要的纷争能量，以免造成误区，影响花儿学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花儿流派与自然人文生态的关系
（一）新疆花儿
新疆地处亚欧内陆腹地，地域辽阔，人文历史悠久。从小河墓地人木柱墓葬的挖掘研究证明，4000年前已经有欧罗巴人母系式的大家族出现。
昌吉自治州回族花儿产生较早，但形成流派较晚。以玛纳斯县（古称绥来县）为例：县境地域，南北长244公里，东西宽最大为88.7公里，通过县城的宽度只有30.7公里。其间南面有高峻的天山雪峰和冰川，连绵不断的前山丘陵，逐渐倾斜的冲击层黄土戈壁滩，被融雪水激流玛纳斯河、塔西河、清水河切割成的河谷滩地，堆积成的大块黄土绿洲和小片冲击湖平原，与北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衔接。这里海拔较低，属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干燥少雨日照充足。这里有森林、牧场和大量被开发的农田、水库和灌溉网络。物产丰美，出产小麦、小米、水稻。其中清水河所产白玉碧玉，自两汉时就是供献朝廷的极品，并有“玉花姑娘”故事流传。生存于此环境中的居民有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还有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撒拉族、藏族等。这里有兰州湾、广西地、包家店、凉州户等地名，表明自清初就有大量的回族汉族迁徙入居。他们在民族互利的融洽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文化习俗，传承着节奏强烈明快的哈萨克民歌《卡拉角勒》《阿依特斯》、维吾尔族缠绵悱恻的《十二木卡姆》《赛乃木》《古丽麦热木》、柯尔克孜史诗弹唱《英雄·玛纳斯》、悠然浑厚的蒙古族民歌《情歌对唱》长调《米尔其克草原》和山陕会馆的社火《骑毛驴》，高台、秧歌，汉族的眉户碗碗腔、西路秦腔、曲子等，都用汉语传承歌唱着悠然绵长的花儿。它们的载体就是天山，笔者建议更名为“天山花儿”。
（二）河湟花儿
河湟花儿主要流布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之间，《新唐书》称其地为“故世举为西戎（羌）地曰河湟”。 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属内陆干旱寒凉类型，俗语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手抱火炉吃西瓜”。 这里大山与河谷蜿蜒起伏，森林和草原接壤交替，农田与牧地交叉错落，市镇和村落对持侵吞。主要种植青稞、小麦、豌豆、蚕豆和油菜、马铃薯。这里的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的广大居民，共同孕育出灿烂辉煌的高原文化，柳弯彩陶和彩陶舞蹈盆闻名于世；柴达木盆地的吐谷浑文化遗址、天路青藏铁路和绿洲农业创新，让世人惊叹。使得高原沃土上所滋生的花儿，主要用汉语方言传承和创作。这一民间歌谣被称之为 “河湟花儿”，正是名归故里。
（三）洮岷花儿
洮岷花儿流布于甘肃，地域紧靠青藏高原东沿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带，黄河、洮河、白龙江依次横穿而过，具有与河湟花儿地域共同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特点。生存此域的汉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藏族、羌族、裕固族等民族，大部分都是用汉语传唱花儿。但花儿又主要流布于临夏洮河一带属北路花儿，武都岷山一带属南路花儿。
临夏古称河州，是我国史书上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州。临夏民族风情独特，深厚的古羌文化、渊源的伊斯兰文化、博大精深的儒、道、佛文化多元多姿，和谐共荣。沿着黄河的支流大夏河、洮河行走，这里，古代名景，灿烂密布。大夏河的夏是大禹国号之“夏”。人类先民在这里创造出的马家窑彩陶，是世界彩陶艺术的顶峰。因了大禹夏国，才有了华夏文明。这里有“貂蝉故里”康乐，“西羌古地”永靖，“远古伊甸”和政，“古太子寺”广和。因而被费孝通先生赞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还是陇上八州之首，誉不为过。
南路岷山花儿，另有风情。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流传于岷县、宕昌、武都、文县，多以汉族传承。所以甘肃的北路南路花儿，通称“洮岷花儿”，定名精准。
（四）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主要分布在北起贺兰山，南跨六盘山的同心、西吉、固原、隆德等县，属于祁连山系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黄土高原西段。这里山岭起伏，沙漠戈壁滩和小块平原交错，气候基本干旱，植被类型单薄，唯黄河大拐弯处的河套地域，仰仗母亲河恩典，回汉人民修建农渠水库，改造农田，成为盛产稻谷的米粮川。古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典故。然而，许多山谷土塬，实属苦寂之地。这里以回族为主，但仍然有汉族、蒙古族混居其中，地域历史与古凉州古秦州有关联，并受自元代传入“回族曲”的影响，他们漫出的花儿，自有一番苍凉恢宏气势。笔者主张定名为“河套花儿”。
三、花儿流派的共性
（一）自然、人文生态是花儿存在的条件
从花儿流布的地域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大条件与哲学理论观点分析，笔者赞成郗慧民先生提出的花儿流派理论研究应统称为“花儿学”，笔者以为所有花儿应总称“中国花儿”。因为，天山、河湟、洮岷、河套花儿的分布，在北纬34°～45°与东经85°～110°之间，以次从昆仑山山系天山与黄河中上游连接，地貌类型属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地形复杂，面积辽阔。其人文生态又属于昆仑文化带，人文历史悠久，是我国陆上北丝路古道，承载着十多种民族几千万人的心血。昆仑神宗孕育的中国花儿，是华夏子孙男子汉的强烈气息，渗透着昆仑文化的基因和浪漫；母亲黄河咏唱的浪花，是怀抱中清亮美丽的女儿，黄河女儿美妙的幸福期盼。昆仑山和黄河是中国花儿的载体。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花儿，河湟、洮岷、河套、天山花儿，犹如一母所生的儿女，虽然独领风骚，各有韵律、词语、格式的个性差异和优秀传统，共性寓于个性中，反之个性中也有共性，但共性大于个性。在理论研究中，需要学习哲学，学习辩证法，拓宽视野，应该把各花儿流派统称为“花儿学”。
（二）花儿生物学特征的一致性
纵观脊椎动物进化史，当代科学研究成果认为，听觉器官的内耳结构、神经系统和视觉器官的内外结构、视觉神经系统由于高度进化，使得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质的变化，成为区别人类视觉听觉感官进化标志之一。因为人类有了喉咙发声器官，尤其是声带振动器官的结构不同，促使人类有了语言，超越了会发声的鸟兽，甚至聪明绝顶的倭黑猩猩和类人猿。在语言和音乐产生的生物学概念中，大脑所管理的视觉和听觉系统有一种内在的生物酶刺激联系的生化途径，成为相互驱动人类思维表达的形式之一情感表象。由于它的出现，促进人类在用低级的机体行为表达思想之外，进步到用高级行为释放热量与表述内心细腻情感的方式之一的歌谣。实际上歌谣的属性包含心理、生理范畴内的艺术信号。李渔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就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乐器来说，人声或许是最美好的。正如花儿所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这是因为美妙的人声，无论是高音或低音，无论是悲哀还是激昂，抑或是缠绵或愤怒，总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喉头括约肌的控制，即刻出现胆汁与血液在体内的加速流动和偾张。音乐家邹静之先生称之为这是由于“神秘的汁液”，它能够产生情绪，既感染自己，也感染他人，当然更奇妙的是花儿还能不出声的在心中唱。歌谣，既然是人类最初传播自然人个体情感或群體信息的媒介，那都是为争取保护生存环境和生殖繁衍行为而形成。比如人类群体（部落、部族、民族）在他们崇拜自然、维护信仰、改换生产方式、大规模迁徙、进行战争，都是为了改变生存条件或是保护生活环境。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时空，在不同的阶段，所涌现出的一种群体联络、赞颂、鼓励及个体倾吐情感的文化现象“音乐”，也必然是它出现的根源。而音乐中的原生态歌谣自然是最能表达人类的复杂情感，其中多形态表述男女心声的花儿，自然也不例外。当然，花儿与其他歌谣的不同，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生成不同的文化习俗，包括生活习惯、语种方言、民族宗教心理等。也就是传唱花儿的人群所存在的特定地域环境和人文背景微小差异下形成的一些所谓流派。无独有偶，比如产生于中国南方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名列我国少数民族之首）的歌谣 “欢歌”，广泛流布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区及云贵高原边缘的广大地域，那里，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皆统称为岭南文化。但从整体而言，花儿各流派的音乐韵律的共性依然是首要的，这点无可非议。
（三）花儿文化底蕴的一致性
河湟花儿流布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的昆仑神话；穆天子幽会西王母于瑶池青海湖，临别歌唱：“白云在天，山岭自出。道里悠远，山川之间。将子勿死，尚能复来。”大禹治水导河的积石峡，留有禹和族人同居生活的石窟，亦有歌谣传说，九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这里有出土最美舞蹈盆的宗日、孙家寨，早期先民们在石磬骨笛的伴奏下，来到河水岸边，手拉着手，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从湟水岸畔的柳弯彩陶墓葬遗址，可以看到先民们有了剩余的粟粮和鸡猪，审美意识飞跃升华，在盛粟提水的陶皿上绘画彩色图饰，既有企盼多子蛙的生殖图，也有呈现爱情的欢歌。尽管没有远古声音记录的痕迹，但从老爷山、瞿昙寺、丹麻、七里寺花儿会上所显示的古朴遗风和悠扬清纯的花儿旋律中，让人深切感悟到花儿表达爱情的初衷。
新疆花儿也称“山曲儿”。主要是自清代乾隆之后时由驻防边军和回族人民的大量入内定居所形成。据纪昀（1771年）的《民俗三十八首》有句“斜照衔山门早掩，晚风时袅一枝花。”国梁在其诗《至磨石沟勘水泉》有句“不是天台秘水流，恐流花片惹闲情？”。从这些词句可想而知文人墨客闻其花儿的意趣。其根是黄河中上游流域的花儿。经200余年的演变，吸纳了当地新疆的曲子，融合一些民族歌谣，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花儿。曲调高亢、明快，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开始流传于昌吉、玛纳斯。乾隆年间的昌吉隶属甘肃省镇西府迪化州治辖，包括现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米泉、乌鲁木齐、焉耆地界。至民国初期，内地军阀混战，灾害频发，许多人因逃难或躲抓兵，走西口，出新疆。有花儿唱道：“丢下个尕妹了到新疆，听人说，新疆是富饶的地方；豁出个性命干一场，只要活，天上的星星哈摘上。”“送我的小阿哥到新疆，做苦工也胜过吃粮；吃饱嘛穿暖的活宽敞，有钱了带给些爹娘。”“丢下了尕妹到新疆，舍不下年老的爹娘；这一趟去了者看地方，再一趟家小们带上。”正是真实的写照。另外，青海的回族花儿很多，扩展到沙湾、阜康、吉木萨尔一带。新中国成立后，花儿传唱至农建兵团，地域扩大到准噶尔盆地边缘。农垦兵团成员，是由王震将军所率西北野战军一兵团入疆部队和早在1945年驻防新疆的青海骑五军起义官兵组成，他们来自山西、陕西和甘肃、青海，都受过山陕民歌与花儿的熏陶，尤其是骑五军中有一个回族团，人人都是会唱花儿的能手。数万新居民，仍然保留的群体信仰和习俗，必然赋予了新疆花儿全新的文化内涵，但其根脉依然是属于昆仑文化生态带。
（四）花儿修辞词语的一致性
修辞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言以文远”，言辞要有文采方可垂久。由此唐代贾岛留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佳话。诗圣杜甫亦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这只是强调了文辞的修饰，而《说文解字》云“辞，说也”，所指是说，是语言。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基本词语是平易朴实的话语，并不过分修饰辞藻。但花儿符合生活丰富、思想深远、结合现实语境、依据内容表达的主要修辞原则。如“西宁城是四四方，金盆养鱼的地方；从军抗日上战场，宁设个命，不舍个自己的家乡。”在众多的修辞表现手法中，花儿多应用比兴、夸张、反复、衬托、象征、设问反问、顶真回环、排比、讽喻等手法来遣词造句，逐渐形成了习惯性的文词规律，尽管令调不同，却词句类似。如临夏所唱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的歌词是 ：“我一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颗牡丹；看去是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朱仲禄所唱河湟花儿河州令《摘不到手是枉然》，歌词几乎一样，只是“一颗牡丹”变成了“一朵牡丹”。土族所唱的“溜溜儿山令”《看去容易摘起难》的词句完全和朱仲禄的相同。撒拉族传唱的“撒拉令”《上去高山望平川》的词句，也只有第二段的结尾词是“手抓了两根马莲。”《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的词句：“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刀子拿来头割哈，不死是就这么个唱法。”宁夏花儿：“权当你有遮天手，难封世上唱歌口。山崩地裂石头烂，唱得太阳照当头。”都有同工异曲之妙。如此类比，像《下四川》和《脚户哥》《大眼睛令》和《水合花》等多种花儿令调，应用同样或近似词句的很多。由此，传唱于天山南北、河湟流域、洮岷一带及六盘山的花儿，都有大致近似的修辞规律。
但由于在不同的场景下，因为歌者和闻者的情感交流，会用大致近似的词语，或即兴创编的词语，却能产生强烈的音乐美感。如我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福屯搞生态定点，偶遇两位撒拉族姊妹，一个戴黑盖头，一个是未嫁姑娘戴绿盖头。姊妹俩承包农活，用数月时间给试验站割草。她俩把栲栳靠在草库仑矮墙上，见着我们随口唱出了一首《水合花令》。姐姐唱，妹妹帮腔 ：“哎哟哟哟……我把我的大眼睛哈想着、想着……”引发出多次衬音叠字，尤其是妹妹似乎想起了自己的情人，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那温婉缠绵，阴柔悱恻的滑音，如泣如诉，抽抽嘤嘤，嗨，真是催断肝花烂了肠。歌者流泪，听者落泪，那首花儿至今犹如还在耳边。屈文焜先生在北戴河也给我講过一个故事。他行走到远离洮河的孤独窑洞里留宿，一位孤寂的老农给他喝了浓浓的罐罐茶，吃给了珍贵的干柿饼，又敬上了自酿的苦涩柿子酒，他突然不适应，腹痛难耐。老农没办法，却呦的一声，给他吼出了花儿：“泉儿呢舀下水着哟，我梦见连你嘴对嘴着呢哟；哎哟……哎哟，惊着醒来你没有啊，我满炕摸了鬼着呢哟！”花儿给他解了痛，也使他至今难忘。这都是自然人映照当时当地的语境，随意抒发情感，许多衬词叠字，重章叠句，虽属无意义，却是加重了所表达的主观情绪，感人至深，沁入肺腑。
（五）花儿音乐韵律的一致性花儿的音乐属性大致接近
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在格律、风格、曲调和演唱上虽然有别，可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例如：“正月里，春发呢， 牡丹土里生芽呢，啥时结子开花呢。”洮岷“花儿”多为三字尾韵，三句一首，但也有五句和六句一首的，如：“镰刀要割芝草呢，想把农业搞好呢，要靠党的领导呢，还要睡晚起早呢，人民生活才好呢” 。
河湟花儿的句式，大多数是四句式和六句式。如：“樱桃儿好吃着树难栽，树根里渗出个水来；心儿里有你着口难开，‘少年啦问候着你来。”如：“金山银山的八宝山，山湾里，水面上转着的磨扇；若要我俩的婚姻散，西海干，祁连山摇着个动弹！”多是双韵。也有五句、七句式或多句式的。如：“花椒树儿是一疙瘩，碎刺儿倒把个手扎；尕妹妹像朵刺玫花，折不上，吼一声花儿了走吧。”又如：“尕妹我哈秀给的花腰带，面子是缎缎，里子是毡毡，彩线啦扎哈的牡丹，扣子是银子的蛋蛋；阿哥我系上了走，一路上心里好舒坦，人前头显摆了尕妹的手段。”二三韵连用。
宁夏花儿的句式，以六盘山花儿为例，也多是四句式、六句式，其他五句、多句式，都是四句式的变格形式。尽管有时出现两句式的对唱，以及在民族区域唱花儿夹杂民族语言和比兴词句的，如藏语、土语、撒拉族话，那又是少数“风搅雪”格式。
（六）花儿民俗的一致性
各地区各民族的习俗有群体和个体之分，花儿民俗共性显然隐藏在个性之中。群体表象表现在当地各种庙会活动与花儿民间集会的结合方面。由于早期先民生产力低下，思维方式较为简单，歌谣成为最初崇拜自然现象的方式之一，至今在花儿唱词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祭拜太阳神、雷电神、山神、湖泊海神、河流水神的词句，那是远古先民祝祷文辞的遗存。在不同民族的节令活动，与大小花儿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青海的五峰寺、瞿昙寺、七里寺与老爷山、丹麻花儿会，甘肃的莲花山龙华寺、临夏紫松山庙会、二郎神庙会等庙会活动连接在一起。一旦这些民俗遗风，如：煨桑等，撒风马、举图腾幡幛、焚香烧纸避邪、禳祸消灾活动结束后。花儿歌手们把花儿不能在家里唱、村里唱和老人面前唱的禁忌抛之脑后，放开胆子唱开了。有花儿唱道：“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清不过花心儿的露水；我俩许下的六月会，丹麻的林廓里唱走。”河湟花儿词汇中有大量对日月星辰和昆仑山、黄河、青海湖山河的赞美比兴词语。都是对远古生存环境的回念，是对民族英雄的景仰，也是对被人类神话为神佛磁场感应能力的对接和分享。但在人们自由释放个人情感，倾吐心声，与神共舞同乐的漫长过程中，这一遗风渐渐被社会经济活动集市和人之集体娱乐占了上风。个体表象则具体表现在家族或家庭祭拜祖先和喜婚丧葬的聚会程序中。一般抒情花儿或拉伊，只可由自家唱或请艺人唱婚礼曲、宴席曲、酒令等。大都有鼓乐与丝竹器乐伴奏，但均与花儿有着一些联系，成為地方习俗。尽管这一切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删繁就简、在变化，却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基因遗存，也是中华文化内容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青海是民族文化之根本，应该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
（未完，敬请关注下期。）
作者简介：辛光武，青海同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等。出版文化类著作10余部，发表民族文化、花儿研究类论文2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