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卢晓娜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关键词： 联邦德国;纳粹史;历史叙事;史学良知;政治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于纳粹史的书写呈现出很大不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认为，这三方的纳粹史叙事可分别归为历史哲学维度、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和道德维度。①相较之下，联邦德国的纳粹史叙事更为复雜、多元。如何就纳粹问题进行历史书写，这是战后联邦德国各派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历史学家们的纳粹史叙事主要由两种力量塑造而成：即他们自身的史学良知及自认为所肩负的政治使命。此二者彼此分化又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纳粹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与转型。诚如徐健先生所言，“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指向战后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同时还涉及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定位”。②
一、战后至50年代：“辩护式”的保守叙事
历史主义传统对德国史学影响至深，史学服务于政治的使命感为历史学家们普遍接受。纳粹政权的土崩瓦解并未动摇历史主义传统的主导地位，史学研究的政治使命感也延续下来。战后，联邦德国历史学家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家分裂”，更是“国家与国家所负罪责的分裂”。③这种强烈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历史主义史学家们的政治使命感。克肖曾这样描述战争刚结束时，联邦德国纳粹史研究的学术背景：“纽伦堡审判将骇人听闻的惨案以及纳粹政权的暴虐无道公之于众。这样，在书写刚刚成为历史的过去时，便会产生一种鲜明的对照，即同盟国方面的激烈抨击与德国方面的自我辩护。”【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p.1.】这种“辩护式”的保守叙事正是在政治使命感的推动下形成的。在史学良知与政治使命的纠葛下，保守叙事充满了苦涩与愤懑的感情色彩。一方面，他们对纳粹暴行及战后惨况深感震惊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西方主流话语对德国文化及民族性的激烈批判深感委屈与不满。史学良知促使他们对黑暗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而政治使命又令他们感到有义务为德国历史及古典文化辩护。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与格哈特·里特尔便是这类保守叙事历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及政治传统，同时又与自身经历相关。这两位扛鼎级的历史学家都曾在早期认同纳粹主义，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加入纳粹党，又都在后期因批判纳粹而遭受迫害。
迈内克的早期学说具有鲜明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反犹主义色彩。他支持德国东扩，批判南斯拉夫人具有“原始兽性”;【Robert Pois， Friedrich Meinecke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认为导致自由主义崩溃的罪魁祸首正是犹太人。【Zeev Sternhell， David Maisel，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83.】魏玛共和国治下，迈内克成为一名消极的民主制支持者（Republican by Reason）。希特勒掌权后，迈内克公开支持反犹立法。但同时，他也对纳粹暴行深感忧虑与不满。1935年，迈内克被解除了《历史杂志》总编职务。
里特尔曾在“一战”中作为步兵服役，这段经历使他对帝制与德国至上论充满执念。里特尔的早期政治理想同纳粹对外政策极为契合。他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欢呼不已，认为“这是我们新政府最为大胆且稳健的外交壮举”。【John Connelly and Michael Grüttner， eds.， Universities Under Dictatorship，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7.】同时，在里特尔看来，纳粹政权也是“欧洲和平之中心”，更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实堡垒”。【Sebastian Conrad，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trans.Nothnagle Al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44.】但很快，里特尔就在国家法治、宗教政策及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方面同纳粹产生了巨大分歧，并最终与之公开决裂。【里特尔笃信国家法治（Rechtstaat， State of Law），因此对纳粹践踏法治极为不满。1938年，里特尔出席现象学之父奥地利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G.A.Husserl）的葬礼。胡塞尔曾任教于弗莱堡大学，纳粹上台后，他因犹太人血统被开除，出版权也遭到剥夺。在纳粹高压下，里特尔是唯一参加胡塞尔葬礼的弗莱堡大学教职人员，这无疑是他对纳粹反犹的公开挑战。里特尔笃信路德宗，并加入了信义教会，抵制纳粹所宣扬的“雅利安基督教”（Aryan Christianity）。】1938年，里特尔在耶拿发表数篇演讲，猛烈抨击为纳粹利用的尼采超人哲学。随后，他加入弗莱堡集团（Freiburger Circle），甚至还参与了施陶芬贝格计划。行动失败后，里特尔被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
相似的理念及经历使迈内克与里特尔的纳粹史叙事极为相似。在他们看来，纳粹主义并不是德国自身的产物，而是“流毒于德国的异质势力”。【Alvin H.Rosenfeld， ed.， Thinking About the Holocaust ： After Half A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9.】1946年，迈内克出版《德国浩劫：反思与回忆》。【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Mannheim： F.A.Brockhaus， 1965.】1948年，里特尔出版《德国问题：德国人的基本问题，昨天与今天》。这两部作品是战后初期历史主义传统影响下联邦德国纳粹史保守叙事的代表。在他们看来，纳粹主义的渊薮是一种潜藏的、寄生的、异质负面力量，最早应上溯至1789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残存恶果。德国原本健康、积极的文化正是遭此荼毒。尽管纳粹主义早已初露苗头，但“一战”则是其最终形成的催化剂。“一战”造成整个欧洲的道德大崩溃，宗教价值观也随之瓦解;马基雅维利主义泛滥，政治野心家乘虚而入，蛊惑人心。因此，纳粹主义是普遍的欧洲现象，而非特殊的德国现象，更不能将之指控为德国文化的产物。对德国而言，纳粹掌权是天降横祸，“疯子希特勒的个人意愿”【Gerhard Ritter， Das deutsche Problem： Grundfragen deutschen Staatslebens， gestern und heute， München： R.Oldenbourg， 1966， S.198.】发挥了关键作用。否则，德国文化还会沿着歌德时代积极健康的轨道发展。
除却辩护使命外，此时保守历史学家所担负的另一项更基本的使命是：抚平战争创伤，求得民族重生。这种使命令历史学家在面对罪责问题时有意识地三缄其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中这样分析此种心态：“逃避战责，产生这种邪念的原因显而易见。相当一部分群体深陷极端困境，他们对战责讨论十分敏感;更关心那些能减轻伤痛，解决温饱的议题。他们的观念也因之愈来愈狭隘。”【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E.B.Asht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p.19.】
战后第一个十年，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正是徘徊于这样的良知和使命之间。二者的撕裂使历史学家们在书写纳粹史时不得不进行终极抉择，这造成他们的叙事充满纠结与矛盾。一方面，他们亲历纳粹惨祸，史学良知驱使他们进行痛定思痛的反省。但另一方面，他们仍受制于历史主义传统的桎梏，英美学者“德国历史延续性”【Rohan OButl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E.P.Dutton & co.， 1942;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From Luther to Hitler， The History of Nazi-Fascist Philoso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1.
】的批评深深刺痛了他们，令其感到愤怒与委屈，激发了他们捍卫德意志文化尊严的使命感。同时，治愈民族心理创伤，让民众重鼓民族信心，拥抱明天的使命感又使其有意忽略最基本的罪责问题。基于这样的心理，他们强调希特勒个人意志的决定性影响，强调德国文化是从歌德时代的辉煌高峰骤然堕落入纳粹主义的黑暗深渊。
二、60年代至70年代：批判叙事兴起及保守叙事对其的抵制
60年代，联邦德国的纳粹史叙事出现重大转型。这一时期，反思过去的史学良知仍在发挥主要作用，但史学家们的政治使命却不同于以往。这主要是由于联邦德国内部政治气候及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战后，联邦德国亟待完成的首要任务是重新融入西方。1949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成为首任联邦总理，他主张“向西方靠拢”以获得欧洲其他国家的谅解。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德国走向西方的“欧洲使命”为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接受。“欧洲使命”理念的萌生并未带来史学良知与政治使命的融合。恰恰相反，它引发了左右翼历史学家关于纳粹史叙事的严重分化。这一时期秉承“欧洲使命”的大多是之前持保守叙事的右翼历史学家。左翼历史学家此时并未接受“欧洲使命”，他们所怀抱的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未来使命”。
“未来使命”最早由法兰克福学派大家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 L.W.Adorno）提出。1959年，曾因有犹太血统而被剥夺教职，流亡英美15年之久的阿多尔诺向保守叙事发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背叛了未来。这同过去十年中，保守历史学家借助磨灭、隐去战责以拥抱未来的思维完全相反，启发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传统纳粹史叙事进行反思。在他们看来，保守叙事并不能真正起到“辩护”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对世界历史的关切使得史学家脱离了对个别文化和国家的关切”，【[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 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第341页。】历史主义的堡垒出现了裂隙。
与此同时，60年代初的艾希曼审判与第二次法兰克福审判也进一步推动了纳粹史叙事变化。尽管这些被告均坚称自己只是执行命令，但他们依然被判定有罪。【阿通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于1962年6月1日被执行绞刑，他的骨灰也被以色列海军抛洒在远离以色列领土的地中海公海上。在业已废除死刑的联邦德国，接受审判的22名纳粹中低级军官虽逃脱一死，但亦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6名军官因谋杀罪被判处最高终身监禁，另有11名因参与谋杀罪而获刑14年。】纳粹罪行的昭彰，公开严厉的审判，都使联邦德国民众再次意识到，所谓德国及德国人的罪责原来并不是战胜国强加于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的也不仅仅是希特勒个人或少数高层决策者，众多普通军官更是暴行的直接参与者、实施者。宣扬希特勒个人意志因素，批判西方国家过度苛責德国，捍卫德意志民族自尊的保守叙事濒临坍塌。
左翼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便是在此时向保守叙事发起了致命一击。早在1959年，费舍尔便对官方“一战”战责裁定发起挑战，再次将罪责矛头指向德国。【Fritz Fischer， “Deutscher Kriegsziele： Revolutionierung und Separat Frieden im Oste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188， Issue.1， 1959， S.249-310.】60年代，费舍尔又先后出版三部力作，基于之前的观点提出“国内政治主导论”，并再次强调了“德国历史的延续性”。在他看来，第二帝国与纳粹政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德国内部社会变迁的失衡是其发动“一战”及滋生纳粹主义的根本原因。【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1; Fritz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9; Fritz Fischer，From Kaiserreich to the Third Reich： Elements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1871-1945， Winchester： Allen& Unwin， 1986.】这毫无疑问是对保守叙事的公开宣战。费舍尔学说在东德、奥地利、苏联及美国等地赢得广泛支持。然而在联邦德国内部，伴随着冷战的高潮迭起，费舍尔学说遭到了猛烈批判。
保守历史学家对费舍尔学说群起攻之，这首先是因为费舍尔刺痛了他们对德意志古典文化及历史主义传统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时迈内克已去世，里特尔成为反对费舍尔学说的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德国也是战争受害者;德意志第二帝国同第三帝国之间的联系纯属子虚乌有;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同希特勒根本不能相提并论。【Gerhard Ritter，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 Vol.3， The Tragedy of Statesmanship：Bethmann Hollweg as War Chancellor（1914-1917），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2.】其次，国际政治及学术背景因素亦不容忽视。联邦德国与西方他国均认识到，战后欧洲重建需要以共识作为基础。在此理念引领下，双方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1951年及1955年，联邦德国与法、英等国分别召开历史学家会议，达成了“一战”起源问题的“国际政治主导论”及“一战”战责问题的“无责任主体论”两项共识。里特尔出席了会议，亲自参与、推动了共识的达成;而费舍尔学说无疑将这来之不易的谅解全盘推翻了。这令里特尔等自认肩负“欧洲使命”的历史学家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费舍尔的理论势必会为联邦德国融入西方造成极大的羁绊与困阻。
本质上，这一时期里特尔等保守历史学家所坚持的仍是“辩护式”叙事。但在建设欧洲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它具有了新的内涵：不再是捍卫德意志古典文化的尊严，而是维护脆弱的外交共识，这是欧共体形成的感情基础。而费舍尔则提醒学者及公众再次反省黑暗的过去;认为如此方能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向未来。更重要的是，费舍尔学说提出了一种开放式的叙事法，为联邦德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70年代后蔚然大兴的以汉斯-乌里奇·韦勒为领袖的比勒菲尔德学派正是在费舍尔学说的启发下，彻底摆脱了历史主义桎梏，积极吸纳法国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理论及美国政治理念，开拓了联邦德国史学发展的社会史新领域;也基于费舍尔“国内政治主导论”，提出了纳粹主义起源的“特殊路径”理论。【HansUlrich Wehler，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C.H.Beck， 2003.】
三、80年代：“相对化”及“历史化”的新修正主义叙事
80年代，联邦德国的纳粹史叙事再次出现转型。物质的积累、社会的安定使得德国人对民族未来满怀希望。但同时，他们发现自己仍背负着纳粹罪责的重担，这些罪孽虽都归属纳粹时代，却又被笼统概以“德国”之名。这使德国人产生了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自我认同困难”;【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p.327.】他们迫切希望甩掉包袱，也使后代安享所谓“晚生的幸福”。一些保守政客及历史学家更是希望借此契机，彻底与过去划清界限，“走出第三帝国的暗影，重拾作为德意志人的自信”，【James M.Markham， “Whiter Strauβ-Bavaria or Bonn？ Premier Campaigns for ‘Emergence From Third Reic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5th， 1987.】最终实现两德统一。
1982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在对外政策方面，科尔秉承阿登纳“走向西方”理念，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建设，尤其注重加强与法国的合作;同时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在对内政策方面，科尔提高政府补贴、鼓励创业，极力推动两德统一。科尔的政治诉求决定了他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在他看来，两德统一的前提是建立牢固的民族集体认同，而纳粹史书写则是建立此种认同的关键。有趣的是，作为新右派政客，科尔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博士。他的纳粹史观正代表着，也更影响着此阶段保守历史学家们的叙事。修正过去二十年的批判叙事，推动两德彼此的民族认同及德意志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认同，这成为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的主导思想。本已行将就木的保守叙事沉渣泛起，這一时期它被称为“新修正主义”叙事，呈现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即试图将纳粹史缩小、融化在德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进程中，目的是重建德意志民族荣耀感，以此作为维系两德彼此认同的纽带。1986年4月25日，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在右翼言论重镇《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历史虚无之地》，向批判叙事宣战。施蒂默尔认为：德国人一直以来就缺乏对本民族历史的自豪感，这种自惭形秽导致德国难以定位民族的去路，社会历史发展因之频遭波折与失序;魏玛共和国的崩溃正是由这种“去路惘然”（Loss of Orientation）造成的。施蒂默尔认为，联邦德国本该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之所以不仅未能取得如此地位，反而在来自苏联及东德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充满恐惧，其症结就在于历史不自信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挫败感。德国人民理应积极看待自己的历史，这在道德上符合情理，在政治上也很有必要。【Michael Stürmer， “History in a Land Without History，” in Ernst Piper， 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3， pp.16-17.】基于这样的逻辑，施蒂默尔主张应重新衡量德国近代历史，重振崩溃的民族自信。他认为，纳粹历史是建立此种民族荣耀感的最大障碍，人们不应仅将目光聚焦在那奄忽的十二年，“沉溺于罪恶感而无法自拔”;【Richard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p.103.】而应着眼于长时段，从德意志波澜壮阔的民族史中求索所有德国人都能引以为傲的光辉点。
另一种叙事形式是通过将纳粹屠犹与20世纪其他政治悲剧相类比，从而将纳粹暴行“相对化”，并最终将纳粹史“历史化”。这派历史學家以恩斯特·诺尔特为代表，另外还有：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约阿希姆·菲斯特（Joachim Fest）、安得烈亚斯·弗里茨·希尔格鲁贝尔（Andreas Fritz Hillgruber）。诺尔特认为，1917年至1945年是欧洲大内战时期，德国与俄国的命运在此时代洪流中纠葛，进行着殊死博弈;德国的政治结构变化同俄国有着天然联系，是对俄国政治的回应与反击。【Ernst Nolte， “Between Myth and Revisionism？ The Third Reich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1980s，” in H.W.Koch，Aspec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5， pp.17-38.】1986年6月6日，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往者勿谏，来者可追》。【诺尔特这篇社论字面上可译为《不愿过去的过去》，但结合其内容，译为《往者勿谏，来者可追》更能表现诺尔特的本意。】他开篇便言辞激烈地指出，过去二十年的批判叙事“是邪魔恶鬼，是在当今所建构的过去，是一把悬在现世头顶的刽子手之刀”。在诺尔特看来，学界及公众对纳粹史的关注“太过头”了，以至于会诱导人们忽视更为切要的现实问题，如“后世子孙的福祉”及发生在越南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诺尔特批评批判叙事学者未能认识到甚或不愿承认，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已出现了同纳粹暴行类似的罪孽。诺尔特将之称为“亚洲罪行”（Asiatischen Tat）。紧接着，他连发数问：“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希特勒犯下与之类似的‘亚洲罪行是否仅仅是出于对自己将会沦为此罪行牺牲品的担忧，不得已而为之？难道古拉格群岛的罪孽不是奥斯维辛的先河吗？难道希特勒的极端暴行不能被解释为他是受到‘鼠笼酷刑的启发吗？”最后，诺尔特甩出一记重磅，他诘问道：“归根结底，难道奥斯维辛就势必要成为一段永不过去的往事吗？”【Ernst Nolte， “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 Eine Rede， die geschrieben， aber nicht mehr gehalten werden konnte，” 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 June 6th， 1986.】显然，他本人对此早已有了清晰的答案，那就是：纳粹史应当被埋葬，应当成为永远沉沦的潜流。
第三种叙事形式则是将纳粹主义同“现代性”理论相结合，使德国历史发展轨迹摆脱“特殊路径”理论框架，趋向“正常”。1987年，赖纳·齐特尔曼出版《希特勒：革命者的自我认知》，对希特勒的政治哲学重做阐释。齐特尔曼认为，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及反犹主义等政治理念逻辑清晰，且充满现代性特征。希特勒所致力于建设的，是以被侵占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为物质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科技社会。在社会规划方面，希特勒完全是在效法斯大林。基于这样的逻辑，齐特尔曼得出结论——种族屠杀只是希特勒这位“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家，也理应被历史学家们视为社会革命家的独裁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手段与方式。【Rainer Zitelmamn， Hitler， Selbstverstndnis eins Revolutionrs， München： Olzog Verlag， 2017.】就这样，齐特尔曼以近乎诡辩的方式，“跳过分析希特勒的政治理念同种族灭绝究竟有何种逻辑关系，反其道行之，进行逆向推论”;【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p.245.】在“正常化”纳粹主义起源的同时，也进一步将纳粹暴行“相对化”，甚至“合理化”了。
新修正主义叙事引起了左翼历史学家的强烈不满。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扛鼎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率先发难。1986年7月11日，哈贝马斯在左翼言论重镇《时代》周报上发表宏文《清算：德国史学叙事中的辩护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新修正主义叙事将纳粹暴行虚无化，“带有强烈德国民族主义色彩，背离了北约精神”。这不仅斩断了德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脉络，更割裂了德国同西方的联系。哈贝马斯旗帜鲜明地表示：“在政治、文化领域全面、无条件地向西方开放，这是我们在战后取得的最大精神成就。我们这一代生逢战争的人尤其当对此心存感念！这种拥抱西方的精神是我们超越所谓‘大中欧意识形态方才实现的。”他痛斥施蒂默尔和希尔格鲁贝尔时至今日还在鼓吹此种毒害至深的意识形态：前者意图建立宗教式的自我民族崇拜;而后者则是在为东线德军唱响挽歌。随后，哈贝马斯以令人折服的理性与睿智，告诫德国人：“唯一不会使我们同西方渐行渐远的爱国主义是符合宪法精神的爱国主义。”【Jürgen Habermas， “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 Die apologe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sschreibung，”Die Zeit， July 11th，1986.】《清算》作为回击修正主义叙事的先声引发了强烈反响，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中坚力量的左翼学者纷纷参与其中，抨击新修正主义的叙事逻辑。“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就此开始，并不断升级。【Rudolf Augste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Martin Broszats，eds.， Historikerstreit： 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 München： Piper， 1987.】
这一时期，左、右翼历史学家叙事的分歧其实在于他们有截然相反的使命感。诺尔特等学者对自己使命的界定是“民族未来使命”。在他们看来，历史书写对民族认同至关重要，“谁注入记忆、定义概念、解释过去，誰就赢得未来”。【[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马俊、谢青译：《另一个国家：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第266页。】与此相反，左翼历史学家则秉持着更为开放的“欧洲未来使命”;他们主张拥抱西方价值，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一阶段，史学良知及政治使命在左翼历史学家身上实现了统一，而在右翼历史学家身上则再次分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时左翼历史学家倡导的“欧洲未来使命”与50年代右翼历史学家主张的“欧洲使命”目的一致，都是维护联邦德国与西方和解;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后者更多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基于政治诉求与英法达成的互谅和共识;而前者则是历史学家基于对德国与欧洲之共同未来的理性思考而提出。
随着论战的白热化，右翼历史学家们的观点逐渐趋向极端。1987年，诺尔特出版《欧洲内战1917-1945年：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不仅再次将纳粹死亡集中营同古拉格劳改营相提并论，更增添了其他参照，如盟军战时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美国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屠戮，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诺尔特甚至暗示道，大屠杀很可能只是一段虚构的历史，理由是：商定“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根本不存在;书写大屠杀的大多是犹太历史学家，他们为博得同情、谋取利益而诋毁德国。同时，诺尔特认为，两战之间的德国是欧洲进步的希望之星;是建立强大欧洲，引领欧洲人同美、苏争雄的中流砥柱。德国若果真对《凡尔赛条约》俯首帖耳，那么在30年代就会惨遭周边国家瓜分;而一旦德国崩溃，建立像美国一样强大的欧洲的梦想也会随之幻灭。【Ernst Nolte， Der europ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Berlin： Ullstein Verlag， 1987.】可见，诺尔特后期的观点充斥着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狭隘化了的地缘政治理念。此外，诺尔特的叙事方法和逻辑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即开启了90年代后的“受害者”叙事先河。诺尔特未必真的认同自己的学说，只能说其史学良知已完全沦为政治使命的附庸。事实上，这种违背史学良知的叙事不但不能担负“民族未来使命”;相反更是一种后视、倒退，较之战后初期的“辩护式”叙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右翼史学家煞费苦心，希望通过调整叙事，引领德国民众走出“黑暗”重拾自信，但他们的初衷并未实现。新修正主义叙事遭到了联邦德国内部及世界范围内左翼学者的强烈批判。同时，由于双方论战主要在大众传媒平台上开展，也深深影响了德国民众，沃尔夫冈·莫姆森的“抵赖与遗忘都不会拯救我们”【Wolfgang Mommsen， “Neither Denial nor Forgetfulness Will Free Us，” in James Knowlton， 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Original Documents of the Historikerstreit，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 trans.Truett Cates，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3， pp.202-215.】的疾呼更加深入人心。
四、90年代至今：“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然而，政治界限的消除并不意味着两德之间的壁垒会即刻随着柏林墙一道倒塌，归于尘土。国家的统一带来昂扬的精神。此刻，如何维系两德彼此认同，寻找能团结振奋所有群体的精神力量，成就祖国重生后的崛起，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家们最为切要的使命。右翼杂志《民族与欧洲》公然呼吁“通过结束违背历史和真相的再教育”来“保障我们人民的民族认同，重新确立民族尊严和平等”。【Wolfgang Gessenharter， Kippt Die Republik？ Die Neue Rechte und ihre Unterstützung durch Politik und Medien， München： Knaur Verlag， 1994， S.95.】
一些历史学家希望再次拥抱民族主义式的爱国主义，来弥合认同裂隙。此外，在新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的积极参与也使纳粹叙事更加贴近公众，成为“公众教育”的重要方式。【孟钟捷：《公共历史教育和德国的战争罪责观——以1990年代末“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期。】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众传媒对纳粹史的表述基本秉持着“集体罪责”理念，不仅“过度解读”了这段历史，更将德国及德国民众妖魔化了。这样，两德彼此认同、德意志民族历史认同、德国民众自我身份认同，三种情感此刻汇聚在一起，合成一股湍流，推动纳粹史叙事再次转型。右翼历史学家提出了较为敏感且争议极大的“受害者”叙事，左翼历史学家则提出了较为中和且更积极的“抵抗者”叙事。
“受害者”叙事表述并不新鲜，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作为一种共享的“伤痛记忆”被重提、放大。由于它完全解决了两德彼此认同及民众自我认同问题，又回避了最敏感的民族历史认同难题;故在当时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与这种受害者叙事相伴而生的，是对批判叙事的反对和抵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历史学家并不仅限于右翼群体，亦不乏左翼学者。马丁·瓦尔泽与约尔格·弗里德里希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原本都是坚定的左翼人士，均参与过反越战活动。瓦尔泽曾支持勃兰特参选，同情并结交共产党员，而弗里德里希在学生时代还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
1988年，瓦尔泽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关于祖国的演讲”，反复声明两德分裂是令他难以承受的痛。1998年，瓦尔泽被授予和平书商奖，在领奖仪式上，他做了题为《星期天演讲所感》的演讲。【Martin Walser， “Experiences while Composing a Sunday Speech： The Peace Prize Speech （1998），” in Thomas A.Kovach， Martin Walser， The Burden of the Past： Martin Walser on Modern German Identity： Texts， Contexts， Commentary，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8， pp.88-94.】此时正是德国国内“戈德哈根之争”方兴未艾，“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之争”“国防军罪行展览之争”又高潮迭起之时。美国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将“集体罪责”指控推向空前高度，【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6.】引发德国学界强烈不满。不仅右翼学者对之口诛笔伐，甚至连左翼学者汉斯·莫姆森也参与其中，从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等方面对此书学术价值甚至可信度提出质疑。【 Hans Mommsen， “Einleitung，” in Norman G.Finkelstein， Ruth Bettina Birn， Eine Nation auf dem Prüfstand Die Goldhagen-These und die historische Wahrheit， Hildesheim： Claassen Verlag， 1998， S.9-22.】此外，国防军罪行展览、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林的树立，都使得纳粹史研究的公众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瓦尔泽在这篇演讲中，便对这三场论战所聚焦的德国民众“集体罪责”及公众参与史学导致纳粹史研究流行化现象大加挞伐。虽然瓦尔泽的演讲充满情绪化，甚至偷换概念的表述，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代表了那时左右翼历史学家的共同理念。
演讲通过电视转播，瓦尔泽的愤怒溢于言表：“每个人都对我们所背负的历史重担了然于胸，我们的永恒之耻。它无休无止、无时无刻地被展示在我们面前……我感到自己根本无力逃脱这种千夫所指的境地。目之所及之处，指控铺天盖地而来，已经成为一种传媒程式……任何头脑健全、思维严谨的人都不会否认奥斯维辛的存在，也不会质疑它的恐怖。但如果大众传媒每天都充斥着此种千篇一律的控诉，我每天都被迫重温自己的耻辱，我会对此充满抗拒。”瓦尔泽认为，这种对納粹史“耿耿于怀的行为并不是出于铭记，而是压榨利用我们的耻辱，借此达到冠冕堂皇的现实目的”。瓦尔泽又对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林的修建表示了强烈不满，他甚至化用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Bananlity of Evil）”提法，讽刺竖立纪念碑林纯属“平庸之善”（Banality of Good）。
接下来，瓦尔泽抛出了最为敏感的，德国人想要回避，却又无力回避的良知问题。他引用海德格尔及黑格尔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罪感是存在本身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良知是埋藏在人性最深处的、孤独的一角……只完全内化为自我”。从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中寻找依据，这本身就表明瓦尔泽观点中鲜明的政治使命色彩。瓦尔泽不无讽刺地质问道：“那些抨击我们政府机制和政党领导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所谓思想家，他们是否自认为肝胆光明？但是，拥有最纯粹无瑕的良知，那究竟是什么感觉？”他答道：“绝对良知根本就不是良知。每个人都有良知，然而公众良知的运作却面临着符号化、象征化的危险。这种象征主义，无论是出于何种善意，仍是良知的大敌。‘完全内化为自我，是无可替代的，它必须保持‘内心一角的状态。”瓦尔泽提出“内化的个体良知”，同当时大众传媒主导的公众良知相对抗，目的正是让德国人彻底摆脱“集体罪责”指控，甚或干脆停止自省，获得所谓“良心的解放”。瓦尔泽的演讲措辞尖锐，其论证逻辑同十年前诺尔特的“往者勿谏，来者可追”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是对批判叙事的抵制，甚至可以视为是向“新修正主义”叙事的回潮。【Martin Walser， “Experiences while Composing a Sunday Speech： The Peace Prize Speech （1998），”pp.88-94.】
2002年，弗里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控诉战时盟军对德国城市惨无人道的空袭。他开篇便满怀悲愤地写道：“坠落的炮弹毫无目标可言，在哪里落下，哪里就是目标。一组轰炸机战队所载的3000吨炸弹原本不足以摧毁一座城市，但燃烧弹却可以造成连环、持续的伤害……”。【Jrg Frierich， Der Brand：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 München： Propylen Verlag， 2002， S.1.】在该书第三章，弗里德里希分别记叙了德国全境遭受空袭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将此轰炸同纳粹暴行进行了类比;这不由令人联想到新修正主义的“相对化”叙事。弗里德里希认为，大轰炸战术至迟在1944年就已失去战略意义，完全成为盟军实施报复的血腥手段。同时，大轰炸不仅未掀起德国人反独裁、反战争的情绪，反而引发极大反弹，令德国人渴望报仇雪恨。次年，弗里得里希又出版了《燃烧的土地：且看大轰炸》，辑录了大量照片，展示炸弹下德国城市及居民的惨状。【 Jrg Frierich，Brand sttten.Der Anblick des Bombenkriegs， München： Propylen Verlag， 2003.】
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引爆了“1941-1945年盟军大轰炸”史学论战。右翼学者对该书鼎力支持，认为它开拓了一片史学研究禁地，将德国被压抑已久的痛史昭告世人;甚至一些左翼历史学家都称赞《大火》戳穿了盟军道义轰炸的堂皇借口。【Hans Mommsen， “Wie man eine Stadt anzündeto，”Die Welt， November 23th， 2002.】以拉尔夫·焦尔达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学者则对之提出了严正批判。他们认为，弗里德里希只注重强调德国平民在空袭中所遭受的苦难，却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纳粹早在1939-1940年就对华沙、鹿特丹、考文垂等地发起过惨烈轰炸。作为犹太裔学者，焦尔达诺批评《大火》为“片面诉苦”，他提醒德国学者不要忘记秉承批判史学精神。【Ralph Giordano， “Ein Volk von Opfern？” in Lothar Kettenacker， Ein Volk von Opfern？ Die neue Debatte um den Bombenkrieg 1940-1945， Berlin： Rowohlt， 2003， S.166-167.】此时，还有另一种更为主流的，对此叙事法毁誉参半的声音。同焦尔达诺不同，这类学者大都是亲历大轰炸的德国平民——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的母亲在空袭中罹难，福尔克尔·乌尔里希就出生在防空洞。对他们而言，大轰炸是痛苦的切身体验。因此，他们对此叙事有着十分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对大轰炸中德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深感共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与焦尔达诺一样，清醒地知道弗里德里希隐去盟军轰炸的政治军事背景，将盟军轰炸同纳粹罪行相类比的危害性。最终，这派学者还是以理性精神克服个人情感，冷静地批评弗里德里希将受害者经历置于叙事中心，有失客观。【Volker Ullrich， “Weltuntergang kann nicht schlimmer sein，” Die Zeit， November 28th， 2002.】
这一历史时期，左翼历史学家提出了“抵抗者”叙事。他们关注极权恐怖下，德国各社会群体的反纳粹活动。他们认为，德国民众从未放弃对纳粹暴政的反抗。这种力量或来自向往自由的青年学生，或来自怀抱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徒，或来自于天良未泯的纳粹军官。他们采取了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或表达对暴政的不满，或向民众揭露纳粹罪恶本质，或试图推翻纳粹政权。
1999年，加布里埃莱·约南发表《基督教信念的精神抵制：以耶和华见证者为例》，记述了耶和华见证者反抗纳粹暴政的活动。纳粹上台后，耶和华见证者遭到残酷迫害，不仅立刻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许多信徒还被投入集中营。【由于耶和华见证者自视为上帝天国之公民，不效忠于任何世俗政权，也拒绝服兵役，因此在各国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处于合法性的边缘。纳粹得势后便立刻宣布耶和华见证者为非法组织。此外，纳粹仇视该教派的另外两点原因是：耶和华见证者在教义上強调旧约的权威性，因此被怀疑与犹太教有关联。同时，由于耶和华见证者最早产生于美国，这也令纳粹对其深感怀疑、忌惮。】即便如此，耶和华见证者并未放弃反抗。他们视希特勒及第三帝国为撒旦和其魔鬼军团的化身;认为自己对纳粹的抵制活动是上帝同撒旦末日决战的一部分，自己是奉神谕而反抗希特勒统治。他们采取不合作的方式，如拒绝行纳粹礼，拒绝参加队列游行，拒绝歌唱《旗帜高扬》及《德国至上》。同时，还在1936-1937年印发大量小册子，揭露纳粹暴行。约南认为，尽管耶和华见证者拒绝服从纳粹是由于纳粹主义同其教义严重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抵制是出于狭隘的宗教情节。相反，“他们正是本着道义、良知与信仰，对反抗邪恶力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Gabriele Yonan， “Spiritual Resistance of Christian Conviction in Nazi Germany，”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41， No.2（1999）， pp.307-322.】同年，赫尔穆特·戈特弗里德·哈西斯出版《炸飞希特勒：刺客格奥尔格·埃尔泽传》，讲述了木工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单枪匹马地策划、实施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哈西斯查阅了埃尔泽本人同他亲友的审讯记录，重现了这位孤胆英雄的成长经历、政治倾向、刺杀动机，以及其后他被严刑拷打，最终在解放数周前于达豪集中营遇害的生命历程。【Hellmut Gottfried Haasis， Den Hitler jag ich in die Luft： Der Attentter Georg Els Georg Else：Eine Biographie， Berlin： Rowohlt， 1999.】
在史學叙事“良知与使命”的纠葛中，使命的定位是最关键的问题。纷繁变化的政治使命彼此纠结，看似矛盾。但是，若以更为宏观的视角观察之，不论何种政治使命，都应归结为“人类未来使命”。简言之，决定政治使命的，是我们的胸怀、眼界与高度：既不陷入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也不再拘泥于地缘政治思维主导下的“西方与非西方问题”。唯有将全人类的未来纳入使命范畴，史学叙事方能彻底从“良知与使命”的困境中解脱，具有历久弥新的隽永意义。
责任编辑：宋 鸥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s of Nazi History in FRG and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Ⅱ
LU Xiao-na
（1.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California， 94704， USA）Abstract：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azi history of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 and the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I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The narrative of Nazi history can not only reflect German historians? acknowledgement of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but can also show the historical conscience and political mission of them.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ill the present day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rrative of Nazi history of German historians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namely： the conservative narrative， the narrative of criticism; the new revisionist narrative; the “victims” and “resister” narrative. Behind this process lies the severe entanglement between historians historical conscience and their political mission.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of self-questioning thinking， German historians finally reach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above two elements by promoting their political mission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azi Hist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ical conscience; political 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