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城商行发展评述
大连银行博士后工作站课题组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监管不断趋严、新冠疫情冲击等诸多挑战，城商行坚持了“根植地方、服务市民、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定位，积极创新求变、坚持防控风险、稳健推进转型，不断践行区域化、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主要经营指标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资产增速前低后高
城商行资产增速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增速基本持平。截至2020年12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为312.6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总负债为286.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城商行总资产规模为41.07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1%），同比增长10.2%;总负债为38.1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3%），同比增长10.6%。城商行资产负债增速、份额占比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持平。
城商行资产规模增速逐渐提升。2020年城商行资产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前两个月受疫情影响，业务开展增速受到较大影响，处于3年以来的低位;3月至7月，城商行资产增速则高于2018年同期;7月份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向好，各地复工复产，经济稳步恢复，城商行资产增速也逐步提升，超过了2018年和2019年。从城商行资产增速走势图可以看出，2020年城商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通过增加信贷帮扶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复工复产，在助力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见图1）。
盈利下滑降本增效
城商行盈利水平相较同业仍有差距。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宏观经济影响，我国城商行盈利水平较2019年同期增速放缓，与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相比仍有差距，发展困境仍然存在。截至2020年三季度，银行业累计实现净利润15142亿元，同比下降8.3%。银行业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大力减费让利，其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利润持续下降，资产利润率分别为0.98%、0.83%和0.8%（见图2）。
净息差稳中有降。2020年三季度，银行业净息差为2.09%，与前两个季度相比变化不大，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1%。由于减费让利以及LPR政策的实施，银行业净息差保持相对稳健趋势。受监管趋严、压降非标、减费让利等因素影响，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小幅回落，从2019年的23.26%降至2020年的22.05%。此外，由于成本管控效果显著，银行业成本收入比保持下降趋势，从2019年的28.6%降至2020年的28.14%（见图3）。
成本收入比继续下降。2020年三季度，在所选上市城商行样本中，除了宁波银行成本收入比小幅上升外，其余7家银行皆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银行、重庆银行和郑州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较低，分别为18.9%、18.41%和18.91%;宁波银行成本收入比高达34.87%，因为宁波银行管理成本逐年攀升，居高不下，同时，其转型发展投入大，成本管控空间狭小，导致成本压力较大（见表1）。
信用风险基本可控
受经济下行影响和新冠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的违约风险开始加速暴露，2020年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呈上升趋势，前三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1%、1.94%和1.96%，均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同业整体水平。分机构类型来看，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高于银行业整体水平，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高达2.45%、2.3%和2.28%。相较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信贷资产组合的分散化程度仍然不够。一方面，大部分城商行无法进行跨区域经营，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地域开展业务，因而其信贷资产的区域集中度偏高;另一方面，城商行的体量有限，无法在各行业进行分散化的信贷投放，因而其信贷资产的行业集中度偏高。因此，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时，城商行的资产质量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特征，疫情严重或防疫工作不力的地区，其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更严重;缺乏灵活性、无法居家办公的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拖累。这种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冲击，对城商行的影响更为明显。
资产质量逐步改善，不良貸款率较2019年已有回落。2019年二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十年来首次超过了2%，并于三季度达到了2.48%的历史高位，2020年二、三季度则回落至2.3%和2.28%。尽管城商行的资产质量不及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但其信用风险基本可控，且相较2019年同期，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已经呈现出逐步改善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其一，城商行严格执行监管政策，将房地产贷款规模控制在了合理水平，并对存量贷款进行了风险排查，及时发现并缓释了风险。其二，城商行积极开展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排查，在审慎评估存量债务的同时，配合监管机构稳妥推进了风险化解工作。其三，城商行前期投入的大数据技术逐渐发挥作用，支持了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工作。其四，城商行积极开展债权转让、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对存量风险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置。其五，银保监会出台政策，要求“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有效地延缓了城商行信用风险的暴露（见表2）。
城商行资产质量的内部分化愈加明显。伴随着城商行资产质量的改善，其内部分化也愈加明显。根据2020年中报数据，一方面，不同地区的城商行表现各异，盛京银行（2.49%）、哈尔滨银行（2.39%）、吉林银行（3.21%）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资产质量明显不佳;另一方面，头部城商行的表现普遍优异，北京银行（1.54%）、上海银行（1.19%）、南京银行（0.9%）、宁波银行（0.79%）、江苏银行（1.37%）、徽商银行（1.13%）作为万亿元级别的代表，不良贷款率明显较低。从行业投向来看，东北地区城商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这三类行业的贷款资产质量普遍较差，是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头部城商行的贷款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房地产业，这三类行业的贷款资产质量相对优质，很少形成不良贷款。此外，北京银行（55%）、上海银行（55.09%）、南京银行（68.29%）、宁波银行（59.9%）投放于非总部所在地贷款的占比均高于50%，且资产质量大都优于总部所在地贷款，这说明跨区域经营对于保障资产质量的稳健有着重要意义。
城商行总体上运营稳健、风险可控。风险抵补能力方面，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低于银行业整体水平，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149.89%、152.83%和154.8%。但是，相较于银行业整体的下降趋势，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出现了逆势上涨。2020年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城商行紧跟监管与调控导向，通过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守了风险底线。面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城商行运营稳健，拨备覆盖率处于合理区间，整体上风险可控（见表3）。
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裕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央行聚焦于“稳增长”，加强了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采取了多种措施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出了多项结构性政策实施精准滴灌，包括降准、定向降准、下调MLF利率和SLF利率、提供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及利率优惠。2020年5～7月，我国经济触底反弹，货币政策目标开始转换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2020年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态势趋稳，货币政策也逐渐回归常态。
自《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出台以来，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力度大幅提升，从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来看，银保监会的流动性监管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银行业的流动性比例持续上升。2020年前三季度，城商行的流动性比例分别达到了65.27%、67.43%和66.21%，不仅明显高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较2019年同期也取得了明显提升。
城商行流动性储备保持充裕，但流动性储备过高拖累盈利。根据数据来看，城商行的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裕。城商行在表内保持高额的流动性储备，其实是一种为了避免在“流动性不足的极端条件”下承担高额融资代价的“预防性”储备。
目前，我国银行短期内补充流动性主要依赖于央行和同业，对于城商行而言，二者存在不同程度的阻碍：一方面是央行的流动性投放不均衡。央行的流动性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只会流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但大部分城商行不具备“一级交易商”资质，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很难直接从央行获得流动性补充。另一方面是同业资金来源受阻。在监管部门的整顿下，同业市场近两年已逐步恢复“调剂资金余缺”的本源，但2019年5月包商银行的风险事件打破了“同业刚兑”，给同业市场带来了严重冲击，城商行同业存单的发行成功率出现大幅下降、发行利率明显提高，推升了城商行补充流动性的成本，部分城商行不得不暂缓发行同业存单。因此，城商行不得不保持较高的“预防性”储备。
保持较多的流动性储备意味着放弃获取利润的机会，这无疑会拖累城商行的盈利能力。目前，要想缓解城商行这种“预防性”的流动性储备，一方面有赖于央行完善各类流动性调控工具，发挥好货币政策执行和流动性传导作用，打通城商行流动性补充渠道业已存在的阻碍;另一方面有赖于银保监会适度提高对城商行流动性的容忍度，通过实行差异化考核给城商行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此外，中小城商行因为缺乏竞争力，很难拿到优质项目，与其将资金投入到质量逐渐下行的项目中，中小城商行更倾向于持有资金等待好的投资机会。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市场上的优质项目更加稀缺，这也使得中小城商行表内的流动性储备进一步增长（见表4）。
资本补充有待加强
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低于同业整体水平，资本补充压力加剧。2020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前3个季度分别为14.53%、14.21%和14.41%，明显低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见图4）。
城商行积极借助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2020年，发行永续债成为了城商行补充资本的重要工具。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1月27日，2020年已发行的银行永续债规模合计5985亿元，其中有18家城商行合计发行755亿元，占比为12.61%。在“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多渠道增强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实力”的大背景下，发行永续债的城商行数量仍在持續增加。
受政策支持，专项债开始成为城商行补充资本的新途径。2020年，《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提出“在用好现有市场化补充资本渠道的同时，依法依规筹措政府性资金，参与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和风险化解”。利用专项债缓解银行资本压力，既可以通过间接入股的方式帮助城商行补充资本，也可以通过专项债向城商行注资。目前，已有温州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乌海银行、内蒙古银行披露了申请地方专项债补充资本金计划。
合并重组开始成为城商行补充资本、防控风险的新选择。2020年，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引入28家投资者，采取新设合并的方式设立了四川省首家省级法人城商行——四川银行，注册资本金达到了300亿元，目前位居全国城商行首位;山西省通过对省内五家城商行进行重组合并，拟筹建“山西银行”，资产规模接近3000亿元。此外，辽宁省也拟通过合并省内12家城商行的方式成立一家省级城商行，预计合并后资产规模超过万亿元。
金融科技加速推进
金融科技引领城商行转型发展。2020年，金融科技依旧是金融圈的热词，从选取的6家上市城商行的中报可以看出，各行提及“金融科技”频次较以往有明显的提升。在战略方向上，城商行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科技发展规划，部分银行还将其上升到全行战略级别，从上而下推动科技和金融业务的融合发展。北京银行提出“科技强行”，上海银行“不断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江苏银行打造“最具互联网大数据基因的银行”，南京银行“以金融科技引领战略转型，以数据治理赋能战略业务发展”。在推进举措上，城商行运用金融科技进行转型发展主要体现为加大资源投入和实践应用。例如，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风控平台水平，加大金融科技资源投入，建设场景应用平台，提升线上获客能力。其中，北京银行“推动北银金融科技公司创新发展”、上海银行“设置金融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做法，比较有新意。在成果方面，场景应用逐渐落地，成果日益凸显，主要集中在上线网上贷款业务（含对公和零售）、打造与政府等外部机构对接平台、风控智慧水平提升、促进存贷规模增长、优化客户使用体验等。
增强科技含量，拓展应用领域。部分头部城商行已经成功将金融科技应用于营销管理、产品开发、客户服务等领域，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在多个业务领域落地应用。一是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支持下打造及升级供应链金融系统，通过供应链和营销链全程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建立智能化风控系统，赋能供应链金融系统实现批量获客和客户的风险甄别。二是基于场景数据的积累和获取，通过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三维数据风控建模来构建综合化的大服务平台，以历史交易记录为基础，综合税务、工商等第三方数据，为客户提供数据贷产品。三是用区块链平台的信用信息查询功能，丰富客户调查手段，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手段，提升客户识别、筛选和退出的智能处理能力。
探索适应城商行特色的金融科技创新之路。虽然城商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探索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然面临着金融科技投入资金有限、试错成本较高、规模不经济等困难。因此，城商行必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金融科技创新之路。一是对技术不求“最新”但求“管用”。城商行要避免对新技术的盲目追求，新技术的成熟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试错成本，这也是众多城商行无法承受的。城商行应将更多资源用在那些相对成熟、有一定应用基础的金融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改良上，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现技术的最优应用。二是选择合适的金融科技发展路径。城商行可根据自身的规模、经济实力、人才队伍、实际业务需求等因素，选择独立研发、自建和引进相结合、完全外部引进等路径发展金融科技。三是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定可持续的金融科技投入准备，不因短期因素影响金融科技的投入。
零售业务加速转型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经济不断下行，城商行坚定推进零售业务发展，加快零售业务转型。江苏银行着力提升“分层+分群”客户服务能力，以“企投家”服务为特色做好高端客户维护，提升远程投顾系统应用水平，推进私行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南京银行推进落地新一轮大零售战略改革，进一步完善“私行客户—财富客户—基础客户—互联网客户”的分层服务管理体系，搭建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管理架构，强化板块部门的統筹协同联动;上海银行深入推进“零售重中之重”战略，加速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养老金融等三大战略特色业务的线上化进程，以科技赋能不断驱动零售业务持续高质量发展和价值创造;北京银行推动“一体两翼”战略转型，打造“智慧金融”“惠民金融”“财富金融”特色零售品牌，推出第五代智能手机银行App“京彩生活”，持续丰富理财、基金、信托、保险等财富投资类产品。
近年来，商业银行普遍提出向零售业务转型，加大对零售业务的支持与投入，提高零售业务规模与利润占比，发展零售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寻求突破、持续发展的关键。从样本城商行三季度数据来看，零售贷款规模持续快速扩张，占贷款总额比例稳步提升。零售贷款占比从2017年三季度的27%上升到2020年三季度的33%，上升了6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占比从2017年三季度的68%下降到2020年三季度的59%，下降了9个百分点（见图5）。
从样本城商行数据来看，零售存款的规模持续总体呈上升趋势，占存款总额比例稳步提升。零售存款占比从2017年末的26%上升到2020年年中的33%，上升了7个百分点;企业存款占比从2017年末的74%降低到2020年年中的67%，下降了5个百分点（见图6）。
零售转型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商行的战略选择，且其已在转型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普遍面临组织管理不畅、盈利模式单一、渠道缺乏统筹、成本管理简单粗放等问题。城商行需要在如下六个方面提升零售业务发展能力：精细化、长效化的成本管理能力;高效化、敏捷化的运营管控能力;多条线、多部门的组织协同能力;精益化、灵活化的人力储备能力;精细化、智能化的风险控制能力;数字化、体系化的思维创新能力。
同业业务困局待解
同业市场信用分层明显。央行压降结构性存款，导致银行负债普遍紧缺，为弥补负债缺口，2020年同业存单发行量猛增，净融资达17.33万亿元。当然，同业存单的发行成功率分化明显，全市场2020年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为87.2%，城商行的发行成功率仅有77.6%，远低于大型银行（99.6%）和股份制银行（9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包商银行风险事件打破同业刚兑，对同业市场造成冲击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疫情期间城商行经营风险凸显，加剧了同业市场信用分层。
城商行愈加依赖同业存单。《流动性管理办法》和《大额风险管理办法》的出台，使得城商行负债端压力骤增。为拓展渠道，城商行纷纷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各类互联网存款开始快速增长，致使风险不断积累。2020年，相关监管政策收紧，导致城商行的揽储难度加大，纷纷计划超发同业存单，但大都没有完成年初制订的发行计划。2021年1月23日，为维护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银行合规开展负债业务、加强负债质量持续监测和分析，再结合先前《流动性管理办法》《大额风险管理办法》以及《互联网存款新规》带来的影响，城商行负债端将继续承压。为缓解负债端压力，城商行普遍上调了2021年度同业存单发行额度。
抗疫专项存单支持复工复产。2020年，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监管部门为商业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鼓励中小银行发行更多同业存单。2020年2月11日，央行印发了《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利率相关工作的通知》，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内，专门安排部分额度，用于发行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募集资金必须定向用于支持疫情防控有关企业的贷款投放。2020年2月18日，《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发行规程》发布，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2020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内，专门安排部分额度用于发行抗疫专项存单，所有抗疫专项存单发行服务费也均予减免。疫情期间，城商行的主要客户——中小微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城商行在发行抗疫专项存单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积极性，通过募集低成本资金，增加对疫情防控有关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金融支持的精准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目前，城商行已经成为抗疫专项存单发行的重要主体。
结束语
202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城商行沉着应对、砥砺前行，在优化业务结构、完善产品体系、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国城商行根植地方、服务市民，坚定推进普惠金融，不断深化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巩固，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城商行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发展瓶颈，其内部分化也日益加剧。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城商行必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当然，“十四五”期间，城商行也会有新的发展机遇，城商行需要潜下心来服务实体经济，勇担当、真作为，把握机遇，在新时期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课题组组长：彭寿斌， 课题组成员：王、郎香香、王日爽、徐明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