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中的困惑探析
刘苗 殷烽
摘 要：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虽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对于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形成都担负着重要责任。然而，因应试教育影响，教材设定不科学、教育理念方式更新滞后等原因，造成了“各自为政”“虚化弱化”的教育脱节现状，影响了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完整性”的形成。为此，应从课程建设、沟通交流、科学研究、教育体系等四个层面寻求解决路径。
关键词：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衔接;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明，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 “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课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可见，良好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课程为介体、家庭和社会为环体的统一下形成的。其中，教育主体承担着教育的主要责任，如何在网络技术发达社会交流深入化的背景下，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教育介体和环体的有效建设，从而提升教育客体的获得感，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体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界定，学界有“双主体说”和“多主体说”，“双主体说”最具代表性，它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关注，而非“单主体说”中的教育者“我说你听式”的单一性教育过程。[1]《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生成规律》（张正瑞，201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要根据教育学规律、受教者成长规律和教育内容自身的体系规律进行。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教育，受教育者的理论认知、价值认同、行为信奉状态与水平高低，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是否确立及其主体性程度高低的描述与评价。[2]但是，“双主体说”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不是说只要从事实践活动或认识活动的人就只能是主体;其次，不是说只要是人就是主体，他也可以是客体;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特性也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尤其对于学校思政教育，教育实施的关键在于教师而不是学生，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提高教育的水平，同时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教育对象，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1]所以，在本文中，教育主体指在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有目的的对学生施加影响的个人或者团体，具体指就是基础教育教师和高等教育教师。
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差别
根据课程设定，小学、初中开设思想品德教育课，以规范日常行为为手段，旨在建立学生对社会的认同。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定，主要注重从“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过程与方法”的三位一体，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以奠定政治信仰基础为归旨。[3]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把学生对事物的认知由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强化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从而形成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的稳定的信仰。
从这个定位，我们可以看出，在教學内容的理论性上，基础政治课向高等政治课的转变呈现依次增强的态势;在课程地位的基础性上，基础政治课是高等政治课的基础，高等政治课是基础政治课的深化，高等政治课的内容包含部分基础政治课内容，基础政治课的学习有助于高等政治课的理解和学习;在教学对象的身心差异上，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处于未成年阶段，心理还不成熟，社会生活接触领域相对狭窄，对许多社会生活问题关注不够，思考不深，又因应试教育的影响，政治课的学习主要以知识记忆为主，对于其对具体生活问题的解决被忽略。而大学阶段，学生已步入成年，生活的开放性逐渐增强，对社会的关注已由以“分数”主导转向以“就业”为主导，掌握解决社会问题知识的主动性、自觉性增强，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宽，但也存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有可无者。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关系
以知识体系和学习方向差异区分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虽为学校教育的两个阶段，但是从知识学习的连贯性上讲，二者是合作、共生、互惠的关系。
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基础政治课”）和高等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高等政治课”）虽分属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阶段，但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尽管教育原则上存在差异，但从教育体系的整体上讲，两者结合并融于自身。除了合作关系，二者亦互为共生。基础政治课在政治教育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制约了高等政治课的有效推进，反之，高等政治课的有效实施又助推基础政治课良好体系的建设。由于教育主体利益追求的差异，高等教育者注重以实践滋养理论的发展，而基础教育者注重以理论滋养实践能力的提升，表象上二者存在教育利益获得分化的趋势，实则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不可分割的关系。[4]
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
从理想上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建立“合作、共生、互惠”的关系，但实际中却表现为“断裂”“重复”和“虚化”。
（一）教育主体间的“各自为政”。首先表现为不同教育阶段教师对教育定位认识的偏差。基础政治课教师认为他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掌握这个阶段的知识就行了，下一阶段教育目标与本阶段教育效果的关联被忽略，认为对大学阶段教材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教师的任务。高等政治课教师只专注自己研究范围的政治理论，缺乏对基础政治课内容的了解，造成学生进入大学后出现直接感官上的知识断裂或重复讲解的感受。其次表现为不同专业授课教师之间的认识偏差。担任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教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课教师或班主任、辅导员的职责，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固定化，狭隘化。[5]（二）各教育阶段上的“虚化弱化”。首先，教学内容设计上存在难以转化。虽然在形式上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是相互衔接的，但是在实际中落地，却存在难以转换，教育功能甚微的困难。其次，教学实施上的功能化。由于基础政治课教师把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看成“考试课”，把对学生的知识答辩训练作为课程的教育目的，忽视了“知、情、信、意、行”在传授知识中的运用，因此导致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仅停留于对知识的记忆。进入大学，虽然教学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认识的固化，导致学生思想难以转变。[6]另外，少数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师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上传下达的任务，存在进行灌输式的“辅导”，导致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洗脑”，从而产生排斥抵触心理。
（三）教育环节上“理念脱节”。由于各阶段教师自身教育理念的差异，部分落后理念与先进教育理念的脱节，限制了教育的衔接。首先，由于教师观念滞后，教学设计和手段缺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灌输”为主。如，注重施教者的讲解忽视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现实需求。一味地追求自身理论价值的彰显，缺乏对学生体验需求的考察和掌握，造成台上“讲的嗨”台下“听得嗨”的假象，实则没有起到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其次，课程内容缺乏有效开发。一方面，教材内容设计多采用结论性、理论性的话语，若讲解中仍用政治术语，容易加大学生的接受难度。因此，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教材语言的开发和讲授中语言的转换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课程考核中只关注了思政的专业化，没有关注专业课的思政化，提高了 “润物无声”的难度。[6]最后，教育手段的地區差异引发的部分学生教育效果的衔接障碍。由于教育资源分部的不均衡，东西部城市、城乡之间教育硬件设施的差异，发达城市的学生相较于不发达城市或农村学生，接受的教育理念相对先进，发达城市的教师相较于不发达城市或农村教师，传播的教育理念相对先进，不发达城市或农村的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发达城市学习，他们在基础政治课中的教育效果也会与高等政治课教师的授课形成脱节。
四、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衔接路径
习近平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课程育人、全方位育人”。[7]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整体性教育、全员性教育的，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实现一体化教育模式的融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因此，需要从课程建设、交流、科研和学生感官四个层面解决思政教育主体的衔接问题。
（一）从课程建设层面解决不同阶段政治课程的衔接问题
在课程建设上应该坚持完整性和针对性的统一。既包括纵向完整，也包括横向完整。纵向完整指根据学生所在的各学段或某一学段内部课程建设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横向完整性指课程自身的体系完整性，如，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评价考核体系、教师体系等的完整性。此外，从青少年培养的完整性上讲，就是要做到社会、情感、认知和道德的有效统一，具体而言，就是“完整课程”，以“完整”教育为目的开发培养“完整的青少年”的课程。这就要求教材编写做到叙述清楚、条理分明，避免基础政治课与高等政治课的重复与脱节以及各自内部课程内容的重复与脱节。[8]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课程建设除了注重“完整性”，亦要做到有“针对性”。教材编写中要因学段不同带来的学习任务和内容的差异，以及同一内容不同学段的适用性要求做不同的处理。比如一些知识点，高中简明扼要介绍其主要内容，大学则注重介绍其实质、意义，侧重于运用。另外，对于物质丰裕、网络发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他们在接受信息传递和对新事物的接受上相对较快，但也存在吃苦耐劳不足和革命传统集体记忆缺乏等问题，因此，从内容和话语体系设计上要把握“引导”与“教化”并重。
（二）从交流层面解决不同基础学校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对话
课程作为教育的参考资料，它对教育效果的取得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光从教材层面改革显然不够。教育主体作为教育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教学理念、教育方式才是对学生教育启蒙影响最大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脱节，主要问题还是这两个阶段的教师缺乏交流。所以，可以从制度建设、科学研究、工作培训、交流访谈等方面加以沟通。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高等教育学校要鼓励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到基础教学单位进行调研，比如通过挂职锻炼、教学支援等形式打开交流的通道。基础教育学校要鼓励教师到高校进行专业方向的进修，同时做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开展情况的调研，并重针对调研情况开展教学整改。在科学研究方面，高校应加大对高校教师在基础教育政治课方面的科研激励，引导教师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政治课研究，基础教育学校也要加强对教师在高等教育兼职教学的激励，鼓励教师主动了解大学教育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进行教改。在工作培训方面，目前很多培训成为人际交流的圈子，培训效果大打折扣。这就要求建立教育部门、学校、社会、主办单位共同监督的机制，提升培训效果。[9]（三）从科研层面强化对教学内容衔接研究的引导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般倾向于挖掘理论知识而忽略实践环节的探究，原因是实践层面的研究成本高难度大。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凸出课程融合方面的研究力度，加大研究项目的设立范围，从研究方向上引导教师从事该方面研究;二是加大科研投入，大量征集思政课程融合方面的选题，并提高研究经费，鼓励教师投入研究;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建设，提高对思政课程融合研究的激励标准，尤其是在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相对提高奖励比例。
（四）从全员育人层面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生成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言传身教”型的教育，传统的课堂传授方式只能做到“知”“情”两个环节，对于“信、意、行”的形成，还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感知。单从校园内做到知行合一，相对比较难。 首先，要从德育实践基地建设上加大投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本地博物馆和历史馆的开放，认真扎实开展德育社会实践。其次，搭建全员育人社会平台。人是社会人，学校教育只是个人品德形成的一部分，家庭教育、社会团体、党团建设等也影响着学生德育的形成，政府必须大力促进学校、社会、家庭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发挥学校的带动效应，发挥良好社会风气、家庭氛围对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引导。
参考文献：
[1]倪培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及其辩证关系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9（11）：25-26.
[2]张正瑞.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生成规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5）：51.
[3]刘卓穆.大学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8.
[4]尹蕾.高中思想政治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衔接问题研究——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D].苏州大学，2017：3.
[5]王素云.高校思政课与中学政治课课程衔接问题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7）：34.
[6]张茂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构建思政“金课”的大格局[J].现代教育科学，2019（7）：142-143.
[7]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9-03/18/content_5374831.htm.[2019-03-18].
[8]陈华洲，张安莉.高校与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理论基础[J].思想教育研究，2016（2）：51.
[9]谢守成，程仕波，张淼.关于构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沟通机制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20（1）：8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