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消除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张翊红 龙安华 刘剑
摘要:乡村与贫困常常被捆绑在一起,贫困代际传递则是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最顽固的“劣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农村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培育农村经济活动,对于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但是,贫困代际传递因具有较强的双向性、长期性、广泛性等基本特征,脱贫地区仍存在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贫困亚文化”难以摆脱;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贫困“结构性”问题突出;“乡村病”交错影响,贫困矛盾加剧等现实问题,通过有效地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社会保障体系、乡村基础设施、长效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实现脱贫可持续、能彻底、生活好及不返贫的目标,逐步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乡村振兴;贫困代际传递;贫困文化;长效机制
一、引言
有效缓解贫困,促进共同发展,是各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形势,政府也致力于努力消除和减缓贫困,不断出台并实施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政策措施(国发〔2016〕64号、旅发〔2018〕27号、国办发〔2018〕129号等),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截至2019年年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降低到2019年的0.6%,每年减贫人口约1300万人,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是,也清楚地认识到仍有部分脱贫地区,因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等相对滞后,返贫致贫风险和因素依然存在,进而形成贫困循环积累与恶性循环效应,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难以阻断,成为乡村振兴中最难攻克的“壁垒”。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不消除,中国的反贫困任务将无法进行,落后地区同其他地方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将受到阻碍。
早期,学者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入手,通过研究无产阶段贫困化理论,得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一经典研究结论,充分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趋势。依据该理论延伸而来的“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文化论”等理论,是全面认识贫困代际传递、透视农村贫困问题的基本依据。贫困代际传递大多发生在乡村,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贫困亚文化,通过社会网络传递被强化与制度化,使后代进一步延续贫困生活状况,成为贫困问题中最难拔掉的“劣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全面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现实困境,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来构建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机制,以实现新时期反贫困目标,有利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有益于增进人民福址,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
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消除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大意义
(一)强调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有利于改善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人力资本是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人力资本同教育水平、生存的技能、医疗等因素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均呈现出负相关性。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为区域反貧困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全面保障,如在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从学校办学条件、推进高中阶段教育、强化职业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来改善农村教育,强化“志智双扶”,将以往“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困的土壤,有效杜绝贫困在父子之间的传递。另外,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从就业服务体系、户籍制度改革、扶持引导、环境友好型企业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革,为贫困人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避免父辈将较差的工作条件、较低的工资及较少的升迁机会传递给子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其次,在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等方面来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养老,避免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以及因为养老的巨大压力导致子女贫困的这一种反向贫困传递的现象。
(二)强调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按照“贫困文化”论观点,在社会文化方面,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是相互隔离,不受影响的,在长期的居住环境中,农村的风俗习惯、民族传统、社会风气等所形成的一套文化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极易保留下来也会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其中“贫困文化”也被代际传递。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即通过教育引导、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制度宣传和保障的措施,以符合农村接受的方式来推进诚信、道德建设,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养成良好的做事风范。另外,乡村振兴战略中还强调“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意思是立足于乡村优秀文明(文化)基础上,吸取外来优秀文化和城市文明,在保护和传承传统优良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明进行创造、创新,以弘扬乡村的优秀农耕、传统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乡村振兴战略还强调“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三农”题材文艺进行创作生产,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价值优势,还需要加强农村文化的市场监管,以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要通过对农民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培育乡村优秀的文明乡气和淳朴民风,保留、传承和创新乡村传统文明,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共同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防范贫困文化给农村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从根源遏制“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
(三)强调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有利于培育农村经济活力
经济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最基本的影响因素。这里的经济资本非宏观意义上的资本,特指微观角度—家庭的经济状况,主要指职业、收入、居住房屋等有形无形资本,可直接给家庭增加的财富,能直接改善子辈的贫困状态。对非城镇人口以及贫困户来说,农业仍是最传统和受以依赖的生存产业,提升农业的发展质量,能有效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改善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因此,农业的发展十分关键。乡村振兴战略中,强调“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等内容,即在强化强化监督考核和地方政府责任的同时,加强农业科技的投入,以全面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户农业收入;另外,还需要遵循质量优先原则,保证食品安全,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让农产品走出来;其次,需要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利益链上下功夫,融合创新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农村特色手工品,发展一批功能齐全、又具乡村特色的休闲观光园区、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等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提高农民额外收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从提升农业生产能力、质量兴农、业态融合等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让脱贫人员或家庭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同时,还能利用闲置房屋或土地增加额外经济收入,确保脱贫人员在乡村“呆得住、留得下、生活好”。
三、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现实问题剖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意在更好地解决根本性脱贫问题,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当前破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面临着许多问题与难題,总体来说在于贫困代际传递具有较强的双向性、长期性、广泛性、隐蔽性、复杂性、负面性和艰巨性等基本特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代际传递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是教育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贫困亚文化”难以摆脱;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贫困“结构性”问题突出;“乡村病”交错影响,贫困矛盾加剧等。正视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及现实矛盾,统筹规划,创新驱动已成为消除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一)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贫困亚文化”难以摆脱
根据《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可知,2016年贫困地区居民家庭中,户主(劳动力)受教育的情况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3.2%,初中文化的占54.6%,高中文化的占10.7%,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占1.4%;子女受教育情况看,未上过学的人占比5.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29.9%,初中文化的占51.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0.4%,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占3.3%。另外,高等教育高额的学费也阻挡了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农村劳动力及子女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高层次的就业机会颇多,但贫困人口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而难得承担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导致父辈一直致力于廉价劳动力方面的工作,且因为在外工作而很少参与到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导致家庭教育比较失败,与社会、学校的文化协同培养效应比较差,孩子难以在教育环节取得较好成绩,很可能也同父辈一样,较小年纪进入社会,从事廉价劳动力方面的工作,如此循环,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通过教育来摆脱“亚文化”的束缚,家庭内部贫困状况极易继续下去。
(二)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贫困“结构性”问题突出
脱贫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及条件与发达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是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刚脱贫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区,有些地方仍然还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且当地企业规模小、质量服务水平较低,多为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导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差,品牌低知名度不够,难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基础设施依然落后。大多刚脱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较差,常被称为“老、少、边、穷”山区,区内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闭塞偏僻,生产资料匮乏,阻断了与外界的沟通接触,大大增加了信息流的成本,是限制贫困产业发展的主要不利因素。三是内在发展动力不足。脱贫地区常于资源分布具有高度的重叠度,但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由于受外界环境的限制,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内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区域产业难以快速发展。四是服务业体系不完善。脱贫地区仍以农业,或有些地区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区域其他服务行业,如金融业、物流业、电子商务等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足以推动贫困地区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刚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内在发展动力不足,以及服务体系不完善等困境,使得贫困人口大多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岗位,甚至游离于雇佣关系之外的无业状态,社会地位较低。
社会地位本身是一种结构因素,贫困代际传递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贫困代际传递“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基础、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地位、就业机会、户籍等方面的限制。其中,经济基础是最显著的因素,经济基础薄弱不利于子女在社会上流动,难以利用外界的优质资源来改变自身的贫困状况。另外,二元劳动力市场是贫困代际传递最直接的特征体现,贫困人口常因为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等因素,能任胜的工作岗位不多,大多数人一直在二级劳动市场谋生,相应的子女以后也可能从事工资较低、条件较差的工作。同时,社会地位在贫困代际传递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父母的不利社会地区也会将子女拉入到不利的社会地位中来,如“农民工”就是社会底层较典型的标签。
(三)“乡村病”交错影响,反贫困任务艰巨
乡村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非线性、自组织的系统,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乡村系统内部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的交换,导致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文化功能等发生转换,“乡村病”日益突显,反贫困任务艰巨:城镇化进程,导致乡村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使得土地资源被占用,人口城乡两地双漂,乡村农业难以稳定、大规模的发展,农民难以安居乐业;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城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3%,农村则为18.5%,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及老人日益增加,青年外出打工,导致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乡村发展缺乏吸引力,乡村振兴难度仍然严峻;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及工业污染排放,乡村地区的水土环境也遭到破坏,农民患大病机率大幅度提高,基本医保难以缓解农民的医疗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不时上演;在我国,80%的村集体处于贫困状态,城镇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农村的6.89倍,财政预算内城镇投资是农村的11.11倍,村集体无经济收益,政府的投入资金不平衡等,导致村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所需资金严重缺乏,制约着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及福利保障的不足,影响了乡村振兴的效率,农村反贫困形势依旧严峻。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消除机制
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就以现有乡村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从产业、社会保障体系、乡村基础设施、长效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将“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落实民生基础保障措施,改善贫困户的生存生活环境,构建长效保障机制等,以全面实现脱贫可持续、脱贫能彻底、脱贫生活好以及脱贫不返贫的目标,最终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确保全面脱贫,实现共同富裕。
(一)扶业长造血,扶困解贫忧,确保可持续
第一,采取股份制、托管式等新型合作模式,合理充分利用贫困户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产加入到本地产业的发展中来,同时,政府监督固定到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比例,使得农户能获得相应的利息分红、务工佣金和土地租金等收益,农户也能变成“股东”,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满足“不离乡不离地”的乡村发展模式。第二,融合其他产业,创新发展产业形态。在互联网发展时代,电商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如“拼多多”“京东”“淘宝”等电商行业市场正向农村延伸,在有条件的乡镇设立电商扶贫站点,将乡村自产的农产品、特色工艺品、传统民族服饰等通过网络向全世界销售,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特色旅游资源,推进乡村农业观光、农家乐、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的发展,并依托当地著名旅游景区,完善综合旅游圈,强化农村产业发展实力。第三,探索公益性岗位扶贫。对于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结合区域生态保护、城区、园区、景区、社区的发展情况,合理的增加公益性岗位,实现贫困户在家就业、多人就业的愿望,还可以对有条件的劳动力,给予免费的技术培训或创业指导,提高贫困户的职业技能,然后就近安排就业,培育自力更生、勤劳务实的农户。
(二)落实兜底政策,实现人人有保障,确保全脱贫
2020年,为了满足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推进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同时,更需要政府落实兜底政策,实现人人有保障,确保全脱贫。第一,继续将社会保障向贫困户、困难户聚焦,提高兜底福利水平,满足“应保应保”要求,解决贫困户的生存生活基本保障。第二,继续加大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力度,在乡村多建设村级卫生室、医疗流动站点,取消乡、县两级的住院补偿起付点,同时,多向村民普及定点体检的好处,或降低体验费用,建立村民的健康数据库。另外,还需要提高全省、市重点疾病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补偿比例,以减轻贫困户怕生病、生病愁的难题。第三,在解决以上基本生存、生活保障之后,需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在乡村,学校基础设施破旧、教育水平较低,学生人数较少,各市、县级单位应加大资金投入,聘请优质教师,从基础设施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提高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同时,针对贫困户实行“减免并举”和定点拜访,多跟孩子父母等监户人沟通,让子女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同步协调,提高贫困子女的教育文化素质,扎实推进扶智工作。
(三)完善基础设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确保生活好
乡村振兴,要让乡村美起来才能留住村民。但大部分村庄,因为资金的问题,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破旧,条件差,大多年轻人有条件的不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因此,完善基础设施,确保村庄村容美很关键。第一,打响“两个消灭战”,实现“旧房换新房、荒地变良田”。市、县政府加大投资财政拨款,鼓励党员百姓齐上阵,将旧屋废屋拆除,实现村庄旧貌换新颜。同时,积级调动村庄的致富人才的积极性,将闲置土地做好文章,充分利用农户手上的资源,提高经济来源。第二,围绕“生态变、村容美、庭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要求,重点在于修建村庄的主要道路,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村及精品示范点,以点、线带面,逐步改善村庄庄容,同时,注重农旅结合,以旅游来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对村庄进行统一规划、设施、建设和管理,重点打造特色旅游村庄,提高村庄知名度,以点到面,进行差异化设计,全面带动村庄的发展。第三,打通“最后一公里”。围绕贫困群众的需求,着力建决居民生活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对村卫生室、文化室、党建室进行全面改建,打通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脱贫户身心健康、生活美好、彻底摆脱贫困束缚。
(四)创新长效保障机制,“摘帽”有支撑,确保不返贫
第一,为解决贫困村缺“劳动力”问题,全市(县)实行领导下乡、单位到村等扶贫模式,干部全部深入基层,全面了解贫困村的实际情况,与各乡干部共同思考实施有针对性地扶贫政策。与此同时,依靠党的力量,加大对农村党员的培训,让党员掌握政策和一技之长,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带动贫困群众积极参与村里发展的重大事业中来,强化群众与贫困作斗争的决心。第二,创新资金投入机制,解决“缺资金”问题。对上各政府部门要争取扶贫资金,对内需要想尽办法挤出资金,如跟金融行业合作,增加担保贷款、贷款贴息、产业保险等各类扶贫资金,对外还可以从土地出让金、旅游门票收入相关税收等方面挤出特殊扶贫基金,充分利用和整合这些扶贫资金,有针对性地向贫困户倾斜,实施差异化的帮扶。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如科技部的加入能迅速提高扶贫效率,农业厅可以帮扶贫困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社会集团可以为贫困村的旅游产业提供所需资金和技术支持。第三,创新考核导向机制,解決“给足力”问题。为解决“在位不做事”的问题,集聚最大力度来提高扶贫效率,可以将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以及发展贫困村经济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并在单位设立扶贫先进工作资,从上而下集聚人心,攻克脱贫难题,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参考文献:
[1]贾林瑞,刘彦随,刘继来,等.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诊断及其帮扶需求分析[J].人文地理,2018(01):85-94.
[2]闫坤,刘轶芳,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02).
[4]马克思.資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Gorcoran M. Mobility, Persistenc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for Children: Child and Adult Outcomes[M]. Danziger S,Haveman R(eds).Understanding Povert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6]Blanden J, Gregg P. Family Incom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A Review of Approaches and Evidence for Britain[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4,20(02):245-263.
[7]刘成军.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J].马克思主义·现实,2018(01):199-205.
[8]栗战书.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新华网,2017-10-1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新华网,2018-02-04.
[11]王志章,刘天元.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J].农村经济,2016(05):74-79.
[12]李晓明.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26(06):150-152.
[13]方晓玲.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西藏贫困农区永久脱贫[J].西藏发展论坛,2018(01):62-64.
[14]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15]慕良泽.脱贫攻坚:中国民生建设和民生政治的时代表征[J].贵州社会科学,2018(04):30-36.
[16]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04):637-650.
[17]郑小玉,刘彦随.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J].人文地理,2018(02):100-106.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铜仁市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破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6gh19)。
(作者单位:张翊红、龙安华,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刘剑,铜仁学院武陵民族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