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轨道交通业“走出去”形势、问题及建议
刘真 汤武
自2008年以来，在大量铁路建设投资的带动下，我国轨道交通业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优化升级，全国轨道交通业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20年市场规模已达到5000亿元。而株洲轨道交通产业规模已于2015年首次突破千亿元，成为全国唯一的轨道交通产业集聚发展的试点城市。截至2020年底，株洲轨道交通企业已向70多个国家和城市出口产品，其中电力机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27%，居世界第一。为更好地推动株洲轨道交通业“走出去”，笔者从金融的视角以中车株机、电动汽车、中车电机、时代电气、时代新材等5家株洲轨道交通国有重点企业为样本，分析株洲轨道交通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以及株洲轨道交通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若干建议。
轨道交通行业基本情况
轨道交通业作为我国高端制造领域自主研发程度最高、产业带动效应明显的行业之一，已形成高聚集度的先进轨道交通制造业市场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拓展，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发展，我国轨道交通企业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出口总量不断攀升。“十三五”时期，一大批优质企业到株洲投资兴业，截至2020年，已有301家轨道交通企业聚集株洲，形成了集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配套和营运维保于一体的相对完备的全产业链;目前已拥有全国先进轨道交通产品创新中心126家，构建“产学研用政金商”创新体系，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84项、国家标准112项。城轨车辆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0%，动车组、机车车辆电传动系统等多个产品销量均为全国第一。
中车株机等5家株洲轨道交通国有重点企业在该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20年末，株洲轨道交通行业生产总值近559亿元，总资产近95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523.7亿元，最终归入母公司净利润为34.7亿元。其中，5家国有重点企业就占据上述各项的90%以上。调查进一步表明，5家国有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16年的39.7%增长至2020年的54.4%。而订单签订量在2020年增长至684.2亿元，较2016年增长35.6%。累计安排就业人员超过3万人，其中境外员工占比为26%。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
2020年，株洲轨道交通产品实现海外营业收入达105.1亿元，占其总量的20%，比2016年提高了1.53个百分点。
2010～2020年进出口与收付汇情况
投资贸易主要以进出口数据体现，收付汇主要体现为资金到位情况。2010年至2020年间，株洲市辖内5家重点企业的进出口规模波动明显，2013～2015年从最低点上升至最高点，主要是因为2014年和2015年是整车出口的主要交付期，因此出口规模迅速擴大，出口产品包括动车组高速列车、电力机车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2016年回落最大，2017年至2018年有所回暖，但2019年又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稍有回升，波动的走势基本取决于中车株机公司的出口规模。
2010年至2020年间，5家国有重点企业的收付汇规模波动幅度显著，其波动走势与进出口走势基本吻合;在2015年收付汇达到顶峰后，2016～2017年呈悬崖式下跌，回落至2013年的水平，2017年以来收付汇数据又逐年稳步上升。
2010～2020年国际收支国别情况
2015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和出口基地，贸易投资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国际收支交易对手数量上看，201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9～51个国家之间，波动不大;从国别结构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比平均值在70%以上，2015年达到顶峰，占比达81.4%;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株机公司先后在伊朗、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等近20个国家中标近30个海外设备项目，合同额累计约500亿元人民币，第三世界国家从2015年的18.6%增加到2019年的32.6%，上升了14个百分点。在欧洲，为白俄罗斯提供了“高寒机车”;在北美，美国马萨诸塞州捷运署决定增购134辆波士顿地铁车辆;在南美，为巴西提供了地铁车辆;在非洲，中车株机选派优质子公司和南非本土公司合作，进一步推动了当地轨道交通产业的改革创新和产业升级，一度成为南非轨道交通领域最受欢迎的企业;在亚洲，在马来西亚等国家投资打造的东盟制造中心，形成了全球产能合作的又一亮点。
贸易投资方式的转变
出口贸易模式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境内整车生产，整车出口交付”转换为“核心零部件出口+境外组装+维保服务”模式。随着全球“共建、共商、共享”理念的深入，2015年中车株机土耳其项目首次提出本地化合作生产要求，即本地化制造分包、本地化采购分包、本地化直接采购及本地化安装等。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海外中标项目都提出了本地化要求，其比率为10%～70%不等。
海外投资模式的转变。2006年株洲轨道交通业开始探索“技术引进+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目前在境外累计投资近40亿元人民币，共拥有25家企业（含被并购企业下属子公司）、4家海外研发中心、3个海外联合实验室，分布在北美、南美、欧洲、澳洲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国外的先进技术推进了轨道交通产业的升级，中车株洲所目前具有10多条国际先进的产品生产线和成熟的销售网络渠道。2008年株洲轨道交通企业在全球经济低迷期逆流而上，正式启动海外并购布局。时代电气成功收购加拿大上市公司Danix，打破IGBT技术的国际垄断;2011年时代新材低成本并购澳大利亚公司Delkor，借助新材料的低成本开发生产优势和Delkor的本地化服务和营销体系，第一次实现中高端铁路扣件系统出口。2014年德国“BOGE”的并购使时代新材的业务扩展至汽车减振降噪领域，占据50%的世界市场。时代电气投资英国SMD，延伸了其轨道交通电力传动与控制核心技术，进一步扩展了海洋工程深海设备领域，是对当前国内深海机器人产业空白的补充，助推该公司与中车株洲所一起参股海工创新中心，联合上下游产业链，提升行业影响力。
轨道交通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放管服”的大背景下，为更好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跨境投资便利化，各部门相继出台了系列金融财政配套政策，轨道交通“走出去”面临金融扩大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机遇，也要迎接融资困难、汇率异常波动等潜在风险。
轨道交通业面临的机遇
政策赋能。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制裁、新冠疫情的影响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和产业升级。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六稳”“六保”系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系列金融财政配套政策，包括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我国轨道交通业“走出去”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株洲市须联结多家金融机构，制定出口企业金融帮扶方案，对具有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发展潜力、行业优势的出口企业进行专项对接，充分运用好汇率信息、金融工具，助力株洲轨道交通企业“走出去”，提升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危中有机。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也随之放缓。但随着新型技术的出现和国际能源供求矛盾的逐步加深，轨道交通业以其高安全、低能耗、绿色环保、土地占用率低等突出优势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2010年以来，许多发达及中等发达国家的铁路行业步入更新换代时代，形成了新一轮的出口热潮。可靠的产品质量、合理的性价比、较好的售后服务等优势使得株洲轨道交通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不同的市场应选择对应的出口方式，例如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当今世界铁路设备市场的五大供应商，其轨道交通市场已趋于饱和，且拥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对其整车出口不再具有优势，就可以选择出口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作为切入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尚未形成独立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体系，株洲轨道交通业的整车价格优势明显，性价比高，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地理优势、经济关系，优化维保服务，把这些地区的整车市场作为株洲轨道交通业“走出去”的重点。
市场机遇。根据国际收支国别经验，欧盟、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是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主要出口地，三者的出口额占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80%左右;向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的出口也有所增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高为轨道交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前景。对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运输尤其是高铁运输业的发展显得迫在眉睫。中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和中東欧等地区也对轨道交通装备有大量需求。
轨道交通业面临的挑战
融资短板。境外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以满足株洲轨道交通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一是境外投资资金来源单一。调查显示，5家企业境外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的自有资金。二是境外融资有困难。近年来，中资银行加快了海外布局，但出于经营发展等原因，中资银行跨国经营战略重心主要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仍显不足。而作为株洲轨道交通企业“走出去”重要目的地的中亚、中东欧和南亚，现有的中资银行仍较少。这些丝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整体较为落后，大多数本地银行资产规模小，贷款供给能力较弱，贷款利率也较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类型较为简单，且普遍缺乏发达的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金融供给能力整体较差，因而境外投资项目在当地获得融资的难度较大。
外汇管制。丝路沿线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弹性弱，且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增加了企业国际结算的风险。部分国家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度仍较低，汇率波动大。受制于国际订单以美元计价结算为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为小币种、项目融资使用美元、欧元等因素，境外人民币接受程度较低，中车株机的境外交易对手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仅占2.5%。由于“一带一路”国家众多，有的国家外债比例畸高，有的经常账户大幅逆差，还有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由此带来的汇率风险直接影响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状况。以土耳其里拉为例，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土耳其里拉在过去5年贬值近70%，其中2018年暴跌39%，直接增加了中车株机公司安卡拉项目的里拉兑换美元的成本。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风险。株洲轨道交通企业多次遭受到投资国政府换届带来的负面影响。
投资限制。欧美国家投资政策环境收紧，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获取关键技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将中国中车列入制裁名单，主要欧洲国家收紧了外商投资政策，对于获取本国核心技术的外国公司加强了审查和限制。欧盟在2020年3月发布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要求成员国加强外资审查力度，避免关键资产和技术损失;德国在2020年4月批准了“对外贸易法”，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列入技术关键领域;美国财政部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实施细则，于2020年2月13日生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外来投资拥有了更大的审核实权，CFIUS扩张的管辖权和严格审核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势必会给我国轨道交通业布局全球化造成巨大影响。2020年6月，美国国防部将中国中车列入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名单，导致审批时限延长、交易执行风险增加，可能会失去收购的最佳时机。中美贸易的影响对中车旗下的企业在欧洲进行收购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另外，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部分欧洲国家媒体习惯于带上有色眼镜看待中资企业，对中资企业往往集中于负面和歪曲的报道，给赴欧投资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轨道交通业“走出去”相关建议
为更好地推动株洲轨道交通业“走出去”，须构建较为完整的适合轨道交通制造业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完善的防范投资风险的方案。
加大多方位金融支持
构建轨道交通产业“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企业积极争取“一带一路”背景下兴起的新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鼓励企业主动对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等金融机构，为项目注入资金或提供信贷支持，分散項目风险。引导企业加大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中标项目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支持。引导企业加大资产证券化融资，积极运用透明度高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构建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积极参与海外中标项目信贷支持，由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目标制订考核指标，对达到考核指标的给予财政贴息优惠等政策支持。加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联系，建立长期业务沟通与合作机制，多方形成合力，促进对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融资计划对接。鼓励与创造金融机构与对外企业的交流机会，支持客户关系管理与建设，结合海外业务优势与对外企业的需求，制定合适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促进达成金融合作协议等。引导企业加强与保险部门的合作。通过政策性与商业性保险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在风险保障、项目融资、资信服务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大支持。
实现外汇服务便利化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加快金融对外开放步伐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外汇服务投资贸易便利化系列政策，为构建轨道交通产业“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良好的外汇服务，科学合理配置投资国金融资源。充分考虑外汇在中国和项目所在国的管制要求，以及相应的成本。基于各国对外汇管制的风险，以及投入资金未来如何返回，如果以利润方式返回可能支付较高的公司所得税等的考虑，鼓励在融资成本低廉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采取在当地银行贷款融资的方案。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大金额外汇进出可能出现的违规风险，同时还能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
可积极帮助企业运用跨境担保、跨境资金集中营运、存放境外账户、境外放款和外债等外汇政策，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境外低成本融资能力。
引导金融机构丰富避险工具，加大避险产品推广。进一步发展外汇期货交易，鼓励金融机构在外汇远期、掉期和期权等场外外汇衍生品的基础上，研究推出交叉汇率期货、人民币外汇期货、人民币汇率指数等外汇期货产品，丰富外汇避险工具，更好地满足企业套期保值需求，同时为境内外企业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提供便利，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引导企业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主动应用汇率避险产品。开展广泛的汇率风险案例教育，引导企业牢固树立以防范风险为根本出发点、以稳定项目成本为目标、从源头上控制风险的管控理念，采用年度管理与项目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外汇市场波动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外汇头寸，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汇风险。
注重投资风险控制
通过“放管服”改革助推企业海外并购。建议相关部门在部分重点境外项目投资上，加快审批周期，简化和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在贷款、保险、担保、用汇、税收等方面也尽可能予以支持。对于中资企业境外投资生产的产品回流国内时，在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操作便利。通过专业人员识别、分析、评估和确定市场风险，根据不同的市场风险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关注经济风险的同时，也要注重目标国家的政治风险，根据风险及时调整企业进出口战略。比如对于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最好停止或者是暂缓进驻计划;如若非要进驻此类政治风险较大的地区，在开展进驻计划之前需要购买配套的保险产品。如果在国际化进程中遭遇了目标国家政治风险带来的困境，就要及时撤资，或采取暂缓的方案，尽量将企业的损失降到最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