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事件”中的澎湃新闻网
吴晶 叶冲
【内容提要】“三文鱼事件”始于2018年5月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位于青海龙羊峡水库的三文鱼养殖场，供应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三文鱼产品。此说引发各方关注和质疑，其中，澎湃新闻网的报道頗具特色：抢点及时，与事件同频;多方求证，力求准确;报道全面，手法多样。澎湃新闻的表现体现了风险时代下媒体应有的品格，它的启示有三：风险时代要有风险意识;科学报道避免变成“反科学报道”;食品安全报道要突破地方保护的藩篱。
【关键词】“三文鱼事件” ?澎湃新闻网 ?风险时代
2018年5月22日，央视财经官微发布消息：青海龙羊峡水库有我国海拔最高、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场，国内市场上三分之一的三文鱼产于此地。消息甫出，立刻引发各界对龙羊峡三文鱼是否为真的质疑与争辩。①“真假三文鱼”之辨涉及风险意识、科学知识和食品安全，是个非常专业的话题，而澎湃新闻的表现可圈可点，本文以其为例做一阐述。
一、抢点及时，与事件同频
本次事件前后发生了6次反转，除了第一次，后5次均与澎湃新闻有关。
第一次反转在央视报道第二天，科普网站“果壳网”和自媒体“新闻哥”质疑，央视财经报道的所谓“淡水三文鱼”并非三文鱼，而是大马哈鱼或虹鳟鱼。而且，真正的海水鱼的寄生虫种类少，加上海水的渗透压高，到人类体内往往因环境不合适，不会长成成虫，而淡水鱼的寄生虫与人体的生长环境接近，生食会对人体有害。
第二次反转在5月25日，中国渔业协会（下称中渔协）回应：三文鱼包括大西洋鲑、太平洋鲑和虹鳟等，是否存在寄生虫，不在于海水或淡水，而是看其生长过程。澎湃新闻于同日发表社论：自媒体与行业协会、养殖者说法不一，农业和食品安全部门应及时发声。
第三次反转在5月26日。前一日，《西海都市报》采访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牧厅渔业局和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来为“青海三文鱼”正名。澎湃新闻发文《“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就国产三文鱼答疑？中科院：无此所》，直指《西海都市报》涉嫌作假。
第四次反转在5月27日，中渔协再次发声，认定虹鳟鱼是三文鱼。澎湃新闻于7月4日发表记者对龙羊峡实地探访后的报道，指出水库中养殖的所谓“淡水三文鱼”其实就是虹鳟鱼。
第五次反转在8月11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牵头发布《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将虹鳟纳入三文鱼的范畴，并声称未在虹鳟中发现线虫。对此，澎湃新闻发文《指虹鳟为三文鱼：水产团体发布所谓生食标准，龙羊峡参与制定》指出，线虫存在于大西洋鲑体内，用检测大西洋鲑的方法去查虹鳟鱼，当然查不出线虫。
第六次反转同样在8月。针对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发布的《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澎湃新闻对标准制定者的构成比例、身份资质，制定程序的规范性，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与国际通行惯例的悖逆等诸多疑点，连续发文予以质疑、批驳。
从2018年5月22日至2019年2月13日，先后有31家媒体卷入此事。澎湃新闻发文35篇，新华网、新京报各4篇，中国新闻网、科技日报、北青报各3篇，其余25家媒体各有1篇报道。澎湃新闻的报道数量不仅最多，而且在报道节奏上也保持了与事件的同频。
二、多方求证，力求准确
“真假三文鱼”之辨，既是一个牵扯食品安全的社会议题，更是一个涉及科学的认识问题。
本次事件中，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是一个关键角色。该协会推出的《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为虹鳟鱼跻身三文鱼之列提供了“权威”支持，甚至产生了“李鬼打败李逵”的效果②：国内唯一一家养殖正宗三文鱼的企业在该标准推出后被迫宣布，今后将不再使用“三文鱼”一名，而改称“海产大西洋鲑”。
通过对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的相关讯息的爬梳，澎湃新闻发现，该协会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存在多处违规：公示时间只有3天，远低于规定的15天;起草单位未涉及科研院所，这与协会自己于2015年公布的管理办法相违背;起草单位包括了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而这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六条;更有意思的是，2014年7月21日，协会官网还发布了一篇题为《挪威三文鱼真假难辨 ?官方认证才靠谱》的文章，谴责部分奸商挂三文鱼之名卖虹鳟鱼的不法行径。此外，澎湃新闻购买了16份来自不同产地的“三文鱼”样品做DNA检测。结果显示，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的烟熏三文鱼其实是虹鳟鱼。同时，鉴于团体标准对市场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其的广泛争议，澎湃新闻向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和协会先后拨打了近90个电话，探询官方对《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处理意见。并且，澎湃新闻借律师之口指出，该标准的处理不能不了了之，有必要推动国标的出台，以维护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③。
针对澎湃新闻等媒体对《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质疑，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于8月27日发表《科普丨三文鱼产业，呼唤媒体传播正能量》一文，除了对媒体质疑的问题进行解释，还批评媒体缺乏“正能量”。对此，澎湃新闻迅速做出回应。通过对《科普丨三文鱼产业，呼唤媒体传播正能量》中引用的所谓的国内外官方信息以及外媒报道的核实，澎湃新闻发现，该文引用的维基百科信息恰恰不是来源于其声称的权威机构，而且，该文在引用我国官方文件和外媒报道时也缺乏准确性。
三、报道全面，手法多样
本次事件中，澎湃新闻发文35篇。其中，消息11篇，深度报道12篇（调查性报道3篇，市场调研1篇），评论4篇，人物访谈3篇，综合报道（对其他媒体报道的加工）2篇，科普文章3篇。综观澎湃新闻的文章，其采访和报道方式可谓既多样又全面。
全面报道帮助读者辨析消息的真伪。5月25日，@大青海网转发《西海都市报》消息称：通过对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牧厅渔业局、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的采访，回应关于“青海三文鱼”的质疑。次日，官微@中科院之声表示：该院（中国科学院）无此（中科院青海生物研究所）研究所。而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官微@大青海将其误写成“青海生物研究所”）则说：西北高原所专家学者未被采访。对此，大青海网辩说是转自微信号“西海都市报”，而“西海都市报又说是转自@昆仑观海（人民网青海频道公众号）和中国渔业协会。澎湃新闻除了进行全面报道，还最终确定了“零号信源”：上述消息的始作俑者是@昆仑观海于5月24日发布的题为《给我来一份青海三文鱼！》，这样便厘清了涉事媒体的不同责任。
现场感有助于新闻的真实性表达，“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通过亲身感知事件的原貌和自身对所感知事件的认知加以升华，才能上升到理性的境界。”④。5月26日，中国新闻网直播青海三文鱼企业养殖、捕捞和加工全过程，其间，工作人员用“厚切刺身”放在显微镜下来检测寄生虫，而不是常规的切片。对此，澎湃新闻记者于6月初实地探访涉事企业，观察生产全过程并联系采访企业负责人。8月20日，记者亲临上海江杨路水产市场，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报道三文鱼的售卖情况。
传播知识文化，提升受众科学素养。围绕三文鱼之辨，澎湃新闻先后发表3篇科普文章。第一篇是医生投书，通过问答式的行文方式，风趣幽默地解释了生食“虹鳟鱼”的后果;第二篇采用图解的方式，形象地为读者解释“虹鳟鱼”和“三文鱼”之别;第三篇是转载的编译稿，介绍三文鱼的鱼病防治。
对于争议性话题，维护观点的平衡有助于报道的公正。崔和是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的会长，该协会是将虹鳟鱼列入三文鱼之列并强推《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的主要力量。事件中，崔和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屡遭舆论炮轰。但是，澎湃新闻于8月15日对崔和进行了专访，这是31家媒体中唯一采访他的媒体。在“真假三文鱼”之辩中，澎湃新闻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但它同样给予对方以发声的机会。
澎湃新闻的评论同样可圈可点。澎湃新闻共发表评论4篇。其中，社论2篇，快评1篇，来论1篇（一位律师的来评），“新闻评论使得新闻事实的内在涵义得以挖掘、引申和本质化”，从而帮助受众进一步深入、系统地了解问题，并理性认识问题的本质。反过来说，“缺乏评论的食品安全事件等于缺少公众参与及对问题的深度挖掘，这种丧失意见的表达不啻于将一个个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置于举重若轻的位置”⑤。
四、启示与对策
（一）宏观：风险时代要有风险意识
1986 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他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人们生活在了“文明的火山上”。
贝克从后工业的视角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两类。前者指的是地震、洪水等“天灾”，它们是前工业和工业时代的主要风险。对此，人类常常凭借数千年抗灾之力而积累的应对方案和心理建设而化解之。后工业时代的主要风险更多的是人祸，如核动力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产品风险等。以往用以应对风险的科学技术，现在反过来成为风险本身，這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悖论。化解这一悖论的正途无非是加强制度性建设，然而，正如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同样，制度本身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制度化风险”，其典型特征便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媒体是防范制度化风险的有效手段。通过对风险信息的采集、积累、分析与判断，提高了潜隐风险的社会能见度。传媒发挥了风险议题侦测功能并使风险具有“亚民主”的内涵，“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⑥。由此观之，风险时代下的风险传播，通过向受众提供真实准确、客观全面的消息，可以发挥预警风险的功能，而且，在风险发生以后，媒体向受众提供应对方案还起到了消解危机的作用。事实上，媒体也具备了影响受众风险意识的能力，统计显示，“对于食品安全信息，有64.2%的人表示最相信媒体报道，50.3%的人选择政府公告”⑦。
对媒体而言，强化风险意识是当务之急。综观以往的风险报道，媒体多囿于个案式的关注（有时甚至成了炒作），其表现类似于救火队员，本次事件中的不少媒体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然而，在风险时代，只关注个体风险，忽视社会风险，这显然是不够的。
正确的做法是，“将风险置于更为宽广的视野中，提供更多科学研究的自我纠正与进展情况”⑧。一方面，告诉公众，面对风险，个人在事前可以做点什么以预防，在事后可以做点什么以止损;另一方面，强化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维度，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治理普遍性的社会风险。
（二）中观：科学报道避免变成“反科学报道”
出于善意的制度建设未必会带来善意的制度成果，同样，媒体报道也未必一定会如其所愿。以食品安全报道为例。早在2011年，有关部门有感于媒体关于食品安全报道的“放大效应”，呼吁群众切勿“信以为真、焦虑担忧”，更不要产生“还有什么敢吃的”的想法。
科学报道为何变成了“反科学报道”，原因有三：首先，媒体的本性使然。眼球经济时代，快速吸睛几乎成了媒体制胜的法宝。每每发生事件（事故），媒体总是率先向社会披露，但是，“媒体对新闻事件的选择与传播又遵从‘简单结果和‘讲故事逻辑，这都会导致媒介认知与事实之间产生差异”⑨。其次，记者知识的缺乏。如果说，科学事件显现在人们眼前是“壳”的话，那么，其背后隐藏的科技知识就是“核”。但是，在新闻实践中，有些人眼中只有壳，没有核。他们只注意到某个科技成果的结果，却未能深入“探究这个科技成果在某个领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会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⑩。“三文鱼事件”中，央视财经新闻报道了产自龙羊峡的所谓的“三文鱼”后，最终迎来的却是专业人士和网友的质疑。第三，风险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后工业时代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如核能、转基因、纳米等技术。对此，科学界尚且存在争议，而媒体就更难了。不闻不问，有失媒体监视环境、预警风险的本分;大加报道，又有可能因专业知识的不足而误伤涉事企业或机构，从而影响了科技发展的进程。进言之，过多的风险报道还有可能降低社会对风险的敏感，最终落入“狼来了”的泥淖。
防止科学报道变成反科学报道，其途有三：首先，向科学界借力，在科学表达与公众知晓之间建立起互动的桥梁，如“三文鱼事件”中，澎湃新闻先后发表“医生投书”“律师来评”等，实现了“科学与民众的对话”。其次，强化背景知识。澎湃新闻针对真假三文鱼的报道中，除了有动态新闻、新闻评论等常规形式，还有市场调研、实地探访、专家连线、当事人专访、海外咨询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传播的知识链。第三，职能部门求证。职能部门掌握权威信息，而媒体拥有话语权，二者的结合能够有效推动科学报道的良性循环。在“三文鱼事件”中，澎湃新闻先后近90次致电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就是一个例子。
（三）微观：食品安全报道要突破地方保护的藩篱
在风险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与其具有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11不无联系。因此，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它不仅带来科学界的知识危机，还会点燃公众的焦虑和恐惧，进而引发社会的失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正因为如此，2015 年新修订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尽管如此，在新闻实践中，我们仍然经常遭遇媒体监督与地方、行业保护间的矛盾。对地方政府或行业部门来讲，一个经济增长点的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规模效益，如龙羊峡出产所谓的“三文鱼”供应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显然有助于当地的扶贫脱困。因此，当各家媒体（外地媒体）对当地“三文鱼”提出质疑时，当地官媒、涉事企业和行业协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做出了高调的回应和辩护。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区域经济的考量，使他们对假冒伪劣产品常常流露出有意无意的忽视。因假冒伪劣产品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最终将由全社会承担，于是，局部的脱贫带来的却是全局的返贫，这是当下中国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新常态”。“三文鱼事件”是如此，转基因、PX化工项目等亦是如此。
对媒体而言，做好食品安全报道的出发点是“安全”。本田一二是日本知名的科技新闻记者，他长期任职于《大阪每日新闻》，在他看来，“记者的精神脊柱是人性。科学记者可以将科学与人性结合起来衡量事物，这是科学记者的特权。忘记和忽视人性的科学记者也就不配称为记者了。科学记者不能仅仅充当科学信息的传播者和解说者，他们首先应当是人类根本利益的捍卫者”12。不同于前工业和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风险表现出一定的“延迟效应”，对此，贝克形象地解释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3面对这种社会人心，要避免利益相关方的干扰，化解民众的害怕情绪，媒体必需破除地方保护的狭隘心态，以安全为出发点，方能向社会交出一份满意的食品安全报道。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理政推动国家执政方式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4BXW053）成果之一】
注释：
①任震宇.2018年十大消费新闻评出[N/OL].中国消费者报，2018-12-29[2019-01-04].http：//xiaofei.nen.com.cn/system/2019/01/04/020762260.shtml.
②张珊，李婷婷.2018年8月“三农”网络热点舆情监测分析[J].农业工程技术，2018，38（24）：76-79.
③2019年1月下旬，国家标准委、民政部联合印发新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围绕中水加协的“团标”之争终于有了说法。
④刘卫，屈波.体验式报道的“三境交融”[J].新闻前哨，2009（04）：53-54.
⑤刘子欣. 新浪网“上海福喜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效果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8.
⑥乌尔里希·贝克，郗卫东.风险社会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4）：46-51.
⑦吴翔，胡楚青.中国百姓看食品安全[N].生命时报，2007-1-2.
⑧许静.尊重科学应属于媒体核心价值观：以食品安全報道为例[J].青年记者，2014（7）上.
⑨刘子欣.新浪网上海福喜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效果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8.
⑩李新玲.科技新闻报道中的壳与核[J].青年记者，2015（13）：45-46.
11Edwards，M.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to the Future： Rol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Sector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1，60（3）：78-88.
12【日】本田一二.美日报科技报道史话[M].刘明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7.
作者简介：吴晶，上海杉达学院网络和新媒体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媒体融合;叶冲，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网络治理
编辑：孟凌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