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教育的方法、特点与启示
徐鹏 赵庆菊
摘 要：从延安大学发展而来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一所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在1949年6月至1953年3月近四年的时间里，学校通过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教育、强化审查学员历史、借助各种文娱活动形式、注重劳动教育、开展爱校教育等方式方法开展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呈现出三个特点：继承了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干部教育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办学形式灵活多样。这些做法为当下干部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教育;方法;特点;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2-039-06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解放了西安城。为了适应全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解放形势的迅猛发展，加快培养新中国政权建设急需的大批干部人才，5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后文简称为“西北局”）发布《关于加强训练大批新区知识分子的决定》，将原西北人民艺术学校、西北财经学校和延安大学合并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同时从延安迁往西安，并规定该校的主要任务为：大量吸收和短期培训青年知识分子，然后分配至西北各省工作;还负责训练一部分初解放的旧人员。[1]（P.357）任命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方兼任校长，李敷仁为副校长（1950年4月，西北局免去马明方的兼职，任命李敷仁为校长）。根据这一决定，6月25日，延安大学原总校与韩城分校合并，正式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后文简称“西北民大”）[2]（P.255-256）。
9月21日，经过紧张而短暂的招生宣传和前期准备工作后，在学校暂定的校址——西安西关南火巷西原裕秦纱厂旧址举行了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到会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举办西北民大的历史意义。[3]西北民大一期的学员分为五个部，其中一部暂住西北大学，二部住在校部，三部住在西关东北新村和东关的一所中学。四部设在山西省解县，为财经干部训练班，属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直接领导。五部是住在新城东边“群众堂”（西安人民大厦址），1950年11月培训了两期旧公职人员后停办。1949年8月兰州城解放后不久，创办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后发展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和西北民族学院）。学校成立时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随后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不久后改由文教委员会领导。10月中旬，由于西安城内校舍紧张和粮食供应困难，一部、三部迁往泾阳县的永乐店，校部、二部迁往高陵县通远坊。“1951年初在五部停办后的干部基础上在高陵通远坊重建四部”，重建后的四部培训了两期共五个班的干部。[4]（P.3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西北地区政法系统干部少、质量差的状况亟需改变，西北局于1953年3月28日作出《关于改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性质与加强西北局党校的决定》，将西北民大改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并限定当年6月底必须完成西北民大的结束工作。据“一直在校任秘书室主任，亲身经历了这所学校的所有重大活动，并对教学宗旨、教学内容、人事变迁、学校风格等方面比较了解”的吕夷先生统计，西北民大从1949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到1953年3月改组（当年6月实际工作才结束）的近四年时间里，“共培训干部12 890人（兰州分校与山西四部不计在内）”。
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教育方法的历史考察
在系统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西北民大在继承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成功经验的同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知识结构的变化，其干部教育方法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样态。
（一）坚持以教学为中心
西北民大“从第一期开始就提出了学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要为教学服务的口号” [5]（P.52）。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教材建设。西北民大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与研究工作，教师编写的教材都要经过教学研究会议集体讨论研究，确定教材的观点、分析与重点，并拟定有重点启发性的课堂讨论题目。1952年9月19日，时任副校长刘端棻在全校第七次干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严肃地对待教材问题”，具体提出了“三个要求”和“三个照顾”，即要求教材要简明、正确、实际;教材要照顾知识体系、照顾学习期限、照顾学生水平。[5]（P.49）
二是引进教学方法。除了利用一般的教学方法外，西北民大注意改进教学方法，特别是引进苏联的成功经验——习明纳尔教学法（习明纳尔是英文单词“seminar”的音译，是一种专题讨论式的课堂教学方式。它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发明，流行于苏联，后被中国旅苏留学生引进中国）。由于强调课程内容要少而精，所以组织领导好学员的课堂讨论就成为教学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习明纳尔教学法就是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的进行关于课程内容的讨论，而这种讨论，与会前不经系统的准备、讨论时又缺乏领导下的小组讨论会，是又很大不同的” [6]（P.129）。1953年2月5日，刘端棻在全校第三次教学研究会议上，不仅总结了三年来课堂讨论的经验，还明确对课堂讨论法提出三点要求，即“四反四要”“三注意三不怕”和课堂讨论的主席（教师）责任。[5]（P.51）对教学方法的引进，使得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质疑问难，气氛活跃。
三是重视教学总结。西北民大非常重视教学经验总结。宏观层面，各部各种专业班次每期都有教学工作总结;微观层面，每门课程学完之后也有学习总结。1949年12月，在第一期开学后仅两个多月，学校就作了《两月半教学工作总结》，第一期培训结束后，对教学工作作了全面总结。后来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校性的教学研究会议，重点是研究各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教学经验。据统计，在学校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共召开了3次全校性的教学研究会议。这对于改进教学组织领导，贯彻以教学为中心和“一切围绕教学”的方针，克服教学上的一般化与盲目化，加强教员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起了极大作用。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优良的学风，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学方法。1950年9月，时任西北民大的教育长刘端棻在《一年来教学工作总结》中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总结为三个具体方面。首先，理论要联系理论本身实际。理论本身是实践的综合，在说明理论时，一定要结合产生理论的实际说明，不能用抽象的原则去说明原则。“课堂教学中，必须坚持首先讲清理论原理，不要急于联系或胡乱联系各种实际问题。应引导学员首先弄清理论本身实际。只有掌握了‘理论武器，才能应用这个‘武器。” [5]（P.266-267）教师如果不能体验与领会理论产生的实际，就不能有说服力地去讲授理论。其次，理论要联系革命实际。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革命实际，也只有联系了革命实际，才能使学生更容易地理解理论，并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最后，理论要联系学生思想的历史实际。只有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去取材、举例讲授问题，才能达到深入浅出的目的[5]（P.48-49）。
（三）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教育
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理论联系革命实际的问题，更好地加强干部思想改造和教育。刘端棻指出：“有的干部认为无时间学习时事，而放弃了时事教育，是非常错误的。” [2]（P.213）针对此现象，1950年12月1日，他为西北民大的校刊——《民大生活》撰写了社论《严肃认真对待今天的时事学习》。12月16日，他又以《民大生活》编者的名义撰写了《答同志问》一文，进一步强调理论教学应当与当前政治实际相结合。从1951年开始，西北民大各部各期都把时事政策学习列入教育计划与正课一起加以重视，一般都规定每日保证1小时时事政策学习时间，定期作时事报告，定期举行时事测验，并且以教务科为主导，成立由各班学习助理员参加的时事学习指导小组，以加强对同学时事学习的检查与领导。1951年10月19日，西北民大第二次教务科长联席会议通过校长批准的《关于时事政策学习的决议》，要求：“时事政策教育应密切与理论联系教学相结合，既一方面注意以当前时事的现实事物丰富理论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运用基本理论观点分析说明当前现实事物，把它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样，既加强了理论的战斗性，也加深了学工人员对当前时代的认识。” [7]。为了加强对《决议》精神的贯彻，《民大生活》第三十九期重刊了此《决议》，强调“希各单位负责同志和全体学工人员注意研究贯彻”[8]。 “通过时事政策学习，使学生及时了解了国内政治动态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世界风云变幻和各国革命人民争取和平事业的光辉前景，解决了学生在正课学习中没有得到解决的许多思想实际问题，促使教学工作获得更大的效果。” [5]（P.49-50）此外，西北民大还积极引导学生对学校周边的居民进行时事宣传教育。
（四）强化审查学员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民大新入学的留用人员和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面貌、历史情况比较模糊，学校针对此情况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和利用学习总结的方式，引导学员自觉地向组织说明自己的思想、政治和历史问题，这在改造学员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年1月15日，《民大生活》发表社论，动员学员“卸下包袱、愉快前进”。1952年12月，西北民大第23次校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今后了解（审查）学生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经常了解（审查）学生的学习、思想以及个人的历史实际，是保证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并正确分配使用学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抓住对学生历史情况的审查（不应忽视了解其在解放三年以来的工作与学习中的表现），根据教育要求，着重考察其在当前学习中的思想觉悟变化与学习态度，进行综合的并有重点的研究，以丰富教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发挥更大的教育效能，从而最后达到全面掌握其德才、正确分配使用的目的。” [9]由于思想动员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西北民大各期学生的历史了解审查都比较完善。
（五）借助各种文娱活动形式
从延安大学文艺工作室发展而来的“民大文工室”，为了配合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演出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剧目、快板、相声等节目，每逢节假日、开学、毕业都有群众性的文娱晚会、舞会，并对学校所在地的高陵县、泾阳县群众文化活动进行辅导。据统计，西北民大文工室先后为学员演出“各种形式、类型的节目达一百多个，约演出一千多场次（每月最少演出15场），观众约八十多万人次” [11] （P.258-259）。此外，学校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购置了必要的体育用品，开辟了体育场地，举办了两届全校体育运动会。开展这些文娱活动，不仅是为了丰富学员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寓教于乐。吕夷观看了话剧《在新事物的面前》后，认为“这个戏是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与艺术水平的”，使他感动的是“薛志钢敢于大胆负责的工作精神”。三部二班的学员周新认为“薛志钢那种刻苦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给了我思想上很大的启发”。[12]而且，文娱活动对于参与演出的学生也是很好的教育与锻炼。在话剧中扮演薛志钢的丁明认为：“在这次扮演薛志钢的过程中，使我在很多地方都受到教育，其中单就学习一项已给了我深刻的启发……，我也下了决心要向他学习，首先要使我的理论学习逐渐做到‘蹋实（应为：踏实，笔者注）两个字。” [13]
（六）注重劳动教育
西北民大非常重视劳动教育。每年夏季和秋季都会组织学员帮助学校附近的群众开展夏收和秋收。仅以吕夷先生编写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大事记》统计，就有6次。在理论学习过程中也会组织学员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例如第一期结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劳动创造世界》一章，组织全校员工参加迁校建校劳动，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使学员们真正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含义，从而建立了劳动观点” [4] （P.41）。
西北民大一部、三部的办公室、宿舍、教室都是上一期学员动手修建的。当时“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比较困难，但当时提倡艰苦朴素、干部参加劳动，绝不只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只有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干部劳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永不变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永远与劳苦大众保持血肉联系，不脱离群众” 。[14] （P.90）在短短的近四年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校风。
1951年12月7日，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员干部大会上，习仲勋充分肯定了西北民大师生的优良作风。他指出：“学校领导组织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困难，两年来训练了一万多人，取得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法是目前绝大多数学校必须大大提倡的办法。” [15]
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怎样用革命精神建设学校》的文章[16]，把学校用革命精神办学的经验推广到全国。
（七）开展爱校教育
据当事人吕夷回忆，1950年3月，第一、二、三部一期学员毕业前夕，发起了“爱校运动”。一部同学为了给学校临别留念，大家利用课余时间种了10亩菜，他们认为“这种劳动生产的结果，就是将来最好的纪念”。二部学员除了美化校园外，还发起为母校捐书运动。三部学员除了捐书外，还动手修建了一个可供休息的茅草亭，名为“新生园”。园内有花草、假山、水池等，还立了一个纪念塔，可供学员雕刻姓名和题词留念用。《民大生活》编辑室和文工室联合谱写了《毕业歌》。每届毕业学员都高唱《毕业歌》，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后，绝大部分都成了工作中的骨干。他们仍然和学校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联系，毕业后不断给学校写信汇报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学校指定专人与他们联系，并在《民大生活》开辟专栏刊登毕业生来信来稿。[4]（P.37）
此外，除了上述主要的干部教育方法，西北民大还运用加强党团建设、廉政建设、开展居民（群众）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强化干部教育，“基本完成了它的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与轮训旧职人员的历史任务”（《西北局关于改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性质与加强西北局党校的决定》，1953年3月28日。此件复印件现藏于西北政法大学校史馆）。
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教育的鲜明特点
从宏观上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北民大的干部教育总体上呈现出“过渡性”的鲜明特点。从微观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继承了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
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前文已有述及，西北民大是从延安大学发展而来的，它继承了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教育模式的优良传统。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众多，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新型、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学校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本质就是干部教育，为当时的革命和边区建设培养干部。西北民大干部教育中无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时事政策学习教育、强化审查学员历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方法，还是招生方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和组织管理形式等都深深地打下了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历史烙印。
（二）干部教育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
尽管学校只存在了近四年的时间，但这四年（1949年6月至1953年6月）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重要历史时期，革命形势日新月异、新中国建设百废待兴。这一时期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增产节约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等等。这一时期学校的干部教育紧密地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学校高度重视时事政策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正确认识和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各项运动和活动中来，在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主的同时，很好地完成了当时各项具体的中心工作。
（三）办学形式灵活多样
西北民大的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主要表现为学员的学制机动灵活，每期培训时间长短不一，期数多少也不一致，有的部培训任务完成后就停办了。除第一、二、三部第一期学员为青年知识分子外，后来各部还举办了教师训练班、土改干部训练班、留用人员训练班、政治研究班、建政干部训练班、经建干部训练班、检察干部训练班、集训人员训练班、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电影放映队等班次。同时，教学内容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即学即用，学以致用。教学方法形式多样，讲授、自学、讨论并重。尽管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有很大差别，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教育的现实启示
西北民大宝贵的干部教育实践，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办学经验，这为当前党的干部教育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干部教育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
西北民大沿袭了延安大学一贯实行的校长负责制，党委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重大决策在党员中进行动员学习，提高党员的认识，然后再传达、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贯彻落实。在实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党员真正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支部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委起到了监督保证作用。在西北民大存续持时间里，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各项社会改造运动，顺利完成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任务，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干部。
干部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西北民大教育实践得出的最基本结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教育工作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克服各种困难，长期健康顺利发展。干部教育特别注重党对高校的领导，注意發挥党的领导作用，确立高校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干部教育工作只有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才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才能使干部教育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新时代，我们也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教育体系。
（二）干部教育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
西北民大在干部教育中，不断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贯彻民主和自觉的原则，号召学员自觉学习、自我改造、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进行思想改造时，善于区别对待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对于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思想教育方法。对待不同的学员开展思想教育，因人制宜，具体结合学员的历史、思想认识和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灵魂。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就会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就会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失去勇气和信心，受教育者就不可能在思想上获得真正解放，也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三）干部教育要与劳动实践相结合
西北民大在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了延安大学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迁校、修建校舍、帮学校周围群众夏收和秋收等生产劳动是广大师生经常性的活动。通过生产劳动，不仅促进了学员的思想改造，还树立了劳动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干部教育应充分重视劳动实践。因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干部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运用其中，坚持在劳动和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生产建设的实践，实践中可以增加知识、增强觉悟、锻炼才干，这是优秀干部成长的基本规律。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干部教育与劳动实践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干部教育要为现代化生产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更要依靠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在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亦愈发需要大批的能够掌握、运用和创新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干部培训教育过程中，要不断革新教学内容，改进教育方法，增加实践性教学，提高广大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克服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建设实践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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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中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