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解读及其当代启示
孙宗伟
[摘要]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冷静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得到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充满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时也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风云变化的考验。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世界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是，邓小平同志的判断依然没有过时，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关键词]邓小平;和平;发展;霸权主义;时代主题
[中图分类号]D6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2—0044—07
[作者简介]孙宗伟，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正确认识”，对于引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四个正确认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局部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恐怖主义、难民潮、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风起云涌，一时之间世界形势风云变幻。面对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深刻变化，很多人对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当今世界大势发展充满了各种担忧和疑惑：在“世界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今天，和平与发展是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一回答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冷静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得到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充满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同时也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风云变化的考验。因此，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论述，并运用邓小平同志的分析方法来正确判断当今时代主题，解开青年学生心中的疑虑，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主题”，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中提出的“四个正确认识”，推进十九大精神“三进”高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思想的提出
所谓时代主题，就是体现某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反映世界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主流或者主旋律。要正确认识时代主题，首先必须要了解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世界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从一定时代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揭示时代的本质特征，去认识世界的基本矛盾。例如，马克思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把他们生活的时代称之为“资产阶级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的基本矛盾是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之间的矛盾。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三大矛盾的交織和运动，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又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即战争引起革命。因此，由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战争与革命，就成了那一时代的主题，成为了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年代，不仅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孕育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因此开创了“一球两制”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到来，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大时代。从此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就成为了决定世界基本矛盾运动和世界主题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亚非拉地区掀起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既反映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特征，更凸现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里，基于对时代本质特征和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一场艰苦卓越、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世界政治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也迫切需要我们对这种变化做出新的判断。毛泽东通过对二战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审慎观察和深入分析，一方面指出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和平力量也在增加，因此，推迟或者制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判断是比较客观和符合事实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之间的决裂和对抗、美国入侵越南以及美苏之间对抗的升级，使得我们曾一度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判断，毛泽东在国内提出了“备战备荒”、时刻准备打仗的路线方针;在国际上更是打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帜，从而强化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依据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和冷静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1983年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②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一次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③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客人时再次提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④与此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正是在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基本矛盾做出一系列新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不断强调，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当今世界“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两大世界问题。从此以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就成为了我们制定对内对外战略、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前提。
1987年，依据邓小平论述，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和平与发展”称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此后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一直到2018年党的十九大，世界形势经历了“从复杂多变”的“大变动历史时期”（十五大）到“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十六大）;再从“大变革大调整”（十七大）到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十八大）再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十九大），虽然世界形势起起落落、风云变幻，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犹如定海神针一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提出的客观依据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邓小平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对世界各种矛盾斗争及其发展变化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的科学结论。“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论断，并不是一种猜测和断言，相反，它有着客观的依据。
二战以后，主张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和因素大大增加，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和力量大大减少，这就使得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成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邓小平指出，不仅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不要战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比如日本人民，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甚至包括两个超级大国苏联人民、美国人民也不支持战争。他说：“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其次，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纷纷独立，成为了二战以后国际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邓小平说：“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与和平力量因素的大大增加相比较，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和可能性也大大减少了。二战以后，处于冷战状态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军备竞赛，竞相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核武器力量。由于美苏两个大国拥有彼此相当的核武器，因此，就造成了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所谓“核恐怖均衡”，也就是说，双方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发动战争，就很有可能是核战争，而核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对此，邓小平有着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这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因此，二战以后，由于和平力量、因素大大超过了战争力量、因素，因此，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也就是说和平成了主旋律。? ? ?当和平成为时代主旋律，自然地，发展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二战后发展问题凸现为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首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二战中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去发展自己，尤其是发展经济，以摆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面貌，于是，发展问题就成为了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不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二战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此，它们也迫切地要求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主要任务。这样，发展问题就成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凸现为了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其次，二战以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由过去的军事竞争为主逐步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又以科技和经济的竞争最为重要，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因此，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经济和科技，对于众多国家来说，就成为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总起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论断，既有充分的、客观的事实依据，也包含了邓小平的科学分析和冷静判断，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事实所证实，因而是科学的论断。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内涵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经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冷静观察得到的科学结论，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
所谓和平问题，就是指争取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世界和平，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反对局部战争和常规战争。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角度出发，邓小平针对二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就是发展到后来的美苏两极之间的对峙状态，突出地提出了和平问题，因为只有这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打世界大战，这也是他把和平问题称之为东西问题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在冷战时期，邓小平讲和平问题，就是指两大制度之间不要打世界大战，后来指美苏之间不要打世界大战。但是，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因此，爆发世界大战可能性减少。但另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四处出击，惹得世界部分地区的局部“热战”频频发生。正是通过对这个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邓小平正确地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对于局部战争、热战频发的根源，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霸权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拓展了我们对战争根源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突变，苏联解体，有人认为冷战结束了，天下可永享太平了。邓小平同志则不这么认为，他在会见国外友人时回答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正是由于冷战思维依旧存在，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因此，和平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相反，由于在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的各种力量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多年来在美苏两级体制下被掩盖起来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使得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对此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现在国际形式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但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在逐步壮大，希望和平不要战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所以，正如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
发展问题，毋庸置疑，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是，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指出了发展问题是“东西南北”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高瞻远瞩地指出，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得不到改变，如果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如果发达国家不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也就是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长久。因此，如果说发展问题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战略问题，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是解决全世界发展问题的核心。邓小平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发展问题，这也是他把发展问题称之为南北问题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指出，发展中國家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联合起来，打破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提出问题，就是摆出矛盾，目的是要人们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努力解决矛盾。邓小平之所以把和平与发展看作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主要是由于阻碍和平与发展真正实现的根源，也就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没有被最终铲除。所以，邓小平才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另一方面，把和平与发展当作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就是要号召人们起来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破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为实现和平与发展去斗争，如果不这样，就会丧失和平的形势和发展的机遇，这就与那种坐等和平与发展到来的空想论者划清了界限。当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并不是意味着和平与发展就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了。所谓主题，就是
主旋律、主流的意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针对总体形势和发展趋势而言，指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和平与发展，并不等于整个世界都安然无事了。恰恰相反，人类面临更多的阻碍和平与发展实现的问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恐怖主义行动猖獗，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安全威胁;国际舞台上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局部地区的战争、紧张和动荡时有发生。但是，这些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问题，就整个世界的总的发展趋势而言，总体缓和、总体稳定、总体和平，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是主旋律。
四、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当代两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不但是邓小平同志在冷静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客观事实基础上得到的科学论断，同时也经受住了后来世界风云变化的考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正经历着“大变革大调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从总体和大的趋势看，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没有过时，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和平仍然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苏联解体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争霸局面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打世界大战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风云突变。美国由于受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其霸权地位有衰落迹象;为了摆脱危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其手中的美元和军事霸权，到处兴风作浪，无疑给世界局势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与美国衰退相反，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埋头苦干，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在国际上影响力与日俱增，愈来愈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如何看待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崛起，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将取代冷战时期苏美之间对抗，并提出了所谓中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并由此得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结论，因而和平的时代主题观也受到了挑战。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众所周知，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崛起只能是和平崛起，中国不会称霸，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假如中国发展是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那么，中国的崛起就等于和平力量的崛起，和平力量强大一分，霸权主义就得退让一分，战争危险就缩小一分。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真有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恰恰是避免世界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主宰世界局面被“一超多极”的世界格局所取代。虽然当前美国“一超”优势无人能及，但要想独霸天下，明显力不从心;近些年来，由于穷兵黩武、四处出击、惹是生非，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争霸目的，反而更加暴露了其实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嘴脸，人心尽失，其地位和影响逐渐下降，霸权地位衰落已成定局。此外，苏联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主宰世界的格局近乎瓦解，世界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极化趋势颇显波折，但这一势头不可逆转。世界政治多极化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形成反霸斗争联合体，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因此，总体来说，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然，和平依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战争的根源就消失了。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在各个方面的雄厚实力，为了追求其在全球的绝对霸权地位，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对手、打压异己、为所欲为。美国打着“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旗号，在“9·11”恐怖事件以后，更是以“反恐”为理由，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不顾，先后强行采取了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国家制造“颜色革命”，建立亲美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抛出了所谓的“邪恶轴心论”“文明冲突论”“多极化是世界动荡和混乱之源”“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等荒谬言论;美国霸权主义行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虽然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寻求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的野心并没有消除，相反为了摆脱危机转嫁危机，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变本加厉，四处点火、惹是生非。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打着美国再伟大的旗帜，逆经济全球化浪潮而动，经济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发动中美贸易战;政治上以美国为中心，动辄就以退圈、发动冷战相威胁;军事上搞扩张主义，对别的国家进行孤立、封锁，动辄以军事打击相威胁搞军事讹诈。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是造成当前世界局势紧张、地区动荡、局部地区热战频发的重要原因，这些事实恰恰也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判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发生局部热战的根源。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发生战争的根源就不能消除，战争危险就依然存在，世界就不可能太平。
由于美国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其矛头指向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而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因此，今后世界争取和平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单极与多极之间、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由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将继续保持其“独超”地位，因此，单极与多极之间的矛盾，称霸与反霸之间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使得争取世界和平的进程更显曲折，但是，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势不可挡，和平与发展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邓小平同志20世纪所做的这个判断，依然没有过时。也就是说，由于和平力量发展势头大于战争的因素，所以，和平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之一。
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强劲的主旋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但对美国带来沉重的打击，而且，这次危机通过全球化的链条，传导到世界各地，引发了包括当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如此，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向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蔓延，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有人据此认为，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被危机的阴云所替代，因而停滞、危机取代了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浪潮汹涌澎湃。这次工业革命将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产生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谁能迎头赶上这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谁就能获得大发展;如果与这次工业革命浪潮失之交臂，将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因此，对各个国家来说，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其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的产物，它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等各个领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的态势。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2008年由发达国家首先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通过全球化的链条传到世界各地，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不能把全球化看作这场危机始作俑者，造成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国际分工的全球化。资本积累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是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不平衡的畸形的全球化加速了这场危机向全球传播并把世界经济带入危机和困境。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为了应对危机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从长远看，不但无益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让危机雪上加霜。只有创新发展模式，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体系，才是摆脱危机的真正有效途径。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依旧是全球性的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大发展。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文化落后等原因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此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带给了发展中国家不小的机遇，但是由于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经济政治旧秩序影响，经济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畸形、依附性的、不均衡的发展，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深陷低水平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脆弱的金融体系、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变得更加糟糕等等，都是当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再加上受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使得本身基础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加雪上加霜。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急需“大发展”才能迎头赶上。对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中国等国家来说，也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实現更好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令全世界瞩目，但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加以解决。就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个方面获得长足发展，GDP跃居全球第二;但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复杂”;十九大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只有“创新发展模式”，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所以，对于新兴国家来说，第一要务仍然是发展，而且是更好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受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打击，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增加、经济结构失衡、债务高筑、两极分化严重、阶级阶层固化、政局动荡等等。为了跳出经济危机阴影，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出台各项政策措施，都把“再发展”作为头等大事。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受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制度约束，发展潜力不大。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提供自资本主义之外的另外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如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能创新发展模式，不但会迎来自身发展的新阶段，再加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全球市场潜力大，因此，它们的发展是带动全球经济走出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阴影的主要引擎。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大发展和新发展，更具有意义。
综上所述，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潮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大发展”，新兴国家的“新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都有力证明发展问题依然是具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解决发展问题，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开放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新近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要赢得全球大发展，就必须打破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打破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只有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变由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实现互利共赢、长久稳定的发展态势。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大势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与发展。
责任编辑：彭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