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鼓励希特勒侵略胆量和野心、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日后甚至发展成了国际政治中软弱无能、胆怯和丧失原则的无益让步的代名词，即所谓“慕尼黑类比”。在“慕尼黑类比”的阴影下，“绥靖”一词被严重污名化，沦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用以反对任何正常和必要的国家间谈判、妥协和友好交往，为强硬外交乃至战争铺路，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绥靖可以是一种通过向对方做出不对等的利益让步来化解危机、避免战争的理性手段，它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挑战或危机情形下，当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害权衡，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未来研究中应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发掘更多绥靖案例，对诸如绥靖政策何以成败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绥靖现象的理解。
关键词： 慕尼黑类比;绥靖政策;国际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鼓励希特勒侵略胆量和野心、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将绥靖政策比喻为“喂养一条寄希望于它在最后才把主人吃掉的鳄鱼”，认为英国张伯伦政府的对德绥靖政策对二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
丘吉尔的这一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的支持，成为关于二战爆发原因的一个主流叙事。②
从那之后，“绥靖”一词便成为一个带有严重负面和消极含义的政策术语，绥靖政策被认为只会增强敌人实力、损害本国声誉，鼓励敌手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野心，从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在高度重视权力与利益的国际政治中，绥靖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愚蠢而可耻的冒险行为，甚至成了軟弱无能、胆怯和丧失原则的无益让步的代名词，此即所谓“慕尼黑类比”。
“慕尼黑类比”是建立在对二战爆发进行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的，它对二战爆发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将从二战爆发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得出的某些经验教训普遍化为一项国际政治规律和准则信条，将绥靖政策完全等同于“慕尼黑事件”本身，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历史类比可使人从以往事件中获取洞察力，所以是理性思维的有用捷径。但是，这样的类比也可以遮蔽现时事件中一些不同于历史事件的侧面”。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类比如何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还可参见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rnest R.May and Richard E.Neustadt，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 of History by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Jeffrey Record， Making War， Thinking History： Munich， Vietnam， and Presidential Uses of Force from Korea to Kosovo，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2; Jeffrey Record， The Specter of Munich： Reconsidering the Lessons of Appease Hitl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7.“慕尼黑类比”的误导性还在于，它往往诱导领导人采取强硬和极具竞争性的政策，或者被领导人用来为这些政策进行辩护。在“慕尼黑类比”的阴影下，“绥靖”一词被严重污名化，沦为一个进行政治攻击的工具和标签，用以反对一些正常和必要的国家间谈判、妥协和友好交往，为强硬外交乃至战争铺路，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上的偏见和污名化也妨碍了人们从学理上对绥靖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当国家间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与分歧，或一国面临他国的直接威胁挑战时，战争与谈判妥协是国家可以采取的两种最基本的政策选项。对此，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曾提出一个经典的问题，即鉴于战争的代价如此巨大，从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来看，当国家间面临利益冲突与分歧时，国家为何不首先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一定要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呢？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则可避免战争的高昂成本。费伦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承诺难题和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三个因素阻碍了国家在战前达成妥协，从而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此即所谓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James Fearon， “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War，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49， Vol.3（1995）， pp.379-414.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则反其道而行之，即在面临挑战威胁和利益冲突时，国家为何会选择谈判妥协而非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本文认为，绥靖是一种通过向对方作出不对等的利益让步来解决争端、避免战争的手段，因而绥靖也是谈判妥协的一种方式。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国家为何会选择以绥靖而非其他谈判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既然存在关于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那么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个关于绥靖的理性主义解释？
二、 绥靖的概念定义
绥靖（appeasement）一词最初是指“讲和、调解纠纷”等，以及“用满足要求的办法息事宁人”。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编译委员会：《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在欧洲古典外交的语境中，绥靖是指“通过消除导致两国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的方式来缓解两国间紧张关系”的外交政策。Gorde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cy Problems of Our Time， 2n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50.如前所述，尽管“绥靖”一词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中经常出现，但大多数学者在概念使用上相当随意、混乱，正如诺林·利普斯曼（Norrin M.Ripsman）和杰克·利维（Jack S.Levy）所说，目前学界对于绥靖概念的理解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狭隘，过于宽泛是因为人们容易把它同一般的互相妥协的谈判策略相混淆，过于狭窄是因为一提及绥靖，人们就想起“慕尼黑”，常常把绥靖等同于二战前英法等国对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这一特定历史行为。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2（2008）， pp.148-181.國际关系学科中对于绥靖的概念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将绥靖等同于正常的国家间接触、谈判、和解。例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将绥靖定义为“通过理性协商和妥协来消除抱怨和不满，以求解决国家间争端，从而避免危险残酷且代价高昂的武装冲突”。Paul M.Kennedy， “The Tradition of Appeasemen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65-1939，”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 No.3（1976）， p.195.斯蒂芬·洛克（Stephen R.Rock）根据欧洲古典外交的语境，将绥靖定义为“通过消除导致两国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的方式来缓解两国间紧张关系的政策”。Stephen R.Rock，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0，p.12.持类似观点的还有Alexander L.George， Brin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3， p.61; Gorde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cy Problems of Our Time， 2nd ed.， p.250.这类定义都比较宽泛模糊，缺乏对绥靖政策的实施手段、目标等的严格界定，使得绥靖这一概念与接触（engagement）、和解（conciliation）、迁就（accommodating）、谈判（negotiation）等概念相混淆，从而导致理论分析的含混不清，且容易得出绥靖是个好的政策选择的结论。如斯蒂芬·洛克根据其定义考察了1896—1903年英国对美国、1936—1939年英国对纳粹德国、1941—1945年美国、英国对苏联、1989—1990年美国对伊拉克、1988—1994年美国对朝鲜的“绥靖”行为的案例，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这些案例，有些明显属于一般的谈判、接触等行为。
第二种是将绥靖视为一种被用错了对象的妥协、安抚政策。如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当对方是“现状国”（即对方的利益诉求有限）时，作为传统外交手段的妥协安抚手段是高尚而可取的，但绥靖是一种将利益诉求无限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现状国，从而对其实施安抚妥协的错误政策。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这类定义将对象国性质作为区分绥靖与一般性妥协政策的依据，但其问题在于，政策分类的根本依据应当是政策内容本身，而非其实施对象，对象国的性质只是影响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应以此作为区分政策类型的标准。而且，国家属性或意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一国可能在一段时期维持现状，但在另一段时期内却试图改变现状。此外，从操作化的角度而言，一国是维持现状国家还是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国家，正是根据其行为来判断的，人们无法事先得知一国的意图及其将要采取的政策，把国家区分为维持现状国家和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国家两类，再据此解释国家行为的做法还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是把绥靖标签化为一国面对他国威胁挑战时的退缩、投降行为。如格伦· 斯奈德（Glenn Snyder）认为绥靖就是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以避免遭受其攻击的胆怯行为。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0.这一类观点在政界及媒体舆论界尤其大受欢迎，它遵循的是前述“慕尼黑类比”的逻辑，其特点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偏见，对绥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缺乏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也阻碍了人们将绥靖作为一种外交战略手段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
此外，还有人主张绥靖是弱小国家对大国、强国做出的妥协行为，Victor D.Cha， “Engaging North Korea Credibly，” Survival， Vol.42， No.2（2000）， p.149;Mark R.Braw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edited by T.V.Paul， James J.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84.忽视了大国、强国也会对小国、弱国实施绥靖，因为后者可能由于暂时陷于某种困境（如该大国或强国与其他强大对手处于冲突或竞争状态中），或者在某一特定危机挑战中其应对资源相对不足，从而也会对弱国、小国做出让步和绥靖。Zee Maoz， “Resolve， Capabilities， and the Outcome of Interstate Disputes， 1816-1976，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7， No.2（1983）， pp.195-229; Chong Chen，“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3（2018）， pp.339-372.
本文主张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根据政策内容本身而非其成败得失来界定“绥靖”的概念。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给绥靖做出如下定义：一国通过向不满于现状的挑战国提供某种不对称的利益与好处，以求至少暂时或部分满足对方的利益诉求，从而避免或推迟双方之间的战争或冲突。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以下几点：首先，本文不否认绥靖政策可能有多种目标，例如作为长期目标的冲突与危机预防、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如化敌为友）等，但这些目标更多地与接触（engagement）、安抚（reassurance）、调适（accommodation）等战略手段有关，关于接触、安抚、调适等战略的讨论，参见Randall L.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199;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而绥靖首先且主要是一个关于危机与冲突管理的短期战略行为而非大战略（grand strategy）行为，其直接目标是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当然，这种短期战略行为可能根植于长期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大战略背景。由于绥靖要求国家在短期内向对方让渡一些重要利益，因此在非危机与冲突情形下，国家一般不会做出绥靖行为;其次，绥靖的方式是一国向对方做出不对称的重要妥协。所谓不对称妥协，就是指除了期望避免或停止与对方的战争或冲突之外，绥靖国在做出让步时并不指望对方必须做出对等的让步，因而它不同于那种谋求对等互惠的一般谈判妥协，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演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有关“逐步、互惠、主动地减少紧张局势”（GRIT）的论述，参见Charles E.Osgood， An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此外，不对称妥协不一定就是指单方面妥协;最后，绥靖不等于投降。绥靖不是一国在一场已经失败或注定会失败的战争或冲突中，被迫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屈服行为，而是一国出于各种利弊权衡，为了避免或推延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战争或冲突而积极、主动地做出的努力，绥靖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威慑努力，相反，为了更好地实现避免战争这一目标，绥靖通常需与威慑结合起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绥靖政策不大可能是實力悬殊的敌对关系中小国、弱国对大国、强国实施的战略，而一般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之间或者大国、强国对较小较弱的国家实施的战略。
三、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既有研究中关于国家为何实施绥靖战略，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解释路径。
1.领导人政治上的天真、愚蠢和懦弱，这也是西方学界关于20世纪30年代绥靖问题研究的传统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一国之所以对他国实施绥靖，是因为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野心，被对方所欺骗，天真地相信对手的意图是善良的、有限的，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满足了对方一时的利益要求，就可以平息其不满、打消其挑战动机。这一派的代表性著作有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 The Gathering Stor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8; John W.WheelerBennet， 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 London： Macmillan， 1948; Lewis B.Namier， Diplomatic Prelude， 1938-1939， London： Macmillan， 1948; Alan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Odhams， 1952.这种将绥靖政策归咎于领导人的天真、愚蠢，不能算是一种理性、严肃的学理分析，而且这种解释也不太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例如，在二战爆发前，英法两国领导人其实都早已认识到了希特勒的恶意，张伯伦就常在日记和信件中称希特勒为“半个疯子”“狂人”和“不可信任的人”，他并不相信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将德裔人口居多的地区纳入纳粹德国的版图，对纳粹德国的国际承诺深表怀疑，并认为正是由于英法在1938年5月的坚定威慑才成功慑止了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行动。Keith Feiling，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Macmillan， 1946， pp.350， 354， 357， 360.既然如此，英法为何仍对纳粹德国实施绥靖就成为一个历史“迷思”。此外，如果绥靖都是因为领导人的天真、愚蠢，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上一些成功的绥靖案例？很多学者都同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对美国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绥靖政策，不仅避免了战争、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更从此缔造了此后的英美友谊，参见Stephen R.Rock，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rles A.Kupchan， How Enemies Became Friends： The Source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集中资源、应对主要威胁。许多学者都认为，当一国面临多重外部威胁挑战，而本国可用的战略资源又十分有限的时候，绥靖将是一项理性的战略选择。Daniel Treisman， “Rational Appeas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2004）， pp.345-373;Christopher Layne，“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Neville Chamberlains Grand Strategy Revisited，”?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3（2008）， pp.397-437.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当一个大国同时面对两个或更多侵略者，而且其中一个侵略者的贪婪程度较低，那么该国可能理性地对这个贪婪程度较低的侵略者实施绥靖，由此该国可以集中资源制衡更贪婪的侵略者，甚至赢得一个抗衡更贪婪侵略者的宝贵盟友，而这并不违背均势制衡的逻辑。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Crawford）在论述国际政治中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ies）时也指出，绥靖作为一种选择性迁就（selectively accommodating）的楔子战略，由于满足了目标国的战略利益、影响对方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消除自己在目标国心目中的威胁形象，因此绥靖可能是分化、瓦解敌对联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Timothy W.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2011）， pp.155-189.但是，为何国家有时不去制衡主要威胁国反而对其进行绥靖？比如二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而非意大利、日本才是英国的主要和紧迫威胁，但是英国为何却对纳粹德国实施绥靖？
3.争取和拖延时间。这一派观点认为，当一国面对强敌挑战而本国一时尚未做好充分的战备时，可以通过绥靖政策来延迟战争的爆发，为自己赢取扩军备战的时间，以便加强威慑力量，或者当战争爆发时提高自己在战场上的胜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绥靖并非是制衡的替代项，而是一种作为补充和权宜之计的制衡措施。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7页。利普斯曼和李维（Norrin M.Ripsman & Jack S.Levy）通过运用最新的档案文件研究得出，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德绥靖并非建立在通过让步妥协消除德国不满、换取长久和平的幻想之上，而是有着务实的权力与现实考量，因为英国当时尚未做好大战的军事准备，但英国相信时间在英国这边，希望通过暂时的让步妥协换取重整军备的时间。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 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Vol.16， No.1（2007）， pp.32-67.但这一学说违背了预防性战争“事不宜迟”（betternowthanlater）的逻辑，因为当均势发展不利于本国时，国家应当趁早开战而非推迟战争的爆发，否则代价更高、胜算更小。Jack S.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40， No.1（1997）， pp.82-107; Jack S.Levy， “Preventive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2， No.1（2008）， pp.1-24.
4.国内政治原因。这一派大多数遵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路径，强调国际体系层次压力下单元层次的重要性，分别从部门和阶级利益、国内凝聚力、意识形态、战略文化等国内政治角度分析国家为何实施绥靖政策，并大多以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案例作为分析重点。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提取精英共识、凝聚力、政府体制的脆弱性和社会团结度这四个国内政治变量来解释国家的对外制衡行为，认为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德绥靖政策是其国内稳定考量压倒外部安全考量所导致的结果。Randall L.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凯文·纳里泽尼（Kevin Narizny）从部门与阶级利益的视角出发，将二战前英国的绥靖政策归咎于英国保守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追求。Kevin Narizny， “Both Guns and Butter， or Neither： Class Interes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arm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2（2003）， pp.203-220.保罗·肯尼迪和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都强调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不过是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其本质都是在英国实力和地位下降的前提下努力保持欧洲的均势。Paul M.Kennedy， “The Tradition of Appeasemen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65-1939，”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 No.3（1976）， pp.195-215; Paul Schroeder， “Munich and the Britain Tradi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19， No.1（1976）， pp.223-243.这些解释的弊端在于它们往往过分夸大了某一种国内因素的影响，而且针对同一案例却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国内政治视角得出多种解释，说明这一路径缺乏整合力。
以上这些解释共通的问题在于它们大都基于某一特定历史案例进行分析和验证，更多地是针对某一历史案例做出的具体解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自圆其说，但缺乏理论上的普适性、整合性，也有待于更多的实证检验。
四、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
如前所述，绥靖主要是一个国际危机与冲突情形下的短期战略行为。因此，本文主张从危机与冲突管理的视角来理解国家的绥靖行为。当国家间利益冲突和争端分歧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时，便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国际危机或冲突。有时，国家还会有意引发危机、故意制造战争风险，其目的在于逼迫对方让步而非挑起战争。此即勒博所说的“边缘政策型危机”，参见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此外，還可参见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73-203;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92-105; 以及卡普兰对大战起源的有关论述，Dale C.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危机爆发后，鉴于战争的巨大风险和高昂代价，国家间一般不会直接走向战争，而是会开启一个讨价还价的危机博弈进程，只有当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都失败时，国家间才不得不走向战争。James Fearon，“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 No.49（1995）， pp.379-414.在危机博弈阶段，双方会通过相互谈判妥协、威慑（deterrence）和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等方式来管理和控制危机走向，努力寻求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去解决危机和冲突，尽量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赢得危机博弈。
如果危机能够通过谈判、相互妥协、对等让步或利益交换等方式得以解决，自然皆大欢喜，但这一般只适用于由安全困境导致的危机以及由意外和突发事件引发的无意危机。所谓“安全困境型危机”并非由某一方向对方提出某种强制要求而引发，而是由于在高度敌意和紧张的态势下，国家间相互担心对方首先发起进攻，一方采取的应对这种潜在进攻的防御性措施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损害本国安全地位的行为，因而相应地采取某种反制措施，由此导致的互动螺旋最终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参见Glenn.H.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6-17.这类危机不是任何一方有意追求的结果，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危机的产生、升级，因此，当危机爆发后，双方都会有较强的动机去进行谈判和相互妥协，以促成危机的缓和与解决。但是对于那种一方有意引发、意在迫使对方让步的“边缘政策型危机”而言，则很难通过和平谈判、相互妥协来促成危机解决，因为引发危机的一方可能执意通过危机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好处，在没有满足自己要求、实现既定目标的情况下，该国不会轻易结束危机与冲突。
如果正常的谈判无法解决危机，那么国家将诉诸威慑和强制外交等手段。其中，威慑是指通过威胁或报复使对手相信其敌对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过其可能获得的好处，以劝阻或抑制对手在危机中的敌对行为。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1.强制外交或胁迫（compellence）则是指在危机中通过武力威胁或有限使用武力，来强制对手在一定期限内必须采取服从本国要求的某种行动，否则就予以武力惩罚。Alexander George， David K.Hall and William E.Simmon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Laos， Cuba， Vietna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威慑与强制外交既可以作为武力威胁的进攻性使用，也可以用作防御性手段。例如，危机挑起国可以通过强制外交来胁迫对手服从本国要求，向对手进行讹诈或勒索，或者向对手展示其强大威慑力来慑止对手的任何抵抗努力;危机中的现状国可以运用威慑来阻吓对手挑起危机或将危机升级，也可以运用强制外交手段胁迫对手恢复现状。此外，国家还可以交替或混合使用谈判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的手段，以更好地实现本国的利益目标。
如果一国能够成功实施威慑与强制外交，则危机会朝着有利于该国的方向结束，战争也将因此得以避免;如果双方的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威胁努力都告失败，即双方谁也不能慑止或胁迫对方，则危机和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升级。影响危机管理过程中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十分复杂，包括实力对比、决心意志、认知与沟通因素等等，相关研究可参见Glenn.H.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Alexander L.George and William E.Sim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2nd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钱春泰：《武力威胁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危机与冲突发展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僵持消耗的过程，它是国家间实力、决心和意志的较量，比拼的是耐心和承受力。随着危机的不断升级，双方投入的沉没成本（sunk cost）将越来越高，但双方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和互动博弈，对彼此的实力和决心、意志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逐步缓解。本文认为，危机博弈与战争一样，都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不断揭示出双方的相对实力、决心意志、危机博弈与战争的成本等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参见Harrison Wagner， “Bargaining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4， No.3（2000）， pp.469-484; Darren Filson and Suzanne Werner， “A Bargaining Model of War and Peace： Anticipating the Onset， Duration and Outcome of War，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4（2002）， pp.819-838; Bratislava L.Slantchev， “The 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in Wartime Negotiations，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4（2003）， pp.621-632; Robert Powell， “Bargaining and Learning while Figh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8， No.2（2004）， pp.344-361.直到危机发展升级到一个临界点时，危机挑起国不得不最终决定是放弃勒索、挑战还是发动一场本不情愿的战争以实现预定目标，而被挑战国也面临着是继续僵持对抗，甚至诉诸战争彻底打消对方挑战，还是向对方做出不对称让步、满足对方利益诉求（即绥靖）以避免战争的两难选择。此时，对于被挑战国而言，其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选择，遵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进行利害权衡，以决定最终是诉诸战争还是通过实施绥靖以避免或推迟战争。其基本考量是，如果战争的风险系数（即战争的成本收益之比）大于绥靖的风险系数（即绥靖的成本收益之比），国家就会选择绥靖;如果战争的风险系数小于绥靖的风险系数，国家就会选择战争。也就是说，当战争的成本高于绥靖的成本，且战争的收益小于绥靖的收益时，国家就会选择绥靖;而当战争的成本小于绥靖的成本，且战争的收益大于绥靖的收益时，国家就会选择战争。危机越是发展升级，一国实施绥靖的成本代价和难度可能就越高，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成功。
其中，战争的成本包括人员伤亡、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社会政治成本（如战争导致的国内政治裂痕、社会动荡），还有战争可能导致的本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以及战败的风险成本，即由于战败而产生的额外代价与损失。战争的收益则包括制止敌人的威胁和挑战，维持现状;捍卫本国的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甚至迫使对方在一些领域做出让步。绥靖的成本包括让渡给对方的利益等直接成本;决心声誉方面的损失及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等。在国际危机博弈中，如果一国领导人公开发出了威胁性或某种承诺信号却未能付诸实施，则可能面临严重的国内“观众”的惩罚，包括领导人威望受损、遭受反对派批评、被迫道歉与离职，甚至遭到弹劾等。参见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1994）， pp.577-592; James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1（1997）， pp.68-90.绥靖的收益则在于避免了战争的高昂成本，维护了和平的红利。相较于绥靖而言，战争的风险和成本更为不确定。一方面，即使战争取胜，国家也将付出必要的成本代价，而且战争取胜的过程越艰难，成本代价就越高;另一方面，如果战争失败，其代价损失将更加不可预计。基于战争风险的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国家在决定最终是否走向战争时不得不十分审慎。而绥靖正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挑战或危机的情形下，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在危机、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鉴于各种利弊权衡考量，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绥靖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可见下图所示。
注：风险系数=战争/绥靖成本战争/绥靖收益
图1 绥靖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绥靖是除战争和相互妥协之外，危机与冲突解决的另一种路径。这是因为，绥靖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方的利益诉求来打消或削弱其挑战动机，从而避免战争与冲突。我们知道，利益欲望、安全恐惧、威望地位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机。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ations f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绥靖背后的逻辑就在于，如果一国的安全需求和利益欲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那么该国的挑战动机可能就会弱化或消失，没有必要继续发动挑战，而是见好就收，尤其是当继续发起挑战或扩张将面临更高的代价风险时。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毕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希特勒，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纳粹德国，大多数政治家其实并不愿意付出过高代价来实施扩张政策，比较温和的国家只要得到对方的重大让步就会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一国提出的某些要求并不总是其得寸进尺的先兆。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90页。一方面，绥靖提供的好处能够影响对方的成本收益计算从而影响其对外行为;另一方面，绥靖实施者做出的让步姿态也有助于消除或缓解对方对本国的威胁认知，这两种情况都会有助于促成冲突与危机的缓和解决。一国在强大的胁迫压力之下做出的被动妥协会给人留下软弱可欺的印象，但该国在充分的威慑与防御准备下的主动让步则不尽然，尤其是当这种让步有助于缓解双方共同面临的危险局势时更是如此。
而且，有些利益让步对于接受方来说十分重要，例如那些事关对象国国内政权统治和政治稳定的让步，但对于做出这种让步的一方来说却没有那么重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90页。
五、案例分析：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
既有研究过于关注20世纪30年代英法对德国的绥靖现象，忽视了对其他的尤其是成功的绥靖现象和案例的发掘与研究，因此本文选取19世纪末的委内瑞拉危机这一成功的绥靖案例，对上述分析视角进行验证。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是美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起因于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端，但实际上是美英围绕拉美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一场冲突，危机最终以英国对美国的妥协让步而结束，英国从此失去了对拉美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美国开始占据在拉美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此部分重在通过历史案例来揭示绥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作用机制，而非探讨绥靖政策何以成功或失败。
英国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由来已久。委内瑞拉在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于1830年成立共和国，其东部与英属圭亚那接壤，由于该地区是未开发的森林和荒野，因此两国在该地区的边界一直比较模糊。1841年，英国提出以“朔姆布尔克线”罗伯特·H.朔姆布尔克（Robert Schomburgk）是德国地理学家和探险家，1835年他受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委托对埃塞奎博河以西进行了勘测，并于1829年向英属圭亚那总督提交了研究报告和地图，画出了一条英属圭亚那的西部边界线，该线不仅将埃塞奎博河以西大片领土划归英属圭亚那，且北伸到对委内瑞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南岸。后来英国政府授权尚伯克勘测边界并绘制出英属圭亚那的地图，并告知委内瑞拉和巴西两国，以表明英国在领土和边界上的立场。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264页。为界，把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划入英属圭亚那的版图，委内瑞拉对此提出抗议，从而导致了两国间的边界纠纷，这一边界纠纷后来随着在争执地区发现了金矿以及双方争夺对奥里诺科河口的控制权而加剧。几十年间，两国围绕这一边界纠纷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都未能达成协议。期间，委内瑞拉一直寻求美国根据“门罗主义”出面调停，但美国的调停努力都遭到了英国的拒绝。19世纪末，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以及美国在拉美经济利益的不断扩展，美国开始积极介入英委边界纠纷。1895年7月20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英國接受美国的调停，还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最后通牒的要求，即英国应在美国总统下一次向国会提交年度咨文（1895年12月2日）前给予答复。奥尔尼援引门罗主义来证明美国干预英委领土纠纷的合理性，意在迫使英国承认美国在拉美的主导权。奥尔尼照会全文见“Mr.Olney to Mr.Bayard”.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678（2020-11-20）.奥尔尼照会随即引发了美英围绕委内瑞拉问题的一场国际危机。
起初，英国对这一照会置之不理，采取了积极的威慑举措，命令皇家海军在英属圭亚那进行军事部署，做好战争准备。直到很多天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才于11月26日对美国照会做出了巧妙的正式答复，英国虽然表示在英委边界的具体争端中可以为美国的介入留有余地，但总体立场十分明确，拒不接受美国的仲裁要求，否定了美国援引门罗主义作为争端解决依据的合法性。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265页。英国的拒绝性回复激怒了美国，12月17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特别咨文，驳斥了英国对于门罗主义的看法，提出要设立边界调查委员会对英委边界问题进行调查，并向英国发出了明确的威胁信号，暗示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R.A.Humphreys， “Presidential Address： 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eries 5， Vol.17（1967）， pp.131-164， 转引自韩召颍、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96页。
克利夫兰这篇充满火药味的特别咨文立即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国内要求战争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危机进一步升级，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此时，对于英国方面来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时正值拥有广泛海外利益的英国同欧陆各国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之际，尤其是德国此时插手南非事务严重挑战了英国的殖民利益。參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110-112页。因此，在委内瑞拉危机发展的关键节点，英国进行了各方面的战略考量，权衡了各种选项的利弊得失。英国人虽然对自己的军事力量非常自信，但英国也认识到，英国若与美国在拉美开战，则给了德国在欧洲和非洲以可乘之机，同时也不利于英国在北非、中近东和东亚与法国、俄国的争夺。此外，与美国开战还会严重影响英国在加拿大的地位，因为届时英国将很难阻止美国对加拿大的进攻。赵学功：《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与美英关系》，《历史教学》，2003年第7期，第22页。英国在欧洲的孤立地位以及战略承诺过度的困境使它无法再承受与美国的战争成本和代价，英国也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应对美国在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构成的威胁。因此英国打算与美国和解、推动危机的解决。英国希望同美国关系的缓和不仅能够减少在西半球发生重大冲突的概率，也希望借此减轻英国的全球战略困境，此外，“英国还十分期待美国不再是一个潜在敌人之后所能获得的财政和战略收益”。Stephen R.Rock， Why Peace Breaks Out： Great Power Rapproch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p.36; Stephen R.Rock，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30.当美国的舆论开始走出战争叫嚣，向英国伸出橄榄枝时，英国终于在1896年1月改变了它的立场，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英国接受了门罗主义，同意通过仲裁来解决委内瑞拉争端，满足了此前美国所提出的要求。1897年1月11日，英美两国签订了仲裁条约，英国同意将整个争议地区交赋仲裁。1899年10月3日，仲裁法庭做出裁决，委内瑞拉获得了争议地区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包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里诺科河，而英国则获得大片领土作为补偿。至此，委内瑞拉危机结束，美英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战争风险。
委内瑞拉危机由美国发出的奥尔尼照会而触发，美国态度非常强硬，甚至不惜发出战争威胁，英国起初拒绝接受门罗主义和美国的仲裁要求，并采取了一定的威慑努力。而当危机继续升级并面临严重的战争风险时，英国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综合各种利弊权衡，主动对美国做出了不对等的重大让步和妥协（即绥靖），接受了门罗主义和美国的仲裁要求，尽管当时英国的整体实力仍然居于美国之上。英国的让步既满足了美国的利益诉求，即在拉美确立门罗主义原则，也向美国清晰地传递了英国的友善动机，降低了美国对英国的威胁性认知，从而赢得了美国的善意回应，委内瑞拉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还为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相互包容扫清了道路。[美]查尔斯·库普乾著，宋伟等译：《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100页。
结 论
绥靖是一国通过向不满足于现状的挑战国提供某种不对称的利益与好处，以求至少暂时或部分满足对方的利益诉求，从而避免或推迟双方之间的战争或冲突。它
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或危机的情形下，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从而使危机、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各种利害权衡，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在危机与冲突管理中，相比于一般的谈判妥协、威慑和强制外交，绥靖现象也许相对比较少，但未必如同均势理论所说的那样罕见。Paul W.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1994）， pp.108-148.绥靖并非一定是愚蠢、懦弱的非理性行为，反而恰恰可能是国家在进行审慎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弊权衡后的艰难抉择。绥靖可以通过影响对象国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消除或缓解对方对本国的威胁认知，来影响对象国的行为，从而促成冲突与危机的缓和与解决。
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追随者不会竭尽全力去遏制侵略者，但绥靖者不同，它仍要遏制威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6页。绥靖不等于战败投降，它不意味着放弃了制衡，反而可以是均势与制衡的一种手段。尽管绥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绥靖实施国在危机博弈中的失败，但正如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不等于赢得了战争本身，
一时的危机博弈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冲突管理的失败。
在未来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的风险代价同样很高，在很多情况下，领导人在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愿发动战争。与其在近期爆发一场确定的、代价高昂的大战，不如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可接受的方案换取一丝和平的机会，或者赢取些时间，这也是一种明智、理性之举。本文的研究或许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危机与冲突管理过程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绥靖在危机与冲突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本文无意于为某一特定的绥靖政策进行辩护，只是希望了解绥靖背后的决策逻辑。至于该政策是否恰当合适及有效，是另外一回事，它可能与决策者的信息搜集、认知判断和政策偏好，以及让步的程度与性质、互动沟通、国内政治、国际环境等因素有关，这些都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本文暂不对绥靖政策做道德评价、效果评价。未来应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发掘研究更多的绥靖案例，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绥靖现象的理解。
责任编辑：宋 鸥 郑广超
An Analysis of Appeasemen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
XU 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appeasement policy adopted by Britain， France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oward Nazi Germany in the 1930s is widely believed to have embolden Hitler and ultimately l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even became a byword for weakness， timidity and concessions without principle. In the shadow of the “Munich analogy”， the term appeasement was heavily stigmatized and turned into a tool of political attack， which is used to oppose any normal and necessary negotiations or compromises among states， paving the way for tough diplomacy and even war.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 appeasement can be a rational policy to reduce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avoid war by making unequal concessions to the other party. Its a final effort for the initiator to avoid war based on its costbenefit calculation when all the other means such as mutual compromise， deterrence and coercive diplomacy fail or are not feasible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In order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 should conduct more case studi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did appeasement succeed or fail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the Munich Analogy; appeasement; international crisis
收稿日期：2020-03-30
作者簡介：徐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任晓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