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不能忘记的》与《不谈爱情》中的爱情叙事
肖雅
内容摘要：爱情是文学书写的一个母题，爱情叙事演绎了女性深刻的生命体验，传达了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本文通过分析《爱，是不能忘记的》和《不谈爱情》中的爱情叙事，从建构到解构爱情传达的爱情观、婚姻观，进而考察爱情叙事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两篇小说呈现不同的爱情叙事深受时代、作家经历等影响。
关键词：爱情 道德 生活 爱情叙事
爱情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感情，很难对爱情下清晰明确的定义，但爱情是文学中的母题。1970年代以来的有些文学作品，重新书写爱情，比“五四”时把争取恋爱自由作为个人解放的一个标志更加复杂多样，爱情或与道德冲突，或与琐碎生活博弈，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爱情叙事作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突出的叙事题材，演绎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是我们进行性别审视的一个窗口。“‘爱情犹如晴雨表，映射着女性地位、觉醒和解放的程度。研究爱情叙事，建构新型爱情观，有助于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理想……鼓励女性挣脱爱情的、性的奴役、欲望的奴役，走向女性人格的真正独立;呼唤树立公正的社会性别意识，消除以冲突、对抗、暴力等为特征的男性中心话语，为建构新型的爱情价值观，增进两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而努力。”[1]
一.1970年代以来的“爱情叙事”
叙事，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经过了不同阶段发展。后经典叙事理论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提出“修辞叙事学”，“它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所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2]小说不再等同于故事，叙事中的叙述者、叙述时间等都有意义，小说不仅在于说什么，也在于怎么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采用了第一人称半知视角及日记体手法，而《不谈爱情》则运用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
“爱情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志趣和态度……其中包括：以性欲诱惑为中心的生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进化学和生物化学理论，等等。”[3]本文提到的爱情不局限于以性为生理基础的激情感受，也包括精神上的依恋、爱慕之情。
早在《诗经》中就有爱情叙事，但有教化意味;才子佳人模式的戏剧、小说等，都是男性作家叙述，模式化严重，女性真实感受难被体现。直到“五四”时期，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作家，把女性作为独立个体，书写其真实情感体验。三十年代后，“革命加恋爱”模式盛行，爱情叙事再次被挤压。文革时期，（性）爱成为不能言说的对象。关照女性在爱情中的“位置”，是性别关照的有力体现。“爱情叙事之于女性文学……贯穿于整个女性创作。如果不研究文本中的爱情叙事，就无法把握中国女性文学的真实风貌;如果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女性文学爱情叙事的发展脉络及其丰富内涵，就无法全面把握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衍进。因此，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r41
二，由建构到解构：爱情叙事中的爱情观婚姻观
爱情与婚姻是很多女性都有的体验，女作家对女性心理可能有更深更确切的体会，她们也愿意选取这类非宏大叙事题材，传达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
《爱》写于1979年，张洁受女性解放思潮影响，叙写了一个婚外恋故事。虽题材大胆，但叙述节制有分寸，男女主人公待在一起的时间没超过24小时，连手也没牵过，只精神上占有彼此。女主人公日记体式的叙述，表达了道德上的愧疚不安，但作者让男主人公否定了钟雨观点：“您不该在作品里非难那位女主人公……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是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5]加上小说议论爱情与婚姻关系的非叙述性话语，传达了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要寻找的爱情观和幸福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
为什么作者会写下这样一篇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小说呢？十年浩劫，爱情一直受到压制而不能谈论，新时期之初出现了第二个离婚高峰期，张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受到女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女作家，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
我们可从张洁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写作习惯等方面探究更多原因。
首先，张洁母亲的婚姻就很不幸。而张洁自己1986年也有过与有妇之夫孙友余的第二次婚姻，她打了五年官司才与原配离婚。张洁曾是经济系学生，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深受影响。
她曾谈到，“但我也反对有婚姻形式没有爱情，最美满的应该是婚姻和爱情的统一的。”[6]“我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正常的，也是痛苦的。”[7]對爱情的意识，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方面，尤其对女性，其在爱情中的主体性常受压制，而张洁在新时期之初便重新建构爱情，表现女性觉醒和人的觉醒。“我的这篇小说，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8]恩格斯这本书表达“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9]张洁相信爱情存在，只是在现在商品社会，纯粹基于爱情的婚姻还很难实现，因此，她建构爱情，但是又用道德对主人公行为进行约束。
这份爱情看似违背现有道德，但他们并没有出格行为，而恩格斯认为基于爱情的婚姻才道德。我们更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看到压抑许久的人性得到张扬时那种追求自我幸福的觉醒，女性意识到自己是和男性一样具有情感、欲望、血肉丰满的独立个体。
《不谈爱情》写作比《爱》晚十年，“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阶层逐渐兴起……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疏离社会政治、消解理想主义、关注现实人生的世俗化倾向。人们从对未来理想的憧憬，转向了对眼前物质利益满足的追求。”[10]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得到更大解放，爱情也遭遇新生活冲击。《不谈爱情》在世俗生活中将爱情解构，传达出爱情是虚无缥缈的爱情观和婚姻只是夫妻双方履行各自责任和义务的婚姻观。
池莉曾说：“说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我不这么看，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爱情在万事万物中最不永恒，这是事实。”[11]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池莉会解构爱情。
前苏联学者沃罗比约夫说“爱情的熄灭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的问题。它几乎从来就不会发生在相爱的双方身上。”[12]他认为爱情破裂都是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典型的是兴趣不合、失去了精神的一致性。“而私有制范围内的婚姻，即使是自由选择对象的婚姻，也始终是强制夫妇在家庭中同居的法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肉体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很难达到和谐。[13]沃罗比约夫还一再申明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婚姻窒息爱情的现象依然会发生。
《不谈爱情》如何解构爱情呢？首先，“爱情”产生动机不存。吉玲想借此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她一连淘汰七个男孩而仅凭一双手就确定了庄建非是最佳人选。而对庄建非来说，他一直处于性饥渴状态，“他在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要结婚的根本原因——性欲。”[14]可见，双方的结合“各怀鬼胎”。其次，婚姻生活的琐碎、物质、程式化，生活变成日复一日的强制。“才六个月，他们就有一套起居程序了”。[151小说里的其他几对婚姻关系也不正常，如出轨、完全基于利益。“婚姻成了现实及秩序的代名词，爱情——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志同道合的爱情以及爱情故事成了理想主与理想主义话语的象喻，成了池莉奋力撕裂的主要对象之一。"[16]
张洁建构爱情，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在道德隙缝中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池莉解构爱情，我们感到了对生活的如实刻画。从1979年《爱》到1989年《不谈爱情》，“显示了这十年间精神的巨大落差，显示了理想化价值的彻底失落和精神性价值空间的被排挤和沦陷。[17]
“时过十余年之后，颠狂的人们不仅早已抛弃了作为理性导师的钟雨，也同时抛弃了作为道德楷模的钟雨，人的欲望早已漫過了理想主义者构筑的人文堤坎，理想主义呼唤的那一切实在是太脆弱了……[18]正如《爱》所说，只要还存在商品交换，婚姻就会掺杂爱情之外的因素，钟雨所追求的那种镂骨铭心的纯粹之爱，构筑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爱的乌托邦，一旦他们走进了象征世俗的婚姻，他们是否也会陷人“不谈爱情”的窘境，也不得而知。
三，小结
通过分析比较两篇小说的爱情叙事，可看到同为女作家，由于写作时代、个人观点、写作风格等差异，小说里对爱情的书写也各具特色，但我们能感受到两位女作家觉醒的女性意识，其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思考。
如今，距离《不谈爱情》中故事发生年代已过去30年，距离《爱》中的故事则已越半个世纪，爱情与婚姻依然被书写。个人，尤其是女人，如何定义爱情和幸福婚姻，如何处理爱情与婚姻关系，如何避免爱情遭遇道德谴责、在琐碎生活中渐渐消逝等问题，都是可以在分析比较这两篇小说后继续追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