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间性视域下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提升路径
唐润华 郑敏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业在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方面有了质的突破。但是，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下，出版业对中国故事的核心精神阐释、意义建构、叙事策略、表达方式、回应受众精准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仅影响中国故事的丰富延展，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声音的清晰传递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准确塑造。
【关键词】文化间性;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
一、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一）出版业提升中国故事传播效果的意义
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中国故事在异质文化背景下时常遭遇到“对抗性解读”现象，即其他文化系统的民众，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故事的内涵性意义和外延性价值。西方国家对中国故事的“曲解”和“误读”，除了现实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无法理解中国故事倡导的“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等精神内核。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提升中国故事传播效果已经有了质的突破，但是其对中国故事的核心精神阐释、意义建构、叙事策略、表达方式、回应受众精准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仅影响中国故事的丰富延展，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声音的清晰传递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准确塑造。进一步提升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新时代出版业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亦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之举。基于此，本文从“文化间性”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出版业提升中国故事传播效果的根本性策略和现实性路径。
（二）“文化间性”理论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
“间性”，原指某些雌雄异体生物兼具两性特征。[1]20世纪上半叶，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赛尔首次引进“主体间性”概念：“正如他人以身体存在于我的感知领域中一样，我的身体也存在于他人感知领域中。”[2]
在现象学思潮演进过程中，“主体间性”后来被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解释为“与他人共在”。海德格尔认为，主体间性就是自我与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一种存在方式，即为“共在”。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本质上是共在。”[3]
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中，亦体现了“主体间性”的思想。哈贝马斯认为，“与他人的社会关联”是主体间性的核心价值。[4]哈贝马斯认为：“纯粹的主体间性是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5]20世纪80年代，当哈贝马斯将“主体间性”理论向国际关系层面推进时，发现文化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障碍，由此，哈贝马斯开始将“主体间性”概念运用到文化方面，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话语性的“文化间性”关系，以求打破文化之间的壁垒。
对于“文化间性”这一概念，我国学者邱国红认为，文化间性是一种既基于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非常复杂的隐形间性。它涉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与对话。[6]我国学者王才勇则认为，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内在过程，即在不同文化间的交互作用中，对方获得了由原文化的间性特质变异或意义重新生成而来的新的文化意义。”[7]
“文化间性”直接从属于两种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意味着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当然，不同文化主体间对话、交流、沟通与互动中，也不时进行着异质文化间的博弈、冲突与对抗，这就决定了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之旅，必然面临来自海外“他文化”的诸多“挑战”。笔者认为，为达成不同文化主体以共创方式相互关联和生成，出版业亟待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
二、了解他国国情，消除文化折扣
1988年，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在《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折扣”概念，意指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和理解，导致价值的削弱。
中国故事海外传播过程中也时常遭遇“文化折扣”现象，即处于其他文化系统的国外受众，难以认同中国价值观、信仰等，本来对国内受众颇具吸引力的故事，却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丧失了吸引力，一些西方国家受众对中国故事甚至进行“文化误读”和“对抗性解读”。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业应在“文化间性”思维模式下，充分尊重他国文化，充分了解他国国情，熟练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消除传播障碍，帮助国外受众理解中国文化。
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传播活动。[8]由于传受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因此出版业在进行跨文化传播中，要特别注意贴近当地受众的文化和欣赏习惯，尊重当地受众的宗教信仰，学会运用“以小见大”等跨文化传播技巧和策略，讲述那些能让当地人感兴趣的中国好故事，由此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带来的对外传播阻隔。
三、适应读者需求，弥合“文化鸿沟”
1970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菲利普·蒂奇纳等人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知识鸿沟”理论。他们认为，造成不同社会阶层“知识鸿沟”扩大的原因，除了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因素外，传播技能的差异、已有知识储量的差异、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等均是主要原因。
借用“知识鸿沟”的概念，笔者认为，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在知识和信息储量、理解和记忆因素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他们对中国故事的接受程度和反馈情况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业亟待考虑中国故事海外传播的针对性，即要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的阅读需求，实现精准化的跨文化传播，帮助国外受众理解当代中国，弥补国外不同层次受众对中国故事的“文化鸿沟”。
为了缩小这种“文化鸿沟”，对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出版业亟待积极、主动地向这些国家受众讲好中国理念、中国观点和中国故事，帮助这些国家受众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结合中，探索今天中国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路，全面、客观、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例如，身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的广东省出版集团，近年来推出了一大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题图书。其旗下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2018—2019）》英文版权，已输出到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版权已輸出8个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文化特色与发展对标》《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地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等主题图书亦受到海外出版商的关注。大批国外读者对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对外出版无疑为国外受众了解大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翔实、丰富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版业可以从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角度来讲述中国故事，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刻板印象”，增进西方国家对中国故事的价值认同。
四、尊重文化差异，唤醒受众共情
在“东方学叙事”表达体系影响下，我国出版业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一直习惯将“国际传播”与“国际宣传”等同起来，趋向于强调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形象、中国价值等概念，带有明显“大切口”“仪式化”“象征化”的宣传性特征。除此之外，我国出版业往往忽视中国故事海外传播的“国际诉求”，片面强调“以我为主”，直接导致“我们想讲的”与“国际社会想听的”故事背道而驰、相互断裂。由此可见，我国出版业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务必尊重我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他国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唤醒国外受众“共情”。
“共情”是由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阐述的概念，指的是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共情理论”启发我们，好故事直接诉求于国外受众的普遍人性情感，比诉求于理性的劝服要更具弥散和浸润功能，也更具感染力。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国出版业不妨运用“共情理论”，既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主动聚焦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以及那些能引发共鸣的价值理念，拉近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理距离。
例如，我国知名作家刘慈欣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该书在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等工程的资助后，相继出版英语、日语、土耳其语、波兰语、德语等多个版本。截至2019年8月，《三体》在全球范围内已出版19种语言版本，海外销量超过了150万册。这部小说海外传播的成功实践，不仅在于其惊人的想象力和无与伦比的思索深度，而且在于它聚焦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未来“地球命运”的话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理念和深切关怀，拉近了广大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并在读者中引发“共情”与“共鸣”。
五、采用“他者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或在中国生活工作，或来华旅游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或来研究中国，日益活跃在世界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其中有不少外国人是具有权威性和较高知名度的专家学者，我国出版业应潜移默化地让这些外国人成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坚力量。
相较于中国讲述者，外国讲述者能较好地把握海外受众看待中国的视角，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也更容易切中要害。
2020年6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迈克·盖勒斯中国画收藏：一个西方学者的中华文化之旅》，浓缩了美国收藏家盖勒斯毕生所收集的中国画精品，其中包含不少明清时期和近现代中国知名画家的杰作。此外，该藏品集还用文字记录了盖勒斯的收藏活动，例如他如何选择、选购一件藏品，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与朋友观赏并讨论藏品等。这些精美的图画收藏和忠实的文字记录，不仅有助于国内外书画爱好者、收藏者深入了解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精髓，而且有利于海外读者用“他者视角”了解中国文化。
六、创新传播方式，通融中外文化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是“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重要方式，出版业亟待提升运用新媒体讲故事的能力，一方面可通过海外版微博、微信、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生动、形象地讲述中国发展变化的故事;另一方面可运用无人机航拍、AI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将中国故事与新媒体结合，让中国文化、中国故事成为“有流量”的世界话题。
2017年5月，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编译的《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多语种系列图书正式出版。为了开拓传播渠道，该图书在中国网“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专题网页、脸书、推特、微信、微博等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碎片化、全天候地向全球读者传播含中文在内的15个语种的词条，以及“一带一路”专题动漫微视频“碰词儿”等内容，实现了图书、期刊、互联网、移动社交媒介为一体的融媒体、多渠道对外传播，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通上产生不俗业绩，引发广泛关注。
七、小结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认同与日俱增，“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谣言也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业亟待创新宣传理念、话题体系，在拓展传播渠道、方式方法等的同时，更要牢固坚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与其他国家异质文化相融、相涉，形成文化间性视域下世界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共生、共存。“合作、对话、融通”，势必成为未来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思路和途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黄鸣奋.网络间性：蕴涵创新契机的学术范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84-88.
[2]胡塞尔.生活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36-337.
[5]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邱国红.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J].云梦学刊，2005（1）：96-99.
[7]王才勇.文化间性问题论要[J].江西社会科学，2007（4）：43-48.
[8]武晋原.全媒体语境下我国跨文化傳播策略解析[J].传媒，2017（16）：90-92.
（唐润华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郑敏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