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枪手》：泰国青春片中的现实主义“变奏曲”
周粟
近年来，泰国青春片逐渐成为继鬼片、动作片、史诗片后，又一种代表泰国电影的崛起类型。“青春电影虽不始于泰国，但其日益成熟的作品中，‘去政治时代化‘去创伤体验化的创作风格，逐渐成为展现泰国本土魅力的重要形式，让泰国成为亚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从《暹罗之恋》（查基亚特·萨克维拉库，2007），到《初恋这件小事》（普特鹏·普罗萨卡·那·萨克那卡林，2010），再到《友情以上》（查亚诺普·布恩帕拉科布，2019），勃兴的青春电影逐渐成为当下泰国电影的又一张“名片”。在这其中，荣获第58届亚太影展最佳剪辑奖的影片《天才枪手》（纳塔吾·彭皮里亚，2017），更是一举斩获2017年泰国电影票房冠军，在超过60万人的评价中赢得豆瓣8.2分的超高口碑，成为近年来泰国青春片中名副其实的“爆款”。
《天才枪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传统泰国青春片模式的强烈“变奏”。其在场景建构上的独辟蹊径，情节推进与剪辑技巧上的已臻化境，音乐选择与镜头语言匹配上的恰如其分，体现出迥异于青春片清新情爱小天地的创新意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天才枪手》深入触及泰国社会阶层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顽疾，对教育传统中难以撼动的制度问题进行了现实主义观照，虽作为一部青春类型电影，却难能可贵地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由此，以下对《天才枪手》于青春片类型基础上的“三重变奏”进行梳理，以期从创作层面剖析泰国青春类型电影值得借鉴的创新亮点。
一、聚焦“考试这件小事”——青春片的场景“变奏”
《天才枪手》选取“考试”作为展现内容，以“教室”作为天才枪手们“作战”的主要“战场”，对传统泰国青春片在场景选择上完成了反程式化的“第一重变奏”。影片虽仍以接地气的校园考试作为展现内容，但与青春片于校园教室中千篇一律呈现懵懂爱情的固有模式不同，影片选择单独对“考试这件小事”进行聚焦放大，产生出对迥异于“初恋”“友情”“爱”等青春片固有元素的离散描摹，进而触发了绝大多数观众对于曾经历过的“考试”这一痛苦回忆场景的“沉浸式”体验。
通常认为，观众在观看恐怖片、谍战片、战争片、史诗传奇片等快节奏的类型片时，由于电影本身具有特殊的造梦机制，配合天马行空的精良特效，往往能获得前所未有的逼真视觉体验和相对刺激的内心冲击;但是这毕竟需要电影创作者在氛围营造和前史铺垫上投入巨大精力。观众需要在观看这类影片初期感受到一定程度的代入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会拥有遇到鬼、面临战争危机或被监视威胁的真实经验，更不可能存在穿越时间目睹远古巨兽矗立面前的震撼经历。但不同于泰国恐怖鬼片、史诗神话片中呈现出充满陌生化和间离感的奇观场面，“考场”是人们日常经验中熟悉的场景，因此专注“考試”的镜头本身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考试”的画面展现，会把他们带入曾被反复“折磨”过的“痛苦回忆”，“考场”的镜头展现得以让观众想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身心各种感觉瞬间受到立体的“通感”冲击——那些面临考试时熬夜备战的汗流浃背，面对难题心理精神层面的如临大敌，都会通过痛苦记忆的“情感移置”一股脑涌上心头。那些学生时代“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想走捷径作弊却担心被发现的极端恐惧，侥幸成功后获得胜利的窃喜与满足，会让观众对于影片表现的内容形成空前强烈的共情。
影片在人们熟悉的日常教室中，独辟蹊径地嵌入了陌生化的“谍战”情节，通过与日常经历形成间离效果的奇观元素拼贴，让片中超越常人的天才考生作为“想象的能指”，代替观众在沉浸于考场折戟的痛苦回忆和对金榜题名的强烈欲望之余，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性“重生”。电影中小琳和班克经历的特工般炫目潇洒的情节设计，体现出这些“天才枪手”过人的智商水平和应变能力，这些“学霸”如同猎人监视下的狡猾狐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弊计划和灵光一闪的应变手段，在同样不断“升级”的监考老师眼皮下轻松游走。于是，观众不知不觉中将潜意识里曾在考试中失利的回忆投射进《天才枪手》，将自身对“成为学霸”的渴求移置到影片主人公身上，即潜移默化地完成了银幕与现实间角色隐性的“审美置换”[2]。
电影如同梦境，“在精神分析学看来，电影的实质就是在于满足观众的欲望。这样，电影与观者、梦与梦者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3]。正如博德里所说，在黑暗的影院中，观众与影像本身会产生认同，“即与银幕上的人物认同，虽然观众也会意识到银幕上的形象是虚构的，但他们仍然会认为银幕上出现的一切是真实可信的”[4]。例如，当一个成年人从“正在考数学”的噩梦中醒来，他发现现实中自己早已脱离考试的束缚时，那种逃脱带来的无限解脱和轻松愉悦，会带来极强的心理快感。同时，噩梦中考试的题目越难、交卷时间越紧迫、心理压力越大，逃脱后的侥幸感、幸运感、痛快感就会越发强烈。同理，《天才枪手》作为电影具有同样的造“梦”规律，其对于考试场景的逼真展现与以上噩梦逃离的机制相同，即让观众可“伴随着银幕中的人物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失去什么，这种幻觉性的、想象性的满足正是观影快感的原因”[5]。电影复现了观众对于曾经面临考试的痛苦回忆，更激活了观众曾做过的噩梦中对考试的潜意识恐惧，这样《天才枪手》就使观众获得了对电影情境的“双重认同”。正如博德里所述，“一旦认同能够实现，被采用的叙事形式，影像的‘内容都远非重要了”[6]，电影仅通过“考试”场景的建构这“第一重变奏”，就足以牢牢把握住观众的心理期待，从而在面向年轻群体为主的传统青春电影受众基础上，又满足了那些有过考试经验观众的心理痛点，于银幕梦境中给予他们无限遐想的快慰空间。
二、精雕“有意味的形式”——情节、镜头和音乐的“变奏”
当被问到创作中的难点时，《天才枪手》导演彭皮里亚指出，“难点在于要将所有的细节和看似松散的故事情节串起来，使其连贯、合理，情节紧凑和具有故事性”[7]。事实证明，不同于传统泰国青春片舒缓清雅的氛围营造和情绪传递，《天才枪手》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情节推进和镜头剪辑上高强度的节奏感，而这些流畅如水的剪辑和镜头语言背后，是对片中事无巨细的情节进行的反复打磨和细节勾连。这种区别于传统青春片的影片节奏驾驭能力，成为影片实现“第二重变奏”突围的重要一环。
《天才枪手》在时序选择上，开头运用了“预叙”的手法，通过枪手们模拟作弊被捉的场景预演营造出紧张异常的心理氛围，并在影片推进过程中适时地利用“倒叙”的方式加强了故事的紧凑性;在叙事手段上，主创团队充分结合双线叙事、“最后一分钟营救”等技法提振影片节奏，扩张了单位时间内故事情节饱含的时间张力;在剪辑方式上，创作者娴熟借鉴“分剪”“挖剪”和“拼剪”等剪辑技法，通过呈现“中断性剪辑”的表现方式提升动作的连续性，同时多次以升格镜头展现“枪手”们如“英雄上战场”般的强大感召力，其核心目的是充分把握情节发展和镜头影像的节奏感，形成高速“变奏”后电影于观众内心形成的鲜明“共振”。
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指出，电影的节奏主要取决于“联结镜头时在时间方面的组织安排”[8]，进而马尔丹认为，电影节奏取决于“镜头长度”和“镜头幅度”，其中，镜头长度运用得当，会形成由镜头的实际长度与动人程度构建的“戏剧内容的时间延续感”，而镜头幅度作为一种“心理冲击”，遵循着“景愈近，冲击愈大”的特征。[9]《天才枪手》创造性地聚焦考试这一事件，通过考试本身自带的“时间压迫性”特点加快影片节奏。例如高二的毕业会考中，本已胸有成竹的小琳突然发现考试采用的是AB卷形式，她不仅要想办法弄到另一套试卷，更难的是要在仅有的时间内做完两套题目并将答案通过“暗号”传给他人。这样的超强挑战无形间造成了“泰山压顶”般的巨大恐惧感，为观众内心笼罩上一层紧张激烈的阴影;又如高三的STIC国际考试中，因班克被抓，小琳需要独自完成所有题目的解答和记忆，这时候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墙上时钟指针的快速移动形成了合力，通过剧烈的“时间压迫感”对片中主角和银幕外观众的内心造成冲击，导演通过这样“张弛有度”的调控赋予观众强烈的心理落差，从而当故事以挑战成功作为结局设定时，就会给观众带来更加刺激的情感体验。
影片通过如上对“镜头长度”的节奏控制，证明了马尔丹关于镜头长度中“时间延续感”的精妙论断;而影片对于小琳手握铅笔如“战士提刀”般的升格镜头处理，以及弹出笔尖如“利刃出鞘”般的特写镜头呈现，更实践了马尔丹关于“镜头幅度”的创造性思辨，让观众感受到瘦弱年轻的主人公有如“卡里斯马”（Charisma）般具备超然的力量和天赋的英明，由此主人公在观众心中成为被膜拜的“考神”，观众的观影快感也凭借特写镜头和升格镜头的特殊运用，促生于主人公替代观众实现的“假想性”成功上。
苏珊·朗格曾对艺术创作中的“节奏”有过这样的论述：“节奏是在旧紧张解除之际新紧张的建立。它们根本不需要均匀的时间，但是其产生新转折点的起因则必须内含于它前周期的结局中。”[10]《天才枪手》在电影节奏的控制上，很好地拿捏着这种汐来潮往、周而往复的节奏规律，同时也严格地遵循了好莱坞成熟的三幕式戏剧结构，即“建置—对峙—解决（set-up，confrontation，and resolution）”[11];同时，三段之间每段间隙都安排一个“情节点”作为枢纽，即“每个情节点都是与作用于人物的感情和有形力量相适应的，外部事件影响着人物内在的感情生活并且推动剧本向动作的下一阶段发展”[12]。具体来看，影片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是以小琳在“贡献金、父亲卖车、高薪诱惑下”[13]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帮同学作弊为情节点的，而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的勾连则来源于“毕业会考分AB卷、小林错失新加坡奖学金、班克被打、谋划STIC考试作弊”[14]等事件的共同促动。《天才枪手》扎实地践行着希区柯克提出的情节控制理论，即“一部影片的所有场面都不能停滯不前，而应该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像火车的轮子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好比齿轨火车沿铁路爬山，一个槽口接一个槽口地齿合上去”[15]。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总结到的，“如果你了解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你就能够为它设置障碍，故事就会是人物为实现他（她）的戏剧性需求而不断克服障碍”[16]，《天才枪手》创作者特意以小琳、班克等“天才枪手”们的人物动机和性格层面的转变，作为两个“情节点”（即影片前一段与后一段之间的“钩子”），推动故事强度和矛盾冲突向更深一层“进阶”。
此外，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说：“音乐使时间可听，使时间形式和连续可感。”[17]《天才枪手》不同于传统青春电影音乐取舍上偏爱“小清新”的风格，转而专攻厚重优雅的古典音乐。具体来看，主创团队在影片不同阶段充分“召唤”出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作为辅助，通过古典音乐或悠扬深沉、或激昂澎湃、或低沉绝望的节奏变换，匹配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并渲染影片营造出的情绪氛围。例如，当在异国考场进行最终“决战”时，由于“战友”班克被抓包而回不来，小琳就需要一个人背下本应由两个人记下的所有答案，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反而激发出她内心的无限潜能——这时候在古典音乐的烘托下，她突然“如入无人之境”，想到通过音乐旋律的右脑记忆法，迅速记下来所有答案，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如班克出场时，耳机里听的歌剧正是莫扎特的《魔笛：第十四号夜后咏叹调》的第二幕——“复仇之火在地狱里燃烧”，其第一句词就是“我心中的复仇之火在地狱里燃烧，死亡与绝望把我包围”[18]，古典音乐为其后班克被设计陷害而绝望“黑化”的性格转变做出铺垫，这时候器宇轩昂的咏叹调就营造出近乎窒息的复仇感。正因为音乐本身包含着深刻的情感结构和情感特征，即“音乐是一种绵延形式。它中止了一般意义的时间，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念的替身或等价物”[19]，因此诸如《猫和老鼠》这样的经典作品，才能不需台词而纯靠丝丝入扣的古典音乐配合，即可很好完成故事的讲述并流传后世，经久不衰;《天才枪手》的主创也通过精心选择的《致爱丽丝》《土耳其进行曲》《小步舞曲》等并不华丽但隽永经典的古典配乐，为影片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又回落纾解的合理性，提供了观众于情绪感知上的可信度，为影片整体的情节发展和氛围建构笼罩上品位高雅而又厚重朦胧的“艺术品”气息。
三、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青春片中的现实主义“变奏”
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泰国青春片，在展现恋爱与友情之上，往往会进一步反映“青少年及青年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生活状态、心理特征与精神世界”[20]。例如《天才枪手》中，关于主人公小琳“凝视”镜中自我的镜头多次出现，就形成了关注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的内在隐喻。正如导演彭皮里亚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镜子是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演员的内心”[21]，《天才枪手》中小琳的两次内心转变，都配合着凝视镜中自己的画面，符合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理论内核，象征着青少年潜意识中“本我”与“超我”的拉锯，以及“主体意识”的不断演化。
《天才枪手》不仅探讨了青少年的个人成长与主体意识问题，还更进了一步，在保证故事好看、情节流畅的基础上，形成了最为重要的“第三重变奏”——扎根到社会现实的土壤中，揭露深刻的社会矛盾并揭露突出问题，展现人在残酷社会阶层中的渺小与无力。如前所述，考试中这些天才枪手与监考老师似乎存在着狐狸与猎人之间斗智斗勇的关系，但从更大的社会层面来看，泰国顽固的社会阶层分立和畸形的教育体制之下，“人与社会”的互动背后暗含着对“犯人和牢笼”的关系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才枪手》不再满足于传达传统青春片中青涩暧昧的打情骂俏，也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成长中对于自我认同“误识”过程的细微描摹，而是呈现出更大的创作胸怀，即关注到泰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底层人的抵抗和最终被“询唤”的过程，展现了人在社会中被“规训”的无奈甚至绝望。
具体来看，《天才枪手》揭示了阶层固化导致的“龙生龙，凤生凤”而“老鼠儿子”只能打洞的残酷现实。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中，小巴和格蕾丝代表着上层社会诞生的公子哥与千金小姐;“天才枪手1号”的小琳雖然家庭不富裕，但与身为教师的父亲相依为命，尚且组成了类似中等阶层的工薪族知识分子家庭;“天才枪手2号”的班克，虽然天资聪颖，但和做洗衣工的妈妈相依为命，只属于最为穷苦的下层人民家庭。小巴如同乔布斯一般具有商业和演讲天赋，格蕾丝如知名演员一般具有表演天赋，但是他们作为上层阶级的后代也只能听命于父辈的命令，继续通过出国深造继承家族事业，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些同样具有“天才”的孩子也被社会阶层和体制抹杀了天性;小琳和班克智商超群，天赋异禀，但因为生在普通人家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以考取奖学金为唯一的上升通道。当因种种原因与奖学金失之交臂后，小琳只能选择继续帮助有钱人家的孩子作弊换取自己的存在感，而班克更是因为被小巴陷害失去了翻身的唯一路径，彻底“黑化”，而在此之前，他的目标正是成为他最憎恨的、陷害了他的小巴和小巴父亲那样的“人上人”。由此，就在金钱的诱惑将小琳这个天才少女“询唤”，社会阶层的桎梏将班克这名天才少年彻底“异化”的过程中，社会本身存在的赤裸裸的鄙视链和冷冰冰的不公平跃然银幕之上。
片中具有三个充满讽刺意味的重要细节。其一，班克的妈妈操劳地用双手为别人洗衣服，从白天到黑夜地工作，洗到背都驼了，手都烂了，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她作为社会底层的一分子所洗的衬衫，其实正是工薪族的小琳父亲收到的女儿送给自己的礼物，而这份礼物则是用小琳拼尽全力为有钱人的孩子作弊换来的钱买的。其二，当观众看到小琳和班克作弊时遇到的题目——《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时，那份电影创作者暗含的对社会现实和固化制度的莫大讽刺已不言而喻。其三，班克被小巴陷害后，被像垃圾一样丢到荒无人烟的巨型垃圾场内，因此错过了奖学金考试;而小巴陷害班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个天才丧失获得奖学金的唯一希望，以保证他能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这样的“上流人”服务，继续做好自己这个阶层的“本分”。
《天才枪手》的创作者为班克的“黑化”做出了合理的铺垫——因为社会给他留下的只剩下了两个字——绝望。当通往翻身之路的唯一通道（获取奖学金）被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利用肮脏的手段彻底堵死后，班克发现他所拥有的唯一强大武器——聪明的头脑，反而成了阻碍他看到希望的桎梏。电影结尾处，小琳最终选择了弃暗投明，承认了自己曾经做出的全部作弊行为，因她生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尚有一直陪伴的父亲不离不弃;相反，讽刺的是，班克在彻底“黑化”前实际上没有做错任何事，不仅没有作过弊，甚至还因坚守心中道德而善意举报别人作弊，但最终他却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最悲惨的人。这以后，绝望的他只能将最擅长的考试视为他利用头脑报复这个社会的最大武器和唯一途径。当“黑化”后的班克对小琳说出“即使我们被抓了，我们也不会进监狱”这样毫无底线的罪恶话语时，根深蒂固的阶层观念，将一个纯真正直、遵循“罪感文化”信仰的正直少年，活生生逼成崇拜“耻感文化”心态的社会渣滓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当僵化冷漠的社会制度将一个底层人的努力视为应被抛弃的垃圾时，这个人被裹挟着成为恶人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结语
可以说，《天才枪手》对青春电影最重要的“变奏”，就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指涉上。《天才枪手》作为一部青春类型片，却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变奏曲”。《天才枪手》以如水般流畅的娴熟剪辑技巧，惊心动魄的情节设计推进，精妙细腻的古典音乐加持，深刻冷峻的现实主义观照，呈现出充分炫目和别样的震撼，在好莱坞电影般娴熟的情节构建之余，又让人感到现实的苍凉。这份难得的尖锐社会批判性，使其能在精彩的商业类型电影的外壳包裹下脱颖而出，闪耀出迥异于普通青春片的现实主义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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