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溺不可强济，文丧谁能喝起
韦雨涓
被作家曹文轩称为“真正的读书人”的刘绪源，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无疑是儿童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其实，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史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散文史论《今文渊源》堪称代表。此书梳理了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的渊源与流变，正如其初版内容简介里总结的那样，“视角独特、创建颇丰”。其学术价值已有公论，笔者不打算就此话题继续讨论，拟从文化关怀的角度加以剖析——《今文渊源》的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令作者忧虑的似乎又不仅仅是散文的一己荣枯。
书中列举的学院派写作方式的种种弊端，影响范围并不止于学术界，还波及与之唇齿相依的教育行业。“学院派”文学史的产生，本就是授课的需要，主要以这类文学史为教参的高校，有且始终无法摆脱“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的尴尬，也就不难理解了。数十年循规蹈矩，注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分析”的机械式中小学语文教育，也让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屡屡碰壁。正如丁帆和王尧在其主编的“大家读大家”丛书《序言》中所反思的那样：
我们的教师之所以达不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有生搬硬套的“文学原理”，没有实践性的创作经验，敏悟的感性不足，空洞的理性有余，这显然是不能打动和说服学生的。
反而是那种运用具有“毛茸茸质感的生动鲜活的生活语言”解剖经典的课堂形式，更能吸引学生并使其“在审美愉悦中达到人文素养的教化目的”。作家毕飞宇曾言：“文学从不专治，它自由，开放，充满了弹性。”文学史又何尝不如此？
学院派式写作的霸道与负面影响已然成为作者的心头刺，但那绝不是唯一的一根——与学术殊途的大众文化，似乎也同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如今见诸媒体的“新闻八股”也好似被“流放”的一支，自甘堕落，要么“浮夸、空洞、叫嚣”，要么干巴枯燥、“千文一面，百报一腔”，要么就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文不值的垃圾”。即使是报告、公文之中，“朴素、干练、坦直、朝气充溢”者也多如断线的风筝，杳无踪影。那种“优美的、个性化的、既清浅又深刻的论文”，已“几近绝迹了”。
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何在？这或许才是令作者忧心并苦苦思索的重点。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指出“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否则，势必会造成“研究问题，不从事实出发，不从历史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从逻辑出发” 的“粗疏、浮躁、一窝蜂”式的学风，长此以往，这种风气还有可能成为文化界的痼疾，导致知识分子陷在“仰慕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而又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彷徨境地——这也是作者透过现代散文这冰山一角窥见并印证的。
再回头来看学院派写作。不可否认，这种“资料长编”式的文学史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既便于教师照本宣科，也利于学生应付考试。但这类书读得多了，难免会令人生出一种乏味感，似乎少了些东西——是余情，趣味？还是活泼泼的文心，生机勃勃的文气？这种看似“无我”、强调客观的语言模式，确乎已经偏离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失了身份辨识的特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本来应该是见仁见智、独具个性的学术写作，已演变成格式化、填充式的机械性劳动。几何时，我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做了“装在套子里的人”而不自知。
退一步讲，如果单单是为文形式的变化，倒还不足以令人忧虑。仅就文学的发展而言，文学史上也有数次“运动”。但不管是元和“古文运动”对骈文的造反，还是“竟陵派”对“公安派”的匡救，都还是我们文化内部螺旋式发展的表现。可当文化出现断层之后，这就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了。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时，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何其沉痛，用来形容中国学界的现状也不为过。
刘绪源在探索“美文”消失的真正原因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文脉”即将断裂的危机，故而忧虑、焦心，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探究中国问题时的迫切感和责任心的体现。
作者对立拈出“文人”（大知识分子、真正的大文化人、专家之上的文人）与“公共知识分子”（专家）。作者推崇“真正的大文化人”，认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忧患意识，能自觉担负文化使命，能看到时代或当今文化的症结所在，并试图去化解——作者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
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尽管一家之姓的王朝像走马灯一样，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脉却一直薪火相传，没有断裂——每一个时期，总有人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大任。孔子畏于匡，擔心的不是一己的性命，却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其后，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代不乏人，且在近现代仍不绝如缕：殉中国文化的王国维，为古建筑遭毁坏而痛哭流涕的梁思成，保存了大批中国古典园林的陈从周，一心传播诗词文化的叶嘉莹，致力于“昆曲传承计划”的白先勇，亟亟于传统村落（民居）保护的冯骥才、阮仪三，为使四声俱全的读书音不至湮没、八十岁还在大声疾呼的张仁贤……还有《今文渊源》的作者刘绪源，他们不遗余力，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为中国优秀文化的赓续或笔耕不辍或奔走呼告，自觉担当起“文化托命之人”。在书末，作者一反之前行文的干脆利落，谆谆告诫，反复叮咛：
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都来探究文体和文心——这与任何艰深或迫切的研究都不相矛盾——有了这样的关心和探究，中国文章的优美的新传统，才不致在我们手里黯然消退。
一边为中国文章优美传统的承继忧心忡忡，一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其续命：书中文字简洁生动，直白鲜活，行文从容淡定，丰饶有味，堪称美文典范。虽仅十二三万字，看似“潇潇散散”，其实却是作者长时间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心血结晶——准备的时间有十二三年，动笔写作也有三年。在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收集各种资料，排了无数次提纲”，并随时“把许多思考的碎片记下”：“碎片渐聚成团，而又相互纠缠打架，弄得我很苦恼，多次提笔又放下，每想到此书就兴奋异常却又惶惑万端……”倘若学人们都肯花这样的心力来为文著述，为文化之忧而忧，自觉担当起文化复兴的使命，又何来“斯文坠地”之叹？
当然，此书也并非完美无缺，有几处观点笔者也不敢完全苟同，当另撰文讨论，此处不赘。瑕不掩瑜，此书在文体结构、识见、文风上的优长，是不能也抹杀不了的。相比这些特异之处，文字中传递出的精神力量更值得尊重。
“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面对节节败退的散文园地，作者虽感痛心却并未绝望，反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信散文一定还会“辉煌重起”，这份信心，除了源自对文学兴衰较透彻的理性思考，又何尝没有夹杂着作者因对优美散文极端热爱而抱持的一厢情愿？只是作者未必不知，读者未必不晓，令人三缄其口的不过是“不忍”二字——不说破，“梦”就还在。
“道溺不可强济，文丧谁能喝起？”如果把当下一统江湖的“学院式”写作比作一座“铁屋子”，那么刘绪源先生定是那第一批醒来并大声疾呼的人。
（作者单位系青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