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之声的三次标准化
王凯
时光转眼十年，十年来的许多事值得回忆和铭记。让我感到印象颇深、近来脉络愈加清晰的，是关于中国之声的三次标准化经历。
初创时代的探索模板
一曲动听的《梅花三弄》响起，改变了半个世纪的呼号。2004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正式以“中国之声”呼号播出，她成为国家电台第一个专业的新闻综合频率。根据总体方案，当时中国之声节目有了日常版、周末版。除了负责《新闻和报纸摘要》（下简称《报摘》）、《全国新闻联播》（下简称《联播》）外，创办周末大型新闻直播板块节目《新闻直播间》和日常版《第一报告》的任务落在了我们新闻编播部肩头，具体有我和高岩负责。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早午晚三档板块直播，共270分钟。
录播改直播，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当时却充满了艰辛、风险和挑战。在中央电台，新闻部夜班的累是出了名的，而刚开始，不摸门的我们干得比夜班还苦。当时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员，一个是稿源。人员不多，还要兼顾全天12档整点新闻《新闻进行时》的编辑、发播。且多数人是编辑短新闻出身，操作大时段直播的经验少，少数来自专题部门的文艺青年还欠缺对速度和新闻价值的把握。资源上，当时正赶上互联网媒体第一轮泡沫破灭，门户网站大多挣扎在生存危机的旋涡之中，新闻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传统媒体抗衡，更没有办法与今天相提并论。我们能借上力的只有传统渠道的新华社和中央台驻各地的记者站。
白手起家，到处化缘。从《报摘》出来的柯成韵、夏威、赵军、李赢挑起了凌晨赶写3000字“报纸版面介绍”和“一周新闻盘点”等任务。刘钦、焦莹联系了经济之声的一周车市、一周股市点评，庞莹、刘玉蕾找来音乐之声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加上图书排行、生活服务、天气信息等。如今用惯了JINGLE单的幸福小编们难以想象，当时还用开盘带，一次节目十几个带子摞得老高老高，女生一次都搬不过来。一个主任带四个编辑、两个主持人，一档直播文案一万多字，全天三档，头天准备第二天直播。从前干惯了半小时节目要准备一星期的专题编辑，熬一晚上只负责写一个500字报纸版面介绍的夜班编辑，当时是凭着怎样的勇气、毅力和坚持，咬紧牙关扛过来的啊？！从筹备到起步运行，前后两个月所有人没休息一天，人仰马翻，七荤八素，一套完整节目的运行文案模板，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节目初创虽然通过了审定，但专题色彩过浓、新闻行进感不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时兼任中国之声总监的王明华副台长（现任国际台副台长）提出，不能做成专题节目，还是要进一步强化新闻性。开盘带的录音报道要少做，要以记者连线为主，带着听众天南海北去了解那些未知的新鲜事。于是，每天特别是周末，编辑忙着往记者站打电话，排班连线，“记者连线”这一方式渐成新闻广播的主角。但刚一开始的连线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如同中央电台之前所有的新闻直播一样，为了保证安全，记者连线内容必须提前写出来，设计好问题，传由主任审改后，交给主持人和记者，直播时双方的问答基本上属于“双簧式”的“对口型”念稿。当时中国之声还建立了“黑名单”，口头表达不达标准的记者被婉拒连线，为此，还专门组织过好几期连线记者普通话培训。
模板有了，连线有了，尽管依旧劳累辛苦，尽管一切还显稚嫩，但《新闻直播间》终于告别最初的忙乱，走向有序。当一切似乎刚刚开始顺利起来的时候，一个“搅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苏扬。那时他刚刚从北京电台应聘进入中国之声。起初有编辑来向我吐“苦水”，辛辛苦苦熬了一通宵的文案，直播时被他信马由缰，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明明设计好的一个问题，随便就不问了。后来甚至我改定的大段文字也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了。主任批评，苏扬态度是极好的，点头连连是的。可进了直播间，过不了10分钟，一切照旧。矛盾激化！从此，苏大腕背负“不易合作”之名。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播出和节目质量，防止主持人无话可说或口水话过多，直播文案串词，甚至连主持人的问候语，都必须由编辑一字一句全部写出来。直到有一次，有位编辑病倒，《新闻直播间》晚间一小时实在分不出人手去写文案。我打算做一次尝试，也给苏扬一个机会。我让他自己准备一个提纲给我审。当天节目是一期“记者亲历”，对话采访的是一位时政记者，谈她随访领导人的法国之行。一小时节目短信上千条，听众反响热烈……后来又放手让苏扬试过多次，效果不错。当然，提纲和主体内容需要提前沟通确定，避免泛泛大而化之。可以说，正是围绕着直播文案的冲突、碰撞和磨合，一个更加“标准”的文案模板出炉了，文字简化，操作简便，重点突出。
淬火炼成的编辑标准
2008年，中国之声这艘中国广播旗舰迎来了影响深远的跨时代远航。新一轮改革大刀阔斧，披荆前行。根据新的改革方案和台里搭建大采编平台的初衷，编辑部负责国内外新闻的组织、策划、编辑，（后国际部分划归时政采访部），同时承担中国之声轮盘改革的重头，全天22个轮盘、66档央广新闻滚动资讯的编辑发播。
轮盘改革，滚动资讯既是骨干又是血肉。每30分钟一个轮盘中，除去广告和栏目曲，实际时长只有25分钟不到，而其中三档资讯就占了15分钟。可以说，资讯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轮盘成败。每30分钟三档资讯（含60秒音响报道），从早8：00到晚8：00，全天22个轮盘，66档资讯，440多条消息，更新率半点要达到60%，整点达到80%。编一次这样的新闻，你一定会对海量信息有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数量的庞大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这么庞大的新闻资源谁来提供。新华社大通稿去掉重复的，一天也就发200条左右的稿件，而本台记者提供给整点新闻的稿件不到30条。于是，渠道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谢天谢地互联网发达了！当然，互联网海量提供的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两个难题，一是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如何保证可靠性和安全性；二是网上标题新闻虽多，点开看能马上改写成消息的比较有限，很多新闻等你看完再编，节目早就空播了。
于是，标准化首先从确立用稿渠道开始。哪类新闻去哪类网站找最快，首选哪个网站，次选哪个网站，备选哪个网站，一般情况下打开几个网站的网页是最合适的，既可以防止漏发最新新闻，又可以保证你有广阔的选稿视野。“标准”如同信息海洋中的“灯塔”，让走进网络迷宫的编辑少走弯路，沿着直达航线，奔向目标彼岸，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另外，“一鱼多吃”分段编辑法、“同题点评”集约编辑法，一个个新的编辑标准、改写方法改变着过去“苹果咬一口就扔”的编辑陋习。将新闻含量“吃干榨尽”的同时，一切只为了一个字：快。可以说，进了滚动资讯发稿室，每一个岗位都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流水线上的卓别林一样，眼睛盯着电脑屏幕，手里一刻不停，每半小时就要挑选、编辑、审阅三档资讯，约20条消息，大约每人处理一条消息的平均时间只有2分钟不到。发稿室的对面是洗手间，虽只有一步之遥，可每个人去一趟都必须连跑带颠，速战速决。因为整个发稿流程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供稿链就告急，导播间催稿电话就会疯狂响起。
那时候，“黄金周”对编辑部来说就如一场“噩梦”。编辑部节目一分钟不能少，网上空前“稿荒”，其他部门节目缩短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轮盘”来承接填空，那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寻求采访部门和记者站支援，就是横下心再开新路。于是，编辑部第一个开通400人的24小时QQ群，将触角延伸至县市级台；尝试搜索软件，提取扫描最新电视新闻；跨界出击，与众多畅销杂志开启合作，热刊上摊，先“听”为快……
记得那段时间，王求台长、王晓晖副台长在节目上盯得很紧，听得很细，对稿件质量要求很严。有次早上《报摘》发一条简讯是某某单位办了一个什么画展，听不出有什么新闻价值，于是王求台长一个电话打到发稿室，追问这稿子的来源，并对《报摘》发稿提出了严格要求。后来有人找来想上一条新闻性不强的稿子，我就给他讲这个故事，对方赶紧说那就不发了。对轮盘资讯我们给出的标准很严，从带班主任开始，坚决不允许把那些挤不上《报摘》《联播》的“人情稿”往这里塞，决不容忍滚动资讯成为发这类新闻的“垃圾筒”。这成为编辑们的一条硬标准。
那段时间，王晓晖副台长的指令也是一个接一个，滚动编辑标准步步升级：“六小时必须下架”“每条新闻都是热乎的”……有一次他对更新率提出表扬，但同时批评还能听到一些地方活动或仪式类的东西，不痛不痒。我询问那几天的带班主任，他们也很纳闷，一直把关很严，没人发过类似“人情稿”或“关系稿”啊。这就奇怪了？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条某基金会搞了什么内部活动的稿子马上跑到发稿室，问是谁的稿子。值班主任指着电脑给我看，原来是新华社发的。编辑说主要为了更新率，今天稿子又少，看见新华社发稿，又是国家级基金会办的活动感觉算是有新闻价值吧。我恍然大悟，于是一系列更加细致严格的编辑标准出台，包括哪一类新闻每次必须有，哪一类新闻只滚动一次，哪一类新闻坚决不发等。其中有一条就是新闻必须要看它与听众之间有无关联度，如果只有报道者和被报道者关心，和听众没关系就一律不发，无论它是否是新华社通稿。
编辑部走过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可以说是靠大家及时总结、不断创新充实标准走过来的。几位副主任，傅雪琴引入互联网最新应用，提升效率；任捷总结鲜活稿件的内功“心法”，提携后辈；崔欣及时梳理文字流程，归纳标准条文。还有夏威、张磊的创意策划，田娜、曹畅的推陈出新，季苏平、刘黎黎的又快又好……正是有了标准，编辑部人员不整的短板被迅速补齐，一些优秀骨干的高效习惯得以克隆复制，整齐划一，与轮盘流水作业模式高度契合；正是有了标准，部门内部绩效奖惩更加有的放矢；正是有了标准，原本看似不可能逾越的困难得以克服。
2009年，在史敏总监的亲自推动下，中国之声全频率标准化工作全面启动，2010年，中国之声第一本标准化手册——中国之声员工手册诞生，涵盖中国之声新闻理念、节目采编标准、制作流程等，凝结了中国之声三年改革的经验结晶。
精细化前后的“谈判”
2011年，中国之声再度扬帆起航，迈入全新层次的又一轮改革。这轮改革最引人瞩目的是增加了以绩效改革为突破口的全方位管理改革。应当说，2008年以来的一路高歌猛进，全力冲杀，使中国之声在新闻界和听众中声名大振，享誉八方，但也人困马乏，亟须注入新动力，带来新活力。如何兼顾着冲劲与耐力，如何平衡好工作与生活，如何让中国之声改革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持续能力？这成了摆在台领导和全频率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这个广受关注的大问题关乎中国之声发展方向和长远未来。
赵子忠副台长在中国之声首推“精细化管理”理念，优化人力资源布局。在此之前，在工作强度普遍超负荷情况下，各节目、各部门普遍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多要人。特别是节目部门人多不仅能保障安全播出，也能在编辑部、采访部等公共部门供稿不足、节目无米下锅的情况下，有足够人手自采稿件。这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公共部门供稿不足导致原本是“厨师”角色的节目部门要亲自下地“采购”，节目部门越俎代庖的“自产自销”反过来又影响了公共部门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公共供稿量的下降，进而把改革之初确立起来的“大采访部”“大编辑部”思路打乱。久而久之，节目部门又成了一个个“五脏俱全”独立的“全能选手”，全频率“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形成合力、高效运转”的“一盘棋”作战体系无形中被削弱。为此，此轮改革目标明确：做大做强公共部门，做精做好节目部门，以供稿采用量考核公共部门，以节目效果和安全播出考核节目部门。将人力集中于采访一线，全力提升公共采制能力，节目部门人数只保留到能保证安全播出和正常运转的最低限度。
精细化管理改革的目标，就是全面量化中国之声发稿、收听率、绩效考核、奖励分配、业务晋升、行政运行、账务预算、成本核算、安全播出等指标，明确目标责任，严格程序标准，规范管理运行，真正做到按规矩办事、靠制度管人。
从2011年7月开始，原本作为分管编辑部和节目部的副总监，我被领导安排接手这项绩效管理改革的具体组织工作。为了摸清底数，让绩效改革、考核标准尽可能切中要害，让中国之声尽快真正走上精细化管理之路。两个多月时间，赵子忠副台长、史敏副总编辑和蔡小林总监亲自坐镇的会议有六七次。记得头两次与部门一把手们开全体会，很有一种“与虎谋皮”的感觉。谈到人员去留，一片哗然，部门主任们七嘴八舌，争先恐后痛陈家底如何单薄，如何人手紧张“揭不开锅”，如何千万不能再减人，如何安全播出告急……你一言我一语，不少人红着脸，个个都出着汗。在中国之声，无论你问什么人什么部门，得到的答案都是很辛苦很疲劳，毕竟这次绩效改革资金并没增加，是在原有存量额度内做文章。一个部门只有争取更多的岗位数，绩效资金的蓄水池才能更大，用来调动员工积极性的资金才足够多，收入差距才能拉得开。加之一直以来，对部门和员工个人考核缺少统一衡量的标准，更多时候只能凭着感觉和经验来判断谁可能更辛苦。偶而判断不准确就会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埋头苦干的吃哑巴亏”。
“你们部门需要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都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每个岗位工作时间是多少？”“具体完成节目时长？”“一个岗位直接劳动成果的数量是多少？”台领导、频率领导的问题像连珠炮弹，一个接着一个，提问针针见血。记得早间部主任刚下了夜班，面对如此多的领导和问题一下没了瞌睡，连连接招。大家分析早间部人力资源分配尚存有一定余量，《报摘》播音员上一天班只播一个30分钟的《报摘》节目，工作量显然没有办法和其他满负荷岗位比。另外，《报摘》和《新闻纵横》部分岗位可以打通合并使用，有挖潜空间。频率决心从早间部抽调出多名业务骨干充实采访部、特报部和编辑部，作为补偿，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多数补充给早间部。从此，《报摘》播音员除了完成《报摘》外，还增加了播《此时此刻》以及做节目导播的工作。
如今，节目部门不必为节目“无米下锅”独自犯愁，不必一边忙着编稿一边还要给自己节目连线报道；采访部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有专人值班负责给节目部门提供“炮弹”，源源不断，而越来越多的采访记者学会了用节目视角来谋划产品，新闻的客户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全频率供稿的质量和效率有了不小提高。随着四个系列管理手册的顺利印发，中国之声开始步入以制度管人、靠规矩办事的精细化管理新阶段。绩效改革的关键性、引导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来。有了这一切，大家可能和我一样，深深感到，当初的碰撞争论是有益的，牺牲妥协更是值得的。
（本文选自《难忘中国之声·我的成长》一书，有删节。）
（作者系中国之声副总监）
（本文编辑：刘浩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