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研究
喻凯 陈祉卉
【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同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會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的潜在中介作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内部控制质量指数来衡量样本中每个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构建横截面回归方程证明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和董事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一研究发现进一步说明，董事会决定的内部控制体系可能是首席执行官不遵守企业原则的原因。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削弱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会计稳健性。因此，为了鼓励会计稳健性，企业需要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关键词】 CEO; 董事会的社会关系; 会计稳健性; 内部控制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75;F273.1;F83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8-0107-07
一、引言
以往的文献研究了CEO与其支持者充分交流后，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董事会的权力[1]。这些研究的结论是，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之间的密切个人关系对董事会监督首席执行官决策过程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与首席执行官有密切个人关系的董事会在监督和控制方面缺乏警惕性。
本文通过调查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来扩展这一研究领域[2]。资源配置在CEO的战略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及时披露准确的信息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效率，但也增加了首席执行官做出不合理决策过程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要求在重新确认好消息之前先确认坏消息[3]。首席执行官选择是否应用会计稳健性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导致对CEO决策过程缺乏监控，可能会导致CEO规避惩罚[4]。首席执行官们有动力为私人利益分配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首席执行官往往忽视会计稳健性，因为它在资源分配程序中提供或披露准确及时的信息。探索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先前的研究表明，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严重削弱了董事会监控管理决策和绩效的能力，从而削弱了董事会对战略制定过程的有效参与[5]。对于利益相关者而言，会计稳健性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来观察和分析，帮助利益相关者了解不良公司治理带来的影响，如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
进一步探讨了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如何通过影响内部控制质量来影响会计稳健性。内部控制系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强大的内部控制可以激励企业将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机制。薄弱的内部控制阻碍了及时确认损失和只报告收益。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导致处罚效果下降。当内部控制薄弱时，首席执行官更有可能利用这一系统并实施控制活动，以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与COSO内部控制标准或其他标准相比，忽略了内部控制体系的使命和目标。因此，内部控制质量可能是影响CEO董事会关系的会计稳健性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考察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二是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的潜在中介作用。本文从会计稳健性的角度对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现有研究调查了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CEO更替、收益表、CEO薪酬和并购交易的影响。梳理相关文献，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证明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探讨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的。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
在管理学、战略学和公司治理研究中，大量学者对CEO与董事会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7]。本研究中的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是指CEO和董事会之间存在类似的教育经历、就业经历或个人家庭关系。从以往关于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影响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首先，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往往会削弱董事会的效力。这些研究发现，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董事会监督机制的能力。例如，CEO与董事会的社会联系削弱了董事会对外部董事违反独立性的监督效力[8]。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不仅“弱化”了对CEO的监督机制，而且提高了CEO与董事会就薪酬和任期等更多私人利益进行谈判的能力[9]。其次，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影响了战略决策过程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与首席执行官有社会关系的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导致战略决策过程失去控制[10]。假设董事会董事是支持者，首席执行官将使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和不参与战略决策过程。外部董事会感到有责任支持首席执行官喜欢的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检验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会计稳健性是一个重要而经典的战略决策过程。此外，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作为这种关系的基础机制。
（二）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会计稳健性要求在确认“好消息”之前先确认“坏消息”。首席执行官在保障会计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稳健性可以防止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机会主义决策，约束战略决策中的代理问题，并降低约束成本。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督力度。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忽视运用保守的会计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会计稳健性会产生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有助于消除管理者投资于负净现值项目的短期视野，并增加向上偏离财务报告的成本[11]。这些来自会计稳健性的数字阻碍了首席执行官战略目标的实现或对业绩增长的承诺。首席执行官倾向于放弃保守的会计方法，在估值和估计中采用激进或乐观的方法。那些与首席执行官有社会关系的董事会成员会觉得有义务支持这一战略决策过程。这些激进或乐观的会计方法放大了财务报告披露的积极表现，低估了经营损失。例如，首席执行官倾向于采用优势存货评估法来调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12]。在财务报表中，调整将显示首席执行官正在寻找的业绩。由于缺乏监测能力，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可以在没有委员会询问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和支持。因此，更多的CEO与董事会的社交关系会导致报告不那么保守。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以往的研究发現，独立有效的董事会可以解决内部控制问题。然而，当首席执行官通过与董事会建立更多联系而获得权力时，董事会往往会失去独立性，从而丧失处理内部控制问题的效力。首席执行官有动机利用他在董事会的影响力，保持内部控制薄弱，以便于寻租交易，这有利于他自己的利益。内部控制薄弱，使得CEO更容易挪用资产，例如，要求公司偿还其个人开支[13]。由于缺乏正式的政策，较弱的内部控制无法阻止首席执行官对财务报告的自由裁量权。首席执行官可以通过信贷政策来更改应收账款账龄表，从而提高损益表中的销售额[14]。内部控制薄弱也使首席执行官更容易提供低质量的财务信息，这为首席执行官提供了通过内幕交易、挪用资产或其他方式赚取利润的机会，从现有股东那里提取租金，董事会在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时依赖于管理层[15]。董事会的监测力度将取决于管理层提供的内部控制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管理层有动机操纵这些信息，以降低董事会的监控强度，同时影响董事会保持较弱的内部控制系统[16]。同样，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的影响激励首席执行官阻止董事会消除内部控制问题。总之，这些文献表明，当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变得强大时，CEO更有可能保持较弱的内部控制以赚取个人利润，从股东那里提取租金，并降低董事会的监控强度。因此，本文期望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能够提高CEO在董事会中的权力，从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内部控制质量呈负相关。
（三）内部控制质量、会计稳健性与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
会计稳健性可以减少代理问题，提高企业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和效率。会计稳健性可以通过运用更高的确认标准来防止管理者夸大利润和资产的能力，以获得确认，防止管理层及时弥补亏损信息[17]。对会计稳健性的保护可能会基于经理的任期考虑而停止对管理层的过度补偿或奖励。在债务契约中，会计稳健性阻止了管理层规避股利政策，将债券持有人的价值转移给股东，从而减轻了公司的损失，增加了公司价值。会计稳健性可以限制管理者的控制权，并提前将控制权转移回财务报告提供者手中。
先前的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的选择取决于公司的契约和治理环境。例如，日益严重的代理问题可能会推动对更高会计稳健性的需求[18]。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内部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以监控管理者的行为并将代理成本降至最低。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促进会计稳健性在财务报告中的应用。一个强大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促进形成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和高层的强烈基调，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治理环境下会计稳健性的好处。拥有强大内部控制系统的公司更有可能实施并更加强调保守报告。相比之下，薄弱的内部控制制度会产生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不能及时确认损失，从而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例如，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可能缺乏估计商誉和固定资产等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专业知识，无法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任何减少，从而导致提前确认减值损失。基于上述文献，本文提出假设3a。
H3a：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H1和H2的论点暗示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通过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会计稳健性。CEO与董事会的社会联系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督强度，并使董事们感到有义务支持CEO的决定[19]。首席执行官有动机保持内部控制薄弱，以赚取个人收益和从股东那里获取租金。内部控制薄弱会导致会计数字的估计错误。这些误差使可压缩变量在收缩和监测方面的可靠性降低。这会降低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而降低实施保守主义的动机。内部控制薄弱可能会妨碍及时确认可能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的损失。因此，本文认为，与CEO和董事会有更多的社会联系会降低董事会的监督功能，从而给内部控制制度留下薄弱的空间，从而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基于此，提出假设3b。
H3b：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衡量
社会关系变量是根据之前的文献选择的，在这些文献中，董事会董事和首席执行官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来自同一个家乡，或曾一起工作。本文选择这三种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标准：上同一所大学，在同一个城市长大，5年一起工作的经历。在社会关系中，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并不重要。在中国文化中，“老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20]。最后，本文利用具有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关系的董事比例来维系社会关系。
（二）内控质量措施
本文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内部控制质量指数来衡量样本中每个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迪博信息系统技术公司（DIB）为中国证券交易所（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发了内部控制质量指数。数据库设计还包括COSO集成内部控制框架理论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该数据库从四个层面评估内部控制质量：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该数据库为每个目标构建一个量表系统，并为每个上市公司计算0到1 000的加权得分。该评分系统已得到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的认可，它代表了中国的半官方标准。在本文中，使用来自DIB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数据库的各公司得分的自然对数进行测试。
（三）会计稳健性的测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会计稳健性被认为是有条件稳健性还是无条件稳健性。无条件稳健性强调了对资产数量进行估值和影响未来收入预测的困难度。有条件稳健性强调管理层激励报告有偏差数字的效率。与无条件稳健性相比，有条件稳健性是衡量公司治理的更好指标。本文使用G_score评估好消息的及时性，用C_score评估坏消息的及时性。G_score和C_score的模型如下：
式中，SIZE是股票市值规模，MB是权益的市场价值除以权益的账面价值，LEV是总债务除以总资产。将公式2和公式3中的α2和α3代入到回归方程1得出：
本文对公式4进行横截面回归，并将公式4代入到公式3进行估计，以获得稳健性水平。
（四）研究模型
本文的主要模型如下：
式中Ln ICi，t是第t年从公司DIB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内部控制质量得分指数的自然对数。Social_tiei，t衡量在第t年i公司里与CEO有两个或更多关系的董事的比例。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
本文使用因果步骤法来验证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的，本文构建横截面回归方程公式6和公式7来估计β1和θ2。如果公式5中的γ1、公式6中的β1和公式7中的θ2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那么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确实存在于变量Social_tiei，t和变量C_scorei，t之间。如果θ1不显著，那么它意味着完全的中介效应。如果θ1是显著的，那么最终结果取决于γ1、θ2和θ1的参数符号，如果符号一致，意味着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四、样本选择和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了2017—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SSE）的一个上市公司样本，该样本在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有可用信息，國泰安数据库是中国会计和管理期刊认可的热门学术研究数据库。本文从样本中删除了金融服务公司（行业分类：J）。本文还从2017—2019年间上市的样本中剔除了ST公司，原因是它们的财务报表存在异常的财务波动。本文从样本中剔除了中国证监会指定在市场上进行特殊处理的公司。特殊处理意味着公司在连续两个财政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它是中国证券交易所一个独特的监管名称。由于CSMAR数据库中缺少财务数据，本文进行剔除。此外，在利用社会关系进行的测试中，本文要求公司将每位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个人简历上的信息作为上交所的公开文件。本文的最终样本数据有2 451个。
（一）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
表3给出了公式6的估计值。本文使用Khan et al.[21]C_score作为因变量来检验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在公式6中，本文报告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C分数的影响，这是衡量会计稳健性的一个指标。社会关联系数为负且显著（p值<0.001）。如果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则坏消息不会及时报告。结果与本文的H1一致。所有控制变量均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例如，TOP1上的系数为正且显著（p值<0.001），年龄为负且显著，这表明较高的持股集中度或较短年限的企业会计稳健性高。ROA系数为正且显著（p值<0.01），这与更稳健的提高盈余质量的做法相一致。
（二）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
表3也给出了公式5的估计，使用内部控制质量指数作为因变量，测试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与H2一致，本文发现衡量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的系数为负且显著。研究结果表明，CEO与董事会之间更多的个人联系损害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督能力。控制变量的研究结论与现有文献结论一致。例如，本文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机构股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与国有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会计稳健性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
表3也给出了公式7的估计，使用Khan和Watts（2009）C_score作为因变量，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和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21]。与H3a一致，本文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是一种促进稳健性的机制，与Goh et al.[22]的结论一致。
（四）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
为了研究内部控制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公式5—公式7的联立方程模型。本文给出了公式5—公式7的估计结果，用于研究内部控制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和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式6中，以变量C_score衡量的会计稳健性与由变量Social_tie（β1=-0.032，p值<0.01）报告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还发现会计稳健性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的，由公式7中C_score和Ln ic（θ2=0.029，p值<0.05）可知。另外，本文发现衡量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的系数为负且显著（γ1=-0.429？觹，p值0.1），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本文发现，CEO与董事会之间更多的社会关系损害董事会的独立性，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内部控制质量在这种关系中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中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与H3b一致。本文解释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席执行官对内部控制的改变是其推迟识别坏消息的途径，从而导致会计稳健性降低。
（五）附加稳健性检验
除了上述测试之外，本文还进行了两个额外的稳健性检验。首先，运用Bootstrap方法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尽管原因步骤法接受了上述假设，并且在中介效应测试中更为有效，本文将使用另一个重要的方法Bootstrap来验证本文的结论。本文运用SPSS中的公式5—公式7对路径方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表4显示了模型的统计结果。在A组中，本文检验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直接影响，同时剔除了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本文没有发现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显著关系（p值=0.6798）。在面板B中，本文发现在0.05的范围内没有0，其中最大值为0.2223（BootULCI），最小值为0.0347（BootLLCI）。这意味着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也具有显著和完全的中介作用。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设，这与本文的主要检验结果一致。
其次，本文在股票收益模型中利用了Basu（1997）提出的基于收益的会计稳健性附加测度。本文建立如下结构方程，所有控制变量与先前模型保持一致：
公式10中的系数α2表示收益与股票正收益之间的关系，表示收益是否迅速反映了“好消息”。公式10中的系数α3表示收益与股票负收益之间的关系，表示收益是否迅速反映出“坏消息”。当α3的系数大于0时，企业就存在会计稳健性。表5报告了公式8到公式10的估计量。本文发现，公式中系数α3的估计量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均偏好会计舞弊。本文还发现，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β4=-0.204？觹，p值<0.05）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式10中系数θ4的估计值为显著正值（θ4=0.344？觹？觹？觹，p值<0.05），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完全支持本文的假设，即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五、结论
最近在管理学和社会网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投资者决策、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和董事會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实证研究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应用的影响，为董事会战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因为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凌驾于内部控制系统之上，这导致CEO采用他们最喜欢的会计政策，而不是标准的内部控制流程，本文推断，CEO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而完全的中介作用。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2019年2 451个企业样本数据，本文发现，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对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显著且完全的中介效应。此外，本文发现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通过负向改变内部控制质量来传递这种影响。本文的结果支持一系列的稳健性和附加测试。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与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内部控制流程来传递的。本文以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战略决策策略应用为例，提供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公司治理影响的有力证据，并探讨了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机制。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公司治理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政策制定有以下贡献：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削弱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会计稳健性。因此，为了鼓励会计稳健性，企业需要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正如本文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实现更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一种方法是，企业可以考虑任命相互联系较弱和较少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从规范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考虑要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CEO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监督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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