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类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李有梁 朱子仪

    内容摘要：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早已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文化类”课程也深受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对“文化类”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是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其改革路径主要有革新思想认识、增加授课内容、更新教学方法、编撰新版教材、开展实践教学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 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 “文化类”课程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得到了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贸易的互相交流，也带动了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早在2015年，北京大学就开设了“一带一路”语言与文化系列公共课程，其光华管理学院于2018年还成立了“一带一路”书院。高校教育界对“一带一路”的重视，也必将辐射到“文化类”课程。所谓“文化类”课程，众所周知的有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等，地域性的有湖湘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专业性的有中国酒文化、中华饮食文化之类。这些课程，或作为文科院系开设的选修课，或作为通识课面向理工科学生开放，也有一些学校将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作为文学、哲学、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这些文化类课程也面临着教学改革的机遇和挑战，其主要路径有：

    一.革新思想认识。2016年，教育部曾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合作、共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共同开创教育美好明天。”[1]这就要求各省市教育部门要积极引导各大高校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变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充分发挥各大高校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各高校来说，也要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制定新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既要求大学生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还必须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具备一定对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对于教师来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该结合本地区和本校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教学大纲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更新、教学素材的选择、教学器具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革新。对于学生来说，则要主动适应“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在学习文化类课程时，主动阅读一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书籍，了解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为将来的国际交流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

    二.增加授课内容。为适应“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有针对性地增加原本不够重视甚至缺乏的相关内容，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一带一路”地区文化影响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停地交流、碰撞、受容、壮大。例如，丰富繁多、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就有外来元素的参与。食材方面，如蚕豆、胡萝卜、香菜等原产欧洲，大蒜、葡萄原产西亚，芝麻、黄瓜原产于印度，石榴、核桃、苜蓿原产中亚或西亚，这些都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却成为了中原地区重要的食材，极大地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第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带一路”地区文化。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东亚文化圈。例如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大多由中国汉字的草书或笔划组合发展而来。韩国钱币1000元和5000元的票面上，印有哲学家李退溪和李栗谷头像，二人思想深受朱熹影响，是朝鲜时代程朱理学的代言人。第三，对中华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域外文化。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华文化核心区域的大学生来说，对国外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补充一些对中华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域外文化。如在讲授佛教产生时，可以重点介绍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释迦是种族名。古印度的种姓制度，间接催生了佛教。这些知识，不仅便于学生理解佛教兴起的原因，也可以对印度古代半岛的社会状况有一个粗浅认识。第四，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文化知识。例如，“在西洋社会，文化基础是基督教。上帝作为团体的象征物，不仅使基督教保障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而且把这种平等贯彻到世俗生活中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2]，基督教几乎是整个西方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思想基础，明乎此，大学生方能对其他思想理论和社会现象有更加深刻的体悟。

    三.更新教学方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新文化类课程的教学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摒弃以往固有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同时加入文化类课程的“国际化”元素。主要做法有：第一，融入双语元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教师外语水平足够多，或者授课对象中有留学生，教師可在知识讲授的过程中，适当插入外语演讲、朗诵、讲故事、情景剧编演等环节，以丰富课堂形式，吸引学生注意力。第二，运用线上课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果壳网”“学堂在线”等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平台，以及“网易公开课”“网易云课堂”“新浪公开课”等网络媒体，对“一带一路”相关区域的文化知识进行介绍。如“新浪公开课”上有台湾大学徐兴无主讲的“日本文化史”课程，其中第5集为“平安时代的汉文学”，平安时期大致与我国中唐至北宋时期相当，这节课的内容，无疑可以加深大学生对唐宋时期文学的对外影响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教师在行有余力的时候，还可以根据需要，亲自开发一些线上课程，以之来辅助教学。第三，丰富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针对教学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某些内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教师在讲授清末民初中国画风格的变化时，可以以岭南画派为中心，采用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专题讨论教学等方式带领学生对“西画东渐”的影响进行讨论，以深入理解“东画西渐”在近现代全球美术界的表现。这样做，可以充分体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

    四.编撰新版教材。文化类课程的教材，可谓数量众多，风格多样。李宗桂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是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第一部《中国文化概论》专著和教材，由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写成的，力图对近年来文化讨论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一初步的总结性研究;表述清晰简明，有较强的可读性，现实感强，亦有相当学术深度，所以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欢迎”[3]。此后，以“中国文化概论”命名的教材层见叠出，如张岱年和方克立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是目前影响范围最广、知名度最大的教材。最近有金元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和陈一平和孙雪霞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概论》。也有一些虽未以“中国文化概论”命名，但实为同类，如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另有程裕祯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要略》，多次修订再版，十分流行，其受众多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这些教材体系完备，内容丰富，为当今大学生文化知识的提升、人格精神的锻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这些教材大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文化热”的背景下诞生的，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烙印，即使是近几年新出版或在旧版基础上重新修订出版的，也基本上沿袭了固有的体例和大致相同的内容。因此，笔者建议国家规划局、高教委、相关高等院校组织人马，重新编写一系列适用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的文化类教材。

    五.开展实践教学。以往“文化类”课程的教学，比较重视理论讲授，对实践教学比较忽视。但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类课程教学，更应该重视实践教学的作用。其理由是：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面向海外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关联甚密的国家和地区，学习这些文化类的课程，有助于更好地为将来的对外交流打下基础。第二，学以致用，文化类课程的学习，其最终目的就在于了解它，运用它，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开展实践训练，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地锻炼学生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第三，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来说，他们所受的学业训练，多为注重合作学习、强化实践过程的欧美模式[4]，实践教学的开展，可以为国外留学生提供更易于适应的学习环境。

    实践教学的形式有很多，主要有实地文化考察、专业实习和专业研习三种。若条件允许，实地文化考察可以到国内外比较著名的，尤其是与中外文化交流较为密切的文化地标开展，以开阔大学生的眼界，增加其综合素养。专业实习可以多样化，如到某旅游景点担任实习导游，到某中小学担任语文、地理、历史、外语等科目的实习教师等。另外，还可以在课堂上增加创新型实践教学环节，如开展专业知识竞赛，开发网络实训平台，或聘请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来校进行学术报告和学科知识讲座等。专业研习则是大学生对实地文化考察和专业实习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和研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还可以指导大学生撰写科研论文或研究报告。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N].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2]沈玉梅.差序格局邏辑下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嬗变——基于中国文化二重性视角的分析[J].云梦学刊，2019（03）.

    [3]方克立、李锦全、王树人、张磊评《中国文化概论》[J].中国图书评论，1989（2）.

    [4]张肇丰.欧美国家语文教学主要模式述评[J].现代教育论丛，1994（6）.

    本文系湖南理工学院2017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B04。

    （作者介绍：李有梁，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李宏，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