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强制到司法专横
陈闻高
内容摘要：法律强制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用得不准，它便会侵犯人权，伤及无辜。冤假错案的有罪材料，源于侦查取证。辨析侦查取证中的强制性与权力制衡，反思阶级专政与司法专横的渊源。考察侦查、起诉、审判过程的认识惯性和心理偏执。不当地追求效率，就非常地没有效率。法律强制性需有一定限度，这就要对司法过程、尤其是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制约，防止司法专横。探讨如何维护司法尊严与司法公信力。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这才能使公众重塑对法治的信仰。要从根本上遏制冤假错案发生，就得限制法律固有的强制性，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法律强制；司法专横；冤假错案；确证偏见
一、引言
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社会秩序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等表现的动态有序的平衡状态。中国古代的“治”，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巩固和有序，“乱”则是社会秩序的破坏、犯罪和无序。16世纪，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来解释社会秩序的起源：独立的个人为摆脱“人自为战”的混乱状态，相互缔结契约，形成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一种动态平衡，表现为一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置于确定的社会地位，纳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犯罪则是对这些关系的损害。
人都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不尽人意的社会环境，会使人感到羁绊和不自由，从而产生挑战社会秩序的欲念和冲动。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犯罪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冲突。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可接受范围内，也就是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要维持下去，保持相对稳定，就必须借助于反映与适合其需要的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规范是一种行为标准，大家都要广泛地遵守、执行和维护。在规范社会秩序中，道德是借助人的心灵自觉来解决冲突。它靠人们自己觉悟，立足于自律。法律靠别人来监督，利用外部的强制性规范来平衡冲突，立足于他律。他律便有所强制，因而强制性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的本质之一。现代虽然谈人性化执法，但法律仍然不会缺失其强制规范的本质属性。
社会秩序随着社会进步在逐渐更新，我国正在建设体现当代文明的法治社会。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劳动、生活等方面，都需要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建设它们。法治秩序是一些社会控制因素，控制犯罪就是利用刑罚来恢复社会秩序。刑罚有着最强大最极端的法律强制性，它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后手段。但这种最极端的强制性手段，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打击不准，它便会侵犯人权，伤及无辜，产生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在伤害无辜的同时，还放纵了罪犯，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对社会有着多重危害。
二、冤假错案中的确证偏见
古今中外，都有冤假错案。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人对其都不陌生。近几年，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都在警示人们，要防止法律强制性蜕变为一种司法的专横。它们的发现和纠正，也使人关注行进中的法治中国，它在如何遏制冤假错案。
（一）我国司法纠错中的法治脚步
2014年，在中国的法治史上，是非常值得回眸的一年。12月，轰动一时的呼格吉勒图杀人案沉冤昭雪。但这一年雪冤的，却还不止呼格一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岁末集中播发了一年内纠正的十大冤假错案。它们是贵州张光祥杀人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0年，改判无罪；安徽蒙城灭门案，一审判3人死刑，纠错耗时7年，改判代克民等3人无罪；河南杨波涛奸杀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1年，最后检察机关撤诉；甘肃陈琴琴投毒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5年，改判无罪；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1996年被执行死刑，纠错耗时18年，再审判决无罪；海南黄家光杀人案，一审判无期，纠错耗时18年，再审判决无罪；甘肃谢克雄、张彦国爆炸案，一审分别判了15年和8年，纠错耗时6年，再审判决2人无罪；云南施伟强奸案，一审判16年，纠错耗时8年，改判无罪；福建念斌投毒案，一审判死刑，纠错耗时8年，改判无罪；广东徐辉强奸杀人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6年，再审判决无罪 。这些案件的当事者和家属坚守无罪信念，衔冤忍辱地捍卫其权利。漫漫申诉长路，终在这年迎到了“疑罪从无”的落实和依法治国的曙光。这是近些年司法纠错的一大缩影，是法治中国行进中的一个注脚。此外，最高法院又指定了山东高院复查拖了10余年的河北聂树斌杀人案，它像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一样，出现了一案2凶的情形。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需要一个真相。如果真相被司法过错所遮蔽形成了疑罪，就应该“疑罪从无”。
（二）证据强制性及其主观性
反思这些冤假错案，在侦查取证阶段，嫌疑人的有罪供认无一例外都因了刑讯逼供；而在起诉庭审阶段，几乎都存在着司法证据的擅断。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和申诉，以及律师们的无罪辩护，都淹没在有罪认定的强制当中。在司法证据面前，当事人受到的胁迫和无助，使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无罪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也无需要其自证清白。但问题是：公诉一方的有罪证据，当时无一例外都是“确实充分”的。这些有罪证据，又源于警方的侦查取证。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取证环节出了问题。一旦警方的强制取证错位，其“法律事实”的认定就会出现大偏差。以上纠错案件的证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不确实不充分的。这说明了法律证据的主观性和时代性。尤其是疑罪案件，过去是疑罪从轻或从挂，现在是疑罪从无。但判决无罪的结果，又可能放走真正的罪犯，法院和控方也就可能存在争议。有可能法院认定的非法证据，警方认为是瑕疵证据。比如念斌投毒案，念被判无罪后，福建警方又对其启动了立案侦查程序。但现代司法理念是宁肯错放，也不冤枉。以上冤假错案的纠正，都得益于“疑罪从无”等无罪推定的确立，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
（三）法律事实认定中的“确证偏见”
法律强制性的基础是证据事实的认定。但证据事实不是客观事实，它是一种受到取证程序等限制的法律事实。它们还原案件事实，主要依靠证据材料的拼接。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事实，实质上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模拟。因而，法律事实是一种“拟制事实”。这种“拟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偏差。这种偏差的极端化，就是“确证偏见”。这种偏见，轻信有待论证的侦查假说；对自己观点满足于确证，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这种偏见，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 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的证据，对论证缺乏批判性态度。甚至不惜伪造证据，进行诡辩 。在每一起冤假错案中，我们都能够发现这些偏见的影子。
三、侦查取证的强制性与权力制衡
（一）现代侦讯的本质是非强制的吗
追根溯源，收集证据材料的方式方法，决定着证据的合法性和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侦查的方式方法中，难免有强制取证问题。刑侦的法律强制性，为取证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心理条件。但也有人认为：“现代侦查讯问中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侦查讯问存在强制性例外情形，但非强制性是其本质属性” 。好像现代法治的特征是非强制的，强制性是个例外。但这只是臆想，不是事实。法律强制性，分为外在强制性和内在强制性。外在强制性又包括物理强制和程序强制，加戴手铐、脚镣等警用械具，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物理强制；24小时内必须讯问嫌疑人、讯问时必须告知其权利等是对侦查员的程序强制。使用强制措施让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既是一种外部的物理强制，也是外在的程序强制。其中，拘留、逮捕等的强制性最大，拘传的强制性最小。而实施拘传，一般是经传唤不到案时才使用。因而不能说经传唤，嫌疑人“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就没有法律强制性。嫌疑人经传唤不能不来，是因有拘传等做后盾。传唤体现的是一种心理强制，即内在强制性。而“自愿到案接受讯问”，最典型的是自首。案犯的自首，往往是迫于刑罚的威慑，它体现的也是一种内在强制性。内在强制性的根据，是犯罪事实的存在及其与刑事处罚的必然联系。在司法中，它们就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上。只要警方证据在握，对犯罪嫌疑人就有心理威慑，就会产生内在强制性。哪怕这些证据是虚拟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在有刑事司法权的人手中，就是一种威慑力。现代侦讯不管用什么方法让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他们都会有其内心的不情愿性。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个人心甘情愿地乐意充当犯罪嫌疑人。侦讯的法律强制性是勿庸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解释现实的冤假错案何以最容易出现在侦讯环节上。以上观点，非常表面化地看待侦讯活动，将刑事法律规范等同于其它规范，抹煞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二）法律强制性与其权力制衡
既然是社会规范，就有不同程度的约束性——即强制因素。比如，道德约束对人的心理也会产生一定压力。不过其心理压力的大小，与个人的内在休养有关联性。如果这人的道德休养差，没有内省能力，心理压力也就小；如果这个人自负为道德化身，也就缺乏道德反思。但其也不可避免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外力，比如舆论压力。常言道：“人言可畏。”人毕竟是社会人。无德者，也并非没有这类群体心理。社会舆论本不是什么规范，但它们能够体现出社会规范的综合影响力。舆论影响中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意识等混合而成的综合因素，它们形成的心理影响力，也因人而异。这一点，同道德影响相似。但它们也有同法律、制度的相同处，也就是通过群体心理的外在压力，作用于个体内心隐秘处的内在强制性。内在强制性是所有规范所共生的，也是道德与法律的连接之处。比如，自然法、习惯法中，都有一定的道德因素。我们经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就说到了的这种连接之处。
现代侦查虽有“强制”和“任意”的说法，但事实上，任意侦查中的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也有刑事法律强制因素的心理暗示和影响。任意侦查也不可能等同于一般媒体的调查，更不等同于个人的私访。法律制度的设计，偏重于对强制侦查的限制，不等于说非强制性是侦查的本质属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侦查具有法律强制的本性（这种本性的程度，在强制侦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它们非常容易侵犯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取证中，才要特别注意人权保障，不要伤及无辜。在制度设计中，才要特别注意通过当事人诉权去保护人权。这种格外“注意”，体现了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以诉讼权制约司法权的“以权制权”原则，体现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因而，不能简单认为，法律规定了“口供任意性规则”等，侦讯就是非强制性的了 。“任意性”是一种程序规则，而非内心情愿规则。规则是束缚外部行为的，它需借助行为来判断。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事实上，具有这些规则的国家，其侦讯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尽管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他们可以有是否接受讯问、是否供述的“意志自由”，但只要警方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仍会受到处罚。因而，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尤其是精神强制是经常会有、绝对会有的。在这些强制中，它们也时有刑讯逼供，也会发生冤假错案。以上观点，是将制度设计中权力制衡的一面，当作了法律的本质。这是一种回避真相的片面性。这种偏激态度，在画饼充饥、陷入空谈，对防止冤假错案并无实质意义。应该正视侦查取证中的法律强制性，正视而不是回避这种强制性，我们才有可能抑止司法的专横。
（三）强制性环境与冤假错案
处于法律强制性中的当事人，在自我辩解中虽能表达其自由意志，但却不能实现其个人意志。虽然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意志自由的民主社会。但法制的权利与义务相伴相随，人们的意志并非不受社会制约。人类社会除了受人自己制定的各种规则、制度等的制约，主要地还要受其它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制约。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受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并不自由。冤假错案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比如呼格吉勒图案，当时正处于“严打”的大环境中，从重从快，在案发62天后，呼格吉勒图就被执行了死刑。9年后，真凶赵志红落网。但呼格的无罪判决，直到2014年才得以实现。该案的重新调查和重审程序，居然走了8年之久！这还得益于中央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大气候。一快一慢，体现了时代进步的代价。当事人也就成为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这种代价的悲剧性人物。因而，脱离社会大环境和具体的司法小环境来看冤假错案，是不容易反思过错、吸取教训的。
四、反思阶级专政与司法专横
（一）政治运动中的阶级专政
我们要正视，法律相对于道德，它是一种强制性最大的规范。司法的威严性，除了其公平公正性，也多来自其强制性。而强制性的原始基因是暴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强调暴力革命的。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而，法律强制性的政治性表述，便是“专政”。在我国的政治背景中，司法被看成一种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和枪杆子。在政治运动年代，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司法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便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它们没有居中裁判的可能。
毛泽东在批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时，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都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将“民主”与“专政”这两个对立的事物统一起来，这虽不是毛个人的创造。但那时，他倒是又说又做，言行一致的。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对“人民”和“敌人”的理解各不相同。主人翁意识，使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认为，“我就是人民”，从而将其为所欲为合理化神圣化。自许左派，又乱划人右派；宁肯错划，也不肯放过。“民主”就是引蛇出洞，大鸣大放，人身攻击；“专政”就是超越法律，给人戴高帽、游街示众，直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那些令人癫狂的动荡年代里，“人民”和“敌人”的释义在不断地随着政治运动演变着。今日之“人民”，可能变成明日之“反革命”等专政对象，随之失去身心自由。子女为此与父母划清界线，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同事、朋友相互揭发。有形和无形的冤狱，使人人自危。冤假错案被冠以阶级专政的正义之声，司法专横被阶级专政所掩盖而披上华丽外衣。这就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二）法治进程中的去专政化与民主化
“文革”过后，邓小平谈到民主和专政时，更强调民主。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强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 ”在一党制的条件下，他主张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鉴于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在坚持两手抓、两个拳头都要硬，不断“严打”的同时，务实地提出我国应在媒体上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其实，西方国家也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是只做不提，我们也可以只做不提。对无情的法律强制性“只做不提”，而宣扬的却是温情的“自由意志”，也许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吧。但许多事情亦是如此。比如“性”，多数人是只做不说的。这是一种风俗和禁忌。有些人是又做又说，这就有无耻流氓之嫌。当然，这还与开不开放的国情有关。这些国人的态度，就让事实形成了潜规则。而司法里的种种法律强制性，在许多国家也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拿到媒体上的却是民主自由。
当然相反，也有只说不做的人和事。比如，大搞形式主义者，腐败官员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都是些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只说不做。这是反腐环境形成的心理压力构成了强制性语境，“假大空”则是他们的伪装与自保。但可怕的是这样一种现实语境，大家一起说，但心里都不信、行动上也都不做，这也成为一种潜规则。它对社会风气的毒害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风气下，大讲“民主自由”，也就容易落入只说不做的老套。现在，我国正在建设民主制度，至于它是哪个阶级的，没有人再特别认真地追究了。但是，应该警惕虚化了的“人民”。现实中没有抽象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个人。将民主与个人权利对立起来，就虚化了人民。以“人民代表”自居者，往往将“人民”神性化，不承认人民的人性局限和可错性。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假以“人民民主”之名，将其权力无限绝对化，以行专制之实。体现在司法上，也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专横。
（三）民主司法应是社会冲突的最终调节器
事实上，法律界定的民主是一种“宪政民主”，它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民主，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民主。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就往往与法律强制性有关。它们是权力的笼子，也是权利的缰绳。一些人公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却不去讲这些条件和限制，他们就未必真想脚踏实地认真去做，只是过过嘴瘾的假把戏。研究问题要考察实情，不要只看法律文本。文本总有一些悬置和虚脱的条款。本本主义往往只是脱离实际的表面文章。它们可能误导认识，形成一种心理偏执。偏执使时代正能量，蜕变为对“假大空”形式主义的呼应。这才是最有害，最可怕的！
现代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它不仅是专政工具，更是协调社会不同利益、调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而政法领域的“专政”意识，不是在制度上为权力设置界限，对其加以制衡，而是只想着不断扩大权力边界和增加其效率。这就容易在打击犯罪的旗帜下，漠视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增加了法律强制性蜕变为司法专横的风险。
五、司法认知的惯性和心理偏执
考察了冤假错案的宏观历史环境，再回到其微观司法小环境，探究执法个体的心理原因。当各种各样的材料呈现在侦查员、检察官、法官、辩护律师等法律工作者面前时，他们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和获证情境，会影响他们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判断。一般情况下，警方侦查员和公诉检察官容易站在同一立场上，控诉嫌疑人有罪；而辩护律师则是站在嫌疑人立场上，为其脱罪或减罪。而审判法官，则应然站在中间立场审查证据，公正地判决。但事实上，许多冤假错案证明，法官的实然立场是很难完全中立的。尤其是我国法官，他们往往会偏向公诉一方。这是长期受政法系统是一家的传统影响。
（一）案侦证据筛选中的确证偏见
侦查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线索，警方会在证据筛选中形成侦查假说。同时，借助这些假说，验证材料，形成法律事实。侦查工作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某一推测和观点，而是要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应该具有尊重事实、敬畏法律、反思自己的基本素质。
在于英生杀妻案中，对死者内裤残留物里精液DNA的鉴定结果，不是于的而为另一男子的。面对这样重要的物证，本应该将侦查视线引向案件的客观事实。但前期侦查过程中，侦查员已形成了于杀妻的固有看法。他们在取证过程中，就力图要证明这种推理。于是，他们对该鉴定结果的解释是：于英生将他人丢弃的避孕套里的精液，弄在其妻子的内裤里伪造了现场。这完全是一种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而为支持这种臆测，在于妻梳妆台抽屉里找到的2枚陌生人的指纹，他们又将其隐匿，没有提交法庭。居家寝室是相对封闭的私人场所，陌生指纹最大的可能就是作案人留下的 。这一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侦办人员却没有重视，他们偏执地认定于就是作案人。在没有事实排除指纹的情况下，将之束之高阁，更没有移送审查和起诉。直到于英生服刑17年后，律师指出案子的很多疑点，它们主要集中在精液来源不明、作案时间不足、电话线的描述有误和液化气罐指纹检测缺失4点上，以及寝室指纹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等，于英生才被宣判无罪。在于被判无罪后，警方启动再侦程序，这才用DNA证据找到真凶武钦元 。对冤者的伤害，放纵了真凶！这种确证偏见的危害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恶劣，是不能被原谅的。
侦查之中，侦查员形成了某种看法，就容易在证据筛选中，对一些不符合其观点的证据视而不见，而固执于一孔之见。这种成见，使侦查员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以自我为中心取舍材料，形成自以为是的“确证”。这种确证偏见，不仅使侦查员漠视和贬损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而且促使侦查员不惜隐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证据，甚至伪造证据去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在念斌投毒案中，表现得较为充分。侦查员回避了死者的肝、胃和胃内容里没检出氟乙酸盐毒物的情况，却伪造了在死者的心血、尿液中检出氟乙酸盐的鉴定报告 ，从而维持其确证念斌投毒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刑讯逼供，就会促使嫌疑人做出符合其期待的有罪供认。冤假错案，也就完成了其证据材料形成的一步。
（二）公诉审查中的思维惯性与偏见形成
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在接触证据材料过程中，检察官往往是从法律要件事实、取证程序等方面审查证据的。这时，他们会从诉讼的角度对证据材料挑毛病。甚至以物证为中心，进行“零口供”审查。针对证据材料中的问题，他们会向警方退侦或自行补侦。经过这些过程，如果侦、检双方达成共识，他们就会站在嫌疑人有罪的立场上形成公诉意见。如果这些证据材料没有大问题，当然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警方的证据材料有大问题，他们又没有审查出来；或者审查出来了，又禁不住警方的攻关之势，使之进入公诉程序。他们也会忽略案件疑点，回避一些事实，忽略其无罪证据，强调其有罪证据，而力图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情况，有材料体现的证明方向和思维惯性，也容易形成确证偏见。呼格案中，对血型鉴定的有罪采纳、对被害人体内精液不作鉴定的自信；在二张叔侄案中，对死者指甲缝中DNA鉴定不是二张的忽略性解释、对二张提供的被害人在某处打车的辩解根本不查等，警方和公诉人员都表现了这类“确证偏见”的自信和偏执。
（三）审判中的倾向性偏颇
我国的法院仍是专政工具，它们要配合“严打”等各项政治任务。其运动化司法，除了检察院往往要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法院也要配合这些任务，形成“公检法联合办案”模式。习惯之惯性，在认识上就容易对证据材料先入为主，在制度上就缺乏权力制约。在这种国情背景下，判决失去了中立性，也就缺失了最后一道公正的关口。司法缺少独立性，法官很难独立断案，也就没有锻炼出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些疑难案件证据材料不足，缺乏充分的证明力，法官不敢擅断。于是，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决，或者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勉强判决。一些冤假错案，往往就是公检法联合办案、审委会集体讨论、政法委协调下做出的判决。
处理一些社会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行政领导往往着眼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效果。警方是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努力提高破案率；检方是提高公诉率，胜诉率；法院是提高判决数，打击数等。它们一旦分别作为评价政法工作的指标，侦查员、检察官、法官们就容易围绕它们追求打击效率和眼前效果。司法的这些行政化倾向，常使法官下意识地偏向公诉一方，形成一致的确证偏见。待到这种偏见在庭辩过程中影响到判决，纵然有律师的无罪辩护，法官也会置之不理。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这就表现为一种偏听偏信的偏执心态，体现了一种傲慢的司法态度，形成了司法专横的心理基础。加上制度缺陷，责任分摊，它们就很容易虚化审判，使庭审走过场。大家负责的实情，就是大家都不负责。实际上，也就成了以侦查取证为中心来认定法律事实，此后的两道诉讼关口，也就越来越弱化。
六、法律强制性的限度问题
（一）强化证据审查，确立合理的侦破标准
打击犯罪，需要正当的法律强制性。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其特点是主动实施，自我扩张。在认识案件事实和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应该防止认识的偏执和司法的专横，做到精确打击。这就需要针对案情，对法律强制性有一定的制约和抑止。侦查取证阶段最容易出错，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是必要的。
在具体个案中，首先是对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制约。例如，强制到案措施、搜查、扣押行为，以及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密侦手段等。通过证据审查，控制强制取证行为。在警方自我内审把关的基础上，还应该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报批检察院，进行外审。通过监督制约，要强化侦办人员和领导者的职责意识。“破案”不能以抓人为标准，而要以证据体系的确实充分为标准。
（二）建立具有内外约束力的奖惩机制
减少冤假错案，除了强化侦查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外，奖惩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也必不可少。它们能够将外部约束转化为一种内在动力，在提升侦办质量的基础上，抑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真正要做到职责明确，赏罚有度，奖惩分明，直至追究违法侦查、刑讯逼供、伪造证据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侦办人员及其领导者才会敬畏法律、谨言慎行，自我节制强制侦查行为。
在前述案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呼格案，已经启动了错案追究程序。当年的专案组长已经到案，因滥用职权罪接受审查。这是错案责任倒查中，落实责任追究最快的一个案件。目前的错案倒查、终生责任追究，都是一些内外约束的尝试。但是，就目前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而言，除了呼格案公众知道有一些追究动作，其它的案件公众都不知其追责情况。追责要公开，也要有监督和制约，不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这才有公正性和警示作用。追责不能雷声大、雨点小，做表面文章；追责关键在落到实处，切实可行。在中国，这是最难的。
（三）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过程监督
根据我国检察院“人大”独立授权、宪法确定其监督地位的性质。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应该是对侦查活动过程的有效制约，能够及时地发现和制止违法侦查行为。这种过程监督，对侦查行为应该是一种内外渗透的外部制约。但是目前，侦查活动的封闭性却屏蔽了检察院对案侦信息的知晓；侦查监督也就很难发现问题，很难做到及时有效。
应该强化检察院的司法审查职能，不仅在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要看证据材料，就是一些严重涉及人权的强制侦查措施也应该纳入审查范围。通过对侦查程序行为和证据材料的实质性审查，及时排除非法证据，纠正违法侦查，追究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及时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可惜，政法一体的行政化体制，却使检察监督徒有虚名。这就使侦查中的问题，就是被发现了也很难有效制约。
法律监督要做到中立运作，具有司法的独立性，才能审查出问题，监督到位。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检察院现有的监督、公诉、自侦三大职能应该严格分离。这样，将侦查行为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中，才能使其法律强制性具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
（四）庭审应对侦查取证形成结果性制约
如果说，检察院的审查和监督对侦查行为是一种过程制约，法院的庭审和判决对侦查行为就是一种结果制约。法院的制约虽有一定滞后性，但其制约是终极性的。尤其在实行“疑罪从无”的判决之中，对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等，它们是对侦查取证及其案侦质量的实质性评价。这要求法官有独立审判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其独自承担责任。在判断证据上，法官应该中立，不能像一些侦查人员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也不能有他们的“观察者效应” 。
司法独立了，一旦做出无罪判决，启动了国家赔偿的，就应该实行责任倒查等问责机制，使侦办人员、公诉人、法官等案件责任人有所忌惮。如果侦破效果以判决来认定，侦查员出庭能够经受质证考验，审判活动能够贯彻“疑罪从无”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就能够间接地，但却是强有力地制约侦查行为。像念斌案这样，警方就是不服气，认为其侦查对象没错，至少他们会反思其取证问题。侦查员就会收敛手脚，而不会大肆刑讯逼供，肆意妄为地伪造证据，侦查中的法律强制性就能够受到实质性限制。
（五）法律强制的限度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
法律强制性应该是有限度的。这里虽然主要谈到案侦中的强制侦查问题（因为这是最容易出冤假错案的环节），其实，提起公诉、法官判决等每一个阶段都有这个问题，整个司法的法律强制性都应该有所制约和限制。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司法的擅断与专横。
法律强制性的限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侦查权、公诉权和判决权的限制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如果能够将平衡这些权力与权利，使之相互制约，法律的强制性就会保持在一种适当的范围内。这才有利于校正打击目标，实现精确打击犯罪行为、合理控制犯罪的最终目的。
七、如何维护司法尊严与司法公信力
（一）建立社会新秩序，形成司法新常态
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原始社会，主要通过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全体社会成员自愿地维护。其后的各种社会形态，则主要凭借国家权力，通过强制手段维护。我国人民曾是旧制度的摧毁者，在夺取政权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在不断巩固和维护新政权新秩序的过程中，也难免要付出冤假错案的沉重代价。但那是在法制还不健全，法治化程度还不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常态”，也正在步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正轨，冤假错案的不和谐因素应该得到抑止。
但这种抑止，又绝对不是捂盖子。在信息时代，对公众的瞒和骗是损害司法公信力，不利于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冤假错案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只能用及时纠正、诚恳纠错去弥补。形成了这种司法新常态，不搞运动性司法，才能有效地建立和维护司法的公信力。
（二）构建解决冤假错案的制度性保障
从一系列冤假错案可以看出，在侦查、起诉、庭审中，都存在着办案人员的臆测和专断。形成冤假错案的“快”和纠正它们的“慢”，也说明了不当的法律强制性，就是一种司法的任性、傲慢和专横。它们表现为不当地追求效率，而司法自己要纠正其恶果，则表现得非常地没有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纠错的勉强性艰难性。人要自我否定，实在太难了。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构建，让外部力量介入司法纠错，在制度设计上解决根本问题。有了制度规范，就不能光说不做，得言行一致。这是权力制约，也是社会风气的端正。冤假错案虽然难以避免，但要有零容忍态度，要有制度性保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养奸。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维持下去。
（三）司法的独立性、公开性与侦查的及时性、制约性
不管冠以什么名义的权力都需要制约。解决庭审虚化，又需有司法独立之职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侦查有其隐蔽性，但对检察院它们应有一定透明度，这样才能接受审查和监督。公诉过程和庭审质证应该是透明的，向当事人公开证据的同时，原则上也应向社会公开（法律有明文规定的除外）。案件审判的结果，要力避目前的程式性套话；应该将相关事实和证据，及其判决的推理依据等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评判和监督。对冤假错案的追责更需公开，这才能使公众重塑对法治的信仰。
这里要强调，如果侦查不能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疑罪从无”的判决过多，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像念斌案那样，被害方家属始终不认可法院的判决。他们得不到安慰，就会闹事。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侦查取证不及时，时间拖得越久，越失去了查明真相的时机，“疑罪从无”就是一种无奈的判决。冤案同时伤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像于英生案那样，当于被宣判无罪后，他说自己获得了第一次新生，但他还是被岳父家误解；当真凶落网后，他才得到岳父家接纳，获得第二次新生。案件没有真相，公平正义同样没有实现，司法的公信力仍然遭到质疑。“冤假错”虽是个案，但它们对社会的杀伤力不能小觑。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细微之处见成败。侦查取证务必提高其精确性，马虎不得。
要从根本上遏制冤假错案发生，就得限制法律固有的强制性，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法律强制性得到抑止，是否会使司法失去威严呢？不会的。这里的抑止是适当的抑止，目的是使精准打击犯罪的强制手段不滥伤无辜。而保障当事者的人权，既能校准打击目标，又能提高罪犯认罪伏法的程度，实现公平正义。
八、结语
运用法律强制性惩治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也是大多数人的意愿。但同时，它又有滥施法威、践踏人权的危险。控制犯罪要授权司法以相当的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又需得到制衡。公检法要各司其职，做好权力范围内的事，就能起到制约作用。警方的侦查权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权。权力制衡的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这样的政府应该依法行政，它首先要尊重宪法，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公民通过契约方式构建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政府也在其约束之列。执法与司法人员首先要自我约束，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他们更应该自觉接受外部的制约和监督，遵守职业操守，做法治的表率。侦办案件的每一程序、每一环节，都应该在这种约束之内。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
行进中的法治中国，刚刚迈过其不平凡的2014年。反思冤假错案，改进司法工作的脚步没有停留。新年伊始，中央政法委就要求政法机关取消拘留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多项不合理的司法考核指标，同时建立科学考核的激励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对于疏缓侦办司法人员的心理压力，使之以平稳的而不是焦虑的心态侦办案件，纠正急功近利的偏执，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频发多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内容摘要：法律强制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用得不准，它便会侵犯人权，伤及无辜。冤假错案的有罪材料，源于侦查取证。辨析侦查取证中的强制性与权力制衡，反思阶级专政与司法专横的渊源。考察侦查、起诉、审判过程的认识惯性和心理偏执。不当地追求效率，就非常地没有效率。法律强制性需有一定限度，这就要对司法过程、尤其是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制约，防止司法专横。探讨如何维护司法尊严与司法公信力。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这才能使公众重塑对法治的信仰。要从根本上遏制冤假错案发生，就得限制法律固有的强制性，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法律强制；司法专横；冤假错案；确证偏见
一、引言
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社会秩序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等表现的动态有序的平衡状态。中国古代的“治”，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巩固和有序，“乱”则是社会秩序的破坏、犯罪和无序。16世纪，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来解释社会秩序的起源：独立的个人为摆脱“人自为战”的混乱状态，相互缔结契约，形成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一种动态平衡，表现为一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置于确定的社会地位，纳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犯罪则是对这些关系的损害。
人都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不尽人意的社会环境，会使人感到羁绊和不自由，从而产生挑战社会秩序的欲念和冲动。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犯罪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冲突。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可接受范围内，也就是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要维持下去，保持相对稳定，就必须借助于反映与适合其需要的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规范是一种行为标准，大家都要广泛地遵守、执行和维护。在规范社会秩序中，道德是借助人的心灵自觉来解决冲突。它靠人们自己觉悟，立足于自律。法律靠别人来监督，利用外部的强制性规范来平衡冲突，立足于他律。他律便有所强制，因而强制性是法律区别于道德的本质之一。现代虽然谈人性化执法，但法律仍然不会缺失其强制规范的本质属性。
社会秩序随着社会进步在逐渐更新，我国正在建设体现当代文明的法治社会。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劳动、生活等方面，都需要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建设它们。法治秩序是一些社会控制因素，控制犯罪就是利用刑罚来恢复社会秩序。刑罚有着最强大最极端的法律强制性，它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后手段。但这种最极端的强制性手段，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打击不准，它便会侵犯人权，伤及无辜，产生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在伤害无辜的同时，还放纵了罪犯，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对社会有着多重危害。
二、冤假错案中的确证偏见
古今中外，都有冤假错案。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人对其都不陌生。近几年，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都在警示人们，要防止法律强制性蜕变为一种司法的专横。它们的发现和纠正，也使人关注行进中的法治中国，它在如何遏制冤假错案。
（一）我国司法纠错中的法治脚步
2014年，在中国的法治史上，是非常值得回眸的一年。12月，轰动一时的呼格吉勒图杀人案沉冤昭雪。但这一年雪冤的，却还不止呼格一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岁末集中播发了一年内纠正的十大冤假错案。它们是贵州张光祥杀人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0年，改判无罪；安徽蒙城灭门案，一审判3人死刑，纠错耗时7年，改判代克民等3人无罪；河南杨波涛奸杀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1年，最后检察机关撤诉；甘肃陈琴琴投毒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5年，改判无罪；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1996年被执行死刑，纠错耗时18年，再审判决无罪；海南黄家光杀人案，一审判无期，纠错耗时18年，再审判决无罪；甘肃谢克雄、张彦国爆炸案，一审分别判了15年和8年，纠错耗时6年，再审判决2人无罪；云南施伟强奸案，一审判16年，纠错耗时8年，改判无罪；福建念斌投毒案，一审判死刑，纠错耗时8年，改判无罪；广东徐辉强奸杀人案，一审判死缓，纠错耗时16年，再审判决无罪 。这些案件的当事者和家属坚守无罪信念，衔冤忍辱地捍卫其权利。漫漫申诉长路，终在这年迎到了“疑罪从无”的落实和依法治国的曙光。这是近些年司法纠错的一大缩影，是法治中国行进中的一个注脚。此外，最高法院又指定了山东高院复查拖了10余年的河北聂树斌杀人案，它像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一样，出现了一案2凶的情形。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需要一个真相。如果真相被司法过错所遮蔽形成了疑罪，就应该“疑罪从无”。
（二）证据强制性及其主观性
反思这些冤假错案，在侦查取证阶段，嫌疑人的有罪供认无一例外都因了刑讯逼供；而在起诉庭审阶段，几乎都存在着司法证据的擅断。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和申诉，以及律师们的无罪辩护，都淹没在有罪认定的强制当中。在司法证据面前，当事人受到的胁迫和无助，使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无罪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也无需要其自证清白。但问题是：公诉一方的有罪证据，当时无一例外都是“确实充分”的。这些有罪证据，又源于警方的侦查取证。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取证环节出了问题。一旦警方的强制取证错位，其“法律事实”的认定就会出现大偏差。以上纠错案件的证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不确实不充分的。这说明了法律证据的主观性和时代性。尤其是疑罪案件，过去是疑罪从轻或从挂，现在是疑罪从无。但判决无罪的结果，又可能放走真正的罪犯，法院和控方也就可能存在争议。有可能法院认定的非法证据，警方认为是瑕疵证据。比如念斌投毒案，念被判无罪后，福建警方又对其启动了立案侦查程序。但现代司法理念是宁肯错放，也不冤枉。以上冤假错案的纠正，都得益于“疑罪从无”等无罪推定的确立，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
（三）法律事实认定中的“确证偏见”
法律强制性的基础是证据事实的认定。但证据事实不是客观事实，它是一种受到取证程序等限制的法律事实。它们还原案件事实，主要依靠证据材料的拼接。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事实，实质上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模拟。因而，法律事实是一种“拟制事实”。这种“拟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偏差。这种偏差的极端化，就是“确证偏见”。这种偏见，轻信有待论证的侦查假说；对自己观点满足于确证，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这种偏见，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 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的证据，对论证缺乏批判性态度。甚至不惜伪造证据，进行诡辩 。在每一起冤假错案中，我们都能够发现这些偏见的影子。
三、侦查取证的强制性与权力制衡
（一）现代侦讯的本质是非强制的吗
追根溯源，收集证据材料的方式方法，决定着证据的合法性和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侦查的方式方法中，难免有强制取证问题。刑侦的法律强制性，为取证提供了外在条件和心理条件。但也有人认为：“现代侦查讯问中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侦查讯问存在强制性例外情形，但非强制性是其本质属性” 。好像现代法治的特征是非强制的，强制性是个例外。但这只是臆想，不是事实。法律强制性，分为外在强制性和内在强制性。外在强制性又包括物理强制和程序强制，加戴手铐、脚镣等警用械具，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物理强制；24小时内必须讯问嫌疑人、讯问时必须告知其权利等是对侦查员的程序强制。使用强制措施让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既是一种外部的物理强制，也是外在的程序强制。其中，拘留、逮捕等的强制性最大，拘传的强制性最小。而实施拘传，一般是经传唤不到案时才使用。因而不能说经传唤，嫌疑人“自愿到案接受讯问”就没有法律强制性。嫌疑人经传唤不能不来，是因有拘传等做后盾。传唤体现的是一种心理强制，即内在强制性。而“自愿到案接受讯问”，最典型的是自首。案犯的自首，往往是迫于刑罚的威慑，它体现的也是一种内在强制性。内在强制性的根据，是犯罪事实的存在及其与刑事处罚的必然联系。在司法中，它们就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上。只要警方证据在握，对犯罪嫌疑人就有心理威慑，就会产生内在强制性。哪怕这些证据是虚拟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在有刑事司法权的人手中，就是一种威慑力。现代侦讯不管用什么方法让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他们都会有其内心的不情愿性。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个人心甘情愿地乐意充当犯罪嫌疑人。侦讯的法律强制性是勿庸置疑的。否则，也就不能解释现实的冤假错案何以最容易出现在侦讯环节上。以上观点，非常表面化地看待侦讯活动，将刑事法律规范等同于其它规范，抹煞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二）法律强制性与其权力制衡
既然是社会规范，就有不同程度的约束性——即强制因素。比如，道德约束对人的心理也会产生一定压力。不过其心理压力的大小，与个人的内在休养有关联性。如果这人的道德休养差，没有内省能力，心理压力也就小；如果这个人自负为道德化身，也就缺乏道德反思。但其也不可避免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外力，比如舆论压力。常言道：“人言可畏。”人毕竟是社会人。无德者，也并非没有这类群体心理。社会舆论本不是什么规范，但它们能够体现出社会规范的综合影响力。舆论影响中有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意识等混合而成的综合因素，它们形成的心理影响力，也因人而异。这一点，同道德影响相似。但它们也有同法律、制度的相同处，也就是通过群体心理的外在压力，作用于个体内心隐秘处的内在强制性。内在强制性是所有规范所共生的，也是道德与法律的连接之处。比如，自然法、习惯法中，都有一定的道德因素。我们经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就说到了的这种连接之处。
现代侦查虽有“强制”和“任意”的说法，但事实上，任意侦查中的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也有刑事法律强制因素的心理暗示和影响。任意侦查也不可能等同于一般媒体的调查，更不等同于个人的私访。法律制度的设计，偏重于对强制侦查的限制，不等于说非强制性是侦查的本质属性。恰恰相反，正因为侦查具有法律强制的本性（这种本性的程度，在强制侦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它们非常容易侵犯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取证中，才要特别注意人权保障，不要伤及无辜。在制度设计中，才要特别注意通过当事人诉权去保护人权。这种格外“注意”，体现了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以诉讼权制约司法权的“以权制权”原则，体现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因而，不能简单认为，法律规定了“口供任意性规则”等，侦讯就是非强制性的了 。“任意性”是一种程序规则，而非内心情愿规则。规则是束缚外部行为的，它需借助行为来判断。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事实上，具有这些规则的国家，其侦讯也是有法律强制性的。尽管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他们可以有是否接受讯问、是否供述的“意志自由”，但只要警方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仍会受到处罚。因而，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尤其是精神强制是经常会有、绝对会有的。在这些强制中，它们也时有刑讯逼供，也会发生冤假错案。以上观点，是将制度设计中权力制衡的一面，当作了法律的本质。这是一种回避真相的片面性。这种偏激态度，在画饼充饥、陷入空谈，对防止冤假错案并无实质意义。应该正视侦查取证中的法律强制性，正视而不是回避这种强制性，我们才有可能抑止司法的专横。
（三）强制性环境与冤假错案
处于法律强制性中的当事人，在自我辩解中虽能表达其自由意志，但却不能实现其个人意志。虽然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意志自由的民主社会。但法制的权利与义务相伴相随，人们的意志并非不受社会制约。人类社会除了受人自己制定的各种规则、制度等的制约，主要地还要受其它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制约。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受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实际上并不自由。冤假错案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比如呼格吉勒图案，当时正处于“严打”的大环境中，从重从快，在案发62天后，呼格吉勒图就被执行了死刑。9年后，真凶赵志红落网。但呼格的无罪判决，直到2014年才得以实现。该案的重新调查和重审程序，居然走了8年之久！这还得益于中央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大气候。一快一慢，体现了时代进步的代价。当事人也就成为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这种代价的悲剧性人物。因而，脱离社会大环境和具体的司法小环境来看冤假错案，是不容易反思过错、吸取教训的。
四、反思阶级专政与司法专横
（一）政治运动中的阶级专政
我们要正视，法律相对于道德，它是一种强制性最大的规范。司法的威严性，除了其公平公正性，也多来自其强制性。而强制性的原始基因是暴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强调暴力革命的。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而，法律强制性的政治性表述，便是“专政”。在我国的政治背景中，司法被看成一种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和枪杆子。在政治运动年代，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司法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便是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它们没有居中裁判的可能。
毛泽东在批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时，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都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将“民主”与“专政”这两个对立的事物统一起来，这虽不是毛个人的创造。但那时，他倒是又说又做，言行一致的。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对“人民”和“敌人”的理解各不相同。主人翁意识，使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认为，“我就是人民”，从而将其为所欲为合理化神圣化。自许左派，又乱划人右派；宁肯错划，也不肯放过。“民主”就是引蛇出洞，大鸣大放，人身攻击；“专政”就是超越法律，给人戴高帽、游街示众，直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那些令人癫狂的动荡年代里，“人民”和“敌人”的释义在不断地随着政治运动演变着。今日之“人民”，可能变成明日之“反革命”等专政对象，随之失去身心自由。子女为此与父母划清界线，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同事、朋友相互揭发。有形和无形的冤狱，使人人自危。冤假错案被冠以阶级专政的正义之声，司法专横被阶级专政所掩盖而披上华丽外衣。这就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二）法治进程中的去专政化与民主化
“文革”过后，邓小平谈到民主和专政时，更强调民主。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强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 ”在一党制的条件下，他主张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鉴于过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在坚持两手抓、两个拳头都要硬，不断“严打”的同时，务实地提出我国应在媒体上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其实，西方国家也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是只做不提，我们也可以只做不提。对无情的法律强制性“只做不提”，而宣扬的却是温情的“自由意志”，也许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吧。但许多事情亦是如此。比如“性”，多数人是只做不说的。这是一种风俗和禁忌。有些人是又做又说，这就有无耻流氓之嫌。当然，这还与开不开放的国情有关。这些国人的态度，就让事实形成了潜规则。而司法里的种种法律强制性，在许多国家也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拿到媒体上的却是民主自由。
当然相反，也有只说不做的人和事。比如，大搞形式主义者，腐败官员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都是些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只说不做。这是反腐环境形成的心理压力构成了强制性语境，“假大空”则是他们的伪装与自保。但可怕的是这样一种现实语境，大家一起说，但心里都不信、行动上也都不做，这也成为一种潜规则。它对社会风气的毒害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风气下，大讲“民主自由”，也就容易落入只说不做的老套。现在，我国正在建设民主制度，至于它是哪个阶级的，没有人再特别认真地追究了。但是，应该警惕虚化了的“人民”。现实中没有抽象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个人。将民主与个人权利对立起来，就虚化了人民。以“人民代表”自居者，往往将“人民”神性化，不承认人民的人性局限和可错性。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假以“人民民主”之名，将其权力无限绝对化，以行专制之实。体现在司法上，也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专横。
（三）民主司法应是社会冲突的最终调节器
事实上，法律界定的民主是一种“宪政民主”，它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民主，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民主。而这些限制性条件，就往往与法律强制性有关。它们是权力的笼子，也是权利的缰绳。一些人公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却不去讲这些条件和限制，他们就未必真想脚踏实地认真去做，只是过过嘴瘾的假把戏。研究问题要考察实情，不要只看法律文本。文本总有一些悬置和虚脱的条款。本本主义往往只是脱离实际的表面文章。它们可能误导认识，形成一种心理偏执。偏执使时代正能量，蜕变为对“假大空”形式主义的呼应。这才是最有害，最可怕的！
现代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它不仅是专政工具，更是协调社会不同利益、调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器。而政法领域的“专政”意识，不是在制度上为权力设置界限，对其加以制衡，而是只想着不断扩大权力边界和增加其效率。这就容易在打击犯罪的旗帜下，漠视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增加了法律强制性蜕变为司法专横的风险。
五、司法认知的惯性和心理偏执
考察了冤假错案的宏观历史环境，再回到其微观司法小环境，探究执法个体的心理原因。当各种各样的材料呈现在侦查员、检察官、法官、辩护律师等法律工作者面前时，他们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和获证情境，会影响他们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和判断。一般情况下，警方侦查员和公诉检察官容易站在同一立场上，控诉嫌疑人有罪；而辩护律师则是站在嫌疑人立场上，为其脱罪或减罪。而审判法官，则应然站在中间立场审查证据，公正地判决。但事实上，许多冤假错案证明，法官的实然立场是很难完全中立的。尤其是我国法官，他们往往会偏向公诉一方。这是长期受政法系统是一家的传统影响。
（一）案侦证据筛选中的确证偏见
侦查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线索，警方会在证据筛选中形成侦查假说。同时，借助这些假说，验证材料，形成法律事实。侦查工作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某一推测和观点，而是要查清案件事实真相。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应该具有尊重事实、敬畏法律、反思自己的基本素质。
在于英生杀妻案中，对死者内裤残留物里精液DNA的鉴定结果，不是于的而为另一男子的。面对这样重要的物证，本应该将侦查视线引向案件的客观事实。但前期侦查过程中，侦查员已形成了于杀妻的固有看法。他们在取证过程中，就力图要证明这种推理。于是，他们对该鉴定结果的解释是：于英生将他人丢弃的避孕套里的精液，弄在其妻子的内裤里伪造了现场。这完全是一种没有证据支持的臆测。而为支持这种臆测，在于妻梳妆台抽屉里找到的2枚陌生人的指纹，他们又将其隐匿，没有提交法庭。居家寝室是相对封闭的私人场所，陌生指纹最大的可能就是作案人留下的 。这一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侦办人员却没有重视，他们偏执地认定于就是作案人。在没有事实排除指纹的情况下，将之束之高阁，更没有移送审查和起诉。直到于英生服刑17年后，律师指出案子的很多疑点，它们主要集中在精液来源不明、作案时间不足、电话线的描述有误和液化气罐指纹检测缺失4点上，以及寝室指纹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等，于英生才被宣判无罪。在于被判无罪后，警方启动再侦程序，这才用DNA证据找到真凶武钦元 。对冤者的伤害，放纵了真凶！这种确证偏见的危害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恶劣，是不能被原谅的。
侦查之中，侦查员形成了某种看法，就容易在证据筛选中，对一些不符合其观点的证据视而不见，而固执于一孔之见。这种成见，使侦查员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以自我为中心取舍材料，形成自以为是的“确证”。这种确证偏见，不仅使侦查员漠视和贬损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而且促使侦查员不惜隐匿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证据，甚至伪造证据去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在念斌投毒案中，表现得较为充分。侦查员回避了死者的肝、胃和胃内容里没检出氟乙酸盐毒物的情况，却伪造了在死者的心血、尿液中检出氟乙酸盐的鉴定报告 ，从而维持其确证念斌投毒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刑讯逼供，就会促使嫌疑人做出符合其期待的有罪供认。冤假错案，也就完成了其证据材料形成的一步。
（二）公诉审查中的思维惯性与偏见形成
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在接触证据材料过程中，检察官往往是从法律要件事实、取证程序等方面审查证据的。这时，他们会从诉讼的角度对证据材料挑毛病。甚至以物证为中心，进行“零口供”审查。针对证据材料中的问题，他们会向警方退侦或自行补侦。经过这些过程，如果侦、检双方达成共识，他们就会站在嫌疑人有罪的立场上形成公诉意见。如果这些证据材料没有大问题，当然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警方的证据材料有大问题，他们又没有审查出来；或者审查出来了，又禁不住警方的攻关之势，使之进入公诉程序。他们也会忽略案件疑点，回避一些事实，忽略其无罪证据，强调其有罪证据，而力图证明被告人有罪。这种情况，有材料体现的证明方向和思维惯性，也容易形成确证偏见。呼格案中，对血型鉴定的有罪采纳、对被害人体内精液不作鉴定的自信；在二张叔侄案中，对死者指甲缝中DNA鉴定不是二张的忽略性解释、对二张提供的被害人在某处打车的辩解根本不查等，警方和公诉人员都表现了这类“确证偏见”的自信和偏执。
（三）审判中的倾向性偏颇
我国的法院仍是专政工具，它们要配合“严打”等各项政治任务。其运动化司法，除了检察院往往要提前介入案件侦查，法院也要配合这些任务，形成“公检法联合办案”模式。习惯之惯性，在认识上就容易对证据材料先入为主，在制度上就缺乏权力制约。在这种国情背景下，判决失去了中立性，也就缺失了最后一道公正的关口。司法缺少独立性，法官很难独立断案，也就没有锻炼出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些疑难案件证据材料不足，缺乏充分的证明力，法官不敢擅断。于是，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决，或者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勉强判决。一些冤假错案，往往就是公检法联合办案、审委会集体讨论、政法委协调下做出的判决。
处理一些社会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行政领导往往着眼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效果。警方是命案必破，限期破案，努力提高破案率；检方是提高公诉率，胜诉率；法院是提高判决数，打击数等。它们一旦分别作为评价政法工作的指标，侦查员、检察官、法官们就容易围绕它们追求打击效率和眼前效果。司法的这些行政化倾向，常使法官下意识地偏向公诉一方，形成一致的确证偏见。待到这种偏见在庭辩过程中影响到判决，纵然有律师的无罪辩护，法官也会置之不理。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这就表现为一种偏听偏信的偏执心态，体现了一种傲慢的司法态度，形成了司法专横的心理基础。加上制度缺陷，责任分摊，它们就很容易虚化审判，使庭审走过场。大家负责的实情，就是大家都不负责。实际上，也就成了以侦查取证为中心来认定法律事实，此后的两道诉讼关口，也就越来越弱化。
六、法律强制性的限度问题
（一）强化证据审查，确立合理的侦破标准
打击犯罪，需要正当的法律强制性。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其特点是主动实施，自我扩张。在认识案件事实和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应该防止认识的偏执和司法的专横，做到精确打击。这就需要针对案情，对法律强制性有一定的制约和抑止。侦查取证阶段最容易出错，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是必要的。
在具体个案中，首先是对限制人身自由权利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制约。例如，强制到案措施、搜查、扣押行为，以及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密侦手段等。通过证据审查，控制强制取证行为。在警方自我内审把关的基础上，还应该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报批检察院，进行外审。通过监督制约，要强化侦办人员和领导者的职责意识。“破案”不能以抓人为标准，而要以证据体系的确实充分为标准。
（二）建立具有内外约束力的奖惩机制
减少冤假错案，除了强化侦查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外，奖惩激励机制等制度建设也必不可少。它们能够将外部约束转化为一种内在动力，在提升侦办质量的基础上，抑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真正要做到职责明确，赏罚有度，奖惩分明，直至追究违法侦查、刑讯逼供、伪造证据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侦办人员及其领导者才会敬畏法律、谨言慎行，自我节制强制侦查行为。
在前述案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呼格案，已经启动了错案追究程序。当年的专案组长已经到案，因滥用职权罪接受审查。这是错案责任倒查中，落实责任追究最快的一个案件。目前的错案倒查、终生责任追究，都是一些内外约束的尝试。但是，就目前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而言，除了呼格案公众知道有一些追究动作，其它的案件公众都不知其追责情况。追责要公开，也要有监督和制约，不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这才有公正性和警示作用。追责不能雷声大、雨点小，做表面文章；追责关键在落到实处，切实可行。在中国，这是最难的。
（三）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过程监督
根据我国检察院“人大”独立授权、宪法确定其监督地位的性质。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应该是对侦查活动过程的有效制约，能够及时地发现和制止违法侦查行为。这种过程监督，对侦查行为应该是一种内外渗透的外部制约。但是目前，侦查活动的封闭性却屏蔽了检察院对案侦信息的知晓；侦查监督也就很难发现问题，很难做到及时有效。
应该强化检察院的司法审查职能，不仅在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要看证据材料，就是一些严重涉及人权的强制侦查措施也应该纳入审查范围。通过对侦查程序行为和证据材料的实质性审查，及时排除非法证据，纠正违法侦查，追究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及时有效地监督侦查活动。可惜，政法一体的行政化体制，却使检察监督徒有虚名。这就使侦查中的问题，就是被发现了也很难有效制约。
法律监督要做到中立运作，具有司法的独立性，才能审查出问题，监督到位。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检察院现有的监督、公诉、自侦三大职能应该严格分离。这样，将侦查行为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中，才能使其法律强制性具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
（四）庭审应对侦查取证形成结果性制约
如果说，检察院的审查和监督对侦查行为是一种过程制约，法院的庭审和判决对侦查行为就是一种结果制约。法院的制约虽有一定滞后性，但其制约是终极性的。尤其在实行“疑罪从无”的判决之中，对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等，它们是对侦查取证及其案侦质量的实质性评价。这要求法官有独立审判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其独自承担责任。在判断证据上，法官应该中立，不能像一些侦查人员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也不能有他们的“观察者效应” 。
司法独立了，一旦做出无罪判决，启动了国家赔偿的，就应该实行责任倒查等问责机制，使侦办人员、公诉人、法官等案件责任人有所忌惮。如果侦破效果以判决来认定，侦查员出庭能够经受质证考验，审判活动能够贯彻“疑罪从无”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就能够间接地，但却是强有力地制约侦查行为。像念斌案这样，警方就是不服气，认为其侦查对象没错，至少他们会反思其取证问题。侦查员就会收敛手脚，而不会大肆刑讯逼供，肆意妄为地伪造证据，侦查中的法律强制性就能够受到实质性限制。
（五）法律强制的限度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
法律强制性应该是有限度的。这里虽然主要谈到案侦中的强制侦查问题（因为这是最容易出冤假错案的环节），其实，提起公诉、法官判决等每一个阶段都有这个问题，整个司法的法律强制性都应该有所制约和限制。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司法的擅断与专横。
法律强制性的限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侦查权、公诉权和判决权的限制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问题。如果能够将平衡这些权力与权利，使之相互制约，法律的强制性就会保持在一种适当的范围内。这才有利于校正打击目标，实现精确打击犯罪行为、合理控制犯罪的最终目的。
七、如何维护司法尊严与司法公信力
（一）建立社会新秩序，形成司法新常态
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原始社会，主要通过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全体社会成员自愿地维护。其后的各种社会形态，则主要凭借国家权力，通过强制手段维护。我国人民曾是旧制度的摧毁者，在夺取政权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在不断巩固和维护新政权新秩序的过程中，也难免要付出冤假错案的沉重代价。但那是在法制还不健全，法治化程度还不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常态”，也正在步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正轨，冤假错案的不和谐因素应该得到抑止。
但这种抑止，又绝对不是捂盖子。在信息时代，对公众的瞒和骗是损害司法公信力，不利于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冤假错案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只能用及时纠正、诚恳纠错去弥补。形成了这种司法新常态，不搞运动性司法，才能有效地建立和维护司法的公信力。
（二）构建解决冤假错案的制度性保障
从一系列冤假错案可以看出，在侦查、起诉、庭审中，都存在着办案人员的臆测和专断。形成冤假错案的“快”和纠正它们的“慢”，也说明了不当的法律强制性，就是一种司法的任性、傲慢和专横。它们表现为不当地追求效率，而司法自己要纠正其恶果，则表现得非常地没有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纠错的勉强性艰难性。人要自我否定，实在太难了。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构建，让外部力量介入司法纠错，在制度设计上解决根本问题。有了制度规范，就不能光说不做，得言行一致。这是权力制约，也是社会风气的端正。冤假错案虽然难以避免，但要有零容忍态度，要有制度性保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养奸。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维持下去。
（三）司法的独立性、公开性与侦查的及时性、制约性
不管冠以什么名义的权力都需要制约。解决庭审虚化，又需有司法独立之职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侦查有其隐蔽性，但对检察院它们应有一定透明度，这样才能接受审查和监督。公诉过程和庭审质证应该是透明的，向当事人公开证据的同时，原则上也应向社会公开（法律有明文规定的除外）。案件审判的结果，要力避目前的程式性套话；应该将相关事实和证据，及其判决的推理依据等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评判和监督。对冤假错案的追责更需公开，这才能使公众重塑对法治的信仰。
这里要强调，如果侦查不能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疑罪从无”的判决过多，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像念斌案那样，被害方家属始终不认可法院的判决。他们得不到安慰，就会闹事。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侦查取证不及时，时间拖得越久，越失去了查明真相的时机，“疑罪从无”就是一种无奈的判决。冤案同时伤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就像于英生案那样，当于被宣判无罪后，他说自己获得了第一次新生，但他还是被岳父家误解；当真凶落网后，他才得到岳父家接纳，获得第二次新生。案件没有真相，公平正义同样没有实现，司法的公信力仍然遭到质疑。“冤假错”虽是个案，但它们对社会的杀伤力不能小觑。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细微之处见成败。侦查取证务必提高其精确性，马虎不得。
要从根本上遏制冤假错案发生，就得限制法律固有的强制性，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法律强制性得到抑止，是否会使司法失去威严呢？不会的。这里的抑止是适当的抑止，目的是使精准打击犯罪的强制手段不滥伤无辜。而保障当事者的人权，既能校准打击目标，又能提高罪犯认罪伏法的程度，实现公平正义。
八、结语
运用法律强制性惩治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也是大多数人的意愿。但同时，它又有滥施法威、践踏人权的危险。控制犯罪要授权司法以相当的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又需得到制衡。公检法要各司其职，做好权力范围内的事，就能起到制约作用。警方的侦查权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权。权力制衡的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这样的政府应该依法行政，它首先要尊重宪法，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公民通过契约方式构建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政府也在其约束之列。执法与司法人员首先要自我约束，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他们更应该自觉接受外部的制约和监督，遵守职业操守，做法治的表率。侦办案件的每一程序、每一环节，都应该在这种约束之内。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
行进中的法治中国，刚刚迈过其不平凡的2014年。反思冤假错案，改进司法工作的脚步没有停留。新年伊始，中央政法委就要求政法机关取消拘留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多项不合理的司法考核指标，同时建立科学考核的激励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对于疏缓侦办司法人员的心理压力，使之以平稳的而不是焦虑的心态侦办案件，纠正急功近利的偏执，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频发多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