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溯源
刘 伟
毛泽东在韶山读了六年私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0年秋，他离开家乡，先后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长沙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等处求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青年毛泽东上承程、朱理学，下继杨昌济的伦理学和修身思想，致力于贯汇宇宙大本大源和“心力”学的探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浩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民族忧患意识、理想主义、“力行”意识、“尚变”传统与“中和”传统，孕育了毛泽东的自强精神、社会理想、务实作风、“动、斗”哲学及团结风格，构成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基本方面。
1、民族忧患意识毛泽东从小就喜欢阅读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籍，深为祖国的未来担忧。《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20多年后，他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还说道：“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这些书中，记述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大量史实、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使青年毛泽东滋生了一种民族忧患意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引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在和同学通信时，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相互勉励。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学生联合会报《湘江评论》上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既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具有特定的指向，即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忧国家的政治腐败，忧国家主权的逐渐丧失；忧国民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此时，青年毛泽东逐渐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生宗旨，使忧国忧民之心转化为救国救民的具体行动。
2、理想主义青年毛泽东接受理想主义影响的直接来源，是康有为的社会理想。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后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段往事时说：“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从几千年来人类的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上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并且，康有为又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地创造其理想的太平盛世。
青年毛泽东接受理想主义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理性地看到理想主义的不现实性、空想性，并对此进行批评；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崇尚实践，富有浪漫精神，设想一种新社会和新生活，并进行实验。这在他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进行的“新村实验”和组织“新民学会”等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3、“力行”意识1913年春至1918年夏，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范读了5年半的书。当时的湖南一师，是一个有着浓厚实学风气的学校。由徐特立先生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镌定于一师的校门口，成为一师校训的根本和师生的座右铭。徐特立与杨昌济，是该校教师中对学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物，而他们都具有儒者气质及实学遗风。特别是杨昌济。他是毛泽东最敬重的师长，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教导学生注重品德的修养与体魄的锻炼，特别倡导讲求实际，躬行实践的作风。学校与老师的教导，造就了毛泽东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使得他很易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力行”意识的影响。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力主“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而毛泽东尤以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并严格地按照“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准则办事。湖湘士子的爱国激情和务实作风，处处显示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
4、“尚变”思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影响。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读过《伦理学原理》一书之后，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及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澈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山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1917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文《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以后，毛泽东的尚变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标志是尚变的彻底性、尚变的革命性和尚变的阶级性，强调不断变革，不断革命，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5、“中和”传统中华民族的“中和”传统，对青年毛泽东人格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的时候，学校里湘乡县的学生出于地域观念，常常斗殴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这样的斗争中采取的就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和”处世之道。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强调“共学识道”的学习方法。认为只有与同学、好友一起探讨、交流学习经验，才能相互促进，互相提高。他认为：“天地道藏之邃窎，今古义蕴之奥燮，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又恳切地提出：“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二、湖湘文化的滋养
从1911年春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长沙求学7年多。1918年6月，他在湖南一师毕业后，又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窗好友一道，多次住进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体验书院式的生活。人格形成与定型时期的毛泽东长期在这里耳濡目染，不能不受湖南人地域群体人格与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湖湘文化发祥于楚文化。湖南省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地域。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
屈原虽不是湖南人，但他及其诗歌是湖湘文化最为直接的源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曾拜访过屈原的故居，并对《离骚》、《九歌》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工整
地全文抄录了《离骚》、《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写有各节提要，留下了他当时用心学习的印记。
追溯近现代湖湘文化的渊源，可以回顾到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由胡安国首开先声，其子胡宏独创新论，门人张拭衍其学说。张栻创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使湖湘学派得到了发展。朱熹于1167年8月从福建崇安来潭州访问张栻，讲学城南、岳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毛泽东读书的第一师范学校就建立在城南书院的遗址上。他专程访问了朱张遗迹，并讨论了朱张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影响。据罗章龙回忆：“一次润之忽来见访，约作岳麓山游，二人清晨八时启行出南门，冒寒，从朱张渡过湘江。朱张渡是由朱晦庵与张南轩得名的，二人均是宋代学者与诗人，在长沙讲学，为当时湖南青年所熟知。因此，我们在朱张渡口茶亭留下来，讨论他们二人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影响。”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在“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四个方面，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进入近代以来，岳麓书院又培养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杨昌济等。他们一起构成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群体，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青年毛泽东曾对从岳麓书院出身的湖南著名人物如王夫之、魏源、杨昌济等十分推崇，并曾一度非常佩服曾国藩，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对自己的老师杨昌济，毛泽东也是敬佩有加。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生活时，很动感情地说：“教员中给我最强烈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毛泽东学问渊博，中西学术思想无所不窥，是与杨昌济的培育分不开的。杨昌济十分崇拜王船山。他在讲课中向学生们大力宣传了船山之学，特别是把记有大量研究船山心得体会的《达化斋日记》和《论语类钞》广泛传播于学生之中。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以及康德的著作，都产生很大的兴趣，加以深刻研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有：“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还记有船山关于民族至上的“三义”思想：“有一时之正义”，“有万世之通义”。除了通过杨昌济传授船山之学外，毛泽东还直接到船山学社听讲。他的同学萧三(肖子璋)曾回忆：“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1920年秋到1921年冬，毛泽东还曾在船山学社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
近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人格、文化传统，给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使毛泽东的思想与人格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三、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
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直接接触的起点，是在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开始阅读一些介绍西方文化的书刊，从而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是青年毛泽东生活中的一大转折。他从此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文化背景转换及心理素质新构建的可能性。1909年春夏，在这所学校，毛泽东读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间接接触西方文化。在他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中，添进了一些微弱的新因素。
1912年秋至1913年春，毛泽东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这促成了他对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了解。严复翻译的一些介绍西方文化的著作，他都认真读过。戊戌维新前后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这时，毛泽东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而且受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深刻影响。青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和研究的热情，正如他后来所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青年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要求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又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毛泽东肯定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了，他希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找到可以改造中国文化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出现了各种西方文化思潮。青年毛泽东在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许多西方思潮都曾冲击过他的思想。在各种思想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新村主义可以说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新村主义把其“新村”描述为一切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田园诗式的生活。青年毛泽东对其极为推崇。他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就积极组织同学、好友实现这一思想，并试图在岳麓山试验这种新社会生活。青年毛泽东如此狂热地模仿新村主义的实践行为，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潮共同影响的结果。
另一种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宣扬人类依据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每个人都从自己应负的义务出发，本着互助精神，自发从事劳动；在这种社会中，人人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自由。当时，毛泽东一度十分赞赏这一思想，甚至在他发表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明确否定“拼命捣蛋”的马克思，而认为提倡“互助的道德”的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思想意义“更广、更深远”，企图以“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来改造社会。
再一种对青年毛泽东有较大影响的思潮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当时，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中的风流人物胡适的“解决具体的问题”的思想曾一度十分推崇。为此，他大谈主义的研究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找方法。
然而，随着岳麓山新村实验的失败，互助团的流产，作“呼声革命”的《湘江评论》的夭折……多次失败的实践逐步将青年毛泽东推向了世界观的重要转折关头。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促使毛泽东把兴趣转向了“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在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对十月革命的进一步了解中，毛泽东幡然醒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俄罗斯之路。
